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李泽厚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2021年即将过去，觉得应该写下一些文字以作纪念。正好这段时间在断断续续地听读/阅读这本书，索性整理一下随手记下的一些感想，作为这一年的文字留念。连录带感，篇幅较长，分上下两次发送吧。

如书名所示，这本书是有关“现代思想”史论，大约以五四为界划分的。后记中作者写道：“几乎每天四小时五千字的进行速度，摘引之匆忙、叙述之草简、结构之松散、分析之粗略、文辞之拙劣、思想之浮光掠影，看来比前两本思想史论更为显著。”各章读下来，详略与节奏不一，确实不时留有匆忙草就的痕迹。然而，字里行间不时闪烁出作者独到目光和思想原创性，给人以启发和想象。

前些日子在画廊里看到一尊“self-made man” （“自创者”）的雕塑：一男子扬臂举锤持锥雕琢自己塑像的造型。在我看来，这男子更像是在挣脱身上的禁锢束缚，以展露自己的个性，奔往自己的理念空间。这正是作者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1986）

在这本文集中，这是我最为熟悉的一篇文章，多年前读过，留下深刻印象。其中心观点是，中国近代以来，在推翻帝制、寻求新路的历程中，有两种动力推动社会演变，即启蒙与救亡。这两者相互关联，但因历史缘故，后者压倒前者。在作者看来，这是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对认识当今中国极具意义。

全文的主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救亡之急压倒了启蒙之重。“政治斗争始终是先进知识群兴奋的焦点。其他一切，包括启蒙和文化，很少有暇顾及。” 因此，没有对旧的意识形态加以清算。结果是，时过境迁，这一观念力量重新将人们拉回旧制度，束缚在旧传统中。 “民国号称‘共和’‘立宪’，招牌虽异，实质仍同。人民仍然不过是盼望好皇帝和清官，仍不过是‘希冀圣君贤相之施行仁政”而已。” “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国家、民族，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它仍然既没有锅里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馈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并没有开启争取个人的“天赋权利”的道路。

另一个主旋曲是启蒙。与此相关的是新文化运动，它直接抨击了孔子和传统道德。“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我想起，刚刚（重新）翻阅过的史景迁《王氏之死》中说道，对于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百姓众生来说，官方正统的儒学崇祀遥不可及，而常常转而乞灵于地方版的孔子崇祀。蔡尚思先生在1980年代的一篇文章也说过这个意思。又想到余英时先生所说的两个版本的儒学，官方与民间。那么，参与新文化运动的青年学生抨击的“传统道德”是哪一个版本呢？还是说，这两个版本在实际生活中难以区分开来？

历史事件的契机和时间性在这里扮演了重要角色。作者注意到，在当时对旧制度的反抗有两种形式：从家庭出走的个体反抗和组织理想社会的群体意识。当时的社会实践都没有出路。正在此时，布尔什维克革命产生，为苦闷的中国知识青年带来了振奋人心的示范效应。“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一套切实可行并已见成效（十月革命）的具体行动方案和革命的战略策略。” （25）不禁想到，历史事件的契机和时间性在今天仍然在扮演着重要角色。

“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 (27) “它突出的是一切服从于反帝的革命斗争，是钢铁的纪律、统一的意志和集体的力量。” (28)

不幸的是，在历史过程中，“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而且这种农民意识和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还自觉不自觉地渗进了刚学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中。” (29)

由此想到，这一双重变奏的另一个版本是组织与思想的双重变奏，即组织程度与制思想发散程度的抑扬关系。

作者极力倡导“转换性的创造”，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层面是社会体制结构方面的，即近代出现的与自由、独立、人权、民主等相适应的法律制度。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心理结构方面。中国人重视团体，但传统道德要求却是“内圣”之学。西方重视个人主义，但它的道德基础着重于社会利益和公共法规。

救亡与启蒙双重变奏的主题贯穿了这个文集的其他文章。

“记中国现代三次学术论战” （1986）

作者回顾民国时代的三次学术论战，说明前文的主题：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思想界的不同争论及其意义影响都折射出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而且后者压倒前者这一突出特点。

二十年代科学与玄学论战。 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推动白话文，推动反对旧道德的启蒙，因公科学于人生，“强有力地动摇着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玄学”的反对声音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 这个争论“真正的核心却在：现时代的中国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才有助于国家富强社会稳定？正常看来是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等纯学术问题的论战，从根本上缺失两种社会思想的对立。”

