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园林是传统文人习尚艺术活动的理想场所。

文人审美情趣与园林生活的历时性发展，影响并推动了文人园林的特征生成。王毅认为园林是涵纳园居者众多物质生活、精神审美和文化生活内容的全景式平台，无数的生活和艺术文化活动与优雅的园林景观交相互融[1]。

侯迺慧阐明唐代风尚的朝廷赐宴、私人宴会等山水宴游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园林由特权产物转为娱游、交际场所，甚至是文人精神生活象征，成为文人园林的开端[2]。周维权指出宋代“禅悦”之风与园居活动盛行促成了文人园林成熟与定型；以琴、棋、书、画、文玩博古、花鱼鉴赏等为主要内容的文人生活与园林密切联系[3]。可见，园林生活是促进文人园林发展变迁的核心动力、宋代是文人园林成熟的重要时空节点，已成为共同的学术判断。厘清文人园林活动类型、组织方式及其在宋代的关键转变，是理解中国文人园林变迁的核心问题。

在文人园林生活与审美情趣的研究方面，有对某一活动类型的分析归纳，如周维权对宋代书画、品茶[3]，侯迺慧对宴游、诗会[2]，姚旭峰对园林演剧[4]的研究；有推敲个案园林及文人活动，如对白居易履道坊宅院[5]、司马光独乐园[6-7]等研究。然而，这些单一式园林活动类型或个案园林活动研究，囿于园记与图像史料的有限性，对多元文人生活及其对园林空间组织的影响关注稍弱。

相较而言，文人雅集因其参与人物显著，相应文记图绘经历代演绎而丰富，成为园林生活研究的重要素材。典型成果如王贵祥[8]、王欣[9]等基于历代兰亭雅集图文分析，探讨了曲水流觞的原型与空间模式变迁；贾珺综合《洛阳名园记》等文献，对洛阳耆老会、真率会及其他诗文雅集园林生活进行了研究[10]；张翀、毛华松等融合宋画中燃香、啜茗、弈棋、观画等赏玩活动与花木树石等园林要素进行了关联分析[11-13]；对理解文人园林生活的阶段性发展有积极意义。而“西园雅集”因参与人物是苏轼为首的苏门文人，因其园林活动多元、内向且雅致等精神性审美特征[14]，使得反映其活动内容的李公麟《西园雅集图》，在后世不断被演绎再现，成为“中国文会图式题材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作品”[15]。

那么作为典型园林文会活动的西园雅集图画变迁，体现了何种文化审美，又如何间接表征了哪些程式化的活动组织与空间结构？与宋以前的园林雅集相比，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对这些问题的探寻，既有助于理解中国文人园林生活、审美变迁，也是印证宋代文人园林定型的可由途径。

1 西园雅集史实及其影响传播

1.1 “西园雅集”史实概述

   西园雅集发生于北宋元祐时期，王诜邀请苏轼、苏辙、黄庭坚、秦观、李公麟、米芾、蔡肇、李之仪、郑靖老、张耒、王钦臣、刘泾、晁补之以及僧圆通、道陈碧虚，共16人集于府邸西园，或观书，或题石，或挥毫，或抚琴，或论道。为记录此次雅集盛事，王诜请李公麟作《西园雅集图》(图1)，米芾作《西园雅集图记》(以下简称《图记》)，记曰：

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着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之气。其着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仙桃巾紫裘而坐观者，为王晋卿；幅巾青衣，据方几而凝伫者，为丹阳蔡天启；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后有女奴，云环翠饰侍立，自然富贵风韵，乃晋卿之家姬也。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红绿相间。下有大石案，陈设古器瑶琴，芭蕉围绕。坐于石盘旁，道帽紫衣，右手倚石，左手执卷而观书者，为苏子由。团巾茧衣，秉蕉箑而熟视者，为黄鲁直。幅巾野褐，据横卷画归去来者，为李伯时。披巾青服，抚肩而立者，为晁无咎。跪而作石观画者，为张文潜。道巾素衣，按膝而俯视者，为郑靖老。后有童子执灵寿杖而立。二人坐于盘根古桧下，幅巾青衣，袖手侧听者，为秦少游。琴尾冠、紫道服，摘阮者，为陈碧虚。唐巾深衣，昂首而题石者，为米元章。幅巾袖手而仰观者，为王仲至。前有髯头顽童捧古砚而立，后有锦石桥、竹径，缭绕于清溪深处，翠阴茂密。中有袈裟坐蒲团而说无生论者，为圆通大师。旁有幅巾褐衣而谛听者，为刘巨济。二人并坐于怪石之上，下有激湍潨流于大溪之中，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16]！

