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傩文化的民俗学思考

陶立璠

    近几年来，中国戏剧界和民俗学界掀起一股不小的民间傩戏研究热，召开了各种规模的傩戏学术讨论会，举办各种类型的傩面具展览，出版傩戏和傩文化论文集，影响所及，引起海内外学者对中国傩戏的广泛瞩目。

    中国各民族的傩戏，以其特有的形式——面具艺术，不仅展现了这一文化的原始形态，而且引起众多社会学科，诸如民俗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以及音乐，舞蹈等艺来学科的重视，研究正在不断深入。根据学者们对中国各民族傩戏传承现状的实地考察，思考和研究，有的学者提出建立中国帷戏学的倡论①，并于1988年建立了“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傩戏学的研究，视傩戏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这在中国戏剧史和戏剧发生学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也有的学者认为，傩戏是中国古老巫术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作为中国傩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继承和演变独具特色，应将傩戏置于傩文化的系统中，作多角度，多方位的综合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国的傩文化学。1987年笔者在《傩文化刍议》一文中，曾就傩的起源，演变和发展，傩的文化学阶值，傩文化与萨满文化的比较等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引起众多学者对傩文化课题的关注。本文想再次就傩文化的民族表现及其价值作一些探讨，以求得同仁的指正。

一、古傩与今傩

    中国的傩文化源远流长。文献记载，考古发现与现代民间的流传一脉相承。这种现象在中国民俗文化传承中是不多见的。因此，“傩”的研究，具有极高的文化史价值。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历史的渊源。傩的历史传承和地域传承，同样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和发展阶段。笔者认为，从中国傩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明显地分为古傩和今傩两个阶段。如果从傩的自身演变来看，古傩是一种原生形态，它和原始的巫术观念相结合，通过某种仪式，主要担负驱鬼逐疫和祭祀的职能。古傩传承的历史—，有文字的记载始于殷商时期，直至汉代，仍很盛行。唐代是古傩向今傩的过渡期，此时傩的形式和内容均发生了很大变异。到了宋代，傩的巫术职能渐趋淡化，逐步转变为傩戏表演。今天我们从民间看到的各类傩戏，是宋傩的余脉。它是今傩的一部分。

    古傩的表现形态是祭祀的，也就是古代的傩祭和傩仪。今傩的表现形态是戏剧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傩戏。这是古傩和今傩表现出的最突出的特点和不同。古傩的形态多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今傩的形态，则以傩戏的形式在民间传承。古傩与今傩的衍变，衔接和传承，勾画出中国傩文化的发展历史。所以傩文化的研究，不仅具有自身的价值，而且对中国巫文化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傩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背景是十分深远的。傩文化从其表现特征来看，是一种面具文化。而面具文化又是一种初民文化。它是简单农业社会巫术和信仰习俗相结合的产物。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将简单的农业社会直称为“面具文化”，可见面具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和作用。面具文化曾在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氏族，部落)中广泛流传，并和该地区，该民族生产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农为本的国家，农业发展水平始终影响着文化的传承。早在中国古傩发生和传承时期，农业生产方式不仅决定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所以从商周逮至两汉，傩的主题都是驱鬼逐疫，祈求人畜平安和五谷丰登，打上深刻的农耕仪礼的烙印。此时，傩祭和傩仪是每年除夕之夜的重要活动之一。《礼记·月令》篇中有“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的记载。孔颖达《疏》：“《正义》曰，此月(季冬一引者)之时，命有司之官大为傩祭，今傩去阴气，言大者以季春为国家之摊，仲秋为天于之傩，此则下及废人。故云大傩旁磔者，旁谓四方之门皆极磔其牲，以攘除阴气，出土牛以送寒气者，出犹作也。此时强阴极盛，年岁已终，阴若不去，凶邪恐来岁更为人害。”这是说在周代，上自帝王，下至庶民都十分重视傩祭，无论“国傩”(夭子之傩)或“乡傩” (庶民为之)都和驱邪趋吉观念相结合，而驱邪趋吉除求得人生平安的意义外，和农业生产直接联系。可见，农业生产水平(对自然的依赖)始终影响着傩文化的传承。今天，凡傩戏流传的地区，大都交通闭塞，生产方式落后，而在城市经济和农业生产水平发达的地区，傩与傩戏自然消失。这就是原在中原地区盛行的傩文化，逐渐向边远地区转移，并在那里保存和传承的重要原因。

