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78~1990年：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阶段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战略是以建立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目标、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导向的“四个现代化”战略，期间历经“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和“文化大革命”冲击，但到1978年中国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只是受重工业优先发展等政策导向的影响，1978年的中国经济处于产业结构严重失衡、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人民生活困难的落后状态。面对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困难局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在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由此进入以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为动力的持续高速增长时期。

（一）改革开放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增长动力

从制度因素看，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经济恢复较快增长的制度基础。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启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这一历史进程从4方面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增长动力：一是从1978年开始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由此进入快速发展轨道。二是1984年以后城镇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改革，调动了城镇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乡镇企业和集体经济进入快速发展状态。三是整个经济体制从严格管控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向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为整个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奠定了制度基础。四是户籍管理制度趋于放松，特别是198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和1985年公安部颁布《关于城镇人口管理的暂行规定》之后，人口流动管制放松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持。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四大阶段

从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点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1978~1990年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阶段、1990~2000年的新型轻工业化阶段、2000~2010年的新型重工业化阶段和2010年以后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转化的转型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其中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阶段，中国GDP规模从1978年的3678.7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8872.9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3.15倍，年均增长9.22%。人均GDP从385元增加到1663元，扣除价格因素增长了2.37倍，年均增长7.68%。按美元计算，第一阶段人均GDP从156.4美元增加到317.88美元，与同期世界低收入国家人均GDP的比率从61.97%提高到了106.56%，即到1990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已达到世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三）产业结构进入优化调整阶段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阶段是中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时期，经济较快增长主要是由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快速增长拉动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基于中国落后的工业基础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一直坚持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第一步发展目标就是在1980年之前建立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中国“四个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第一步目标基本实现，但也导致产业结构出现了农业与工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服务业与工业发展比例失调的问题，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滞后，导致生活资料供给短缺严重，人民群众生活困难。为改变产业结构失调和生活资料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从1978年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政府加大了对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支持力度，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获得快速发展。1978~1990年期间，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4%，是改革开放前30年年均增速（1.97%）的2.74倍；第三产业年均增长11.48%，达到改革开放前30年平均增速（5.1%）的2.25倍。这一时期工业增加值也保持了年均10.19%的较快增长，但主要是由轻工业快速增长拉动，中国轻工业总产值从1978年的1826亿元增加到1990年的11813亿元，增长了6.47倍，而重工业总产值仅从2411亿元增加到12111亿元，增长了5.02倍（见表1和图2）。

（四）经济增长以内需拉动为主

从需求因素看，这一时期是解决人民群众温饱问题的关键时期，经济的较快增长主要由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受农业和轻工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改革开放初期多数消费品仍处于短缺状态。随着1978年开始实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1984年开始实施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及农业和轻工业的快速发展，使食品和工业消费品供给不断增加，食品与轻工业消费品短缺状态得到缓解，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快速增长，并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动力与需求基础。

从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见表2），1978~1990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高达66.64%，远高于同期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3.9%和9.87%）。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看，这一时期居民消费的快速增长主要是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需求快速扩张带动的，其中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食品、衣着、居住、日用品和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5类，消费支出规模分别从1978年的78.59元、14.74元、3.67元、7.62元和3.16元增加到1990年的339.3元、45.34元、69.3元、32.18元和31.38元，分别增长了4.32倍、3.08倍、18.88倍、4.22倍和9.93倍（见表4）。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是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和居住等6类消费，消费支出规模分别从1985年的351.72元、98.04元、57.87元、14.39元、55.01元和32.26元增加到1990年的693.77元、170.9元、108.45元、40.51元、112.29元和60.86元，分别增长了1.97倍、1.74倍、1.87倍、2.82倍、2.04倍和1.89倍（见表5）。特别是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不仅规模迅速扩大，食品消费结构也得到大幅度提升，高蛋白食品消费量明显提高，如农村居民肉类蛋类和水产品消费量从1978年的8千克提高到1990年的17千克，城镇居民的肉蛋奶和水产品消费量也从1985年的35.92千克提高到1990年的40.12千克。到1990年，中国城乡居民已基本解决了生活温饱问题，实现了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发展目标。