图1 北宋·李公麟《西园雅集图》

1.2 垂范千古的文人雅集模式

因参会文人群体的影响力，西园雅集成为后世典范。南宋·楼钥《跋王都尉湘乡小景》赞“顷见《雅集图》，坡、谷、张、秦，一时钜公伟人悉在焉”[17]；元·姚文奂《题西园雅集图》谓“宋家全盛日，戚里肃高风。四海才华萃，西园爽气浓。雅好随宾客，风流见主翁”[18]。明·王世贞《题仇实父临西园雅集图后》“探微元佑诸君子，人人有国士风，一展卷间觉金谷富家儿形秽”[19]；清·汪由敦谓“自兰亭楔饮七百余年，此集实继其盛。今观者想见一时人物风流，卓绝千古”[20]。这些题记既颂扬西园雅集的诸贤高致，更将其与金谷、兰亭相比，视之为园林雅集的典范。

北宋后，以西园雅集为蓝本进行摹绘创作的画作多达百余幅，成为众多雅集图式中常见且经久不衰的题材[21](表1)。南宋·马远、刘松年(图2)，元·赵孟頫(图3)、钱舜举(图5)，明·唐寅(图4)、仇英(图6)、尤求、李士达、周翰、陈洪绶，清·石涛、丁观鹏(图7)等均摹绘过西园雅集或以“西园雅集”题材进行变体创作，包括明清官场雅集图、山林雅集图及东坡博古图[22]。

当代美术史论家徐建融在《宋代绘画十论》一书中指出西园雅集图是传统人物画的重要母题[23]。张高元基于明代中国和李氏朝鲜时期雅集图像研究指出：“兰亭雅集图和西园雅集图是雅集图的主要形式，是官场雅集图和山林雅集图共同的图式源泉”，并“经历了从表现西园文人故事到再现西园文艺生活再到符号化西园文化的过程”[24]，最终成为文人雅集图像的重要文化范式。

图2  南宋·刘松年《西园雅集图》（请横屏查看）

图3  元 赵孟頫《西园雅集图》（请横屏查看）

图4 明·唐寅《西园雅集图》（请横屏查看）

图5 元·钱舜举《西园雅集图》

图6 明·仇英《西园雅集图》

图7 清·丁观鹏《西园雅集图》（局部）

2 历代《西园雅集图》园林活动与场景要素解读

中国古代绘画布局理论与园林布局理论互为涵脉，山水画论对传统园林的空间布局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25]。

古代绘画并非完全园林写实，但其反映了古人对园林生活、园林要素及空间组织的理想布局，可引鉴为研究宋代园林空间的史料依据。作为传播历史久、画家及作品数量众多的《西园雅集图》，其蕴含核心的符号式园林布局传统，也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及意义。

那么在历代西园雅集主题题材绘画中，何种园林文化内涵是“符号化西园文化”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活动类型、园林要素、空间组织的定式，是其中的关键共性要素。其中活动类型、园林要素在西园雅集图像中直观可见，而空间组织需要和西园雅集前世雅集类型的比照才能清晰感知。

2.1  5类诗情画意园林活动的定式

“观书”“作画”“抚琴”“题石”“说经”5类园林活动成为历代西园雅集题材绘画中普遍存在的定式类型。从现存可考的十余幅西园雅集图，除马远款本外，其他款本皆囊括了这5个基本活动类型。并在参与人员、数量及相应园林要素上，形成了与5个活动相对应的5组人物[26]。

