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identity）的本意是“同一性”，其拉丁词源是Identita。同一性本质上不排斥差异性，它是差异之上的同一。今天社会科学意义上的认同理论由社会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cHErikson）在20世纪30年代正式提出，他指出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身份的自觉意识，而自我作为主体对于自身保持同一性以及与他人类同所形成的主观肯定态度，是在自我与社会的互动中建构起来的。需要注意的是，认同既可以作为动词，也可以作为名词来理解。作为动词的认同对应的英文词是“identify”，把认同看成一种状态和作用机制，强调认同的过程；作为名词所对应的“identity”，常与定语搭配在一起使用，表达一种认同的结果，比如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地方认同（place-identity）、消费认同（consumer-identity）等。

地理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认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其当地历史遗留下来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与生活在地方上的人密不可分；地方与个人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连，生存在其上面的人因而变得与其他地方与众不同。地方认同因此是人的认同尤其是人的社会认同的一种，本质上是指人在与周围的环境和人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主观肯定态度和身份归属。由于地方的“纯粹、空白”（unsullied essence）的可建构的本质，地方认同也并非一成不变，它意味着人们对地方的想象与再想象，它不是稳定的、线性的，而是循环与不断变化的。同时，地方认同也是自我（self）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们通过意识和无意识中存在的想法、信念、偏好、情感、价值观、目标、行为趋势等以及技能的复杂交互作用而确定的与物理环境有关的个人认同，是“客观世界社会化的自我”，并在认知空间、建构地方意义、表达对地方的需求、适应现实环境、减少焦虑情绪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见，地方认同既与地方相联系，也与人的自我和自我身份相联系。认同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同一性”的主观肯定态度，对地方的认知和自我身份的感知在地方认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2 实证研究进展

近年来，与地方认同以及与地方有着密切关联的概念被引入不同的研究中，理论得到不断深化。比如，朱竑等对地方感、地方依恋、地方认同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的区分；也有学者对地方认同的多样性和动态性、以及地方认同与权力的关系进行述评。在梳理概念和理论的基础上，诸多学者开展了与地方及认同有关的实证研究。

Zhu等通过对广州东山区并入越秀区后居民地方认同的变化研究，发现他们对原来东山区的认同感并非减弱反而得到加强，人们通过对地方意义的再想象建立了关于“东山”的文化认同和自我身份归属。Casakin等以以色列某城市为例，采用定量研究方法对城市规模是否影响地方认同进行研究，发现人们对城市的地方认同程度上高于社区；对大区域的地方认同高于小的区域。全球化加剧了认同随着环境、制度、社会文化等情境的变化，Schnell通过对美国一个瑞典移民社区的研究，发现其作为瑞典人的地方认同在美国本土实现重构，进而找到自己的本土定位。伴随流动的增加，更多的研究将地方感、地方认同、地方依恋等放置在全球视野中，宏观尺度上，如 Beddington回顾了英国在经历社会、经济、文化等变化后的居民认同的变化，思考未来十年政策制定可能产生的影响，Bailey等研究了电力需求及低碳生产预计增长的背景下地方取向的动态性变化；也有学者通过微博等新媒体了解剧烈的社会与文化变化下的认同，发现微博成为回忆和重塑一个城市的记忆的重要方式，不断构建和协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对地方的归属。微观尺度上，有学者对房屋形式变化下的地方感进行研究，发现街道和邻里尺度的物理变化对地方感的影响比建筑规模更大，进而提出规划和设计住宅时应注重保持居民的归属感。还有学者研究婚姻、节庆活动等对地方认同和地方感的影响，以及一些特定群体，如学生的地方认同，发现越年长学生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越高，本国学生的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高于国际学生。

国内学者主要关注城市化过程和城市空间所带来的地方感和地方认同的改变，如吴丽萍等分析了城市化对乡村社区地方感的影响，提出两个重要影响因素，即：居民对社区的依附和社区的“公共领域”；贺建平等对重庆“城中村”农转非居民进行了地方和身份认同分析，发现他们并未与城市市民及城市文化真正融合；朱竑等对广州小洲村城市空间变迁下不同社会群体的地方感知和认同差异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孔翔等通过对上海周边社区的调研，指出开发区建设重构了地方的地理景观和社交网络，也改变了居民原有的地方感。也有一部分研究关注了旅游发展中游客与旅游地居民的地方感和地方依恋，如对自然观光地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文本建构旅游目的地地方感的研究；旅游者地方依恋、居民地方感及其对旅游发展作用的研究等。此外，还有学者从更微观的尺度对地方感进行了探讨，比如情境主题餐厅员工地方感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的研究等。