（五）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主要以劳动要素投入为主

从要素投入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均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实现快速发展的模式是充分利用城乡富余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的转移。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1990年，中国就业人员从40152万人增加到64749万人，增加了24597万人，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增加了10596.15万人、6911.29万人和7088.57万人，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的就业人员中，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增加了6438万人，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增量的46%（见图4）。

从资本要素投入情况看，我们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3~2016年资本形成总额实际增长率为基础，计算得到以1952年价格为基础的1952~2016年不变价资本形成总额，按照资本形成总额平均折旧年限为10年估计，计算得到1961~2017年整个经济的不变价资本存量（累计不变价资本形成总额），并据此计算得到中国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价资本存量与就业人员的比率），如图5所示，1978~1990年期间，中国经济的不变价资本存量从40152亿元增加到64749亿元、增加了24597亿元，资本有机构成从0.69亿元/万人提高到1.26亿元/万人，增长了1.81倍、年均提升幅度为5.09%，略高于改革开放前1961~1977年年均4.65%的增幅（见表3）。即这一时期不变价资本存量的增速略高于劳动力投入增速，经济增长是资本与劳动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共同推动的。但与后期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幅度提升相比，这一时期资本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贡献相对较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以劳动力投入为主。

二、1990~2000年：新型轻工业化

阶段

1990年以后，随着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为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居民消费和出口的快速增长及其结构大幅度提升，带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提高，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家电和轻纺工业快速发展为特征的新一轮轻工业化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拉动模式从1990年以前的内需驱动模式转向内需和外需共同驱动模式，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随着以轻纺工业快速发展拉动的经济轻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也从1990年以前的劳动力要素投入驱动为主转向劳动与资本要素共同驱动。

（一）市场化改革为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

从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看，制度创新依然是这一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1988年4月中国进行了价格双轨制并轨的“物价闯关”改革，但这一改革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抢购风潮，并于1988年9月份暂停，整个经济也被迫进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调整状态，经济增速在1989年和1990年出现深度下滑，分别从1988年的11.2%下降到1989年的4.2%和1990年的3.9%（参见图1）。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开始回升，特别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力度加大，国有企业开展了以“抓大放小”、建立以股份制为主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经济调控模式也从直接行政调控转型为辅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经济活力得到激发，经济增速大幅度提高。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速在1992年达到了14.2%的高点后，因经济出现比较严重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集资热的过热现象，通货膨胀率大幅度提高，党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6月24日正式发出《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16条调控措施，从金融、投资、房地产、财政税收等各方面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遏制经济过热现象，经济增速从1993年开始回调，加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造成较大冲击，1999年经济增速下降到7.7%。但总体上看，1990~2000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增长10.43%的持续高速增长状态，扣除价格因素，2000年GDP规模比1990年增长2.7倍，人均GDP从1990年的1663元人民币、317.88美元提高到2000年的7942元人民币、959.37美元，超额实现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战略目标，即到2000年人均GDP达到800到1000美元、GDP规模比1990年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二）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模式从内需拉动转向内需与外需共同拉动

从消费需求看，这一时期城乡居民消费规模快速扩大、消费结构大幅度提升，是产业结构提升和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如表4、表5所示，1990~2000年期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从584.63元和1278.91元增加到1670.13元和4998元，增长了2.86倍和3.91倍，年均增速分别高达11.07%和14.6%。在消费支出规模快速扩大的同时，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也大幅度提升，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食品消费占消费支出比重分别从1990年的58.04%和54.25%下降到2000年的49.13%和39.44%。在非食品消费支出中，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最快的消费品依次是医疗保健（6.62倍）、教育文化娱乐（5.95倍）、居住（3.73倍）、生活用品及服务（2.34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长最快的消费品依次是医疗保健（12.39倍）、交通通信（10.54倍）、居住（9.29倍）、教育文化娱乐（5.96倍）、生活用品及服务（3.45倍）。如图6、图7所示，与非食品消费支出的快速增长相对应，这一时期以家电为主的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支出高速增长，成为拉动轻纺工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基础。其中农村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彩电数量分别增长了3.14倍、10.09倍和10.33倍，城镇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空调器分别增长了1.15倍、1.89倍、1.97倍和90.59倍。

