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是金庸（原名查良镛）所创作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于1969年开始在香港《明报》上连载，至1972年连载结束。如今大陆读者所熟知的“三联版”《金庸作品集》是经过作者自70年代至80年代初修订后的版本，其中《鹿鼎记》这部小说是改动较少的，保持了自身的几乎所有结构、情节逻辑和人物性格。该小说以清朝康熙继位时期为背景，书写了扬州底层少年韦小宝误入皇宫与康熙结识，在权力斗争与江湖情仇中辗转腾挪的故事。

此前，金庸已经凭借其卓越的文笔、学识和想象力连续写出了十余部武侠小说，并因其作品中对人性的挖掘，对历史的探究和对传统模式的不断突破，改变了武侠小说在人们心中的面貌，由此成为新派武侠小说最为著名的作家。以《书剑恩仇录》为起点，到“射雕三部曲”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再到《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等中后期作品，金庸不仅拓展了武侠小说的表现力和影响力，其塑造的诸多英雄形象及“侠义”精神也在文化层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在金庸的最后一步武侠小说中，读者却发现，此前所熟知的形式性元素被颠覆了，“反英雄”甚至“反武侠”的人物形象及其精神在《鹿鼎记》这部长篇之中被呈现出来，让人觉得这甚至不太像一部“武侠”小说。

但也正是这部《鹿鼎记》，给武侠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如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言：“《鹿鼎记》和我以前的武侠小说完全不同，那是故意的”，甚至声言这部书“毋宁说是历史小说”。[1]——其在已有的成功基础之上，所做的那些颠覆性的尝试，是完全自觉的。而在不断的阅读与接受中，研究界也逐渐给予了《鹿鼎记》更高的评价，将其视为金庸武侠小说中最具艺术价值的作品。可以说，在这部作品里，金庸对历史和国族的思考、对典型人物的塑造、对不同阶层不同人群的描绘……都标示着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的高峰。

一、历史图景如何展开：以康熙为核心

武侠小说就其叙述动力来说，本身具有向“成长题材”小说偏移的可能性，通过主人公不断地习得更高深的武功，提升自身能力，打败更强的对手……来彰显一次虚拟世界的“成长”，使读者获得情绪上的认同感和愉悦感。在金庸这里，虽然也有《越女剑》、《雪山飞狐》等例外，但总体来看，其武侠小说也大多都会书写主人公在能力上的成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个体能力的成长一般并不构成金庸小说的核心矛盾冲突，主人公通常也并不以变得更强为最终的目标——那通常是欧阳锋、东方不败、鸠摩智等负面人物所追寻的。金庸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将虚构的武林世界糅合进真实的具体历史，并且在人物的成长过程中构筑了“习得更高深的武功”或解决江湖恩怨这些层面之外的矛盾和叙事推动力，其中最典型的两类矛盾则是：国族与权力。

如陈平原所说：“金庸小说的背景，大都是易代之际……金庸小说中的‘易代’，往往纠合着激烈的民族矛盾，而这，正是其驰骋学识与才情的大好疆场。”[2]金庸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是“被迫”卷入历史的变换，在民族的激烈矛盾之中展现江湖世界的“侠义”精神。这种对武侠精神的塑造，也是金庸本人特别在意的：“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3]如果适逢“易代”之际，武林中的正派人士更会在“激烈的民族矛盾”中表现出自己的气节，无论是郭靖黄蓉之守城身死，还是乔峰（萧峰）的雁门关外自尽，都是其典型体现。

《鹿鼎记》涉及的核心矛盾冲突之一即是国族，且这矛盾极端地聚集到了作为统治者的康熙身上。身为满人，少年康熙继承的是一个刚入主中原不久的封建皇朝，意图“反清复明”的汉族武林人士一直想要刺杀他，——这就将宫廷及江湖两个世界联系了起来。而在面对国族问题之时，康熙还需要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威，剿灭鳌拜、吴三桂、台湾郑氏等诸多势力……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核心矛盾冲突：权力。《鹿鼎记》的书名本身就是对至高权力的暗示，小说开篇即借名士吕留良之口对“人为鼎镬，我为麋鹿”进行阐释，后引申到“问鼎”、“逐鹿”二词，说道“原来的出典，是专指做皇帝而言。”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围绕康熙如何“做皇帝”展开的，武林江湖与之息息相关，参与构成了国族和权力的冲突。从叙述结构来看，这部小说则包括了两个主人公：一个自然是韦小宝——小说叙述视角几乎一直跟随着他，另一个，则是康熙——他是小说中矛盾推动力的来源和历史叙述展开的核心。