已有研究从多空间尺度，运用定性与定量方法对地方、地方感和地方认同等进行分析讨论，注重阐释地方感、地方认同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城市空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性。以往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但由于概念差异的原因，对认同、身份、地方与地方认同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作用机制还未进行更系统深入的阐释，同时还未建立反映地方认同动态变化的分析和解释框架。地方认同是反映人地复杂动态关系的重要概念，尤其在外部自然环境和制度变迁背景下，这一理论需要持续的关注以及更多案例的实证支持，以更好地厘清概念，并揭示现象背后复杂的作用机制。本文因而选择广州这一快速发展的大都市为背景，以番禺小龙村为例，重点分析番禺撤县（市）设区后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化和重构过程及其原因。通过单一个案的深入研究，以更好地揭示影响地方认同的机制与作用机理，给其他类似区域提供参考对比，为中国快速的城市发展和巨大的城乡变化现实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参考。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选择及介绍

研究区选择的小龙村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广州位于珠三角的核心区域，而番禺区位于广州市南部，毗邻海珠区和南沙区（图1）。自古番禺与广州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唐宋时番禺曾代指广州，在明清时期最为普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广州城市的迅速发展，番禺也经历了不断的行政归属调整。1992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番禺撤县设市；2000年，番禺撤市并入广州市番禺区；2005年10月，番禺区经过行政区划调整，现下辖6个镇、10个街道办事处和177个行政村。

番禺区石碁镇小龙村，始建于南宋末年（1278年），位于广州市番禺区中北部（图1），距离石碁镇政府约1km，毗邻番禺市桥、南村镇等较为发达的地区，是典型的城市郊区。占地面积2.4839km²，农田广阔，工厂用地富余。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行伊始，随着广东省“三来一补”产业的发展，番禺小龙村也在此阶段得到迅速发展。由于地租、土地和劳动力等方面的优势，港澳侨胞相继在小龙村投资设厂，多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除了较为大型的工厂外，还有较多制衣小作坊和食肆，也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不少就业岗位。目前村内主要收入来自农田、厂房及铺位的租用。据在当地户籍管理部门了解，番禺小龙村现有登记在册的本地人口3433人，外来人口6319人，其中除广东省其他市人口约1000人，其余为外省人口，主要来自河南、湖南以及四川等地。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城市化发展和城市扩张带来的行政区的变更促进了小龙村当地人身份的改变，小龙村居民从农业户口转换为非农户口；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小龙村土地的使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部分乡村的田地转换为城市的建设用地。土地价值的变化促进了土地的流转，部分耕地作为建设、工业或商业住宅用地被征用；在保留的耕地中，由于耕种的收益较低，从事农业种植的人较少，大多数有地的农民将土地租给外地人种植花卉或者蔬菜。同时，在小龙村被并入城市区之后，其城镇空间和景观格局以及交通等都发生了相应变化。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村里建成了公共广场及各种城市化商业设施，如超市、小型商场、菜市场等，同时也加强了绿化建设。村内修建了水泥马路，外部交通也相对发达，数条公交车线路经过小龙村外围，通往市桥（番禺区中心）、南村镇等较为发达的地区，离广州地铁站也仅15分钟左右车程。因此，从交通、景观及基础设施看，小龙村已完全融入了广州郊区的城市化建设。

3.2 数据收集与研究方法

研究组于 2017年 7—9月共 4次前往案例地番禺区石碁镇小龙村开展田野调查，结合政府部门等相关文本数据，采用参与式观察与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对事先联系好的受访者进行深度访谈，每次访谈时间 1小时左右。受访者共计 25人，其中男性 10名；女性15名，年龄17~58岁，6名本科学历，其余都是高中或初中学历，均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通过熟人介绍和滚雪球的方式，注重涵盖不同年龄阶段、不同职业、不同性别，以更好地达到访谈信息样本饱和。访谈问题主要包括四方面：① 番禺撤县设区与户籍在农转非之后的变化 （包括工作和生活）；② 对广州、番禺和番禺小龙村的理解和认同；③对自我身份的感知；④ 对未来的设想和期待。