作者指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直在进行着和具有着的心态模式是实用理性：用理性追求一种信仰以指导人生和现实活动。而科学的、理性的人生观更符合当时变革中国社会的需要，更符合向往未来、追求进步的人们的要求。

”科学派强调人生观以及一切精神文明都可以通过科学分析得到说明和了解，都可以做出因果律的决定论的‘科学’解释，这就预告着以一种建立在科学的宇宙观、历史观基础上的决定论的‘科学的人生观’来作为信仰知道人们生活、行动的可能。而这，后来不就正是马克思主义么？人们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历史观来作为人生的想到，不也正符合‘科学派’的主张么？” (54)

这段话让我联想到当年自己遭遇“有限理性”思路时所引起的激烈思想冲突。这也是我迄今读到中文文字中，从思想史角度最为明确到位的分析表述。它提醒我们高度提防那些自诩掌握真理的话语。

三十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主题是中国当时社会究竟是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社会。学术观点不同则引起争鸣，这不奇怪。但作者要说明的是，这个争论具有尖锐的政治性质和政治内容，为各自的政治纲领政治斗争服务。前者主张引向反资本主义；后者主张引向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

作者认为“以中国共产党《新思潮》派的论点论证最符合当时中国的现实”，即中国是封建主义社会。随后“纳启蒙于救亡轨道”。这次论战把“科学的人生观”具体化、革命化，即人们应为土地革命、为反帝反封建而生活而斗争。

四十年代文艺民族形式论战。论战一方为胡风，其主张为“坚决维护五四的启蒙传统，反对简单地服从于救亡斗争；强调应把启蒙注入救亡之中，是救亡具有民主性的新的时代特征和世界性水平。”他的整个理论的重点的确是‘启蒙’，是‘化大众’，而不是‘大众化’。（77） 另一方则提倡“以‘民间形式’为创造中国文艺的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当时的救亡运动推动了后者，以便“进一步动员、组织、领导农民进行斗争”，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发展。

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在这些论战中持续下去......

胡适   陈独秀   鲁迅 （1987）

按照作者说法，这是是五四时期最有持续影响的三个人物，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思想范式，在不同领域中留下了各自的思想遗产。这些讨论不是全面周全的讨论，而是漫画般就作者着眼的侧面泼墨凸显，也因此别有见解。

胡适功绩有二：其一为推动“白话文”运动，是“开风气者”。文字形式的变革推动了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其二为在学术界推动现代学术思想，其《中国哲学史大纲》打破传统“经学”学术研究的禁区。（另一贡献为，提倡哲学上的实用主义方法论，但不成功）。李泽厚认为“胡适在政治上或政治思想上毫无可言”。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作者着眼于陈独秀的思想脉络，特别是他在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间的摆动和演变。从早年拥抱启蒙思想到接受马列主义，再到晚年重新思考民主问题。

在有关鲁迅的大量解读中，作者 写道：“我以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一贯具有的孤独和悲凉所展示的现代内涵和人生意义。”文章引用鲁迅作品讨论了其作品中具有尼采和中国传统精神的奇异的融合，人的主体性的超人式的昂扬，也是艺术所呈现的巨大的心理本体。想来这些方面只有哲学特别是美学思维的李泽厚才能独有感受。

青年毛泽东 （1987）

选择讨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这以前的“青年毛泽东”，可谓追本溯源，独具慧眼。作者指出了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毛的文字中凸显了“动”、“斗”精神的人生观。其二，“独特的‘主观的道德律’”，自己做‘圣贤’并‘彼时天下皆为圣贤’的道德律”。其三，“强调当下的‘现在’，他承认空间，否定时间，强调现在，反对追思过去与幻想未来。”

李泽厚注意到，毛泽东在晚年倡导的许多做法，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等等，都与他青年时代的想法有关。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让人想到需要心理学的研究工作。但又想到，重大决策本不应该是某一人思想所致，而应该是集体风暴的结果。一人影响如此之大，这本身即是问题。

想法1：后见之明的按图索骥有风险；2. 时势造英雄，其中的意义是，其思想演变的关联需要论证，包括实现的条件。

“毛终其一生是浪漫气质很重的诗人”。“可惜我太富于感情，中了慷慨的弊病”，“性不好束缚”…

读了此文后的两点感想：讨论历史人物，需要有一些发展心理学的知识；历史进程受到如此个体因素的重大影响，风险颇大。

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这篇文章没有注明原发表日期，不过文笔内容来看，应该是1980年代的作品。作者称这个题目为“一个具有头等意义的现代思想史课题。” 这个主题在其他文章中多次涉及；在这篇文章中集中讨论之。作者意识到，这个问题难以说清楚。“第一次尝试总不会成功，希望失败可以给后来者以某些借鉴。”