以武功并不如何高强的康熙作为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十分大胆的尝试，何况另一位主人公的武功似乎还更加不堪。但恰如金庸的好友倪匡所言：

康熙在小说中的形象是正面的，是很多人心目中的“明君”，尽管对执著于“反清复明”的人来说，他终究是个异族统治者。同时，正因为康熙的使命是“治国安民”，作为其手下的韦小宝（另一位主人公）这一人物形象才得以被更丰满地塑造，不仅显得不那么可厌，甚至还时常让人喜爱。

韦小宝可以说就是康熙任用的一个“小人”，也即是说，韦小宝作为武侠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是紧紧依附于权力并在其中获利的，这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很不寻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更偏向民间的江湖世界就和政治上的权力机构有着诸多的纠葛，而主人公经常是站在权力拥有者的对立面的，这种对立有时以国族矛盾为核心背景，有时则体现为“侠”之精神对世俗的超越。“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拒绝了异族驸马的身份，在面对蒙古侵略时则以布衣身份统领襄阳守备，未受朝廷任命；张无忌在获得盖世武功后当上明教教主，甚至曾统领过朱元璋等人，最终却在江湖纷争平息之后退隐；《笑傲江湖》更是构成了对权力欲望最大的讽刺，岳不群、左冷禅、任我行、东方不败等诸多人物为了权力与名声、为了“千秋万载，一统江湖”而纷争倾轧，最终变得可笑，可悲。在金庸的小说中，权力的拥有者和依附者多数都是负面人物，“侠”的精神似乎与世俗权力格格不入，特别是在对主人公的塑造上，即便是《天龙八部》里生为大理世子、本身并非典型侠士形象的段誉，在叙述中也要突出其对宫廷权力的无甚兴趣。

《鹿鼎记》的主人公形象则大不相同。其叙述是跟随者韦小宝这个人物来展开的，但他几乎没有对国族矛盾的深入判断，更没有诸如“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光辉人格，他的所作所为其实很多都在为皇权、为另一位主人公康熙服务。也即是说，尽管韦小宝本人可能对权力并没有什么兴趣，但他的行为却与权力纷争息息相关：他是皇权统治的一个具体执行道具，同时因为并没有主动参与权力斗争的意愿（也不会因此做什么大恶），故显得不似岳不群等那般令人生厌。韦小宝曾总结过自己为康熙所做的“七件大事”：“杀鳌拜是第一件，救老皇爷是第二件，五台山挡在皇上身前相救驾是第三件，救太后是第四件，第五件大事是联络蒙古、西藏，第六件破神龙教，第七捉吴应熊，第八件举荐张勇、赵良栋他们破吴三桂，第九件攻克雅克萨……”整部《鹿鼎记》的情节推进都与这“七件大事”的交替发生相关，这七件大事巩固了康熙的统治，韦小宝则是具体事件的参与者和执行者。这些事件的发生与韦小宝个人的奇遇纠缠在一起，造就了一个完整且细密的叙述结构。自韦小宝入宫之后，在擒鳌拜、斗假太后等宫廷斗争的同时，就引出了天地会、沐王府、神龙岛等势力，此后上五台山遇到九难师徒，赴云南时他更直接带上天地会和神龙教中人物……似乎每一件与皇权相关的“大事”都可能被牵扯进江湖世界，而韦小宝则是被皇权和江湖不断推进新的历险，在多方势力中不断游走。这种写法比之《射雕英雄传》中郭靖黄蓉游山玩水（两人处在无目的状态）偶遇洪七公，《神雕侠侣》中杨过（无目的状态）偶然发现独孤求败剑冢，《天龙八部》中乔峰在东北（无目的状态）偶遇完颜阿骨打和耶律洪基……在结构上要更加完整，类似于《水浒传》中晁盖之死到宋江当上山寨之主，诸多事件嵌套，又几乎随时都能感受到事件及主人公行为背后的必然性和目的性。在《鹿鼎记》中，这目的性主要就来源于康熙，来源于对其真实历史的复述和改写，来源于他巩固皇权的需要和“治国安民”的使命。