这5个活动和人物组分别是：以苏轼“捉笔而书”为中心，王诜、蔡肇、李之仪“观”“凝”“视”苏轼书写的观书人物组；以李公麟为中心，苏辙、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及郑靖老5人，或“执卷而观”，或“熟视”，或“抚肩而立”，或“跪而作石观”，或“按膝而俯视”李公麟画“归去来图”的作画人物组；陈碧虚着道服弹阮，秦观“坐于盘根古桧下袖手侧听”的抚琴人物组；米芾“昂首而题石”、王钦臣“袖手而仰观”“顽童捧古砚”的题石人物组；“清溪深处”“并坐于怪石之上”，刘泾“谛听”圆通大师“坐蒲团而说无生论”的说经人物组。李公麟款《西园雅集图》也依次展现了这5组人物及其活动，以“观书-作画-抚琴-题石-说经”的场景次序从右向左依次展开。

5类园林活动也成为后世图像的核心内容和空间组织的重要线索。在横轴款本中，石涛按李公麟款“观书-作画-抚琴-题石-说经”次序布局活动场景，刘松年、唐寅按“观书-抚琴-题石-作画-说经”（图8），尤求按“说经-作画-题石-观书-博古-抚琴”的次序展开，略在李款基础上有所调整。

图8唐寅“观书-抚琴-题石-作画-说经”活动场景（从右至左）

纵轴款本比之李公麟款而言，场景次序改动较多，布局更显灵活 ，如钱舜举的“观书-作画-题石-抚琴-说经”，仇英的“观书-作画-题石-抚琴-说经”，丁观鹏的“作画-题石-观书-说经(含抚琴)”等（图9）。丁观鹏款尤为特别，将抚琴与说经活动同置，秦观、陈碧虚、圆通大师与刘泾4人围坐于方亭中的石桌旁，一童子持阮咸立于旁侧，巧妙地将2种活动相结合。

也有增设活动内容的，如刘松年款增绘了一处弈棋场景；刘松年款、唐寅款、石涛款绘有瑶琴与博古石案，以童子持琴或在石案上置琴以暗示弹奏古琴和鉴赏古玩的活动（图10）；尤求款、赵孟頫款和石涛款出现了煮茶场景，反映了品茗活动在后世园林中的盛行及其对雅集图画的影响。就总体而言，5类活动是串联西园雅集系列图像结构的主线索，即便略有增设，也是园林诗情画意活动在雅集图画题材中的持续拓展。

图9 清 丁观鹏款本“作画-题石-观书-说经-抚琴”场景

图10 南宋 刘松年款本“抚琴”、“弈棋”、“博古”场景

2.2 活动场景要素及组织方式的趋同

“观书”“作画”“抚琴”“题石”“说经”5类园林活动在景物要素及组织上，形成明显的趋同性。

围绕活动展开的山水环境、植物品 类、园林家具等要素内容和组织较为相近，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南宋至明清时期的雅集图较之北宋雅集图，在景物类型、数量及组织上有了更为丰富的植入。

以观书场景为例，李公麟款观书活动选址于苍劲古松下的开阔场地，松下摆放一几四 椅，“孤松盘郁，上有凌霄缠络”，苏轼于方几右侧书写，王诜、蔡肇、李之仪或坐、或立，伺奉的丫鬟、童子环于其侧。

孤松、方几、椅及人物座次成为西园雅集绘画“观书”活动的共性构景要素。只是李公麟款尚未涉及的整体山水环境描绘，在后世款本中有了更为丰富的表达，如刘松年款、唐寅款本的西园择址于自然山水环境之间，观书场景位于园中假山前、鱼池旁；仇英款、丁观鹏款将石案设在假山侧、水池旁，钱舜举款、华嵒款又在假山、置石相夹的环境中。植物品类上，刘松年款在观书一景后侧增绘了芭蕉、前区两侧栽植竹丛；赵孟頫款、钱舜举款、丁观鹏款也在观书场景增绘了芭蕉。园林家具上，香几、鼓凳及椅子类型有所丰富，如刘松年款本出现铺了 虎皮的鼓凳和呈放香炉的香几(图11)。