文章采用扎根理论逐级编码的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目的是从资料中提升理论，并最终形成理论概念框架。文章对数据进行了包括3个级别的逐级编码，通过编码，作者对访谈资料的词句和片段进行了分阶段、概念化和抽象化的标示：①通过开放式编码发现类属。在初步分析访谈资料的基础上，确定了16个开放式编码，包括户口、土地、家庭状况、住房状况、工作状况、收入、日常生活、周围环境、治安环境、娱乐休闲、对外地人态度、对广州和番禺认知等。发现居民对于周围环境、景观变化、出行、日常生活等方面感知明显，对于身份认同、未来选择等持不确定的状态；②关联式编码。对开放式编码进行不断比较和辨析，找到编码间关联，再加以合并和类聚，最终将开放式编码综合为4个范畴，并对其进行进一步的细化：变化（周边自然环境、治安环境、社交）、身份（村民与居民、小龙村是农村还是城市、广州人与番禺人）、选择（居住地、就业、配偶）和生活（出行、购物、休闲）；③选择式编码。对访谈资料反复阅读、对所有类属进行反复比较、选择核心类属，经过比较、辨析与选择，最终确定3个核心编码：身份、地方（城乡）认知、认同差异。

4 结果分析

城市化发展和城市扩张带来的行政区变更使小龙村当地人从农业户口转换为非农户口，进而促进其身份发生重构，地方认同的方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对于变更后的地方认知一方面是当地人对农村与城市的感知，另一方面是城乡生活差异影响下的对于身份与地方的认同选择。通过分析发现，制度情境 （撤市并区） 的改变以及当地人的个人需求共同影响了其对于身份与地方的认同差异与选择。

4.1 行政变更后的身份重构：身份的改变与游离

随着广州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番禺小龙村的空间、景观、土地利用及其居民身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然而在调研中作者发现，这些并没有给居民身份认同带来深层改变。符号边界和社会距离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当地人的文化身份没有伴随户籍身份的改变而同步转换。在问及小龙村居民个人身份时，几乎所有受访者都给出一致的答案，他们认为所在的番禺区小龙村依然是农村地区，虽然持有非农户口且并入了广州城区，多数人仍然倾向于将自己归为农民。有受访者在谈到对于户口本由农村居民变为城市居民的感知：“没有用的那些”（访谈对象12）。也有人从经济、福利的角度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评价：“现在我们是居民，但我认为小龙村是农村。当然不想（转居民），转居民有什么好处，人家农民收入都高于工人。农民土地有分红，包括养老金都农民好点，就是村里买的”（访谈对象2）。

地方的教育、基础设施、资源分配的方式及地方管制的模式等都会对地方认同产生影响。Martin对于Notting Hill的研究中发现，当地绅士化的过程中，居民关注更多的是其物质层面的生活。本研究多数受访者也多从地方行政变更和身份变化之后是否带来物质收益的角度对自己的身份进行评价，基本福利的欠缺与未得到明显改善的生活状态使得当地人对转为城市居民的身份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认同：“地方变小了，被瓜分了，福利什么的没有什么变化，对我的生活没有太多变化”（访谈对象9）。“像待遇什么的，你看我们待遇都是农村的待遇。虽然说是居民，但是完全没有（城市）居民的待遇，就像买医疗保险这样，都当农村合作医疗那样来买，现在我们想买大医保都不够条件，因为我们农村买了养老就不可以再买大医保”（访谈对象10）。

除了未得到的收益与福利的提升，居民反而感受到番禺并入广州所带来的不便，“并入广州没有区别，十二年义务教育还差很远的，一年交几千块，三年就万把块了。我们平民百姓感觉不到（经济变好了），在村里感受不到。做生意的还觉得多了限制，做什么事都要去广州，就是你办什么证要去广州。我觉得没什么事（没必要去广州），……环境好了点，道路好了，分红那些就没什么变了，就是环境。不是（并入广州后变好的），这始终是社会发展好了，经济好了，环境肯定要变好的”（访谈对象2）。