当康熙终于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平定各方动乱，并初步“治国安民”之后，韦小宝作为天地会香主的身份已经彻底暴露。因为韦小宝拒绝再参与“铲除天地会”这一新的“大事”，小说的叙述也行将结束。同时，康熙本人的形象塑造也已经完成，从“小玄子”成长为了一代明君，尽管天下还仍有人要“反清复明”。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金庸写道：

其实，诸如天地会中的李力世等人也曾表达过对康熙的认可，但他们始终无法接受异族皇帝的统治，这就形成了一种心态上的矛盾冲突。严家炎曾在论及《鹿鼎记》时指出：“小说中反清复明的故事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一种相应的思想倾向，反而衬托出康熙的英明有为。”[5]事实上，《鹿鼎记》中“反清复明”的话语不仅属于天地会等江湖势力，甚至当吴三桂这个汉奸想造反自立时，也打出了“反清复明”的口号（这确实符合真实的历史），在康熙形象的映衬之下，构成了十足的反讽。

与韦小宝的最后一次见面时，康熙曾说：“做皇帝的，人人都自以为是鸟生鱼汤，哪一个是自认桀纣昏君的？何况每个昏君身边，一定有许多歌功颂德的无耻大臣，把昏君都捧成了鸟生鱼汤。”“鸟生鱼汤”本是韦小宝对“尧舜禹汤”的误读，康熙在自己的话语中时常沿用这种误读，也暗示了他清楚地知道这只是“歌功颂德”，这种“捧”的话语对他来说并不重要。至于韦小宝是不是“无耻大臣”，其实他也并不在乎，因为他究竟不是“昏君”；只要能为“治国安民”的使命贡献价值，即便韦小宝是天地会的“反贼”，他也一样可以委以重任。

幸运的是，韦小宝尽管是个不学无术、见风使舵、满嘴谎话的小混混，却有各种机巧手段，能用自己的方法办成“大事”，甚至还会选拔人才……最重要的是，韦小宝可以实现康熙做不到的事情，可以游走于宫廷、市井、江湖之间，在重大的政治历史之外展开世俗的画卷，而且，他对康熙也算得“义气”。

二、“无父”的韦小宝

金庸研究者陈默认为：“作为武侠小说，《鹿鼎记》以韦小宝作为主人公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因为韦小宝的人格模式是“反武侠人格”，或“反侠”，但作者塑造这个人物，却是“要借此人物来揭示中国文化的某种本质”，“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是国民性的一种典型，韦小宝是国民性的另一种典型”。[6]金庸后来自己也曾解释说：“韦小宝……我想把他写成一个中国人劣根性的典型，受鲁迅先生《阿Q正传》影响大，它写了中国人一个很不好的个性。”[7]且不论金庸此言是否受到了后来研究话语的影响，是否过分强调了《阿Q正传》之于韦小宝形象的作用，不可否认的是，韦小宝这个人物确实塑造得非常成功，属于中国20世纪文学中最典型而又最复杂的形象。一如鲁迅的阿Q是说不尽的，金庸的韦小宝同样也是说不尽的。

韦小宝形象的独特，首先在于他绝非郭靖、乔峰等金庸笔下传统的武侠主人公，甚至是站在那些英雄的对立面的——他既无“武”的本事，又无“侠”的精神，反倒有一身泼皮无赖的技能（刚出场就猛捏一个盐枭的阴囊），且直到最后也没学会什么高深的武功。仅从这个人物的塑造来看，这很像是金庸在传统基础上“反武侠”的尝试，不过《鹿鼎记》中也存在着在其过往小说中就已经塑造过的传统江湖世界，其价值观也有正面的直接展现。韦小宝和传统侠义英雄所构成的差异，则是这部小说最值得探究的一点。

韦小宝之所以能有日后的诸多经历，在于他偶然间踏入了江湖人士的纷争，用江湖人士所不齿的手段救了江湖好汉茅十八。也就在和茅十八的对话中，他与金庸过去的小说主人公身世上的差异第一次显现了出来：

