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影视剧里动不动就说“往宫里递折子”，但奏折真递进去了又会怎么样呢，皇帝会不会看得到呢？除了皇帝还有哪些人能看到？

 1.一般奏折（外折）

本小节所说的“奏折”都只指外官呈递的奏折。京内奏折情况较为特殊，请看下一小节。

奏折由具奏人缮写后，放入折匣，交给赍折人，或自备脚力、或驰驿带来北京。

赍折人一般是具奏人的“家人”，即长随、仆人等具有人身依附关係之人；也有很多具奏人（特别是将军、总督、巡抚）以所辖标下亲信军官为赍折人。

赍折人来京后，径赴宫门。朝廷派有引导官员在东华门值日，将赍折人领至景运门内九卿房，亦即外奏事处，向值班官员（多为内务府官员，乾隆后期开始杂用部院司官）呈递奏折。

接着，这些奏折会交给内奏事处的太监，进呈御览。

若遇皇帝住圆明园，则在圆明园之出入贤良左门外朝房由外奏事处官员递接。若遇巡幸，或赴行在投递，或交与留京办事处随题本等一并传递。

皇帝阅看奏折后，或留中，或直接以朱笔在奏折上写出批示（称为“朱批”），或以颁布上谕的方式进行回复。

理论上讲，皇帝可以独立完成奏折的处理。对于朱批奏折，皇帝批写后可以由奏事处将奏折返回给赍折人。而对于用上谕回复的奏折，则可以由奏事处对赍折人直接传谕。

目前一般认为，雍正时期（1723-1735）奏折都是皇帝独立处理（也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尚未得到确证）。

不过，可以肯定有部分奏折会在皇帝阅看后交给内廷几名亲信，如怡亲王允祥（1686-1730）、大学士蒋廷锡（1669-1732）、张廷玉（1672-1755）等少数几人阅览，乃至提出建议等。

此一时期的军机处（军需房）专为办理西北对准噶尔战争之军务，与内廷并非一致。

从乾隆帝即位（1735）后开始，情况有所变化。

内容较为简单的奏折（如请安折等）朱批“览”等寥寥几字后直接发出，皇帝独立处理。而内容比较重要的奏折，皇帝阅览后并不独立完成处理过程，而是发交军机处（乾隆初年则为总理事务处）协助处理。

军机大臣（乾隆初年为总理事务王大臣）每日接收发下之折，逐折阅看。有些朱批是简单的行政动作，例如朱批“该部议奏”者，则将奏折发交外朝。有些如朱批“另有旨”、“有旨谕部”等，则要在每日皇帝召见军机大臣时捧入请旨，记录皇帝针对奏折的上谕。

还有一些奏折需要军机大臣们作出必要的调查，将处理建议缮写为奏片（这种奏片一般称为“议覆片”），呈交皇帝，皇帝根据原折和军机处奏片作出“宸断”。在实际工作中，最后皇帝颁发的上谕，有时就是由原折和奏片文字修改而来。

发下军机处的奏折，军机处下属方略馆之吏员“供事”会抄写多件副本，并根据时间（即“月折包”由来）及特徵（牵涉事务、处理流程等）而分类，彙入对应的档册。

奏折处理完毕后，雍正时期一般会将经过朱批的奏折交给赍折人带回，以便具奏人获知皇帝旨意。由于奏折上写有皇帝旨意，因而必须定期回缴。而乾隆时期开始，许多奏折的正式答复是以明发或廷寄上谕的形式作出的，原折带回的意义就小多了。

2.内折

所谓内折，即在京部院寺监及八旗衙门所缮具的奏折。

内折制度产生时间应该很早，雍正朝《起居注册》之中已不乏有部院衙门以“一折”奏事、皇帝将奏折交给内廷大学士的记载。但是否已经发展出相应的内折处理制度，至今仍不清楚。

不过，雍正帝去世后，乾隆帝初即位，曾谕部院、八旗，有启奏事件，先交总理事务处阅看，再赴奏事处，而各省督、抚、提、镇、学政奏折则照旧例，是此时内折、外折有别，应已为常识。

大略而言，目前所见内折处理流程多为晚清时人的说法，尤为重要者为瞿鸿禨（1850-1918）之说：每日清晨，各部院衙门笔帖式持折在东华门外等候，外奏事处的内务府官员将他们领入景运门内九卿房，取走奏折——换言之，和外折的区别在于每天只收取一次。

外奏事处官员再将这些奏折交给内奏事处的奏事太监，由太监交给皇帝或皇太后（毕竟是晚清时期嘛）阅览。阅览毕，对奏事太监口传谕旨，太监再口传于军机处，军机处对照奏折清单缮写。原折发还各衙门，由于多无朱批，不用回缴。

