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1900年，是19世纪的最后一年；辛丑1901年，是20世纪的最初一年。

邓小平曾说，我们中国是带着首都被敌人攻占的耻辱进入20世纪的。19世纪20世纪之交，义和团运动轰然起于民族矛盾的激化之中。

当时的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有积怨已久的愤怒；同时也包含了对于外来文化的抵抗，包含了旧式小农和手工业者因自然经济分解而蒙受的痛苦，以及百日维新失败后，当时中国政局变动的影响。

在1900年这一年，有三种不同的力量挟着武器，次第发难于南北之间。

1900年5月，绵延40年之久的反洋教潮流在义和团的旗帜下转向武装“灭洋”，这是一场自发的运动。

会党“勤王”

1900年7月，唐才常在长江流域策动会党，以图“自立军”起义。但唐才常等会党仓促起事，失败被处死，想要保皇的愿望也以失败告终。

1900年10月，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珠江流域领导了惠州起义。这一年夏天，英国人有让李鸿章据两广“自立”的想法，并撮合兴中会参与共事。但孙中山“颇不信李鸿章具有此魄力”，孙中山等人还是发动惠州起义但在半个月后，因“外援难期”、粮械失继而溃散于围攻之中。

武装“灭洋”，武装“勤王”，武装革命。不同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在相近的时间里用暴力斗争的方式操刀一割，为自己和中国寻找出路。暴力手段是改造社会的最后一种手段。

三种力量相对比，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则是影响全国而震撼中外者。民族危机成为一种凝聚力，它引导了当时的旧的社会力量，让落后的生产方式和落后的社会意识通过正义的行动奇特地表现了自己的活力。

它们用武装斗争结束了19世纪的历史，迎接了20世纪的历史。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内地通商口岸的开放，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也进一步深入。在西方与东方的资本主义势力深入到中国城乡各个方面之后，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它所抵抗的是一种渗入自身的外来东西。洋教是一个突破口，由此宣泄出来的仇恨包含着多重历史内容。

另外义和团运动强烈的排外主义行动中中也蕴含着经济意识。工业经济涌入中国摧残了小生产者的生活，西方的机制品夺走了小生产者的饭碗。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来说，这个过程具有原始积累的性质。

这些外来之物都成了痛苦的原因。

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这种仇视洋教的行为中蕴结着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洋教比商品和枪炮输入的西学更多，洋教曾经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的中介之一。但是作为一种外来之物，它本身同中国的传统文化却相驳斥。上帝和基督的教义中不让中国人有多神崇拜与祖先崇拜，这就触犯了道家、佛教、儒学，西方洋教带来的布道、洗礼、忏悔仪式，在中国人眼里，是没有神圣意义的伤风败俗的行为。

几千年岁月沉积了不同的文化心理。

义和团运动也反映出《马关条约》签订，民族危机刺激下的“灭洋”意识。

这个时候的中国正面临着一种前所未遇的危机，列强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民族矛盾的激化促成了民族对抗意识的强化。于是“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既成了具有民族正义性的反侵略爱国行为，也成了清政府挡八国联军子弹的靶子。

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感和自然经济的保守意识连在一起；抵御外悔的强烈愿望同陈旧的天朝观念连在一起，这也使得义和团运动的民族英雄主义便历史地具有一种非理性的外观。

义和团以神道为武器，显示了群体的愚昧。我们指出义和团的愚昧，并不是为了在今天21世纪嘲笑一百多年前的这次历史运动，万千来自下层社会的人们汇聚在神道观念下，用混天大旗、乾坤圈、芭蕉扇、飞剑……勇敢地对抗帝国主义的火炮快枪，在这个过程中，愚昧会升华为悲壮。义和团运动无疑比洋务派、改良派表现出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气，但他们想要恢复自然经济的强烈愿望又使他们无法脱离古代社会，民族自强的意识与近代化变革的交织，义和团运动自己的道路也是迷惘的。

但是，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慈禧太后以及朝廷许多官员士大夫阶层，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他们，许多人支持义和团运动，更多的也反映出传统社会在民族矛盾面前的倔强不屈，又反映出传统社会无可救治的没落。

从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开始，中国便面临着19世纪最后一场民族战争。在枪炮面前，义和团从容赴死时走过的血路是岁月不可磨灭的，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统一的组织，他们的反抗，在八国联军的炮火下，让北京成了一个真正的悲惨世界。

北部中国陷入民族战争的兵乱之中，南方中国却在“东南互保”下，依然一派旧模样。东南互保也表现了东南地区当权的洋务派人物与西方各国合作以抵制义和团的意向。它保全了西方人在长江流域和华南的利益，成为反帝爱国斗争的对立面。

义和团运动这一次民族战争的失败，急速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

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供认，联军烧杀抢掠，在占领北京之后，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日，也允许私人抢掠。从公使、将军到传教士、士兵，都参与了暴行。日军从户部抢去300万两银子后，立即烧房毁灭罪证。英军、美军还把抢来的东西造册，在使馆当众拍卖；瓦德西从钦天监里把17世纪设制的古天文仪器掠夺送至柏林。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也遭到毁坏抢劫。翰林院所藏著名的《永乐大典》，几乎丧失净尽；其他经史子集等珍本图书，共损毁4.6万余册。

有人说:经过这次洗劫，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

《南京条约》后，中国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这是一个量变的过程，但量变中有局部的质变。

《马关条约》的签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

《辛丑条约》开始，外国合法地驻兵于中国国土；产生了一个武装化的使馆区；中国被迫撤除了大沽炮台以及北京至出海口之间的军事据点，各国派兵驻守；总理衙门改为“位居六部之前”的外务部；赔款4.5亿两，加上39年的年息，总共超过了10亿；成批的支持义和团运动的高官因外国人逼迫政府而受到严惩。

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种奴颜和阿谀奉承的姿态是过去未曾有过的。

在慈禧太后身上，民族战争的失败同时又意味着民族抵抗意识的全部丧失。战争失败后，京城中，无数士大夫阶层在国难当头时道德沦丧，挂起外国国旗，店铺纷纷改名加上外国字眼。

庚子年间，传统意识支撑下的猛烈排外达到了高峰。在它失败之后，则是传统意识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

传统意识所维系的民族心理防线，曾是一道抵抗异族入侵的长城，但它又是民族精神中陈旧的一部分。八国联军侵华，把陈旧的一面解体，同时也促成了新的民族觉醒，革命代表了民主共和对封建专制的历史否定。

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运动虽然被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但中国人民敢于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使帝国主义分子认识到要瓜分“土地广阔、民气坚劲”、“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的中国是不易实现的，而不得不采取“以华治华”的政策。正是义和团运动所显示的力量，打乱了列强共同瓜分中国的侵略计划。

中国人民通过这一次血的教训，进一步认清了清政府已经变成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不打倒它，中国民族不可能有振兴之日。全国人民反清斗争日益高涨，清政府则愈来愈孤立，终于在十年之后，为辛亥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革命开始成为时代的主流。

【下期讲述:伟大的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