韦小宝不知道父亲是谁，甚至“连他母亲也不知道”，这一“无父”的身份在金庸小说中很是特殊。在金庸其他的长篇作品里，“父亲”及其身世经常会影响主人公在成长过程中所面对的矛盾冲突，并为其卷入武林世界增加一定的宿命色彩。《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宋人郭靖身背杀父之仇，随母亲成长于蒙古大漠，却发现义弟杨康认仇人金国六王爷完颜洪烈作父，由此展开了其在宋、金、蒙之间的传奇经历；《神雕侠侣》中的杨过认定是郭靖黄蓉二人害死了自己的父亲杨康，在与小龙女的爱情主线外还面临着复仇与国家大义之间的挣扎抉择；张无忌的父母因武林人士觊觎屠龙刀而被逼自尽，《倚天屠龙记》中复杂的纷争就此将他携裹进去……更不必说《天龙八部》中的乔峰，其生父在雁门关外的遭遇几乎就决定了他此后面临的一切冲突；即便是看起来同样“无父”的令狐冲，也有“华山派大弟子”这一武林世界中的背景身份，何况其师傅岳不群在《笑傲江湖》的叙述中也部分承担了“父亲”这一形象。从这个角度来看，“无父”的韦小宝几乎断绝了从“复仇”这一母题进入故事的可能，也没有任何身世背景的继承性（其母作为妓女的身份背景无法被他继承），这在金庸的长篇小说中实在是一个异类。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韦小宝的“无父”及姓氏的不确定则与鲁迅笔下的阿Q有一定相通之处。“我并不知道阿Q姓什么”——从这句话当然并不能推断说阿Q是“无父”的，但在鲁迅构筑了这一叙述之后，阿Q本人在身份上就变得更加抽象化，他可以是任何一个姓氏的传承者，可以被理解为旧社会中国底层农民的一个化身。由于姓氏及身世背景的不确定性，韦小宝同样可以看作一类人的形象化身。他来源于市井底层，具有世俗世界中无赖的脾性，但有趣的是，韦小宝在叙述中不断增添着新的身份，从妓院中长大的孩子做到风光一时的鹿鼎公，因此他的阶层属性又显得不那么固定。甚至，韦小宝的民族属性也是无法确定的，在小说的结尾之处，其母韦春花暗示汉人、满人、蒙古人、回族人、西藏人……都有可能是其父亲，作为妓女，韦春花只会拒绝接待“外国鬼子”。——这倒成了关于其身份隐喻的解读入口：韦小宝象征的是一类中国人。

韦小宝的人物特征包括贪财、好色、爱算计、有阿Q般的精神胜利法、为谋求生存和利益无所不用、重视他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义气”……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物。在中国自五四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有近似特征的典型人物并不算少，其中包括农民、底层市民，也包括知识分子、官员，他们的形象也可以被纳入更广泛的批判话语。但是在这些相对普遍的缺点（和部分优点）之外，韦小宝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特征：他属于人际关系上的投机分子，拉拢贿赂各种手段俱全，但在本质上，他对人际关系的认知并不复杂，远比不上政治家。韦小宝既不在乎、也不太懂那些关乎立场的大道理，他秉承的是市井小民的逻辑，常常是谁能让自己获利或生存下去，就对谁谄媚，或者是谁对自己好，自己便对谁好——偶尔还对一些人有真实的情感投入，甚至因此同时站在了康熙和天地会这两条相互背离的船上。这种情况，也是和他“无父”的身份，和他缺少关爱的生活相关的。

在偶遇茅十八之后，韦小宝就曾犹豫过是否要出卖对方，领一千两的赏银，最后为了“江湖义气”而放弃，其行为既非出于真正的英雄侠义，也并非单纯地为利益驱使，而是源于一种较简单的人际情感，事实上，他自己可能也不很明白什么是“江湖义气”。韦小宝与康熙结识并受宠后，索额图为了自己的利益提出和他结拜兄弟，从这一事件正可看出政治家与市井小民之于人际关系的不同判断——“韦小宝虽然机伶，毕竟于朝政官场中这一套半点不懂，只道这个大官当真是喜欢自己，不由暗自得意”。而对自己最亲近熟悉的康熙，他则会出于朋友义气相助，而非出于“忠君”这一儒家伦理。当九难质问韦小宝为何替康熙挡剑时，韦小宝并不会说出什么大道理，在他心里“只觉康熙是自己世上最亲近之人，就像是亲哥哥一样，无论如何不能让人杀了他。”