在并入城市之后，多数居民由于未感受到由此带来的福利或他们想象的城市福利的增加，因此对自己已成为“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并不强。同时有居民认为生活环境即使有变化也并非由于并入广州之后产生，而是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还有一些失地农民在身份转变为“非农”的过程中，面对自身身份，显示出模糊与不确定，对于自己到底是居民还是村民，呈现出迷茫的状态。“（小龙村）是（城市），但也不完全属于（城市）。说它是农村也行，城市也行，多数都是农民聚集在一起，有多少真正是居民。都觉得自己是农村的、有地的，就不觉得自己是居民了…现在说不清楚是居民还是农民，户口是居民，但又有地。番禺好多村的地全部都收了很多用来发展，没那么多地了，就收你们为居民和非农户口。我觉得还是农民好，（现在）居民不‘收’你，农民也不‘收’你，非农在两样中间，觉得更不好”（访谈对象1）。

随着城市扩张对土地需求的增多，2001年之后“农转非”步伐的加快，带来不断增多的“失地”农民。从小龙村委了解到，从20世纪90年开始，就很少有居民种稻谷，居民的大米等生活必须的粮食不能自给，多从外面购买。土地对于村民的作用已不同于过去，即使国家规定村里两千亩耕地红线不能用作他用，当地村民仍很少种田，多选择从事个体经营、工业与制造业等。部分村民将土地出租，或将宅基地建成出租屋获取租金收益，还有部分村里的土地被村集体统一出租给工厂，每年会给予村民一定的分红。村民通过出租土地或出租房屋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其种地的收益。可以看到，城市化以来，小龙村当地人的生产方式已发生了转变，大部分人已不再像传统农民一样耕种土地，但他们的土地意识依然强烈，认为土地是资产，通过土地租赁获得收入（把土地租给花卉种植的农民可以获得不菲的收入）是番禺各村镇普遍的收入方式之一。

此外，对于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的身份感知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收益和土地意识上，也体现在他们日常的生活状态里，包括穿着、行为举止、观念等。“起码番禺农村的人的衣服跟广州人不一样，他们讲究一点的嘛，像在香港那些公司上班的工人一样，一到5点30就下班，先去洗个澡换个衣服再走人，农村就不会有这些的嘛”（访谈对象7）。受访居民对自我的身份感知中有着明显的“城里人”与“农村人”的不同理解：“你看别人样子就知道是城市人，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农村，一看就知道了，衣着打扮不一样”（访谈对象15）。

可以看出，“番禺小龙村”和“广州”成为居民身份认同依托的两个地方语境，分别代表农村和城市。在两者行政合并后，原有相对单一的地方认同方式被打破，“广州市居民身份”成为当地人新的身份。研究发现，地方变迁背景下，当地人主要从经济收益、福利和日常生活的改变等来评价其新的身份归属和认同，小龙村的本地居民既存在对原有身份的留恋和认同，也有对新的市民身份的困惑和期待（主要以抱怨的方式）。当地人在两种身份间徘徊：一方面希望改变农村人的面貌，却又期待保留原有作为农民的好处（尤其是经济上）；一方面既不是十分愿意积极地融入城市生活，但又希望享有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因此，多数人依然认同自己是“农村人”，而这个农村人事实上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人”，而是现代化以及城市发展之后的新农村人。

4.2 行政变更后的地方认知：对番禺和广州的认同选择

4.2.1 “农村-城市”的二元认识

身份与身份认同不可避免地与地方及地方认知发生联系，或者说，后者构成前者感知的语境。对受访者的深入访谈发现，受访者对于番禺、番禺小龙村与广州的区别十分明显，体现出较大的感知差异和分异。受访者普遍认为，“广州人怎么看待番禺人？有一些人还是觉得番禺人不算广州人，番禺、花都那些算郊区，这些都不算广州。那个阿姨说除了番禺市桥商业区那一块，其他都是农村，其实我自己也有感觉，就跟他们说的一样，其实（生活在）这里也不是很方便的。像我们这些在外面读过书的人，见过大世面看过外面的话就觉得其实这边很不方便，像那边只有肯德基这一家，稍微好点的餐厅这边（小龙村）都没有。人家应该也瞧不上这里的区位吧，所以我觉得还是有点区别的”（访谈对象13）。“小龙村是农村，也没有说很落后的，县城类吧。这里不算城市。你去过广州天河区就知道，和我们这里两个样子的，那些建筑啊，交通啊什么的都不一样，塞车都是广州那边塞车比较厉害，我们这边很少塞车”（访谈对象9）。