1918-1927

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阶段。作者提出了很好的问题：“在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他们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选择、如何运用的？这种选择和运用是如何可能的？”

作者提出，时代的背景特别是近现代救亡主题，同时也是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的展现，要求有一种理性的信仰来作为行动的指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的实践提供了想象的空间。（这里需要更为细致的跨社会比较。）

当时引起关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李泽厚特意提出，阶级斗争是中国革命者的核心倡导，从此走向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传统中国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家族制，其中将不同阶层/阶级融为一体。走出传统中国的努力首先针对的即是家族制。想来，打破家族旧制度的重要武器即阶级斗争。）

除了救亡迫切感之外，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明显可见：未受宗教沉浸，愿意适应新环境，迅速放弃循环论，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 “民族精神”、“国民性”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种基本特质，即“求现实生存、肯定世俗生活并服务于它的实用理性。”“进化论在中国主要不是作为一种实证的科学学说来对待和研究，而是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信仰、一种生活动力、人生观点和生命意念而被接受和理解。”

为什么唯物史观替代了进化论？作者提出两点：其一，前者提出了关于历史发展的更为具体实在的解释。其二，其社会发展理想与中国社会思想中的乌托邦传统相吻合。

“重要的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唯物史观与进化论一样，不是作为具体科学，不是作为对某种客观规律的探讨研究的方法或假设，而主要是作为意识形态、作为未来社会的理想来接受、来信仰、来奉行的” （146）。这句话对那个时代来说，或许是恰当的。但在学术发展的今天，其意识形态地位来自官方，而不是来自知识分子信仰。这或许是未来他人“当代史论”的续曲吧。

有关中国实用理性与杜威的实用主义之间关系，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间选择的讨论很有意思，值得进一步咀嚼。

民粹主义、道德主义和实用主义诸因素的渗入，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的特征。李大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章中两个特点：一，民粹主义色彩。痛恨资本主义，希望避免或跳过之，建立社会主义理想社会；寄希望于农村和农民。二、道德主义。

我想起，一位学者从宗教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即供给方分析，颇有见解。李泽厚在这里的讨论则提出了需求方的讨论。马克思主义在全球传播，在有些国家生存下来，在其他国家生命力有限，可见需求方的分析尤为重要。

1927-1949

作者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政治斗争实践密切相关，其思想理论没有取得独立发展的空间。其发展阶段主要依据其政治斗争的环节。前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是李大钊、陈独秀。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是毛泽东、刘少奇的“毛泽东思想”成熟期。

瞿秋白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引进，毛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直接接触到唯物论而不是进化论。推动了毛泽东的农村革命路线。这一理论也影响了毛泽东的军事斗争论著。中国文化中的兵家辩证法与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相结合。在这里，作者将青年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与马克思辩证法思想建立了联系。也解决了我心中的一个疑惑：为什么在毛著作思想中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如此凸显。

“在中国小生产传统社会里，道德主义或伦理主义在意识上、理论上、哲学上是有其强固的力量和影响的。因此，它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影响、功过是非以及前景如何、如何估价等等，便是一个亟待研究的复杂而重要的课题，特别在今天，尤其如此” (176)。

1949-1976

李泽厚针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渊源和演变的分析理智冷静，耐人寻味。其解释或简略匆忙，未尽其意，但余味绵绵。作为读者的我，有些方面不得而知，不能置喙；有些方面不尽苟同，有待商榷；但总体来说，接受作者的基本判断。

“毛青年时代所具有的意志主义、理想主义的个性，也在自以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娴熟可以从心所欲的晚年中，充分展露了出来”（189）。

作者认为，那个浩劫年代的“革命运动”看来似乎失去理性，其实并非完全是非理性的产物；是在理智的主宰、支配下，对情感和人性的扭曲也是通过理智来进行的。

1976年—

在其他文章中，作者自认为接受马克思主义。他在这里呼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本身由于强调社会、忽视个体所带来的巨大缺陷，但并未真正开辟如何走向未来的理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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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许多学术研究工作一样，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发展的研究工作比关于后期的研究工作更为深入精辟。不知是因为距离时间遥远而有更多的后见之明，还是因为距离“后期”的距离过近而只能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