    中国的傩文化究竟始于何时，已很难考证。我们只能说，有文字的记载始于殷商时代。实际上在商以前，作为古老巫术的傩祭，傩仪早就存在。古傩是一种纯粹的巫术活动——傩仪。代表傩祭的字，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写作“窛”。据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考证。“窛”是一种驱鬼逐疫的重大祭祀活动[①]。至于傩仪的具体场所，时间和规模等都不得而知。较早和较详细记载傩祭，傩仪的是《周礼》，《礼记》等古籍。

    古傩传承的时代是先秦至两汉，根据这一时期的典籍记载，我们知道古傩已形成一整套传承模式。时间是季春，仲秋，季冬各举行一次傩祭，后来只在季冬，即每年除夕夜举行一次，国人均可参加。傩祭的目的是驱鬼逐疫，祈祷丰年。担任傩祭职务的是巫师方相氏，其他角色有十二兽(或十二神)，侲子等。特点是方相氏和十二兽戴假面具，执戈扬盾，在鼓乐相助下，口诵神词和咒语，索室驱鬼。驱傩之后，设桃梗，郁垒，并以苇戟，桃枝赐公卿渚候等。后世春节贴对联，门神避邪的习俗，盖出于古代的傩仪。《礼记·月令)中记载的“出土牛，以送寒气”仪式，是否也可为“鞭春”(鞭打春牛)习俗的源头。

    唐代是中国古傩向今傩过渡的重要时期，此时，一方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傩祭、傩仪，另一方面又有了许多改革和创新。古傩中神秘，庄严的气氛淡化，歌舞娱乐成分增加。不仅如此，每当大傩临近，还举行“傩仪”彩排和欢宴。大傩“前一日之夕，傩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  (《新唐书·礼乐志》)。唐·段安节《乐府杂录·驱傩》载：“以晦日於紫宸殿前傩，张宫悬乐。太常卿及少卿押乐正到四阁门，丞并太乐署令，鼓吹署令，协律郎并押乐在殿前。事前十日，太常卿并诸宫於本寺先阅傩，并遍阅诸乐。其日，大宴三五署官，其朝寮家皆上棚视之，百姓亦入看，颇谓壮观也。太常卿上此，岁除前一日，於右金吾龙尾道下重阅，即不用乐也。御楼时，於金鸡竿下，打赦鼓一面，钲一面，以五十人，唱色十下，鼓一下，钲以千下。”此种审傩彩排场面，前代所无，说明唐代傩仪中，驱鬼逐疫的主题已变为象征意义。而且在唐代，另一驱鬼大神钟馗被创造出来，民间傩仪中，古傩中黄金四目，执戈扬盾的方相氏为钟馗所取代。钟馗与方相，前者驱鬼避邪，后者充当巫师，职能全然不同。宋代以后，方相氏，十二兽，侲子等古傩中的传统角色从傩仪中消失。相反，教坊伶人却扮钟馗，小妹，土地，灶神，将军，门神，判官之类在傩仪中作戏剧表演，这就是今傩的最初形态。今傩与古傩不同，它的主要形式是戴面具的戏剧表演，称为傩戏。流传地区主要在南方诸省，如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原在中原地区流行的古傩，为什么会在宋代以后消失，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南方地区重巫术，又重农业祭祀。其次，南方地区民间说唱艺术比较发达，这为傩戏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艺术形式。而北方的傩，却始终没有过渡到戏剧形式。如山西省是中国古文化的发详地之一，那里至今流传的跳傩，仍未脱离古代傩舞形式。该省寿阳县平头镇地区流行的“爱社”，俗称“闹鬼”、“耍鬼”。每年农历七月十三日黄帝诞生日，圣地庙举行盛大的朝山活动，民间举行祈雨，还愿，谢神活动。此时，由二十四人扮成二十四家“魂(红)头鬼”，攻打鬼门关，据传所表演的是黄帝战蚩尤的神话故事．其中大鬼六人，头戴红、蓝、绿、紫，黑，白不同造型面具．身穿黑色对襟衣裤，腰扎黑色丝带，下身围绘有云图的战裙，著靴。身后背一彩缎特制的方型背架，六条彩绸垂至小腿，右手执象征吉祥如意的绣鱼，左手扎白色毛巾。此外，由男童十八人扮成小鬼，不戴面具，身穿黑色对襟衣裤，胸前披挂红绣球，各持一面小锣敲击，周围有大鼓，锣，钹等乐器伴奏。表演时，小鬼站成“门’字队形，有节奏敲锣，时而发出“噢!噢!”的助阵呼喊，大鬼们则表演“武势”(战前准备)，摆阵，破阵的“倒上墙”，攻城的“直墙”，攻城失败后重新布阵的“小场”，以及偷袭敌阵，攻破鬼门关的“过关”，最后是蚩尤大败，百姓奉献犒劳。很明显，“爱社”只不过是一种傩舞，它的表演方式，有时和今傩相近，而与南方诸省流行的傩戏有着本质的差别。  “爱社”活动的主要功利目的是驱鬼和保护社稷平安。