韦小宝其实是缺乏安全感的，他时常需要通过某种契约仪式来确认情感及关系，“他之处事及与人结交，无非是将这种人伦关系推而广之。即，无非拜师、结义而已。” [8] 韦小宝也会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真实地投入情感，来填补“无父”及缺少关爱的童年。他之拜师陈近南，本来对双方而言更像是一种交易契约、一种关系利用，但经过情感的发展，当陈近南身死的时候，韦小宝却如失去父亲一般痛哭出来：“他从来没有父亲，内心深处，早已将师父当成了父亲，以弥补这个缺憾，只是自己也不知道而已；此刻师父逝世，心中伤痛便如洪水溃堤，难以抑制，原来自己终究是个没父亲的野孩子。”

韦小宝当然有诸多的缺点，金庸自己就曾在后记中劝告读《鹿鼎记》的小朋友们“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德，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学”。[9]但韦小宝实在算不得“恶人”。他偷奸耍滑，满口脏话，脚踏数条船……可他做不了太大的坏事，他的一切行为都可以追溯到特殊环境中养成的生存本能，他没有政治和权力上的野心，他是一个被命运推进政治赌局的、有些小聪明的“作弊者”。而且幸运的是，他站在了小说中的“明君”一侧。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形象很像是当代市民文化中的“顽主”，以来自民间的机智和机巧参与并解构着宏大的历史。[10]

细究起来，韦小宝的人生理想和根本志向其实再庸俗不过：大富大贵。这一点，从小说第45回他在通吃岛上做的梦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梦中，东海龙王派了一头大海龟来接韦小宝，请他去水晶宫赴宴豪赌。韦小宝自然答应，遂在梦中赴宴，赌局上仍然“连连作弊”，赢了金银美女无数，“待得将李逵的两把板斧也赢过来时”，李逵终于忍不住喝骂了韦小宝：“贼厮鸟，做人见好就该收了。你赢了人家婆娘，也不打紧，却连老子的吃饭家伙也赢了去，太也没有义气。”随后一拳打向韦小宝，将他打醒了。

此时的韦小宝已经是通吃岛上的“一等通吃伯”，现实中可以说是达成了大富大贵这一人生理想，梦中还仍要赢金银、美女、别人“吃饭的家伙”，但输急眼的李逵却给了他一个重要的警示“做人见好就该收了”。这个梦暗示了最终的结局：在小说的最后，韦小宝实已面对着人生中最大的抉择，在康熙与天地会间只能选一边，甚至还有人劝他当皇帝，此时已难以“通吃”……怎么办？

韦小宝的回答是：“老子不干了！”

三、皇宫、妓院、江湖

1981年，刚刚修订完《鹿鼎记》的金庸在当年10月号的《明报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韦小宝这小家伙！》的文章，其中这样说道：

这一段话将妓院与皇宫对比，说它们都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或许有些夸张，但两者也确实有相似之处：需要生存的本能和本领，不管这本领多么龌龊。从小说中的书写来看，出入皇宫的各种人（皇亲国戚、高官大员、宫女太监）为了自身的权力、利益、恩怨……甚至单纯地为了自保，都可以使出各种手段。而在妓院中做一个市井小混混的经历，则对韦小宝之后在皇宫中的生存提供了经验，这种经验首先是心理上的——他并不认为自己做的各种事情、编的各种谎话、耍的各种手段“有什么不该”。

另一方面，韦小宝看待场所、事件、人物的眼光，很多时候都受到他小时候市井生活的限制和影响。他一开始就没有把宫廷看得多么高贵，甚至在第一次穿行于皇宫之中、第一次看到那些雕梁画栋之时，心中仍是拿妓院来做对比：“他妈的，这财主真有钱，起这么大的屋子……咱丽春院在扬州，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漂亮大院子了，比这里可又差得远啦。乖乖弄的东，在这里开座院子，嫖客们可有得乐子了。不过这么大的院子里，如果不坐满百来个姑娘，却也不像样。”

这段心理描写除了从“皇宫”联想到“妓院”之外，还可以看成一个关于人的隐喻类比：出入皇宫的人与出入妓院的“嫖客们”。韦小宝或许是康熙所熟识的第一个市井人物，对于表面上富丽堂皇的宫廷而言，他实在是一个异类。当别的官员都尽力维持着表面的光鲜与高贵、把龌龊藏在官袍之下时，在皇宫里混得风生水起、不断高升的韦小宝却经常可以不讲“孔子与孟子所教导的道德”，可以说出“他妈的”、“辣块妈妈”这般脏话。少年康熙之所以能与韦小宝这个市井小混混建立感情，除却比武阶段的快乐记忆，韦小宝在言行上的特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康熙是要顾忌自己的身份的，大多数时候他不能像韦小宝这样骂人，即便他想；也只有和韦小宝单独在一起时，他才能自由地说出平时不能讲的话。换句话说，韦小宝给他提供了一个宣泄的可能。

