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海滨

本文首发于二O一九年十二月号《书城》杂志

这是周海滨——《失望之书：我的书城 》系列

《雅债》[英] 柯律格著 刘宇珍 邱士华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

周海滨：《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书城》2019年12月号，第55-61页。

拿起这本《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Elegant Debts: The Social Art of Wen Zhengming, 1470-1559，下称《雅债》）一书的时候，内心充满了期待。对于文徵明，“雅债”是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而作者柯律格（Craig Clunas）更是当代研究中国物质文明史的重要学者。在写作本书之前，柯律格已经出版了《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1991）、《明代中国的园林文化》（1996）和《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1997），之后又出版了《大明：明代中国的视觉文化与物质文化》（2007）等。与枯燥乏味的国内明代艺术史研究相比，柯律格拓展明代艺术史的研究视角独特，新意迭出。

在柯律格看来，文徵明的“大部分的现存作品，无论是图像或是文字作品（在明代，文字与图像常一起出现），或是印刷的文本，都是在某个特殊的场合、为某个特定人物所作。它们都在了却文徵明所谓的‘雅债’或‘清债’”。这种曾被美国博物馆界元老李雪曼（Sherman E. Lee, 1918—2008）所讨论的“‘人情’网络”，近乎主导了有明一代绘画和书法作品的生产和流通。这该是多么有趣而生动的明代中后期艺术生活场景图。然而，《雅债》这本书通篇都是资料的罗列和相互印证，尤其用西语逻辑写成，很学术，读起来不轻松，且有寡味之感。在书中，柯律格引用大量文献重新构建起了文徵明的社交网络。但显然，柯律格难免过分处理了一切与文徵明有关的场域，在家族、师长、同侪的文字材料里转来转去，将读者转的昏昏欲睡。相比之下，艺术史学者高居翰（James Cahill，1926—2014）在《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1368—1580）》中的“文徵明及其追随者：十六世纪的吴派”一章，却做到了文气不隔。但话说回来，高居翰的研究借助了博物馆资源做风格分析，自然不可与柯律格的一概而论。

《江岸送别：明代初期与中期绘画（1368—1580）》

[美] 高居翰著 夏春梅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在《雅债》中，柯律格立场鲜明地告诉读者，自己较少地着墨于文徵明的书画作品的“风格与笔墨”，因为这已经是其他学者们关心的焦点。柯氏本人并非鉴藏家，因此对名人字画不敢轻言品评，这固然一方面是因为《雅债》一书的学术脉络不需要如此，更重要的是柯律格对于艺术作品所存有的敬畏之心。柯律格在《雅债》前言中也提到，自己身在英国无法大量直面文徵明作品，因此就无法在书中就社交行为对文徵明作品艺术风格给出判断。而这种没有过分渲染“风格与笔墨”的写法恰恰是此书的亮眼之处。因此，《雅债》一书虽略枯燥，却并不意味着这不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佳作。作者进行了浩繁的准备工作和细致的梳理展现，而这些案头工作和笔端呈现，又让文徵明的研究展现了更广阔的空间。所以，就像柯律格在书中致敬周道振先生一样，“从未在专业学术机构里占一职缺”的周先生，在《文徵明集》里收集了遗存的文徵明诗文、题跋、序、词曲、信札等文本和墓志铭、祝寿词、行赞、序跋等“雅债”，这在文徵明研究中居功至伟。柯律格同样是文徵明研究中里程碑式的研究者，仅凭“雅债”这个概念就足够了。

“伟大艺术家”

在《雅债》的引言中，柯律格认为，文徵明是比肩于米开朗基罗的大师。假若文徵明地下有知，一定会为自己身后的国际化认知感到困惑和不解吧，尽管他毕其一生致力于声望和修养。

文徵明像

事实上，文徵明在其创作生涯早期，相比少年成名的唐寅，或是祝允明的书者盛名，都难以匹敌。清初学者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评价祝允明说：“祝京兆行楷书，四分初唐，六分六朝，草书七分大令，三分素师，三百年中第一人也。”所以，不少人评论说，稽诸祝氏临古法帖，是元代赵孟頫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学古大家。然而，虽然祝允明时有盛名，但与文氏家族人丁兴旺相比，祝允明久任广东兴宁县令，在苏州地区没有衣钵传人，其子嗣除了外孙无锡人吴应卯外，均不以书擅名。钱谦益《列朝诗集》认为，只有祝允明的好友黄省曾之子黄姬水一人“学书于祝京兆，遂传其笔法”。因此，缺乏家族人才链和文名传播链的祝允明，在与由子嗣文彭、文嘉及更晚后裔凝聚出来的“伟大艺术家”文徴明的竞争中，最终败下阵来。