    傩的发展和演变，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过程，古傩和今傩只是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唐宋以后，古傩退出宫廷舞台复归民间，又一次和民间的巫术，宗教(特别是道教)，农业祭祀等活动相结合，得到保存和发展。我们在考察我国南方地区各民族傩戏时，不难发现，今傩(主要是傩戏)的传承仍集中掌握在巫师手中。每当傩戏演出时，首先由傩戏传承巫师主持开坛仪式，礼请诸神，然后才开始演戏。这说明今傩与古傩始终没有割断它们的必然联系。

二、傩俗与傩文化

近几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傩戏的考察与研究，已取得不少的成果，发表了许多学术论文。其中以贵州省学者的成就最为显著。他们经过艰苦细致的实地考察，证明在贵州省境内的许多地区和民族中都有傩戏流传，并构成一个特有的傩文化圈。和贵州省相邻的省份，如四川、云南、湖南、广西以及湖北等省，傩戏的流传也很广。这种区域性的傩戏传承现象，的确令人瞩目。那么，这种文化的传承，是否只是一种单纯的戏剧艺术传承呢?显然不是。傩的历史发展告诉我们，傩的原生形态是一种驱鬼逐疫的巫术活动，主持这一巫术活动的是巫师方相氏。傩戏是傩的次生形态。无论原生形态的傩还是次生形态的傩，它们均作为一种风俗事象传承下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类型的傩戏，只不过是傩俗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所以要想了解傩戏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功能，必须重视对傩俗的考察和研究。

    傩俗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承，它所包含的范围相当广泛，并影响到人们生活的许多方面。凡是有傩俗流行的地区和民族，都有其独特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傩的雏型是巫术，一种带模拟和驱赶性质的巫术。后来这种民间的巫术活动，被统治阶级利用，引入宫廷，形成规模宏大的傩祭和傩仪，这就是《周礼》，《札记》以及众多的史籍中记载的古老的傩仪。但傩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自古以来，傩都是一种普遍传承的习俗。如果将傩的表现形式单纯认作宫廷和民间的驱鬼逐疫仪式，或只认作是一种戴面具的戏剧表演，显然是片面的．傩是一种传承已久的综合的精神民俗，它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得到体现，这样就形成了民间古朴多姿的傩俗．

    傩俗的形态和功用前文已经述及，下面将傩俗的主要表现及其与之相关习俗的关系，再加略论。

    1．傩与节日习俗．

    中国的许多节日大都源于巫术，其中以春节(年节)最为典型。而当我们考察年节习俗演变时，发现许多习俗又与傩有关。先秦时期是中国春节习俗的萌芽期，在古人心目中，自然界气候的变化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本是自然规律，但在古人的眼中却与生死观念相联系．冬尽春来，意味着旧年的死去，新年的诞生。冬天是死亡的象征，春天预示着新生，这种“拟死再生”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所以每当冬天来临时，自然界一片肃杀，畏惧和恐怖笼罩着人们的心灵，并认为这是鬼魅在作崇，另一方面，人们为了驱逐邪恶，祈求平安，又使用巫术的力量来送旧迎新．那么这种新与旧，生与死的交界在那里呢?在每年的除夕。《礼记·月令》曰：“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孔颖达《疏》：“《正义》曰，此月(季冬之月一引者)，命有司大为傩祭，今难(傩)去阴气，言大者以季春为国家之傩，仲秋为天子之傩，此则下及庶人。”这是说在周代，大的傩祭每年要举行三次，时间是季春，仲秋和季冬，而季冬的一次是老百姓也参加的。此时的傩祭没有固定的日期，在腊月的某一天举行。到了汉代，傩祭仪礼更加完备。《汉书·礼仪志)载，“先腊一日大傩”。驱傩队伍中除“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  (《周礼·夏官》)的方相氏外，又有了十二兽(或称十二神)，侲子等角色，由这支队伍“索室驱疫”，场面十分宏大。值得注意的是，从汉代起，傩祭成了春节习俗的重要内容，并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傩祭是从里向外的驱赶，驱赶之后，在门口置避邪物，如挂桃符，苇戟，设神荼，郁垒像，这便是后世贴对联、门神的由来。驱傩往往通宵达旦，又形成后世的守岁习俗。