如金庸所言，韦小宝“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和“文明社会”中的人相比，他是粗俗的，是一个突然闯入的“异物”，在行为和言语上具有一定的不可预知性。去抄鳌拜的家时，索额图曾教韦小宝贪污巨款，这其实是在将他拉入一个“正常”的官场集团，因为此前韦小宝获取利益的方式仍偏向于市井小民，主要是通过赌博作弊等手段。此后，尽管韦小宝通过贪污敲诈等非正义手段获得了大量财富，但他在文化心理上仍是一个市井小民，在生存和利益这两个大原则之下，他仍留有赌徒的个性。在皇宫中获得的成功其实和在赌桌上的胜利，对韦小宝而言是类似的，他甚至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以“奴才”的身份获利。简单来讲，出于生存和获利的本能欲望，出于他的文化个性，韦小宝的价值观基本上是一种物化的价值观（包括把人“物化”），一切都要有可衡量的现实的价值。

在探讨韦小宝的文化个性时，陈墨曾指出要考虑三个因素，其中就包括“他的具体的生存环境”：“如妓院、赌馆、戏场、市井，这对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具体的生存技能的形成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其中“妓院”或许是最为典型的，这个环境“使他的‘荣辱观’以及‘婚姻观’自然与众不同”。[11]小说开篇即让韦小宝在妓院中出场，又让他在结尾时回到妓院，似乎暗示了其身份的本质归属。而对于整部小说的叙述而言，可以说，韦小宝的“婚姻观”决定了其中女性人物角色在结构上的“功能性”存在——它直接将“爱情”这一武侠小说中常见的主题去除了。

金庸小说中以爱情为核心矛盾冲突的，长篇显然是《神雕侠侣》，中短篇《越女剑》和《白马啸西风》也与这一主题有重要关联。即便是在那些以国族、权力或其他矛盾为核心的作品中，金庸通常也会安排真挚的爱情，其中既有站在矛盾一侧而戮力同心的（如郭靖与黄蓉），有本属不同阵营却终能远离纷争的（如张无忌与赵敏），也有因各种原因而未得完满的（如乔峰与阿朱）。而在《鹿鼎记》中，爱情似乎从未出现过。对康熙的情感书写主要在于亲情，以及他和韦小宝的友情，几无涉及爱情；而韦小宝尽管通过各种手段追求到了七位夫人，更时常表现出对美貌女性的喜爱，但他真的拥有爱情、在乎爱情吗？

韦小宝对于女性，永远只有物化的审美，或者说，他是将女性当作物品来看待的。他从不觉得自己的母亲作为妓女有何羞耻可言，甚至还埋怨“花姐”会唱的小曲太少。他不会因为自己想要得到的女性心有所属而受到“爱情”上的打击，只会用各种手段试图夺取。他可以在完全不了解一位女性的情况下，就心生占有欲，仅仅因为对方的美貌——这一点从他第一次见到阿珂时的状况见得明白：

韦小宝之所以“非娶了这姑娘做老婆不可”，仅仅因为阿珂是一位“美女”，他所想象的占有方式，也是通过自己付出代价，而并不关涉双方的爱情可能。而从叙述的设计来看，阿珂此时也绝不可能喜欢韦小宝，因为她在叙述结构上是近似“物化”的一个道具，韦小宝对她的追逐则是一个契机，最终将故事从五台山引向了江湖世界。

与韦小宝有交集的年轻女性角色，除了建宁公主，基本上都与武林势力有关，这些女性角色经常充当连接皇宫与民间江湖的桥梁，将韦小宝从一个世界引入另一个世界（譬如被方怡骗去神龙岛、因阿珂而跟随九难等），就整体叙述来看，都属于功能性人物。当某个江湖势力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时，属于那个世界的年轻女性就会被韦小宝“收编”，这种“收编”与爱情关系不大，而更像一个嫖客对待妓女的占有。韦小宝占有苏荃和阿珂等人，是在丽春院的床上，是通过迷奸的方式，而他不仅完全没有负罪心理，还直接将几位女性比作妓女：“方姑娘、小郡主、洪夫人，你们三个是自己到丽春院来做婊子的。双儿、曾姑娘，你们两个是自愿跟我到丽春院来的。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来时虽不知道，不过小妞儿们既然来到这种地方，不陪我是不行的。阿珂，你是我老婆，到这里来嫖我妈妈，也就是嫖你的婆婆，你老公要嫖还你了。”在这次迷奸之后，苏荃和阿珂（原本并不很喜欢韦小宝）因为怀孕而终被“收编”，她们在叙述结构上的功能性作用，也已经结束了。

