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路》是高崇民联合中共党员孙达生等人宣传抗日的小册子，在张杨的支持下很快出版发行到东北军和17路军各部队。由于特务告密，蒋介石密令逮捕杨虎城的幕僚郭增恺，这件事使张杨受到很大震动。《活路》事件后，蒋介石对张、杨联合已有所查觉，为进一步掌握张杨联共的证据，他命令特务秘密逮捕东北爱国人士栗又文、马绍周、刘澜波、孙达生等4人，并要求即刻押往南京。１９３６年８月２９日晚上，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因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日”，故人们常把此事称为“艳晚事件”。在杨虎城的配合下，当特务押送数位爱国人士赴陕西省党部途中，愤怒的张学良派人救回众人，并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张杨此举沉重打击了特务的气焰，却深深触怒了蒋介石，张杨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张杨联共抗日的政策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水火不容，双方矛盾渐渐愈演愈烈以至不可调和。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事变最终爆发了。

1936年底，红军打通与苏联运输联系宁夏战役失败，西征军陷入崩溃绝境，与此同时国共和谈陷入僵局。这时红军到了最为困难的时期，甚至已经做好了第二次长征的准备。蒋介石决心剿灭红军，完成“剿共最后两分钟的战斗”。为了督促西北剿共，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从洛阳乘机赶往西安。此前，戴笠和孔祥熙等人认为张杨有通共嫌疑，纷纷建议蒋介石不应该冒险去西安，然而蒋介石依然对私交深厚的张学良抱有希望。出于安全考虑，蒋介石没有住在杨虎城控制的西安城内，而是住在了离西安二十里外由东北军驻扎的的临潼华清池。

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而蒋介石常用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人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这是蒋惯用的政治手段。而蒋介石此行带着新任命的蒋鼎文、卫立煌、陈诚、陈继承等一批中央要员，给西北换血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12月初，中央军一部开入陕西境内，分驻汉中、华阴、潼关一线，另有二十多万大军在铁路沿线待命。西安城外危机四伏。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妥协已无济于事。

最初，当杨虎城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时，张学良依然对劝说蒋介石抱有一线希望。然而张学良再三苦谏无效，最后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宣称：“无论如何，此时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处置。”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学良、杨虎城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陕北红军，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二、如果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把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巨大的压力使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划付诸实现，兵谏的计划开始紧张的筹划。

1936年12月9日，西安市一万多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游行示威，并打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旗号。学生的游行队伍在集结过程中，遭到了警察的阻挠，警察开枪打伤一名学生，游行学生群情激愤，临时决定到临潼蒋介石驻地示威。蒋介石得知学生要来华清池示威，命宪兵二团在十里铺架设机枪阻拦，同时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派兵镇压，并连声说要“格杀勿论”。张学良闻言立即驾车追到十里铺，劝说学生停止前进。随后，张学良与蒋介石发生了激烈争吵。这一事件深深触动了张学良，使张学良最终下定了兵谏的决心，成了西安事变爆发最后的导火索。

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学良在89岁生日那天说道，“今天我忍不住，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临时逼出来的，就是一二·九学运那天。蒋先生说，这些学生来了我用机关枪打，这可把我气火了，我话都到嘴皮子，我想说，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

1936年12月11日晚，张学良赴华清池蒋介石晚宴。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似乎已经察觉到他神色的异常。于此同时，杨虎城正在西安城内宴请中央大员。杨虎城始终神色泰然，并未露出一丝痕迹，一切似乎和往常一样。此刻，前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和其他中央大员一样正饮斟酣畅，他怎么也想不到，仅仅几个小时后，自己的生命便走向了重点。

宴会之后，张杨分别对所部下达捉蒋的命令。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1936年12月11日晚宴会之后，张杨分别对所部下达了捉蒋的命令。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回忆，在与两军高级将领开会商量的时候，有人问道，捉了蒋介石以后怎么办，张学良回答道，这就像是下棋，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按照预定计划，张学良安排东北军的105师师长刘多荃、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卫队团的王玉瓒、孙铭九营长，负责执行捉蒋任务。

11日当天，张学良曾派出心腹黎天才拜访蒋介石，进行试探。11日晚，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行辕，召见张学良的心腹谋士黎天才，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当黎天才再次向蒋提出联共抗日的主张时，遭到了蒋的痛斥。当晚，当张学良在宴会上神色恍惚，蒋介石似乎已经察觉某种异常，然而却没引起重视。

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回忆到当时的场面，"张之行色匆忙，精神恍惚，甚觉有异。乃以为其今日来时，或彼听得余对黎天才训诫之言，使彼心不安，又以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昨十时前临睡时，余心更觉汉卿今日形态之奇异可虑，本欲招钱慕尹叮嘱行辕警卫应特别加严，然以寝时已到，亦不再招，以余过十时以后临寝，即欲失眠，故亦不加防范也"。