从外需看，这一时期利用外资规模与出口规模的快速扩大，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1990年以后中国利用外资（FDI）规模快速扩大，实际利用外资规模从1990年的34.87亿美元扩大到2000年的407.15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大幅度扩大，从增加税收、扩大就业和出口、促进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等多方面推动了中国工业发展（赵晋平，2001）。特别是在出口方面，随着利用外资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规模迅速扩大，从1990年的78.14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194.41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12.58%提高到2000年的47.93%。在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快速增长的拉动下，中国商品出口规模也快速扩大，从1990年的620.9亿美元、2985.8亿元人民币扩大到2000年的2492亿美元、20634.4亿元人民币，与国内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率从1990年的35.97%提高到2000年的52.77%（见图8）。从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因素看，出口是与国内消费同等重要的基础需求因素，当期投资也是重要需求因素，但投资需求取决于消费和出口，出口与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率的提高，意味着1990年到2000年期间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幅度提升。从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参见图3），这一时期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1978至1990年的9.87%提高到13.01%，已经体现了出口快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以净出口衡量的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然低估了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际贡献，如果仅从最终消费和出口两大基础需求来衡量，1990年到2000年出口占基础需求的比重从19.92%提高到24.48%、平均水平为23.46%，即这一时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在23.46%，远高于1978~1990年平均14.11%的水平。

（三）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转为劳动与资本要素共同驱动

从要素投入看，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驱动特征依然突出，但技术进步的作用明显增强。从劳动要素投入情况看，中国就业人员从1990年的64749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72085万人，增加了7336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减少了2871.65万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增加了2362.84万人和7844.81万人，以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为主的乡镇企业就业人员增加了3555万人，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增量的35%。从资本要素投入情况看，这一时期不变价资本存量（不变价累计资本形成总额）从1990年的81302.62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20809.75亿元，增加了139507亿元（参见图4和图5）。与资本要素投入相对较快增长相对应，中国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从1990年的1.26亿元/万人提高到了2000年的3.06亿元/万人，增长了2.44倍、年均提升幅度为9.33%，比1978~1990年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了110%；即1990~2000年期间，资本要素投入增速明显高于劳动力要素投入，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已从早期的劳动要素投入为主转变为劳动与资本要素投入共同驱动，资本要素投入的驱动作用明显提升。同时，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幅度提升也表明，技术进步对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

（四）产业结构进入轻纺工业相对快速发展阶段

在国内消费结构和出口结构升级的拉动下，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以纺织工业和家电产业快速增长为特征的新一轮轻工业阶段。第一产业在经历了1978~1990年的持续高速发展之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潜力已得到充分挖掘，产业发展更多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第一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从1978~1990年的5.4%大幅度下降到1990~2000年的3.73%，在GDP中的占比也从1990年的26.6%大幅度下降到2000年的14.7%。第二产业和工业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其增加值年均增速从1978~1990年的10.07%和10.19%大幅度提高到1990~2000年的13.48%和13.85%，在GDP中占比也分别从1990年的41%和36.6%提高到2000年的45.5%和40.1%。第三产业发展增速有所下降，增加值年均增速从1978~1990年的11.48%下降到1990~2000年的10.24%，但在GDP中的占比仍然从1990年的32.4%提高到2000年的39.8%（参见表1）。

