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奉旨进京灭洋的“团牌”

再说洋货、洋机器等。义和团焚毁铁路、电线以及一切洋货，是占据涿州和进入京津以后开始的。义和团为什么憎恨这些"洋"东西，"见即怒不可遏"，必欲"毁而后快"18呢?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中国富强。他们在华兴办近代工业、交通以及科学文化事业，只是以此为手段，强化其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最终使中国殖民地化。他们在中国兴建近代工业、交通之始，就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莫大灾难。

以修筑铁路为例。帝国主义在华修筑铁路，不仅严重侵害了中国利权，而且使沿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到赤裸裸的掠夺。史载：德国在山东修建铁路，"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坏拆，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迂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其土民田庐皆归乌有，无以饮食，无以栖止，父子夫妇兄弟流离道路，相转死亡于沟壑不知几人矣。"19一个外国人记述当时的情形说，他在牛庄时，"有人指示余曰，铁路之经过民田也，正当成熟之时，俄人不给谷值，遽强占之。"20各地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利益，起来与之抗争，即横遭血腥屠杀。1900年初，"山东高密县属濠里地方，洋人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枪毙平民数人。"21可见，伴随着铁路的修筑，帝国主义就给铁路沿线的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

铁路建成后，沿线旧有交通废弃，又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如水手、船夫、纤夫、店员、脚夫、驿站夫等的失业。据当时人的粗略观察，"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仅顺天府属州县后来加入义和团的就有四万余人22。实际上，各地遭受失业之苦的人数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些因铁路通车而破产的广大群众，生计断绝，流离转徙，困苦异常，他们直觉地感到铁路、电线、机器等都是"洋人所借以祸中国"23之物，表示深恶痛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参加拆毁铁路的群众甚多，并不只有义和团员。如卢保铁路就是这样。奉命前往镇压的清军统领杨慕时报告："是匪是民，无从分别"24。另一目击者艾声也说，"徐察拆路者，多沿途各村愚民"25。在这里，我们对受欺压、受侮辱、生计无着的中国农民群众，要有基本的历史正义感，如果因此而指责他们是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反动，是不公正的。

洋货的情形与此相同。自从对外通商以来，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棉纱棉布的进口逐年增加。棉纱的进口量在1867年仅33,507担，到1899年竟增至2,748,644担，33年间增加82倍26。棉纺织品的大量进口，造成了白银外流，织工失业，广大手工业者的破产。薛福成在一个奏折中说，"近年洋货骤赢，土货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27陈炽也认为，"中国辟埠通商垂60载，既自以情形隔膜，将利权所在举而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遂使二十一行省无一富商，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28北方的情形也和全国一样。1900年吴汝纶在描述洋货进口对直隶农村所起的影响时说："畿辅深冀诸州，布利甚饶，纺织皆女工。近来外国布来，尽夺吾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故利入益微。"29直隶雄县，也因洋油进口造成原有榨油作坊"多已歇业"30。这些因洋货涌入而失业破产的手工业者与"受铁路之害者"一样，总是把自己所受的苦痛与洋货的到来联系在一起，一旦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力量，就会对输入洋货加以干预，展开一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抵制洋货运动。

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在中国造成广大的失业人群，造成他们自己的对立面。这些破产失业、一贫如洗的农民、手工业者，就成为当时义和团运动的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他们对洋人、洋教、铁路、电线以及一切洋货的憎恨，都是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引起的，他们对这些外来事物的攻击，都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反抗。列宁在驳斥帝国主义分子散布的所谓义和团运动"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等挑拨性、污蔑性言论时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而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31这就是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代表在80年前说过的话。它同德国工人阶级把义和团称作"铁拳"一样，表明了欧洲工人阶级对东方这个处于殖民地危机下的中国农民的正义声援。它证明：列宁和欧洲工人阶级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是站在义和团一边的，他们并没有把义和团的排外主义看作是对欧洲文化和文明的反动，是什么历史的惰性力量或者封建蒙昧主义。

张海鹏，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季我努学社顾问。原文题为《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的排外主义》，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署名为：朱东安、张海鹏、刘建一;收入《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

1.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一),第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以下凡引《义和团》一书,不再注明版本。

2.包士杰《拳时上谕·杂录》,《义和团》(四),第149页。

3.《义和团》第120页。

4. 宓克：《支那教案论》，第2页。

5.《美国对外关系，1888年》。

6.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82卷,第16页。

7.《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第5卷,第18页。

8.包士杰:《拳时上谕·杂录》,《义和团》(四),第148页。

9.马光普：《樊国梁的一张布告》，《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3期,第105页。

10.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76卷,第33页。

11.《在华新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记录》，转引自《近代中国史稿》,第352页,1974。

12.《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第5卷,第18页。

13.王其榘辑：《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四),第243页。

14.佚名:《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59页。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第181页,山东齐鲁书社,1980。

16.王其榘辑:《有关义和团舆论》,《义和团》(四),第244页。

17.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义和团》(一),第112页。

18.佚名:《天津一月记》,《义和团》(二),第146页。

19.《文明国之野蛮行为》，《清议报全编》第18卷,第52页。

20.贝思福：《保华全书》第1卷，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46页。

21.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71页,中华书局,1979年重印。

22.袁昶：《乱中日记残稿》,《义和团》(一),第347页。

23.罗犉曧：《庚子国变记》,第3页,神州国光社,1951。

24.杨慕时:《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义和团》(四),第338页。

25.艾声:《拳匪纪略》,《义和团》(一),第457页。

26.参见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第1页。

27.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盦海外文编》第2卷,第19页。

28.陈炽:《续富国策》第4卷,第2页。

29.吴汝纶:《深州风土记》第21卷,第48页。

30.刘崇本：《雄县乡土志·物产》,第14页。

31.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第213～214页,人民出版社,1972。

编辑：胡一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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