图11-1 南宋·刘松年款本“观书”活动场景

图11-2 明·唐寅款本“观书”活动场景

图11-3 清·丁观鹏款本“观书”活动场景

又如说经场所，李公麟款布局于画面左侧尽端的溪竹深处，圆通大师与刘泾并坐怪石之上，正所谓“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所谓人间清旷之乐”。后世款本大多将说经布置于画面末端(横轴)或顶端(纵轴)，激流、小桥、竹林、怪石成为说经场景构建的共性要素。如刘松年款、唐寅款画，说经选址于图画左端、石桥旁的竹林间。仇英款、华嵒款将说经布置于画面最顶端的水中小岛、竹林丛中；钱舜举款将其置于溪流尽端缓坡上的竹林中。唯有丁观鹏款将说经和抚琴置于孤松下、芭蕉竹林环绕的亭内。其他活动也有相应定式化场景符号，如作画活动之于石盘、芭蕉，抚琴活动之于“盘根古桧”，题石活动之于巨石等，皆固化为各自活动场景的共性要素。只是随着园林和山水绘画的审美变迁，后世款本的景物要素类型、数量及组织上渐趋丰富。

假山、置石数量在后期雅集图中普遍增多，水景呈现方池、曲溪、激流等多样形式表达，植物种类增多，园林中还出现了珍禽异兽。如刘松年款丰富的园林植物、景桥、池鱼和园林家具，丁观鹏款的亭子、池栏，明代佚名款本中的仙鹤、鸳鸯。（图12）

图12-1 南宋·刘松年款本“说经”活动场景

图12-2 元·钱舜举款本“说经”活动场景

图12-3 明·唐寅款本“说经”活动场景

3 西园雅集——中国园林雅集历史变迁中的范式构建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文人风雅集会之事犹若汗牛充栋，著名者如西汉梁苑之游、曹魏邺下之游、西晋金谷园雅集、东晋兰亭雅集、唐之十八学士与香山九老会、北宋西园雅集、元代玉山雅集等，历代演绎的文记图绘更是浩瀚繁多。

与宋以前著名的雅集相比，西园雅集在活动类型、空间组织及园林景物审美上，呈现出明确特征，主要表现在：由大型宴游、文学性雅集转化为禅意的琴棋书画雅集；从集中开放式空间转 化为集群串联式的空间组织；园林景物与审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从相互独立走向融合。

这3个方面的重大转换，推动了西园雅集范式的确立，深刻影响了后世雅集活动形式及园林空间营构。

3.1 西园雅集的活动范式转换

西园雅集开始确立起群体组织上文人自由组合、活动形式上诗文禅意集群的雅集模式。就雅集的群体组织而言，西汉梁王刘武召集文士共游梁苑，曹氏父子及文客的邺下西园之游，呈现出以权贵为核心、招延四方文士为旨的雅集人群组织方式。

《西京杂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堵游士，各使为赋”；应玚于西园(铜雀台)之游赋《公宴诗》曰“巍巍主人德，佳会被四方。开馆延群士，置酒于斯堂”。这类由统治者组织、文士参与，游赏宴乐与应制奉和相融的公宴型雅集，成为文人施展才华、表达政治憧憬和人生抱负的重要场所。在欢愉热闹的园林氛围中，山水环境是“缺乏独立自性的工具”，自然“退居为人事的背景”[2]。

由文人自发组织的文学性集会肇始于魏晋兰亭雅集，“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至唐代，以白居易为首于洛阳香山举行九老会、王诜集友人集会府邸西园，文人自发组织雅集活动的特性得以延续，兼有僧道儒者参与，园林佛禅意境渐浓，交往应答、酬酢事务的雅集功能渐趋减弱，山水景致与文人活动的融合渐趋强化，园林美感朝向自由、正向的方向发展。

就活动组织而言，秦汉魏晋时尚宴饮游观等宫宴型园林活动，唐宋文人园林生活逐渐转向以琴棋书画为主的群聚式园林活动，活动方式愈发丰富，格调也趋于雅化。

秦汉梁苑，梁王与宾客“俯仰钓射，烹熬炮炙，极欢到暮”；邺下西园，曹丕记曰“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金谷园，石崇曰“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 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可见秦汉园林雅集活动主要是弋钓、游 观、宴饮，甚至是斗鸡走马等世俗享乐活动。