（五）经济的投资加速数大幅度提高

从经济运行的内在增长机制看，199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提速，核心因素是经济的投资加速数提高（李建伟，2015）。投资加速数是产业中间投入与最终产出的比率，即单位最终产出所需要的投资（中间投入）。一个产业投资加速数越大，说明单位最终产出所需要的投资越多，该产业增加值增速提高对投资及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大。1990年以后，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的提升，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快速发展，鉴于制造业的投资加速数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如表6所示），同时制造业内部结构升级也引致制造业投资加速数不断提高、从1990年的2.47倍提高到2000年的2.77倍，整个经济的投资加速数从1990年的1.51倍提高到2000年的1.79倍。在消费需求和出口增速提高、结构提升以及整个经济投资加速数提高的共同作用下，1990~200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速也明显提升。

三、2000~2010年：新型重化工业化阶段

2000年以后，中国市场经济机制日趋完善，经济政策保持了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在国内消费结构从家电消费转向住房与汽车等重化工业消费品、出口产品结构快速提升的拉动下，中国经济进入了重工业快速发展的新一轮重工业化阶段。这一时期国内消费增速有所下降，但在出口高速增长和经济投资加速数提升的拉动下，经济增速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驱动模式从劳动与资本投入共同驱动转向以资本要素投入驱动为主。同时，中国自主创新能力逐步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提升。

（一）经济增速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

2000~2010年是中国经济增速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阶段。2007年之前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加速，从2000年的8.5%提高到2007年的14.2%，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速持续提高时间最长的时期。2007年以后经济增速回调，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冲击，经济增速在2009年一季度下滑到6.1%，但在国内强有力扩张性政策刺激下，中国经济增速迅速回升到2010年的10.6%。总体上，2000年到2010年是中国经济年均增速最高的10年，GDP年均增速达到了10.54%，扣除价格因素，2010年GDP规模比2000年增长了2.72倍，超额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步发展目标所要求的2010年GDP比2000年翻一番的规划目标，人均GDP达到30876元人民币、4560.51美元，超过2010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平均水平（3916.76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参见表1）。

（二）经济发展战略与决策保持了良好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从制度创新看，2000~2010年中国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保持了国家发展战略与决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为经济高速增长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1992年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体改革目标之后，历经多年市场化改革，2001年中国又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市场经济机制日趋完善，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在进一步确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同时，充分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继承和发展了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与发展目标，重大战略与决策保持了连续性和稳定性，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

（三）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

从国内消费需求看，这一时期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从家电消费转向住房与汽车消费的升级，为重工业和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需求支撑。这一时期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从1670.13元和4998元增加到4381.32元和13471.45元，分别增长了2.62倍和2.7倍，年均名义增速分别为10.13%和10.42%，增速均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1.07%和14.6%）有所下降。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下降的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家电消费逐步趋于饱和，如2010年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的洗衣机、彩电、电冰箱、空调等家电耐用消费品均接近100台或100台以上，农村居民的洗衣机、电冰箱和彩电拥有量也都提高到57.32台、45.19台和111.79台（如图6和图7所示）。从耐用消费品的发展规律看，当50%以上家庭实现消费需求之后，消费需求增长主要依靠产品更新和新产品需求支撑，需求增速将会下降（李建伟，2015b）。但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看，这一时期居民消费结构有大幅度提升，重点是以住房和家用汽车为主的居住、交通通讯和医疗保健支出，2000~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长了3.23倍、4.95倍和3.72倍，年均增速高达12.45%、17.35%和14.05%；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长了2.36倍、4.65倍和2.74倍，年均增速高达8.95%、16.6%和10.61%。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提升相对应，农村和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分别从2000年的24.8平方米和20.3平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34.1平方米和31.6平方米（如图10所示），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家用汽车拥有量也从2000年的0.5辆提高到2010年的13.07辆，而耐用消费品需求饱和程度（实现消费需求家庭或人员占比）低于15%时，正是耐用消费品需求加速增长阶段。同时，从各产业的投资加速数看，制造业的投资加速数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重化工业的投资加速数又远高于轻工业（李建伟，2015a）。因此，这一时期居民消费增速相对下降，但居民消费结构转向住房、汽车和医疗保健等重化工业产品之后，经济的投资加速数提高、从2000年的1.79倍提高到2010年的2.1倍，引致2000~2007年经济增速持续提高。但同样是因为经济投资加速数很高，在2008年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后，出口和国内消费增速的下降也导致经济增速出现深度下滑。