而实际情况则可能有不同。刘文华检视了军机处的工作日志《随手登记档》，认为大多数内折并未由军机处发下，而是皇帝直接传旨给太监、太监传旨与奏事官、奏事官再传于各衙门奏事人。换句话说，上述流程之中军机处的环节被跳过了。

但考虑到清季大多数事宜都要由军机处参与，内折所奏多非机密（清代在京部院衙门基本没有什么保密意识可言），并无摒弃军机处于内折处理流程之外的必要。

内折多系例行奏报钱粮等事或就某事件提供行政建议（所谓“部议”或“部覆”）等，按照清代一般办事习惯，它经常直接和军机处办理的“外折”是接续的，皇帝阅览奏折后会召见军机大臣、发阅奏折询问意见，再对太监传旨作为奏折结论。

因此尽管大多数内折并未直接发交军机处，但军机处依然参与了这一过程。

对这一流程的常见质疑是：太监只靠听传谕旨，如何能记得准？

实际情况是，京内奏折本身数量甚少（刘文华估计约占全部奏折的10%左右），而且其谕旨往往极短，多为“知道了”、“依议”、“另有旨”等。

震钧《天咫偶闻》的说法，太监及奏事官员是在奏折封套表面用手指甲划出记号，“横知竖议”，此说未知是否确信，但总之应该不难记。

3.特殊情况

3.1康熙时期“密折奏事”

康熙时期已经有皇帝亲信用密折奏报外间雨水、粮价及诸般见闻，类似于后世之“外折”，有满文也有汉文。

密折

此外，皇帝在外巡狩时，会有皇子或在京亲信大臣如大学士伊桑阿、武英殿总管赫世亨、和素等定期以满文缮折报告见闻及交办事务进展，步军统领衙门也会以满文缮折报告京师一些重要案件，这些类似于后来的“内折”。

整体而言，此一时期的奏折（尤其是满文奏折）性质较为复杂，不甚系统，更像君主与具奏人之间的私人通讯，与后来成体制的奏折制度并不相同。

康熙时期的密折，亦由赍折人来京递交，内务府有固定几名带有“奏事”头衔的官员，品级大约在五六品之间，专司接收奏折。

但不确定是否由前述奏折传递流程递入。部分奏折朱批后直接由奏事官员返回给赍折人；还有大量的奏折没有朱批，不知道会如何处理。

3.2咸丰帝逝世后赞襄政务王大臣时期（1861年8月22日～11月2日）

咸丰帝逝世时，遗命以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大臣赞襄政务，称为赞襄政务王大臣，事实上在此后一段时间内代替了军机处，承担了在热河处理奏折的职权（但下属办事人员仍用军机章京）。

每日奏折仍直达御前，两宫皇太后先阅，然后发给八大臣，八大臣拟定谕旨后交由两宫皇太后钤印，再正式发出。

咸丰帝逝世前，载垣等人已经秉政，每日将对奏折的意见“夹签进呈”，咸丰帝基本不加修改；咸丰帝逝世后，主上年少，八大臣益为专擅。

他们要求各省提交奏折时必须将奏折目录另缮清单单独呈交他们，以便稽核。

并且还试图绕过两宫皇太后钤印，以便利用新皇帝年幼无知、无法拒绝的弱点，直接以皇帝名义批示奏折（尽管并未成功）。11月2日，“辛酉政变”爆发，八大臣被废，此一体制告终。

3.3同治、光绪两朝之皇太后垂帘听政时期

在同治、光绪两位皇帝亲政以前，奏折先交皇太后阅览，然后发交军机处。军机大臣阅看后，当日召见时询请太后意见，再行缮拟谕旨，次日再进呈皇太后阅订，最终由军机处代批。

光绪时期的奏折

皇帝亲政后，流程基本与咸丰帝逝世前一致（也就是基本与盛清制度一致）。 

［1］朱金甫：《清代奏折制度考源及其他》，《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2期。

［2］单士元：《清宫奏事处职掌及其档案内容》，《故宫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1期。 

［3］庄吉发：《清代奏折制度》，故宫出版社，2016年。

［4］ 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著，董建中译：《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

［5］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国立”故宫博物院，1983年。

［6］白新良：《乾隆朝奏折制度探析》，《南开学报》1999年第4期。 

［7］刘文华：《谈京内奏折的处理及硃批、录副奏折的构成问题》，《清史研究》2014年第4期。 

［8］李文杰：《垂帘听政、训政、归政与晚清的奏折处理》，《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