柯律格在《雅债》中对于文徵明如何成为“文徵明”进行了建构。文徵明在成为“名书画家”之前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过程，柯律格以文徵明任职翰林院时的一件事为例——

衡山先生在翰林日，大为姚明山、杨方城所窘。时昌言于众曰：“我衙门中不是画院，乃容画匠处此耶？”

姚、杨二人虽然辈分低于文徵明，但由于文徵明科考屡次失利，直到五十四岁才终于受人推荐在翰林院做了一个小官，因此会被两位状元所“嘲笑”。在文徵明身后，何良俊（1506—1573）为文徵明辩护——

然衡山自作画之外，所长甚多。二人只会中状元，更无余物。故此数公者，长在天地间，今世岂更有道进着姚涞（号明山）、杨维聪（号方城）者耶？此但足发一笑耳。

由文徵明的遭际可以看出，在明代的价值体系中，专业画家或专业书家并不能获得必然的社会尊重，而是往往被视为有雕虫小技的匠人。于是成为“文徵明”就需要一系列的文化话语权的运作，文徵明通过家族、品行、声望、师承、风格、门生、流派、地位等方面的综合文化资源优势，完成了这一过程，并让“雅债”成为艺术商品。在书中，柯律格将文徵明的诗文、题跋、序、词曲、信札、行状、墓志铭、祝寿词、行赞、序跋等文本，概括为“文化性物品”（cultural artefacts）。这些作品在精英阶层的社交圈以人情往来的初衷生产，以物品交换的模式产生价值，不仅在转手易主间换取高额的金钱报偿，甚至还有随葬墓中以证明死者精英地位。这些流动的礼物之所以价值不菲，除了有完整的销售体系，以及创作者作为书家、画家和诗人的声名，同时也因为他们是家族长者、当地官员等拥有社会影响力的身份属性。明代的精英阶层混合了官僚系统和私人纽带，作为艺术家的明代精英则混合了体制私谊和业师私淑，文徵明也不例外。这样一来，文徵明礼敬年龄长、身份高、官位赫者，又为晚辈和后进者尊崇礼敬。这也或多或少解释了文徵明的画作中，有一大部分受画者的身份未载于史册。柯律格认为:“他们有可能是文徵明的顾客(customer)，以经济实力来交换其画作，更有可能实际上是其附从之人，社会地位不若文徵明，而以个人或以家族的名义与之建立交情，其关系并可借由礼物往还及文徵明之笔墨而得知。”所以，“雅债”作品产生的“命”“求”“赠”“报”等诸多促因，文徵明深知自己的题跋会使同庚好友唐寅的作品增值。他向唐寅借来作品，“借留斋中累月”，报以题跋算是完成了一次礼物交换。

基于此，柯律格在《雅债》中运用了“交换”概念。在“你来我往”的交换模式里，柯律格认为文徵明的作品不单单只是处于画家与受画者之间，也居于画家个人与李成、赵孟頫、米芾或任何一位文徵明题跋中言及的古代画家之间。借此，文徵明不仅通过礼物交换及直接购买等方式，累积了可观的书法收藏，同时还借由十二卷《停云馆帖》（1537—1560），使其藏品得以流传于世。

清拓本《停云馆贴》（局部）

此外，柯律格发现，文徵明对古代艺术的承继是二十世纪学者研究文徵明时最重要的议题，葛兰佩在一九七五年研究了文徵明的师古情节，指出文徵明对于在文学或仕宦方面声名显赫的艺术家特别感兴趣，唐代画家阎立本、其师李应祯所藏的苏轼书帖上，都曾留下文徵明的题跋。此外，文徵明一五三〇年题唐寅人物画时所言“画人物者，不难于工致，而难于古雅……初阅此卷，以为元人笔”这一类的论述，也是师古情结的表现。在柯律格看来，这种对古代艺术的继承同时也是师承关系的迭代传递。在“庇助链”（chains of patronage）中，每一个附从之人都是其下附从者的庇主。这一个“上”与“下”的隐喻，暗示着“前”与“后”以及社会或道德上地位的不对等，若用来将艺术创作的模式概念化，则文徵明便是将前人（即位居其上之人）的风格（manner），传给后人（即位居其下之人）。这种传承关系在文徵明论及祝允明如何吸收外祖父徐有贞与岳父李应祯两人书风的跋文中清楚可见。这也是人们笔下所谓文徵明与其弟子（特别是其子）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形成的“派别”被视为一个跨时代的传承世系，同时也与同代人组成一个群体。