从外需看，这一时期是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时期。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中国出口规模大幅度扩大，出口产品结构大幅度提升，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大幅度提高。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明显降低。从出口规模看，中国商品出口规模从2000年的2492亿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15777亿美元，增长了6.33倍、年均增长20.27%，其中2000年到2007年出口增长了4.9倍、年均增长25.48%。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出口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最终消费的比率、占基础需求的比例不断提高，到2007年分别提高到99.99%、68.68%和40.72%（如图9所示），即从商品需求角度看，2007年出口已与国内商品消费需求规模相当，从基础需求看，2007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提高到40%。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出口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最终消费的比率、占基础需求的比例也下降到2010年的67.73%、53.78%和34.97%，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明显下降。尽管这一时期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生了重大转折性变化，从平均水平看，2000~2010年出口占基础需求的比例和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率平均高达33.43%和74.37%，远高于1990~2000年的平均水平（分别为23.03%和45.59%），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显著增强。同时，从出口产品结构看，2000年以后出口产品结构大幅度提升，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89.8%提高到2010年的94.82%，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占比从33.14%提高到49.45%（如图11所示）。出口规模的扩大和结构提升，特别是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规模与结构的提升，与国内消费规模扩大与结构提升一起，成为2000~2010年期间中国重化工业产业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四）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转向资本要素驱动为主

与经济的重工业化相对应，2000年以后经济发展的要素驱动方式从1990年到2000年的劳动与资本共同驱动转向以资本要素投入驱动为主。

从劳动要素投入情况看，全社会就业人员从2000年的72085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76105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减少了8111.96万人，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增加了5623.01万人和6508.95万人，乡镇企业增加了3073万人，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重化工业化依然是依靠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参见图4）。

从资本要素投入看，全社会不变价资本存量从2000年的22080.9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4429.81亿元，资本有机构成大幅度提高，从2000年的3.06亿元/万人提高到了2010年的8.47亿元/万人，增长了2.76倍、年均提升幅度为10.7%。即从劳动与资本要素投入看，2000年到2010年期间，虽然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是经济重化工业化的基础，但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已转变为资本要素投入驱动为主（参见图5）。

同时，200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的自主创新驱动也逐步增强，代表自主创新能力的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量，2000年中国只有781件，到2010年已增加到12300件，占世界PCT专利申请量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0.84%提高到2010年的7.49%（如图12所示）。因此，2000~2010年中国经济的重化工业化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资本要素投入驱动和技术进步尤其是自主创新共同推动的。

（五）经济增长进入重工业化阶段

与消费和出口结构提升相对应，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重工业化程度明显提升。从第一、二、三产业增长情况看，这一时期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出现了重要的转折性变化。2000年到2007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均有明显提高，分别从2000年的2.3%、9.5%和9.8%提高到2007年的3.5%、15.1%和16.1%。此后受周期性因素和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影响，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出现下降，2010年分别降为12.7%和9.7%。但总体看，这一时期三次产业增加值均保持高速增长状态，2000~2010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为4.06%、11.55%、11.26%，GDP年均增速为10.54%，是改革开放后年均增速最高的10年（参见表1）。

