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恩来急匆匆赶到机场时，载着蒋介石的飞机已经起飞。同机陪同的则是刚刚在这里搅起巨大风暴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1936年12月25日下午4点，张学良飞离古城，却将一段浓墨重彩的历史留在这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这场惊天动地的“兵谏”，成为1936年西安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14天。

“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

    1936年12月12日晚，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和张学良再次通电时，依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尽管当天，中共中央已先后两次收到张关于“兵谏”发动的电报，但这一惊天巨变还是太令人吃惊！

    毕竟到此时，中共中央和张学良之间正式接触只是这一年内的事。一年前的1935年，双方还是你死我活的“围剿”与反“围剿”的对手。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此同时，张学良就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总司令，指挥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围剿”陕北红军。

    红军能否在陕北生存下去，关键在于能否打破张学良东北军的“围剿”。从当年10月起，红军先后发起3次战役：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直罗镇战役。三大战役以红军的完胜而告终，东北军则损失了将近3个师。

    尤其是直罗镇战役的胜利，让红军在陕北稳稳地站住了脚。被红军优待的东北军俘虏，返回后则积极宣传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让张学良意识到“剿共已属无望”。他开始想办法和红军接触，力图停战自保。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后，中央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他们停止反共，走向抗日。

    党史专家、西安邮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袁武振教授说，这些发生在1935年年底的事，都为1936年“西安事变”的发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1月，经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67军团长高福源的主动联络，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先后见到了67军军长王以哲，和驾机飞来的张学良。2月28日，李克农和王以哲达成两军互不侵犯等三项口头谅解。3月5日，李克农又和再次驾机飞抵洛川的张学良，达成双方负责人尽快在肤施（今延安）见面，互派代表到友邦等约定。

    在此期间，红军和东北军之间的电台联系也建立起来，身处前线的彭德怀和王以哲之间可以就军事问题直接联系。

    4月9日晚，周恩来和张学良秘密相会在延安城内一个教堂，34岁留小胡子的张学良第一次见到了38岁留大胡子的周恩来。

    袁武振教授说，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双方长谈了6个多小时，初步达成共产党在外“逼蒋”、张学良在内“劝蒋”的共识。从这次会谈起，张学良和周恩来之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周恩来的人格魅力给张学良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5月12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再次在延安会谈。此次所谈比上次大有深入，包括西北大联合，两军协调行动，联合其他军阀等问题。

    与此同时，红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的合作也积极进行。1935年年底毛泽东派汪峰见杨虎城时，双方曾订立过通商和交通的口头协议。1936年6月后，当杨虎城发现“部下几个团长被蒋介石收买”后，彻底意识到蒋对自己包藏的祸心，他和中共联络的步伐随之加快。

    8月下旬和9月上旬，杨虎城在西安先后会见了潘汉年和毛泽东的秘书张文彬。张文彬随后作为中共代表派驻杨部，双方确定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联系。

    张、杨在分别与中共联络的同时，由于共同的命运、处境及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促进，也逐渐消除隔阂，加强了联系与合作。到1936年八九月间，中共中央即派叶剑英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并协助张、杨改造军队，共同为抗日做准备。

    由此，进入1936年秋天后，在陕西的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在“共同抗日”的旗帜下，已初步形成“三位一体”的局面，并正积极酝酿发动“西北大联合”。

    袁武振教授说，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逼迫，1936年秋冬在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也肯定会发生一些历史性的变化，只是很多人没有想到最终会演变到“扣蒋”这样的剧烈。

“先抓起来再说”

    1936年冬，蒋介石先后两次驾临西安，一次在10月，一次在12月。

    西安事变纪念馆研究馆员、研究室主任石八民说，蒋介石10月西安之行的目的是力挽西北“每况愈下”之局势，完成彻底消灭“共匪”之大志。

    10月27日，蒋介石在华清池召见西北“剿总”高级职员，宣布“剿共”计划，当天下午又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极力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声称“不剿共而言抗日，在家为不孝，在国为不忠”。

    不愿“剿共”的张学良，曾在华清池提出“停止内战，率众抗日”的主张，却遭到蒋的喝斥。石八民主任说，共同的抗战诉求让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两人对蒋的怨言越来越多，在联合“劝蒋”等方面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