上面提到的这部《停云馆帖》集结了文家收藏的各种法书以及文徵明曾寓目而由其本人或儿子文嘉临摹之作。文嘉是文徵明次子，“晚年书奇进，几不减京兆（祝允明）。”长子文彭，开启了“吴门印派”，有“篆刻鼻祖”之誉。在文氏家族中累代善书画者近六十人，其中书者三十余人，家族书画人才一直延至清季。既然有着最密的家族人才链，也必是最长的文徴明文名传播链。作为艺文兼擅的文人典型，文徴明家族以家学、师承、结社等形式集群发展，他所在的家族，也成为江南乃至全国最为显赫的艺文巨族，同样的家族还有相城沈氏、嘉兴项氏等。而大家族之间的联姻又为家族保持影响力“输血”，如文彭的元配钱氏，就是文徵明好友钱同爱长女。

如果从初事文艺的文洪算起，长洲文氏风流延续了八代，至清初天下易主，长洲文氏便落到油尽灯枯的时刻。面对着启祯之后日以陵替的家族晚景，明末清初的文氏族人发起了“自救”，自文肇祉之后最大规模的一轮整理家族文献的工作，文从简刊刻了《文氏宗支图》，但此时，只有家族，没有“雅债”，泯然众人矣。

文化权力术，“雅债”的土壤

为何文徴明的“雅债”多？

《文徵明集》（增订本）

[明]文徵明著 周道振辑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

首先，“雅债”的盛行无疑是明朝中后期吴中地区的经济水平使然，文人的高雅生活其实是一种物质生活。徐祝唐文活跃在前七子摹拟、复古之风大盛之时，书画作品不仅仅是文人清玩，而是艺术商品，文人以此谋生甚是体面。各种寿序、行状、墓志铭等文体的书写都可以取酬，享有文名的就可以脱贫。其次，明中后期的商业文化圈喜好文人书画，诗文、艺文都擅长者更受欢迎，比如文徵明能诗、文、书、画，领袖群彦。诗文方面，他与祝允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书画方面，他又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其作品自然价值不菲。

“吴中四才子”之称最早见于《明史·徐祯卿传》，今人视其四人是风流不羁的文人雅士代表，这并不确切，文徵明醉心科场三十年，混迹官场三年，皆铩羽而归，却是以其德才和隐忍赢得旷世之名的，这种中规中矩之人与风流才子沾不了边，甚至“吴中四才子”之称与文学或艺文流派无关，是好事者的组团称呼。类似组合，柯律格还给出了唐寅、徐祯卿、钱同爱和文徵明的四人团。显然，他们虽身处同一时代，但是交际圈多有重叠，但唐寅中路失途，行为放荡；祝允明出身名门，传承无绪；钱同爱博学好纳，寂寂无名；徐祯卿布衣出身，未得其时。与好友唐寅、祝允明等人不同，文徵明虽然在科考屡试不售，但执两用中，奖掖后学，结交官场而不私通权贵，加之享寿颇高，又宾客门生众多，终于成就。

柯律格

文徵明是明中期吴中诗文书画领域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吴中的文化盛宴上，文徵明作为其中的重要一员，始终与群体密切联系。文徵明终其一生都是围绕“雅债”交易或交换构建起社会关系。对于文徵明的“雅债”社会关系网，柯律格进行了准确和合理的分类：“一、家族；二、‘友’（师生，庇主）；三、‘友’（同侪、同辈）；四、官场；五、‘吾吴’与在地人的义务；六、‘友’（请托人、顾客）；七、弟子、帮手、仆役；八、艺术家、声望、商品。”然而，在这八大类里，柯律格将文徵明的礼物，不停套用史料去佐证“雅债”在这些人群里的存在，但是我们却从中看不到中国乡绅生活的图景。柯律格的《雅债》没能写出中国式人情世故，其中的人物形象除了艺文之外，被极度简化，不是好友就是忘年交，不是门生就是顾客。比如，总角之交的文徵明和唐寅从冲突到和解过程。唐寅在会试弊案事发之前，两人一度失和，但文林、文徵明父子在事发后对唐寅多加回护，唐寅的“雅债”《答文徵明书》《又与文徵明书》扮演了重要的调解角色，这实际也是一段精彩的“雅债”故事。又比如，弘治十一年（1498）文林去世，文徵明请杨循吉为撰祭文，后因对杨所书不甚满意，要求修改，遭到生性狷介的杨循吉的拒绝，文徵明乃修书徐祯卿，请代为款曲，终得所愿。之所以如此，可能还是在于柯律格志不在此，他更乐意从艺术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书画作品在文徴明人际脉络中的应酬功能，以及文徴明在处理不同对象时运用艺术礼品的不同方式。