与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增速的转折性变化相对应，这一时期产业结构也出现了重大转折性变化，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下降，到2010年降为9.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提高，到2010年提高到44.1%，但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从2000年的45.5%和40.1%提高到2006年的47.6%和42%之后开始下降，到2010年降为46.4%和40%（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2006年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占比达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峰值，表明中国经济的重化工业化进程进入巅峰状态。从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情况（参见图2）也可以看，2000年以后重工业总产值增速一直高于轻工业，2000~2010年年均名义增速高达25.33%，而轻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速只有18.97%；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经历了1970~1999年长达29年的相对稳定发展状态之后，从2000年开始持续大幅度提高，从1999年的58.03%持续提高到2011年的71.85%，轻工业总产值占比则从1999年的41.97%下降到2011年的28.15%（见图13）。

四、2010年以后：进入从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时期过渡的转型发展阶段

2010年以后，中国城乡居民耐用消费品需求日趋饱和，消费结构的提升重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提升空间日趋缩小，劳动力供求格局也从供给过剩转向供给不足，中国经济逐步从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工业化阶段转向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模式再度转换为内需拉动为主，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转换为以资本要素投入驱动和自主创新驱动为主，整个经济社会进入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速也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在从2010年的10.6%下降到2015年的6.9%之后，基本稳定在6.7%到6.9%的中高速增长状态。到2017年，中国人均GDP达到59660元人民币、8826.99美元，从2015年开始中国人均GDP（8069美元）超过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平均水平（7965美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一）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时期，是社会矛盾的积聚期、新旧矛盾的叠加期，也是社会矛盾的突发期，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难度加大，但制度创新又是经济社会成功转型发展的基础与保障。改革开放后长期积累形成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经济发展产生的污染物排放规模逐步接近生态环境承载力极限所引致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在转型发展时期日渐凸显。以房地产开发带动城市发展的地方“土地财政”发展模式已经接近发展极限，以地方政府大规模招商引资为特征的粗放式规模扩张发展模式正受到产能过剩的制约，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政府治理模式不能适应转型发展时期社会治理的需要，传统发展模式与转型发展模式的矛盾也逐步显露。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与发达国家低速增长形成的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多变。面对转型发展时期新旧矛盾的积聚与叠加，中共十八大以后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的新理念，将构建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经济体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实践中推出了“放管服”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为经济社会的平稳转型发展

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但也需要看到，转型发展时期的一系列矛盾，绝非短期内能够化解，只能在转型发展中逐步解决。

（二）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模式转向以内需拉动为主

2010年以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提升重点转向服务消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规模分别从2010年的4381.82元和13471.45元增加到2017年的10955元和24445元，增长了2.5倍和1.81倍，年均名义增速分别为13.99%和8.88%，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名义增速比2000年到2010年有所提高，但作为中国社会消费主体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明显下降。

从消费支出结构看，2010年到2017年期间，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前三大支出分别是交通通信（3.27倍）、医疗保健（3.25倍）和教育文化娱乐（3.19倍），食品、衣着、生活用品和居住仅增长1.9倍、2.32倍、2.71倍和2.82倍；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增长最快的前三大支出分别是居住（4.18倍）、医疗保健（2.04倍）和教育文化娱乐（1.75倍），食品、衣着、交通通信和生活用品仅增长1.46倍、1.22倍、1.67倍和1.68倍。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支出成为城乡居民的消费支出的重点。受住房价格大幅度上涨影响，居住支出成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最快的领域。

从耐用消费品消费情况看，到2017年，城镇居民每百户家庭拥有的洗衣机、彩电、电冰箱、空调、移动电话等耐用消费品均已超过一百台，进入饱和需求状态，农村居民彩电拥有量达到120台、进入饱和需求状态，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拥有量分别达到91.7台、86.3台和52.6台，已接近饱和需求状态，城乡居民的家电需求均已进入以更新和新产品需求为主的中低速增长阶段。2017年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汽车拥有量达到37.5辆，早已超过耐用消费品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的临界点（拥有量15%），并正在向低速增长的临界点（拥有量50%）靠近，家用汽车的消费需求增速也日趋下降。城乡居民的商品消费已进入中低速增长阶段。