苏荃和阿珂等人在叙述结构上起着将韦小宝引入武林江湖的作用，而武林江湖世界在《鹿鼎记》中存在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作为民间的反抗性力量与皇权进行对抗。无论是天地会、沐王府、王屋山还是神龙教，其构成都是民间性的，是皇权所不能容忍的叛逆组织。这些反抗性力量的存在，使得作为康熙需要时时顾及民间江湖，同时也就给了韦小宝更多的表演舞台。金庸此前的武侠小说，主要便是以这民间江湖为舞台。他曾总结说：“古典小说的传统，也即是武侠小说所接受的传统，主要是民间的，常常与官府处于对立地位。”而武林英雄们在这种对立中所采取的，是“个人以暴力来执行‘法律正义’，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等等”。[12]

在《鹿鼎记》中，这个民间世界与官府的对立性主要表现在所谓的反对“异族”统治，或者说是在国族矛盾上。但这些江湖势力自身内部就充满了矛盾。陈近南属于较传统的英雄形象，最终却死在郑克塽手下，是这矛盾最典型的体现，让人不禁叹息。当《鹿鼎记》中的江湖人士仍试图“杀死官吏，组织非法帮会，劫狱，绑架，抢劫”的时候，他们所对抗的国家权力却在康熙的统治下愈发健全，甚至让江湖世界的这种对抗失去了情感上的合理性。在小说的最后，还出现了当初各路英雄推选的“总军师”顾炎武等四人劝韦小宝自己当皇帝的荒诞情节，让人哭笑不得。顾炎武等人如何不知康熙是明君，他们心中明白，“自开国的明太祖直至末代皇帝崇祯，若不是残忍暴虐，便是昏庸糊涂，有哪一个及得上康熙？”但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中原被满人统治，因此不论韦小宝有没有当皇帝的本事，只要他有可能取代康熙，他们就要“劝进”。——问题是，韦小宝就一定是汉人吗？

结语

距离《鹿鼎记》最初在《明报》上连载，已经过去了几十年，这几十年来，有众多的学者从人物、结构、文化心理、历史意识……来解读这部小说。不过大多数时候，无论读者还是研究者，仍习惯将《鹿鼎记》放置在武侠小说（或金庸武侠小说）的整体谱系中来看待，这或许也是一种惯性的窠臼。《鹿鼎记》不仅是一部武侠小说，甚至金庸自己所言的“毋宁说是历史小说”也只是一种观察角度。这部小说是难以简单定性的，它包含了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广阔书写，塑造了众多阶层、性格、价值观迥异的人物，传统的武林江湖在其中仍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已不是唯一的世界。金庸在他的最后一部小说中展现了自己在结构设计和人性描绘上的最高水平，同时，也突破了过去曾给他带来巨大成功的小说写作模式，将《鹿鼎记》和韦小宝这一角色带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的位置。

[1] 金庸：《后记》，《鹿鼎记》第五卷，第2005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2] 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

[3] 金庸：《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鹿鼎记》第一卷，第3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4] 倪匡：《金庸笔下的男女》，第143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年。

[5]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第8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6] 陈默：《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第202-203页。

[7] 金庸、白岩松：《访谈：白岩松与金庸对话》，《生活时报》1999年9月16日。

[8] 陈默：《孤独之侠——金庸小说论》，第89页。

[9] 金庸：《后记》，《鹿鼎记》第五卷，第2006页，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10] 有学者曾将韦小宝与王所笔下的“顽主”形象对比，指出“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具有解构性的特殊文化形态”。参见姚晓雷：《当下市民文化精神的两种演示——王朔与金庸小说中人物形象之比较》，《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11] 陈默：《金庸小说人论》，第68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

[12] 金庸：《韦小宝这小家伙！》，《明报月刊》1981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