至于文徵明如何在“雅债”网络中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文化形象？这就需要文徵明是善于社交且常于社交的，敢于去向长辈和锋芒人物去“求”，借助父辈遗留下来的世家关系，构建自己进入士绅阶层的第一步。如并非长子的文徵明，在父亲去世时四处“求稿”，其“求稿函”用词妥帖，固然与其两度陪父亲做官经历有关，也显示了其操办大事的纵横力——请沈周撰行状、杨循吉作墓志铭、徐祯卿写祭文，这些当世名公担任要角也让父亲文林身后哀荣。

文徵明年过不惑时曾作一组《先友诗》，八位父亲的友人——李应祯、陆容、庄昶、吴宽、谢铎、沈周、王徽、吕㦂，都是占有资源优势的文人阶层名望人物。文徵明“于文师故吴少宰宽，于书师故李太仆应祯，于画师故沈周先生。”（王世贞语）“余至姑苏，在衡山斋中坐，清谈尽日，见衡山常称我家吴先生、我家李先生、我家沈先生，盖即匏庵、范庵、石田，其平生所师事者此三人也。”（何良俊自述）王世贞、何良俊都认为吴宽、李应祯、沈周是文徵明的三位老师，文徵明既接受文人生活启蒙，也效仿尊师的做派，造假者常登门恳求沈周为其伪作题款，沈周应之，或有劝止者，沈周说：“人恳请者，岂欲为玩适、为知者赏、为子孙之藏邪？不过卖钱用。”文徵明晚年也曾如此对待造假者。

不过，要想在本书中完整了解文徵明不容易，首先要了解文徵明家族，而《雅债》一书经常出现文徵明家族的诗文画作的引用，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尚且觉得混乱吃力，不知英语世界的读者读起来自感如何？为了便于理解，简要梳理下长洲文氏家族的脉络。文惠是文家迁长洲的第一代。第二代文洪结识祝允明的祖父祝颢、王穀祥的祖父王敏。第三代文林便是文徵明之父，成化八年(1472 )进士，与其父文洪一样，喜好交友。《文温州集》收录了文林交游酬唱诗歌计一百六十六首，涉及的对象既有执掌文坛的显宦李东阳，又有僚友同年李应祯、庄昶、吴宽以及知名隐士沈周等人。文徵明也文林是家族中首个进士及第的人物，文森异母弟、文徵明的二叔文森也是进士，被视为文家初阶时官位最高最擅推高家族地位的人。文徵明的三叔文彬曾在礼部任职。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徵明年轻时便是吴中名士，却没有随波逐流随性放达，继承乃父的做法，与父亲的朋友们亦师亦友，又和父亲提携的吴中才俊如徐祯卿、唐寅等结交。晚年时，文徵明更成为文坛耆旧执掌吴中风雅，又奖掖后进聚拢才俊，让其家族直到清初尚有余韵。在他之后，文氏族人言必称“先太史”。文太史的子弟，必然是高雅达观深沉内敛的才学之士，而这样的文氏族人观感，正是文徵明塑造的。此后，文家的风雅一直延续到文惠的七世孙，出现了两名贡士（震亨、从简），两名举人（从龙、震孟），震孟高中状元；以文震孟、文震亨、文从龙和文从简为代表的文氏长洲第七代成员，在科举、政治、诗文、书画、博物等领域仍执牛耳。大明亡国，文氏族人或自杀殉国，或出家为僧，或隐居不出，以不合作对抗时局，长洲文家八代之后便开始湮没无闻。

群体散去，人名复来。

文徵明还是那个文徵明，正如柯律格所言：“只因他已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大师’，成为一个不再需要因社会人情义务，只存在于风格境域里的人物。”因此，随着社会情绪、社会情境的消失，使得在讨论文徵明作品时，不再聚焦其在社交圈子的流传，这些作品是文徵明的真迹便足矣。这就是乐于“雅债”的文徵明，“雅债”之于文徵明最大的遗产。文徵明与他的时代，“文徵明”是文化权势的存在；文徵明与他身后的时代，“文徵明”是文化符号的叠加。因此，我们就理解了，文徵明所扮演的多重社会角色，及其“主吴中雅债数十年”，同时也更能理解艺术家声名潜扬背后的文化权力问题。文徵明的文化权力从介入到消解的漫长过程，伴随着不同的语境下的文徵明地位浮沉，从围观文徵明的雅集，到围观文徵明的作品，文徵明的“雅债”朋友圈走进了历史，也走进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文徵明。

二〇一九年七月一日至十六日写于北京

二〇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修改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