12日凌晨三点多，当蒋介石等人坠入梦乡时，东北军刘多荃师的第二旅唐君尧布置的两个团大约五千人，已经完成了对华清池的全面包围。当时，蒋介石仅仅在住所布置了二十余名贴身卫士，兵力相差非常悬殊。在行动之前，张学良再三嘱咐孙铭九等人，千万不可伤害委员长，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

12日凌晨五点半，蒋介石刚刚睡醒。按照习惯，蒋介石正在床上做一些伸展运动，活动筋骨。当他床上运动完毕，正准备披上衣服的时候，大门外一声枪响传来了。就在此时，孙铭久和卫队营长王玉瓒正率领数百名士兵冲入华清池大门。王玉瓒率领的一营士兵偷偷摸进大门，而孙铭久的二营士兵则从大门硬闯进去，两人配合分两路突进。当王玉瓒等人摸进二道门的时候，一个贴身侍卫发现了，立即鸣枪示警，随即被击倒，刚刚的枪声正是王玉瓒的士兵发出的。

军人出身的蒋介石一听就知道不是普通的枪支走火，一惊之下赶忙从床上坐起。值班侍卫官冲进房间说，不好了，有叛军冲进华清池。蒋介石赶忙问，是什么军队。侍卫官说，带皮帽子的，都是东北军。蒋介石听到这句话大吃一惊。

惊慌的蒋介石赶紧披上一件丝绸睡袍，只穿上一只拖鞋，便急忙从后门逃命。由于后门紧锁，一时找不到钥匙，蒋介石就从后门翻墙出去。当时，内墙的高度仅有两三米，但是外面为警卫方便挖有深沟。蒋介石就跌到沟里，摔伤了脊椎骨，留下了一生的后遗症，脚上仅剩的那只拖鞋也挂在墙上。受伤的蒋介石在侍卫的搀扶下爬上骊山。

经过激烈交战之后，蒋介石的卫士几乎全部丧命。至今，在蒋介石所驻的五间厅的墙壁和窗户上，依然可以看到弹孔的痕迹。王玉瓒等人冲进五间厅蒋介石的卧室后，发现屋中空无一人，刘桂五发现衣帽架上挂着蒋介石的衣服和帽子，桌上放着蒋介石的公文包和假牙，孙铭九摸了一下被子，发现还是热的。很快，士兵又从后门围墙上发现了蒋介石落下了那只拖鞋，于是继续搜山。

在西安，十七路军同时也开展了抓捕行动。当时，中央大员都住在西安城内的西京招待所，杨虎城派宋文梅负责带人抓捕国民党大员。此时还是凌晨时分，大部分中央大员都在酣睡中，西京招待所门口仅有的几名侍卫也很快被击毙。

十七路军在西京招待所先后逮捕了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中央大员及其家属。前立法院副院长邵元冲在翻墙逃跑途中身中数枪丧命。在搜寻的过程中，矮小军政部次长陈诚一度藏身在西京招待所地下室的啤酒箱里，最终仍被抓获。

接着，十七路军的西安警备旅开始向西安城中的中央武装力量展开进攻。到上午8点，整个西安城里的中央势力都被缴械和消灭。

正在此时，临潼却传来了蒋介石不见的消息。

蒋介石后来回忆到，"天亮时，我睁开眼，看到两只白色的野兔，我知道它们会将我引往安全之地，我跟着它们，蹒跚地走在山坡上，它们一停，我就平趴在地上休息，最后，它们躲进了一块大石头后面，我跟着爬到石头跟前，发现石头下面正好是有足够地方可以让我藏身。"

蒋介石穿着单薄的睡袍，光着一只脚，在这块石头后面藏了起来。这块后来被蒋介石命名为民族复兴石的石头便是他当年的藏身之处。

据蒋介石回忆，搜山的士兵连续几次从他身边走过，都没有发现他。半个小时以后，负责搜山的卫队团营长孙铭九等人，才在两块巨石的夹缝后面发现了受伤的蒋介石。

狼狈的蒋介石被背上了回西安的汽车。蒋介石本以为是东北军临潼一部叛乱，当他听孙铭久说是奉张副司令的命令抓他时，他终于明白了这不小部队的叛乱，而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联合行动。

当捉到蒋介石时的消息传到西安城时，张学良顿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可是，兴奋的军官们很快又陷入深思之中，蒋介石的军事实力依然很强大，西北的局势仍旧不安，下一步又将何去何从呢？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的清脆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两个小时内，西安城完全控制在东北军和西北军手中。在俘获蒋介石后，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提出抗日救国八大纲领，要求：(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当一向过着安定生活的西安市民从睡梦中惊醒时，都吃了一惊。据当事人回忆，“最初，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胆小的把门窗关得更严了，商店推迟了开门的时间；但胆子大些的，则悄悄走出来，观察动静，见"街上站满了十七路军的战士在阻止行人通过。大约九时左右，分驻所的警察，拍铺子的门叫喊'掌柜的，铺子开门照常营业，没啥事。早饭后，十七路军政治处的宣传车驶向街头，向行人散发'张杨向蒋实行兵谏和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人们争相阅读，喜形于色。大约十一时左右，钟楼聚集的人群很多，西安二中、西安高中、女师等校的同学列队游行高呼：'拥护张、杨二将军八大主张'，'改组南京政府'等口号。有的慷慨陈词，作街头演讲。讲到日寇在平津横行时，声泪俱下，并高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