东晋文人集于兰亭，“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雅集活动开始从“物欲的满足”转向“重和平宁静心境的追求”[27]。唐代清音雅宴逐渐兴起，白居易创洛阳耆老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稀有；因成七言六韵以纪之”。至宋代，苏门文士在西园中观书、作画、题石、抚琴、说经，雅集不再 依托歌舞伎乐和酒宴，也没有应制酬和的压力，基本奠定了文人禅意园林生活的类型。

宋以后的园林雅集类活动组织和图像绘制，客观上受到了西园雅集活动范式的影响。在雅集参与人群上，文人与僧侣共游园林论道已成为普遍现象，“禅风寝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大夫结纳”。在雅集活动上，以琴棋书画为媒介的活动形式最为常见，鉴赏古玩、观演话剧、清谈说经等多元活动成为园林雅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个体情感表达和诗意化生活的方向得到持续发展。如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参与者有元代诗坛文界、书画戏剧等各领域重要人物：杨维桢、柯九思、黄公望、倪瓒、王蒙、王冕、张渥、郑元祐等，文士在园中或读书清谈、觞饮赋诗，或博古鉴玩、琴瑟并奏。

高明《后记》“昆山顾君仲瑛名其所居之室曰玉山草堂……中列琴壶觚砚图籍及古鼎彛器，非韵士胜友不趣延入也”；加之《玉山雅集图》中石桌品画、竹林谈玄，即是西园雅集作画、抚琴、说经及博古场 景的演绎。而《玉山名胜集提要》云“美于世者，仅山阴之兰亭，洛阳之西园耳”，更是点明其与“西园雅集”的传承关系。明代杨荣邀组织的杏园雅会，8位翰林身着官服在园中吟诗作画、 赏玩古董、宴饮酬唱。谢环所著《杏园雅集图》(图13)中的石屏清谈、湖石下观画，即是以相似手法展现了西园雅集图中的题石、作画场景。

图13 明·谢环《杏园雅集图》（请横屏查看）

3.2 西园雅集空间结构范式的建构

从应制宴游到自由禅游，中国古代文人雅集渐从集中开放式空间组织向集群串联式空间转换。秦汉魏晋的园林图像往往呈现中心、轴线明确，且园林空间组织单一、开放的特征。如汉画像砖的宴饮、观舞图，宾主位置与表演歌伎之间主次分明、轴线关系显著，这种围绕帝王贵族为中心展开的观演型游赏活动，往往呈现出广阔通达的空间特征。

东晋文人士大夫集会兰亭，以曲溪为空间中心，以文人对饮唱和为活动中心，客观上也形成了集中开放式的空间组织模式。侯迺慧指出，唐代园林“私人宴会中的唱和依韵而作，也与皇帝命制同属酬应规格的宴游，它们都以人文的活动及表现为主，气氛通常是欢愉热闹的”，可见其空间类型接近赵佶的《十八学士图》，形成以宴游唱和为中心、周边游赏憩息为辅的空间组合模式(图14)。

图14-1 北宋·宋徽宗《十八学士图》 局部（请横屏查看）

图14-2 《十八学士图》活动空间模式分析

宋代西园雅集呈现为园林活动诗情画意，园林空间集群串联的组合模式。5类园林活动相对独立，场所边界分明，并以单个活动为中心、辅以对应场景要素组合，整体上形成不同活动空间的集群分布。

这些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又通过水系、路径或图面的留白相串联，共同构建起诗情画意雅集活动的理想模式(图15)。其中，横轴体裁西园雅集图一般将观书、作画场景紧凑布局在开卷处，作为雅集活动的核心串联起题石、听琴、说经等活动场所，尤其是说经一景，因活动本身的隐逸私密性，常与其他活动间隔较远的距离。也有刘松年款本“观书-作画”双核心活动场景的布局模式，观书置于图画开卷，与听琴场景呼应，作画活动位于图画中段，以此串联题石、说经2处活动场景。

纵轴体裁西园雅集图通常将观书、作画紧密组合在画卷下端，以此为核心，通过路径、山水、植物等要素向上串联起题石、听琴、说经等活动，钱舜举款、华喦款、仇英款活动布局稍显松散，这样集群串联式的雅集图像空间组合模式，也成为明清其他雅集图卷，如词林雅集图、杏园雅集图的基本模式。