    宋代以后，傩祭在春节习俗中消失，也在中原地区消失。今天除傩戏外，我们很少见到有关节日傩祭的报导。一个意外的发现是今年(1990年)第六期的《民俗》，画刊上有一篇关于《赣北老屋湾的“赶野猫”遗俗》的文章，其中所描述的驱傩习俗恰在春节期间，颇具有文化史价值，简述如下。

    老屋湾位于江西省九江地区彭泽县的黄岭乡。当地正月初七，凡十岁至十二岁的男童涂花脸，手执刀叉，鸣锣击鼓，在村中往采呼唤，挨家挨户“抄家”，名曰“赶野猫”。这些乡俗中称为“五猖兵马”的儿童，担负着驱鬼逐疫的主角。具体仪式是上午，中午，下午各抄家一次。所谓“抄家”，实为逐户驱鬼之意。第一次，在各家屋后叉起束束稻草，集中到祖堂门前，老人们将叉来的草扎成“茅人”  (稻草人)，据说这“茅人”集中了全村之鬼气。中午实行第二次“抄家”，然后由一小五猖头领将“茅人”背出村外并隐藏起来。下午村里成年人将“茅人”找回，用铁链锁在祖堂前，还要蒙上一张画纸，上画一副狰狞可怖的面孔。下午四时之后，是活动的高潮，村里各路口均由小五猖把守，村人只可进不可出。四时之前第三次“抄家”完毕，-村民仍聚集在祖堂前。四时许，一声枪响，两个精壮小伙子，一人叉起茅人，另一个将铁链放下，背起茅人迅速向村外跑去，不能停也不能摔倒，否则全年将不吉利。不一会，将茅人送至离村二里多地以外的河塘边，小五猖们一拥而上用钢叉肢解茅人，然后烧掉，鬼疫便被送走．

    老屋湾的“赶野猫”活动完全是巫术性质的，颇似古傩中的驱鬼场面，其中由十至十二岁的儿童装扮的“五猖”，类似古傩中的侲子，“抄家”是方相氏帅百隶“索室逐疫”的演变，而送“茅人”出村，类似古傩中的“埋崇”。“礼失而求诸野”，老屋湾“赶野猫”习俗的考察报告，不仅向我们描述了一种奇特的古俗，而且这一古俗的传承象“活化石”一样，具有很高的认识价价值和文化史价值，应予以足够的重视．

  2．傩与丧葬习俗

  丧葬仪礼是为死者送终而举行的仪式。这种仪式在许多情况下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有时它还是原始宗教的源头。鬼魅崇拜与祖先信仰就是由丧葬习俗演变而来的。古人认为“万物有灵”，人死后，他的灵魂并没有死，而是到另一个世界，即冥界。冥界的秩序也同阳界一样。所以活着的人为死者安排后事时，也如同现实生活中一样作周密的考虑，这样才能使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慰。所以我们看到在古代的丧葬仪式中，傩祭占有重要地位。《周礼·夏官》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殴（驱）疫。大丧先匶）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殴方良。”这段文字表明了方相氏的双重职能，一是在每年举行的傩祭中帅百隶索室逐疫，一是在丧葬仪式中进入墓穴，以戈击四隅，驱魍魉。无论是“时傩”还是“大丧”，方相氏的职能均是驱鬼逐疫。由此可见古人对生与死的态度是一致的，傩仪也成为丧葬习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现象在考古发现中已不鲜见。陕西省固县出土的殷商钢器中有鬼面和兽面，大小接近人面，有穿孔，可佩戴[②]。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祭祀坑索室驱疫纯金模压面具和青铜面具[③]的出土，说明殷商葬俗中，方相氏击隅驱方良之后，将面具随葬，作为避邪灵物。汉代是古傩仪发展的鼎盛时期，宫廷的傩仪不仅场面宏大，程序完整，影响也很广远，而且人间傩仪的恢宏场面，在墓葬中得到充分表现，这时以面具随葬的习俗，渐被画像石所代替，方相氏成了墓圹的保护神。沂南汉墓前室横额上的《行傩驱鬼图)，画面正中是头戴面具，手持利刃的方相氏，两边是十二神兽，头戴面具，身穿铠甲，挥剑发矢，执戈狂舞，表现驱鬼逐疫的壮大场面。这种傩仪，现已很少见到，但作为一种巫术行为，在丧俗中还有遗留。如中国一些少数民族，送葬时由巫师在送葬队伍前驱鬼，作为前导。有的民族在墓穴中撒米，画八卦图，烧纸钱，都有避邪和驱鬼的意义。丧葬中的傩仪关系到子孙繁衍和家族兴旺，所以是十分慎重的。