此时，得知十七路军与东北军共同参与兵变的蒋介石已经被关押在杨虎城西安绥靖公署大楼新城黄楼的东厢房。为了防止他自杀，房间里所有的电线插座及坚硬物件全部被拆除。不久前，在从临潼回西安的公路上，背部受伤的蒋介石被迫挤着直坐在只能乘五人的汽车里，苦不堪言。孙铭久后来回忆到，疼痛的蒋介石不住的小声说“太挤，太挤”，见没人搭理他才停下来。进入房间以后，紧张的蒋介石连喝了几杯开水才放松下来。

当天上午九点，张学良独自一人来见蒋介石，态度仍然是必恭必敬。恼怒的蒋介石态度强横，对张学良严加斥责。而杨虎城则对蒋介石态度冷淡，直到14日才在蒋的要求下来到新城黄楼看蒋。后来，为了安全，蒋介石被转移到防卫更加严密的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高桂滋公馆。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既不吃饭，也不穿衣，态度坚决，拒绝与张杨达成任何协议,直到南京方面特使端纳的到来。

在离张学良公馆仅一墙之隔的高桂滋公馆，蒋介石在这里写下了三封遗嘱，在写给宋美龄的遗嘱中，他说家事并无挂念，唯经国与纬国两儿皆为兄之子，亦即吾妻之子，万望至爱视如己出，以慰吾灵。

事变当日，东北军交通处处长蒋斌扣下了张杨起草的致全国人民的通电，反而向南京何应钦密报了事变的情况。何应钦获悉情报后，立即严加控制全国的邮电系统，严格封锁来自西安的一切消息。南京的宣传机构不惜捏造谣言，混淆视听，一条条关于西安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传遍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在这种形势下，全国舆论界开始纷纷谴责张杨，胡适、傅斯年等学者都在报纸上写文章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介石。各地军阀和地方势力则大多持观望态度，只有广西桂系对西安事变表示同情支持。

蒋介石被扣使南京政府陷入极度的混乱之中，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改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何应钦负责调派军事等决议。在国民党高层内部，针对处理西安事变分成三派：一派是以何应钦为首的黄埔骨干同戴季陶、居正为首的国民党元老派。这一派主张军事讨伐，即使牺牲蒋介石也在所不惜。另一派以冯玉祥为首，并得到孙科、于右任和大多数立法院成员的支持，陈立夫、陈果夫的CC系也与冯派组成联盟，出于自身利益主张与西安合作和平解决。最后一派是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主和派，作为蒋介石的亲属，力图和平解决以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在会议上，宋美龄与何应钦发生了激烈争执，直指何应钦居心不良，企图加害委员长，而何应钦也恼羞成怒，指责宋美龄妇人之见。最后，在宋美龄等人的坚持下，何应钦、戴季陶等人勉强答应让宋美龄、孔祥熙同时走和平解决道路，派人去西安。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北洋政府、张学良、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成了赴西安调停的最佳人选。

12月14日，蒋介石的外籍顾问端纳飞到西安，端纳还带来了宋美龄的一封亲笔信，信中在安慰蒋介石的同时，提到南京政府“戏中有戏”。宋美龄给蒋介石的信中还有一句话“宁抗日勿死敌手”，蒋介石的态度开始缓和起来。

与此同时，宋子文在南京还主动向媒体发表谈话，表示自己愿意担任斡旋者角色，并赶赴西安。12月20日，张学良陪同宋子文去见蒋介石，宋子文给蒋介石带来了宋美龄的信，信中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在宋子文用英文写成的《西安事变日记》里，描述了蒋介石见信落泪的情景。宋子文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到，“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12月22日，身患荨麻疹病的宋美龄克服了众人的阻饶和晕机的困难，飞抵西安。在下飞机之前，宋美龄交给端纳一把手枪，用英语说，如果叛军哗变，无法控制时，你立即开枪打死我。那天早上，蒋介石翻开《圣经》，正好翻到一句话：“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人”。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记了下午四时他与宋美龄见面的情况，二人相见“感动悲咽，不可言状”。

宋氏兄妹的到来使蒋介石的态度又了很大转变，蒋介石开始同意与张杨合作，表示：改造政府，三个月内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1936年12月22日，在宋氏兄妹和蒋鼎文等飞抵西安后，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和中共进行谈判，23日和24日，经过谈判双方分别达成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协议。

宋氏兄妹的到来，使得西安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美龄后来这样回忆道：“西安的局势……端纳先生奠定了基础，宋子文沏上了墙，而黏上屋顶的是我”。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