【书记】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社会化: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中的公私关系(人的境况)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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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社会化: 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中的公私关系(人的境况)书评

2024-07-13 03:37|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符号说明:(p.书中页码)(拉丁文斜体)(英文原文/古希腊语原文)【笔者小心情】

        此次阅读,因为是要和《公共人的衰落》对话,所以最初的想法是阅读《人的境况》中的第二章。而我主要是带着3个问题进入的:        1. 阿伦特的“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区别主要是什么?         2. 第二章中的各节是从什么纬度展开论述,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3. 阿伦特区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主要想解决什么问题?

        但是在实际阅读的过程中发现,第二章中有些关键术语,比如积极生活(vita activa)【念在我学了一个学期的拉丁语份上,让我得瑟地斜体吧!!!】、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等,都是在第一章中解释说明的。所以后来将阅读范围扩大到了第一和第二章。同时查询了亚里士多德的对于“人是政治的动物”、洛克的《政府论》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相关概念。【这三个人的著作阿伦特都有提到和评价,但是在这里我不对众大爷们的观点过多置喙,一是自己也是半吊子不一定理解地就对,二来能把阿伦特的意思搞清楚已经快要累傻了……不过话说最近对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讨论颇多,想着如果可以对照着看《资本论》会不会也很有趣~~~】        果断断水断粮断网,正式进入论题:

        一、 与城邦国家相伴而诞生、变化的“政治生活”        要理清阿伦特的“公共领域” 与“私人生活”的区别,我注意到这两个概念在阿伦特的论述中具有高度的历史语境:阿伦特将“公共领域” 与“私人生活”始终放置于城邦国家从无到有的历史脉络中,甚至不惜以此为标准来划分时期,比如“前城邦国家时期”就是作为“前政治时期” 的同义词来使用。因此,在区别“公共领域” 与“私人生活”之前,我们首先来梳理一下阿伦特眼中的伴随着城邦国家的兴起所产生的政治-社会变化:

        古代城市国家的建立,使得“政治生活”的概念浮出水面。按照希腊的思想,人结成政治组织的能力不仅不同于以家庭(oikia)为中心的自然结合,而且与后者是直接对立的。家族领域的显著特点是:人们被他们的需要和需求所驱使而一起生活。这一“自然共同体”产生于必然性,而城邦领域则是自由空间。城市国家的出现,意味着人得到了“在他私人生活之外的第二种生活,他的政治生活。……而且在他私有的生活和他公有的生活之间存在一道鲜明的分界线”。这一论断基于的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同时还是希腊城邦的建立历史:先有氏族或宗族团体的解体,而后是城邦的奠基。(p.15)

        “积极生活”(vita activa) 作为中世纪哲学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活”(bios politikos)的标准翻译,含义是“交谈或实践的生活”,这反应了“政治生活”的 初意:一种致力于公共政治事务的生活(p.5)。而在人类共同体中的并为人类共同体所必需的活动中,只有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才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生活”(p.16):与行动和言说相比,思想是次要的;行动与言说同时发生,同等重要。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活”包含着的两大要素——行动和言说。“言说” 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这里的“行动”在阿伦特的思想中是一个核心概念。阿伦特认为存在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它们之所以是根本性的,因为它们每一个都相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生活的一种基本境况。其中:劳动,相应于人作为动物的生物生活;劳动的人之境况是生命本身。工作,相应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的活动;工作的人之境况是世界性(worldliness)。行动,相应于人的复数性,是唯一不需要以物或事作为中介,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活动。这里还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人的复数性”,阿伦特认为政治哲学家经常忽略了政治的根本处境:政治发生在复数的人类当中(men),他们中的每个人都能行动和开端启新。因此,与政治密切相关的是人类的行动,而并非是劳动与工作。她认为马克思的致命错误就是把政治误解为其他人类活动——工作与行动的——混合。阿伦特质疑了从柏拉图以降的对于作为复数的人的政治属性的系统性忽略,而是通过恢复和发现这些被忽视的人类能力,质疑整个政治哲学传统。

        因此,在论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生活”时,阿伦特给出的逻辑是:1. 之所以是行动而非劳动或工作,是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方面,劳动和工作不够有尊严,不足以构成一种自主的、完整意义上的生活。能够摆脱劳动和工作的人才可能享有自由、完整意义的生活,自由是“完全从生存必需性和生存必需性所从出的关系中摆脱出来”(p.5),而自由人的生活方式是享乐生活、政治生活和思辩生活。2.作为“政治存在”的人是一个“能言说的存在”(p.17),复数的人(men in the plural)能够体验到意义,仅仅因为他们能够互相交谈,能够听懂彼此和让自己也弄明白。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aneu logou),他们没有“政治生活”,他们处于城邦之外。