从外需看，2010年以后中国商品出口规模继续扩大，但增速明显下降。中国商品出口规模从2010年的15777.54亿美元扩大到2017年的22633.29亿美元，年均增速只有5.29%，远低于1978~2010年中国出口年均17.15%的增速，更低于2000~2010年年均20.27%的增速。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全球主要贸易国家相比，中国商品出口仍保持了较快增长，2010年到2017年全球商品出口年均增速只有2.13%，美国、德国和日本出口增速只有2.76%、2.02%和-1.39%（见表7）。从各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比重的发展历史看，日本出口占比在1986年达到9.86%的峰值后持续下降，到2017年降为3.94%；德国出口在1990年达到12.21%的峰值后也趋于下降，2017年降为8.17%。中国商品出口在2009年已超过德国成为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占比在2015年达到了13.76%的峰值，2017年已下降到12.77%（如图14所示）。从日本、德国的发展经验看，未来中国商品出口占比再度提升的可能性较小，出口增速将会逐步回归全球平均出口增速。

从出口与国内消费的比率看，随着出口增速的下降，中国商品出口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最终消费的比例也持续下降，到2017年已下降到41.86%和35.21%，在基础需求中的占比也从2010年的34.97%下降到2017年的26.04%。即与国内消费相比，2010年以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经大幅度下降，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模式正在从内需和外需共同拉动转向内需拉动为主。

（三）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模式转向以资本要素投入和自主创新驱动为主

2010年以后中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劳动力供求格局从供给过剩转向供给不足。从全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看，2010年之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求职人数一直大于需求人数，劳动力供给处于过剩状态，但求人倍率（需求人数/求职人数）不断提高，从2001年一季度的0.65倍提高到2009年四季度的0.97倍，说明2001年以后中国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状况逐步弱化。2010年一季度求人倍率提高到1.04倍，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劳动力需求人数大于求职人数，此后求人倍率呈持续攀升态势，到2017年四季度已提高到1.22倍，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格局已从2010年之前的供给过剩逐步转变为供给不足。

2010年以后，中国人口结构也发生了重大的转折性变化，在人口快速老龄化快速提高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开始减少。2007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提高到8.1%，进入老龄社会国家行列，此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快速提高，到2017年已提高到11.4%。与人口老龄化的快速提高相对应，中国15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74.5%的峰值后趋于下降，到2017年降为71.82%。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在2013年达到100557万人的峰值后也不断减少，到2017年已缩减到99835.55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缩减，意味着中国劳动力供给减少，由早期人口快速增长产生的大量过剩劳动力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时代基本结束。从就业人员看，2010~2017年中国就业人员规模从76105万人增加到77640万人，7年时间仅增加了1535万人，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分别减少了6986.54万人和18.14万人，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了8539.67万人。即2010年以后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所需的劳动力，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

劳动力供给不足引致工资快速上涨，特别是农民工工资上涨更快，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从2010年的1690元提高到2017年的3485元，平均增速为10.89%，超过同期GDP年均10.43%的名义增速。劳动力供给不足和工资上涨，迫使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加大资本投入力度。2010~2017年，中国不变价资本存量从64429.81亿元扩大到117131.7亿元，增加了52701.91亿元，增长了1.82倍。中国经济的资本有机构成从2010年的8.47亿元/万人提高到2017年的15.09亿元/万人，增长了1.78倍，年均提升幅度为8.6%。这一提升幅度低于2000年到2010年经济重化工业化阶段资本有机构成的年均提升幅度（10.7%），重要原因是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投资加速数较低的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较快，引致整个经济对资本要素的投入需求相对下降。总体看，资本有机构成的大幅度提高表明，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时期之后，资本要素在经济增长要素驱动模式中的主导作用显著提高。