    3．傩与日常的生活习俗。

    傩的主题是驱鬼逐疫。傩祭有一定的时间和场合，但有时也超越这一范围，和人们的占卜，预兆，信仰习俗相结合，形成日常生活中的傩俗。《周礼·占梦》云，“占梦，掌其岁时观天地之会，辩阴阳之气。以日月星辰占六梦之吉凶。”六梦指正梦、噩梦、思梦、寝梦、喜梦、惧梦。古代以日月星辰会合的时间、位置作参考，占卜梦的吉凶。每当冬季一岁终了的时候，综合一年中已应验的吉梦册籍给君王，君王行礼于四方，去除不祥之梦，同时令方相氏行傩，驱除疾病厉鬼。这是说傩祭虽在一定的时令举行，但作为占梦一类的傩俗，却融合于日常的生活之中。现代傩俗的传承更说明傩与人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在贵州省德江县土家族地区，土老师(又称端公)既是巫师，又是傩戏的传承人。土老师在土家人心目中有很高的威信，治病，消灾，求子、保寿都要请端公施法。如打扫屋子要请端公跳神，祈求一年中无灾无难，平安无事；壮年夫妇无子要请端公“冲傩”，许愿以求生子；生了病要扎“茅人”冲消灾难，以求病癒；家里逢凶事，要“开红山”化凶为吉；老人生日要冲寿傩，祈求长寿；孩子少而多病的人家，当孩子长到十二岁左右时，要打十二太保，跳家关、保灵煞，以保小孩不受灾生病而长成大人。在如上习俗中，除端公作一系列法事外，还要演傩堂戏。傩堂戏的演出显然是傩仪的组成部分。

    4．傩与戏剧。

    傩戏是在傩和傩舞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傩是傩戏的载体，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正因为如此，今天民间传承的傩戏．都与傩仪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傩戏仍保持着它的原始形态，尚未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戏剧艺术。许多研究者将傩戏称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其文化史的价值也在这里。

    近几年来，傩戏的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有的学者还将傩戏的形态进行分类研究。曲六艺先生在《中国各民族傩戏的分类，特征及其“活化石”价值》[④]一文中将傩戏分为民间傩，宫廷傩，军傩，寺院傩四类，并对傩与傩戏的关系作了全面论述。这对清理傩戏的流传，演变和播布很有启发。但笔者认为，傩与傩戏，它们的概念，内涵应当是不同的。作为傩与傩俗的流传，在中国的确很广，形态也不一样。宫廷傩作为古傩已经消失，寺院傩是藏传佛教吸收本教信仰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只有乡傩和军傩中有戏剧表演。而且有些所谓的傩戏，至今仍留在傩舞阶段。如贵州威宁彝族中流行的《撮泰吉》就是典型的傩舞。《撮泰吉》仪式有它具体的时间和特定的含义，是配合每年阴历正月初三至十五的“扫火星”习俗展开的，是以巫术与占卜驱灾除邪，迎光辉，夺丰收。至于《撮泰吉》的内容，则表现彝族神话中的文化创造和迁徙故事。这种现象我们在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祭祀中经常见到。许多民族在祭祀仪式上要由巫师念诵本民族的《创世纪》，训示天地开辟，民族迁徙以及耕作，婚姻等文化创造。所不同的是《撮泰吉》使用了舞蹈语汇。当然从傩舞与傩戏的关系上去理解，是另一回事。至今流传的傩戏仍未脱离傩祭，这是许多考察已证明了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傩戏目前在中国的流传，是傩俗的一部分。