        在后期的城邦经验中,特别是城邦经验的政治哲学中,行动与言说逐渐分离,成为相互独立的活动。政治的重心从行动转为言说,言说成为了说服(征服)的手段。随着古代城市国家的消失,“积极生活”失去了它特定的政治含义,开始意指“所有致力于此世之物的活动”(p.6),“积极生活”扎根在一个人和人造物的世界当中,无法离开和超越它。物和人共同组成了人的每一种活动的环境,所有的人类活动都依赖于人们共同生活的事实。这种人的存在与行动合一的特殊关系,验证了亚里士多德的“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即社会的”。“社会” 开始对于“政治” 进行无意识的取代,表现为罗马拉丁语的“社会”(societas)虽然在希腊语中找不到对应的词,但是也有着清楚的政治含义:它表示人民之间为了一个特定目标而结成的联盟。(p.25)而后期拉丁语把“政治的”译作“社会的”至少体现出了对于希腊思想的歧路:比如托马斯·阿奎那把“家族统治的性质与政治统治做比较,发现家族首领与王国首领的相似之处”等。但是在西方古代文明的希腊传统里,暴君的权力是不如家长权力大的。

        但是家族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相互关系需要有所阐明, 因为作为家庭关系的特征的必需性,其消失或者说变为非必需性,并不必然自动导致自由的建立,反而模糊了自由和必然的界限。(p.46)而家庭中对于生命必需性的控制是追求城邦自由的条件。(p.19)必要性是一种前政治现象,依靠强力和暴力。城邦区别于家庭之处在于唯有城邦才会有“平等者”,而家庭则是等级关系。“平等”是自由的本质:自由意味着摆脱统治者关系上的不平等,进入一个既没有统治也没有被统治的空间。

二、“公共领域” 与“私人领域” 的区别        理清楚了历史,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公私区别何在?在阿伦特的论述中,公共领域具有一下特征:        首先,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事物的显现构成了事物的实在性。但是只有与公共领域相关的,值得被看和被听的东西,才是公共领域能够容许的东西,与它无关的东西就自动变成私人的事情。【从私生活而非政治体的角度看,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区别,等于应该隐藏的东西和应该显示的东西之间的区别。】        其次,“公共”一词表示世界本身。世界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公共的,并不同于我们在它里面拥有的一个私人处所。非世界性(worldlessness)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只有假定世界不会持续存在下去的前提之下才是可能的。这种信念强化了某种交往方式——世界首先不是被理解为共用的,而是对所有人都是公共的。它不为一代人而建,而是要超越生命长度。之所以要强调“公共领域” 的世界性,是因为没有这种潜在的向尘世不朽的超越,就没有政治,也就没有公共世界和公共领域。        第三,公共领域的实在性依赖于无数视角和方面的同时在场。只有事物被许多人从不同视角观看而不改变它们的同一性,以至于聚集在它周围的人知道他们从纯粹的多样性种看到的是同一个东西,只有在这样的地方,世界的实在性才能真实可靠地出现。(p.38)          私密性(intimacy)空间被称为私人的,可以追溯到罗马晚期。相对于公共领域的多重含义,“私人”从“被剥夺”(to be deprived) 上获得了意义:丧失了与他人的“客观”关系,丧失了由于他人而得以确保的实在性的状况,变成了大众孤独。私人与公共之间的深刻关联,最基本层面体现在私人财产的问题上:在历史上,财产以及财富对于公共领域的重要性远比私人领域重要的多,它们是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完整公民身份的主要条件。(p.40)随着城市国家的出现,私人财产才获得它的政治意义,但是直到现代之前,财产从来不被视为神圣,除非作为收入来源的财富与土地重合。现代一方面把财产等同于财富,一方面把无财产等同于贫困。现代的私有财产由于发端为对于财产的剥夺(联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因此只要是跟财富积累相冲突,就会被牺牲掉。与私人相关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是隐私(privacy),它本身表示的私人性质无比重要,意味着一种被剥夺的东西。而现在我们使用隐私的时候,隐私与其说是与政治领域相对,不如说是与社会领域相对。现代的隐私着重在于“庇护私密性”,是作为社会的对立面而存在。