2010年以后，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高，为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日益坚实的技术支撑。中国PCT专利申请量从2010年的12300件大幅度增加到2017年的48875件，在世界PCT专利申请量中的占比也从2010年的7.49%提高到2017年的20.13%，成为仅次于美国（2017年占比23.19%）的全球第二大专利申请国。作为衡量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中国PCT专利申请量的持续大幅度增加，表明中国的自主创新发展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专利申请量占比跃居世界前列，表明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自主创新型国家之一。在2010年以后全球经济持续低增长、外需增速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正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持续大幅度提升，为中国经济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四）经济增长进入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后工业化时期

从产业结构看，2010年以后受国内居民商品消费和出口增速下降影响，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分别从2010年的12.7%和12.6%下降到2017年的6.1%和6.4%，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也从2010年的46.4%和40%持续下降到2017年的40.5%和33.9%。而在国内居民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支持下，第三产业继续保持了相对快速增长状态，增加值增速仅从2010年的9.7%下降到2017年的8%，在GDP中占比从2010年的44.1%提高到2015年的50.2%和2017年的51.6%，即从2015年开始，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超过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整个经济已进入第三产业相对快速发展的后工业化时期。由于第三产业的投资加速数低于1倍，远低于第二产业超过3倍的投资加速数，服务消费和第三产业的相对快速增长，不会引致经济加速增长，整个经济将因此进入与消费增速基本持平或略低于消费需求增速的中高速增长状态。

五、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展望

中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还会持续较长时间，未来经济社会发展会面临一系列的挑战。转型发展中已经出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传统发展模式不适应转型发展需要等问题，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制度创新在发展中逐步解决。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致的贸易摩擦将常态化，对未来出口增长会形成持续制约。未来人口老龄化持续攀升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减少，意味着未来经济增长将面临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社会抚养比提高的制约。但问题与机遇总是并存的，转型发展时期各种内部矛盾的逐步化解，既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需要，也会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发展机遇与发展条件。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看，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发展仍具有保持持续较快增长的潜力。

从内需看，中国城乡居民商品消费趋于饱和，但更新需求和技术进步引致的新产品的涌现，如近年来通信产品的持续升级换代，会刺激商品消费保持较快增长状态。服务消费正处于加速增长阶段，未来较长时期还会保持快速增长。中国人口众多，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巨大，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消费潜力逐步释放，也会为未来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消费需求支撑。

从外需看，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常态化会对中美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但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所拥有的规模经济优势和配套生产能力优势，短期内难以被替代，中美贸易摩擦的短期心理影响远大于对中国出口的实际影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商品进口国，与美国一样拥有巨大的市场优势，且这一优势还在持续提升。作为同时拥有生产优势与市场优势的国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未来中国进出口贸易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从要素供给看，中国劳动力供给充裕的人口红利基本消失，但依然拥有劳动力素质持续提高、人力资本价格相对较低的人力资本红利，未来经济发展依然具有持续较快增长的潜力。

从技术进步看，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已逐步消失，随着中国技术进步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差距的日渐缩小，从发达国家成熟技术的溢出效应中获取先进技术并推动国内技术进步的空间日渐缩小，难度越来越大。但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升，能够部分弥补后发优势弱化带来的技术进步缺口。以自主创新为主的技术进步有其自身发展规律，在经过长期积累后会出现爆发式增长，目前我国自主创新正处于长期积累之后的爆发式增长阶段，支持中长期经济较快增长的技术基础正在累积。

基于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和技术进步的内在发展趋势，我们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的分析表明（张连成、刘树成，2014），在当前就业政策不变情况下，2017年以后中国劳动力供给规模将持续下降，从2017年的77564万人下降到2025年的76001万人。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亿元GDP（1978年价格）所需劳动力人数将从2017年的0.59万人下降到2025年的0.31万人。根据未来劳动力供给规模和亿元GDP所需劳动力人数的内在趋势，未来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呈持续下降趋势，从2017年的6.8%持续下降到2025年的5.2%，但平均增速仍将保持在6.4%左右的中高速增长状态。

注：原文图表有删减。

李建伟：中国经济增长四十年回顾与展望，《管理世界》，2018年第10期，第11~23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