    傩俗是几千年来延续发展的一种文化创造，也就是傩文化。傩文化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一般的傩祭，傩仪外，还有巫术，占卜，信仰，禁忌等习俗。傩文化的传承必然的包含着此类习俗的传承。如果将傩戏，傩俗与傩文化的关系排列起来，我们就会看到，傩文化与傩俗是傩戏产生的风俗文化背景，这种背景中深涵着傩的有关知识和理论(世界观)。

    傩戏的表演是在特定的农村环境中进行的，农民的心理(包括性格)贯穿于傩戏演出的始终，傩戏的表演形式和特点，对我们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传统的信仰，刁俗和文化，提供了充分的认识论价值。

三、傩文化的民俗学思考

    1987年，笔者在“傩文化刍议”一文中曾谈到如下观点：傩，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化学研究中，属于巫文化范畴。中国文化发展史，巫文化曾经是其先导。中国巫文化的传播地区主要在农村，至今它的覆盖面还相当广阔，在整个巫文化系统中，有两种文化现象似乎特别值得重视和研究，这就是流传于北方各民族中的萨满文化和流传于南方各民族中的傩文化。虽然这两种文化属巫文化范畴，但从其传承来看，无论其内容和表现形式，都有许多本质的差异。对它们加以比较研究，是饶有趣味的。目前对萨满文化与傩文化的研究都正在深入，而且取得很大进展。但就傩文化而言，目前的研究和傩文化在民间的蕴藏有很大差距，为了缩短这一差距，引导研究不断深入，一些学者提出建立中国傩文化学的问题。曲六艺先生说：“建立我国傩文化学的体系，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与需要，随着傩戏研究的日渐深入，它也日益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傩文化学的任务要比傩戏学更加艰深。”[⑤]我很赞同曲先生的意见。近几年来傩戏的研究，为傩文化的研究起了一个很好的头，除了傩戏史的研究外，傩戏深入一步的研究，必须涉及傩文化的其他方面。要想揭示傩戏的形成，发展，演变和传承的奥秘，离开摊文化的研究是困难的。

傩文化研究，主要是对民间传承的傩俗的研究。古傩到今摊的演变．它的传承和播布，为我们留下一条清晰的轨迹和无比丰富的资料。为了将傩文化的研究推向深入，摆在民俗学研究者面前的任务还十分艰巨。

首先，要继续展开对各民族傩俗的调查。目前的考察以傩戏为龙头，是不可少的。但在傩戏调查的同时，要展开有关傩俗的调查，这样傩文化的研究才能具有坚实的资料基础。

其次，傩俗是一种综合性的文化现象，它将民间的各种知识，如巫术、信仰、宗教、文化、艺术、道德等融为一体，所以对它的考察与研究应是多学科进行协作，只有这样才能对傩俗作立体的多方位的取样和描述。事实证明单靠一门学科去研究傩俗，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比如傩戏表演是表层的东西，傩戏所涉及的深层心理，是信仰和崇拜，是宗教意识。傩戏的音乐，舞蹈及其相伴而生的功能，就需要宗教学，音乐、舞蹈等艺术学科的合作。

其三，傩俗是一种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文化，而且在传承与传播中，常因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而产生变异，特别是当数种不同民族的傩文化发生撞击时，互相排斥或吸收，变异也就会更大，这就形成傩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应当承认．当前在傩文化的研究中，对传承研究重视不够，我们只见到不少的论文发表，但很少有详尽的关于傩文化的调查报告。对傩文化传承的考察与研究，应注意三个方面，即：传承人(巫师等)的研究，传承方式与传承渠道的研究，受传者的研究。

其四，傩俗的各类表现形态与分类研究被提上日程。当然此类研究应建立在雄厚的资料基础之上。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傩文化的分布又主要是在西南少数民族之中，简单来讲，将傩文化按民族分类，如苗傩，壮傩，侗傩等，未尝不可，也可按内容及表现形式来分，这个问题有待于专家们来共同讨论．

    总之，傩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随着傩文化学学科的建设，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绩。

                                    原载  台湾《民俗曲艺·中国傩戏·傩文化专集》，1990。

 又收入《中央民族大学建校40周年学术论文集》，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1。

注释：

[①] 于省吾《甲骨文释林·释窛》中华书局  1979年版

[②] 《陕西省固县出土殷商铜器整理简报》见《考古》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