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猎生产经历了木石击鱼，徒手捕捉、棒打石击，作栅拦截、围堰竭泽，钩钓矢射、叉刺网捞、镖投笼卡和舟桨驱取的过程，渔业成为人类最早的经济形态之一。随着人类对鱼类习性和捕捞技术的了解，从简单到逐渐复杂的生产中，渔文化的积累和发展也相应随之而来。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渔文化一旦形成，便与整个中国文化密不可分，相得益彰，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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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岁月的渔业发展基础上形成的渔文化，是人们从事所有的渔业生产实践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的总成果，进而形成影响和推动历史进步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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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推动着各地历史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渔文化呈现出千姿百态：如香港渔民的天后诞、澳门百姓的妈祖祭、太湖渔家的献头鱼、湖南汉寿的鱼龙全、山东即墨的上网节、天津北塘的跑火把、山区百姓的木雕鱼、青藏高原的牛皮船、安徽黄山的蚌壳舞、浙江温岭的大奏鼓、江西鄱阳湖的渔鼓鱼灯、福建浦源的鱼溪鱼冢、白洋淀渔家的船轿迎亲、新安江“九姓渔民”的抛新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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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国先民们留下不少极为珍贵的渔文化遗物：如周口店山顶洞人钻上小孔、涂有红色的草鱼上眶骨，新石器时代的鱼钩、鱼叉、鱼镖、鱼枪和石制、陶制网坠，仰韶文化的典型标志“人面鱼纹”彩陶盆，殷商时代“贞其雨、在圃渔”的甲骨卜辞，象征双手拉网捕鱼、用手持竿钓鱼的甲骨文字“渔”。挂在山顶洞人脖子上、用野藤串的贝壳项链，不亚于当今的金银首饰；古人“以贝为钱”，影响到“财、贸、贵、贱、赚、赔”等字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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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文化是世界性文化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越有民族性越有世界性。生活在各地的各民族，在不同的地理环境、气候环境中繁衍生息，形成各自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使渔文化具有浓郁深厚的民族特色：如台湾高山族的渔祭节、贵州苗族的杀鱼节、云南白族的渔潭会、满族同胞的鱼图腾、维族同胞的鱼生肖、黎族同胞的鱼茶、侗族人的酸鱼席、撒尼族人的酸菜鳅、布朗族人的卵石鱼汤、雅美人的拼板舟、摩梭人的猪槽船、藏族同胞的马头船、赫哲族同胞的鱼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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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通过智慧的启迪、知识的传授、环境的熏陶、情感的诱导等，促进人的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燧人氏教人捕鱼、伏羲氏教人结网，舜“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吕尚受封齐后兴渔之利、使齐成为大国，范蠡著作《养鱼经》、开创世界渔书之先河。里革“断罟匡君”之忠、“羊续悬鱼”之廉、王祥“卧冰求鲤”之孝、庄子“濠梁观鱼”之乐等等，均以熏陶、濡染、启迪、激励等方式，发挥其教化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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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孔子曰“钓而不网”，周代渔人置柴木于水中、诱鱼栖息围而捕取的渔法，是今日人工鱼礁的雏型；汉人渔人置木制红鱼于水中、引鱼上钩，成为后世拟饵钓之先导；东晋渔人以长木击板、惊吓鱼类入网的“鸣 ”，成为后来的声诱渔法；东海渔民以绳编连植于滩涂的竹子、捕获退潮时被竹枝所阻鱼类的“沪”渔法，成了大上海的简称。我国周代关于禁渔期、禁止毒鱼和密网捕鱼等规定，正是现行《渔业法》对渔具、渔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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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文化游乐赏玩的满足功能，内容五花八门、丰富多彩：原始人捕鱼摸虾掌握水性后，出现古称“水嬉”的游泳、弄潮、戏水、赛舟。体形象“文”字、《山海经》称其为“文鱼”的彩色鱼，形态优美、娇姿艳体的金鱼，绚丽多彩、婀娜多姿的热带鱼，点缀庭院雅室、美化人们生活；五彩斑斓、富贵华丽的锦鲤，寓意吉祥幸福、象征和平友谊。除了饲养“水中宠物”、养殖与观赏外，垂钓、斗鱼等更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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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渔业生产，包括捕捞、养殖、加工，为社会创造了丰富的水产品，为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重大贡献。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渔文化，以雄厚的物质基础作为舞台，导演了灿烂的历史篇章。当前我国渔业提出发展休闲渔业，有别于养殖、捕捞、加工等传统渔业的休闲渔业，利用水域、资源、设施、渔村村舍、生产器具和渔产品，结合当地的生产环境、人文景观、宗教信仰等等，设计相关的活动和休闲空间，为大众提供渔业的活动，达到休闲、娱乐的功能。休闲渔业不仅为渔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和经济价值，而且拓展了渔区发展新空间、开辟了渔业发展新领域，对渔业 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渔民转产转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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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文化的内容变化引起其结构性、全局性、整体性变化之时，便形成文化变迁；文化只有在不断地变迁中，才能获得发展和进步。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我国渔文化曾踞有超越一切的主导地位：由鱼骨的穿凿、涂饰，发展到彩绘、刻划、雕凿、陶塑、研磨，一切新技术几乎都投向了渔文化的创造；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出现了不期而遇的多点交映局面，留下了大量的鱼图、鱼物和捕鱼、食鱼、信鱼、拜鱼的社会信息。在原始社会，渔文化以图腾崇拜、生殖信仰和物阜祈盼为主，围绕物质和人“两种生产”，发挥组织、教化与改造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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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渔文化经历了宗教化、制度化、哲学化与艺术化的重建，其内涵日趋复杂，在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仪式礼制中，显示认识、整合、选择、向心、满足等功能作用。随着农耕的发展，特别是龙的冲击，“龙尊鱼卑”的人为划分导致人们信仰重心的位移，造成鱼龙混杂、尊卑互映的文化情态。随着社会实践与认知范围的扩大、民族融和与文化交流的拓展、人为宗教的兴盛，渔文化的神秘性在俗信化的趋势中淡化，不断地在适应与整合中变迁，在民间文化领域得到长久承传，在现实生活中求得了生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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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盘古开天地，混沌初开、天地相连，鳌鱼献出四腿、顶天立地于东南西北四角。这是一种舍己为人的牺牲精神。而大禹治水时，见洛水有一神龟游来，它的背上负有一至九之数，谓之“洛书”。伏羲氏见龙马负图出河，又根据图文画成八卦。“河图洛书”成为时代太平之象征，龙马神龟的贡献也表现出一种企盼吉祥的奉献精神。传说大禹治水时劈开黄河中游的一座山，形成了两岸峭壁对峙、河水湍急的“龙门”，河鱼若能跃过就化为龙，否则头额触破败退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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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鲤鱼逆流而上、纷纷跳越悬水数十仞的龙门，这也成为我们常说的“鲤鱼跃龙门”，是一种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寓意打开美好前程的大门。鱼类昼夜不合双眼，时刻保持警觉、清醒，因而其成了道、佛两教的法器。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自律精神。然而，所有这些，都构成一个共同的协调相处的生态图景——鱼水情谊。“鱼水和谐”既是大自然生态协调的方式，更是渔文化的精神本质。在建设和谐社会中，鱼水和谐给予我们特别的启示和引导，将显示出愈来愈顽强与执着的时代生命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