图15-1 南宋·刘松年《西园雅集图》活动空间示意

图15-2 横轴体裁西园雅集集中串联式空间模式提取

3.3 西园雅集主客体融合式审美的形成

隋唐以前盛行权贵主导的应制宴游，园中载歌载舞，园林是提供观演活动的场所，山水景物退居为背景。隋唐后追求幽静趣味与诗情画意的审美观，推动了景物与活动的融合，并通过诗文、图画得以推广和定式化。

在西园雅集的范式中，园林景物从活动场所的背景转为营构活动场景与园林氛围的重要审美客体，并成为组织、划分活动的重要构景要素。禅意活动与园林景物的定式搭配也体现了园林审美从观、游到体悟的嬗变过程。

《西园雅集》图式中，竹松芭蕉、山水置石等清雅景物成为提升园林审美与界定活动空间的一部分，如观书活动的孤松凌霄、作画场景的石盘芭蕉、说经活动的溪流竹林、题石活动的置石芭蕉等。景物互为活动空间背景，配以路径、水池(溪)，又将各活动空间串联起来，进一步展现了回环纡曲、引人遐思的景致。

园林空间由开阔广远渐趋向幽隐曲折，园林氛围亦遂呈现出诗情画意的雅致意趣。正如侯迺慧所言，“注意游赏者观想神游的精神性审美活动，可以创造人与山水精神相应的会心境界，园林意境遂得以呈现，这是文人园开端之一”[2]。

4 结语

李泽厚在论及礼乐传统审美在中国社会与自然中的形成历程时指出，“审美是社会性的东西(观念、理想、意义、状态)向诸心理功能特别是情感与感知的积淀”，而“‘习礼’，其中就包括对各类动作、行为、表情、言语、服饰、色彩等一系列感性秩序的建立和要求”[28]，客观肯定了美是历史过程中的文化模式符号化过程，且通过审美活动本身加以秩序化、形式化。

从“体像天地”的秦汉园林到“芥子纳须弥”的明清园林，园林活动及其内在秩序化、形式化的园林审美是影响中国园林“从大到小”过程的重要形塑力量。而雅集活动作为园林群体活动的典型代表，在群体认知的普遍性场景、行为、意义的符号化过程中，其影响和推广作用更为显著。

“西园雅集”作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文人雅集中类型，其在活动人群上的儒道释兼容、活动类型上的诗画禅意、空间上的集群串联式结构、审美上的主客体融合等园林活动特征，既是对西汉梁苑之游、曹魏邺下之游、西晋金谷园雅集、东晋兰亭雅集、唐之香山九老会等渐趋文学性雅集的承接，又表征了宋代社会文化影响下的文人园林新高度。并通过历代图像的摹写、演绎，影响着元明清时期的士大夫园林审美与园林活动，成为中国园林重要的文化母题和空间范式，影响及于中国传统园林的山水审美与空间构成。

文中图1~7、图15-1出处详见表1；图8~12为表1对应藏画局部截图；图13镇江博物馆藏；图14-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图14-2、图15-2为作者绘制。

关于“西园雅集”史实及李公麟《西园雅集图》的真伪性一直以来颇存争议，但《西园雅集图》的创制及其思想蕴含的重要意义已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从历史事件考证方面，以梁庄爱伦为代表，认为西园雅集是一种虚构的文人理想而非事实，徐建融等持反论，认为西园雅集及《西园雅集图》的创作属实，更多学者则肯定了“西园雅集”作为中国古代绘画史上典型文化现象的普遍性传播意义，最为典型的是，汤德良指出“宋元以后文人画家热衷于《西园雅集图》的创制，使之成为绘画中的一个重要母题，其首要意义就在于其中的思想蕴含”。因而，本文重点在于梳理“西园雅集”文化现象在历史演进中内涵的园林生活及其空间组织变迁，对“西园雅集”的史实真伪不展开具体讨论。

本文刊登于《中国园林》杂志2020年第10期127-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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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华松 李越 王飞 美的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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