三、第三个纬度:社会生活的规范性与去公私化          写到这里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是啊,我们在讨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可是总有一个叫做“社会”的东西掺和进来。其实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并且还将其归咎到了阿伦特的研究方法上:阿伦特对于经常被忽略的视角常会采用新的划分,通常是“三元”的:即在两分法之外或旁边再次作出一个纬度的划分。比如将人类活动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三个层次,而对于公共领域、私人生活之间的关系,需要“社会生活”这个第三者来帮忙。        社会生活——家务管理及其活动、问题和组织化设计——从家庭内部浮现出来,进入公共领域的光天化日之下,模糊了私人与公共之间的古老界限,同时也改变了个人与公民生活之间的意义。         如果说公共领域的特征是显现的实在性、世界本身以及多重含义,私人领域的特征是“被剥夺”,那么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什么呢?        首先,现代社会以“顺从”为原则组织起来(p.25)。这种意义上的“平等”与古代不同,至少与古希腊城邦不同,在那里,城邦里弥漫着“争胜”精神,每个人都要不断将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这样的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为了表现出对于卓越的追求,人们愿意分担审判、辩护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但是社会领域的组织形式是顺从原则,即最大程度的组织和管理不同领域的人类行动。        其次,家庭和家务活动进入公共领域,古老政治和私人领域以及更晚建立的私密空间也不可抗拒地被吞噬,变成了社会这个新领域的典型特征。通过社会渠道,生命过程本身以不同的形式被导入公共领域。社会的兴起对于公共空间的蚕食体现在:          1. 社会领域的兴起把言说和行动贬入私密空间和私人领域,使得我们的言说和行动失去了之前的品质。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之前,行动只是被排除在了家庭之外。(p.26)社会对于它的成员“规范化”,排除自发与独立的行动。          2. 社会兴起与家庭衰落同事发生,表明家庭单位已经被吸收到相应的社会团体中了。大众社会的兴起表明社会团体也被吸纳到社会当中,最终达成了一个以同等程度、同样力量、包围和控制一个特定共同体所有成员的程度。将所有人类活动纳入私人领域,以家庭模式来塑造所有人类关系,最终导致了中世纪城市特有的职业团体:行会、同业会、工友会等,甚至是最初的公司。【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社会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同构性】          3. 社会通过“共同财富”的形式解构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社会进入公共领域,伪装成财产所有人的组织,这些人不是因为富裕了才要求进入公共领域,而是需要公共领域的保护以便积累更多的财富。共同财富(the common wealth),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现代政府,“主要就是为了共同财富而存在” 。但是这种共同财富一旦进入公共领域,私人所有物就开始削弱世界的持久性。因为相比世界的存有,财富总会消耗用光。除非财富转化为资本,资本再次生产出更多的资本,私有财产的持久性才会等同于我们世界内在的持久性。因为,共同财富永远不可能是共同的,而必将是私人的。在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理解公共和私人领域的消失:公共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私人领域的一种功能,而私人领域的消失是因为它变成了所剩的为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p.45)        社会纬度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矛盾”既融合又尖锐了。融合是指之前可以明确区分公私的标准,如必然性、自由与否、行动言说在社会的范畴中被一一解构,公私之间变得模糊;而尖锐在于,社会不仅没有给个体提供一个“善”的生活,社会事实变成了劳动者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即将从劳动的锁链中解放出来的劳动者们的社会,并且不知道还有什么是更为高级的、更有意义的活动存在。

四、定位人类活动:对公共领域的评价与对“好生活”再想象        在第二章的最后一节,阿伦特试图对于人类行动进行定位。她认为不管是公共也好,私人也好,每种人类活动(其实就是三种)都有自己恰当的位置,但是极端的例子就在于对于“善功”(good works)的追求。基督教当中认为“善”是要被隐藏起来的,甚至即便是善行,如果显露出来了,就不足以称之为“善”。但是这一取向与公共领域所谓的“显现的实在”不仅相悖,甚至还具有破坏公共领域的可能。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阿伦特似乎想说明“对于政治共同体的历史评价要基于活动本身的性质”(p.52),或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政治共同体在公共领域有很多“善功”无法显示出来,而如果无法显现,妄然评价,就存在误判的风险。        这样的说法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本身也存在商榷的空间:即一种善功,如果无法显现出来,按照实在性的标准,无法显现就不存在,那么是否还有讨论的必要。但是如果掉进这样的不可知论,估计再聪明也没法辩驳了。于是在想破脑袋也许都没有办法的威胁下,我转而去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优良生活”(good life):“好生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公民生活,它不仅比日常生活更好、更愉快或更高贵,而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它的优良在于掌握了纯粹的生命的必然性,从劳动与工作中摆脱出来,通过克服有生命动物对于生存的内在欲求,不再受制于生命过程。         家庭生活是为了城邦中的“好生活”的存在而存在的(p.23),而这种好生活在现代大众社会已经被异化。或许对世俗生活范畴内“好生活”进行再访问,可以让我们站在此案遥望彼岸,即便无法体验公共空间世界性的永久持存,也可以在只有单一取向和价值观的紧要当口,安心地说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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