时间上的变化作为一个地方的组成特征被接受，长期以来，小龙村村民对于番禺历史感知是明显的，而对于广州则不明显。一个地方不同于另一个地方，其基础是与外界的关系[46]。在对外与广州的联系中，小龙村村民感知到其与广州的距离，而这样的距离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距离，更是内心深处难以言说的心理上的距离。“反正我们番禺人会说我们这边番禺和广州分开，我们普遍番禺人会说我们是番禺，不会说自己是广州，因为以前是番禺市嘛！也算（广州人）吧，反正写那个地址的话肯定要写广州的，因为是不是广州对我来说没有特别的影响，生活上也没有说特别需要自己每天说是广州人”（访谈对象9）。

当地人在谈到认为自己属于哪个地方的人的时候，多数村民将自己归为番禺人，并认为番禺与广州有着明显的区别，即“郊区”与“城市”的区别；再细分下来，大家的认同则在小龙村，受访者普遍指出番禺小龙村与广州的差异更大，这个差异则是“农村”和“城市”的明显区别。当地人对地方的认知中有着历史的传承，比如小龙村人除了认同小龙村的地方归属，更大范围的地方认同是番禺，其原因是番禺有着非常长的历史（广州曾经被称为番禺），当地人有着较强的传统意识。因此，基于对历史、现有生活环境、建筑、交通和区位等的认识，当地人对其归属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广州-番禺-番禺小龙村”的基本认知结构，分别代表着“城市-次城市（郊区）-农村”。可以看到，虽然经历了撤市并区与城市建设，人们感知的地方差异和层级依然十分明显。

4.2.2 生活差异影响下的认同选择

如果说建筑、生活设施等外在环境是当地人对于“城市”和“农村”的直观认知，那深层次的认知和认同则来自于他们对于不同地方的社会生活方式的想象、认识和选择。地方认同被证实在不同的情境中会影响感知与行为。番禺在撤市并区之后，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和活动范围并没有改变，比如他们谈到，“很少去广州，我们大哥在广州，我们都很少去，觉得太远，空气浑浊。我们大哥都很喜欢来我们农村，我们聚集也是很常在农村，很少去城市聚集。是啊，（在农村待着）我们觉得好一点”（访谈对象1）。

乡村社会是稳定的、团结的、具有熟人社会性质的社群，而都市社会是动态的、不稳定的陌生人社会。更多的村民在被问及将来的居住意愿时表示不愿意迁居到城市，比如访谈者提到，“城市人口太多了，楼层间太密了，出门认识的人也不多，进屋关上门就什么都不是了，也没有相互关怀，农村的话走出门口就认识人了，邻居之间大多相处挺好的，可以相互帮忙，但市区是没有的嘛”（访谈对象14）。乡村与城市在环境上的差异、家庭生活、经济水平等因素也对居民的认同产生一定影响。传统的乡村个体间的联系纽带对乡村居民来说是重要的，大多数人都在一个很小（但很重要）的尺度上参与建立了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因为个体的参与而变得更有意义，这也促成了个体对所在地方的认同。

很明显，特定物理范围和长期生活的地方（真正日常生活的空间）对每个人都是重要的；特别地，童年的地方对很多个体来说是重要的参考。大多数受访者愿意待在童年生活的地方——小龙村，“有条件都不想去城市，一来自己有地盖房子，二来你出去买的商品房，其实都不算是自己的，不是自己能够说了算的，算是买了70年的居住权这样，农村的话，生生世世都是自己的嘛，而且现在出入也方便了，就算要考虑出不出去住也是下一代考虑，不是我们这个年龄段去考虑的了”（访谈对象10）。其原因除了对于故土的感知与熟悉的因素外，与个人经历、经济能力、家庭幸福感等因素也密切相关，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着当地人的地方认知和选择。年长者往往依恋故土，而我们访谈的一位年轻的受访者也表示喜欢住在村内，她提到自己之前在番禺市桥住，在那儿购物休闲、交通更方便；但在小龙村，家庭和睦，家人都在本村，且对她很好，所以她觉得很舒服，除了交通不是很方便，其他都能够满足她的需求。因而她选择回到村里住（访谈对象5）。可见，个人的经历和情感感知在决定居民地方选择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个人的追求和需要也是造成居民选择的关键因素。在多数小龙村居民眼中，平淡的生活便是其想要的生活。“广州的经济比我们这里好一点吧，他们的发展可能比这里好，因为大家的生活需求不一样。那边那些人去工作就拼命地干啊，但是在我们这里我们就平平淡淡地就好了。（同学去广州的）比较少，我的朋友很多都在本地工作，都在番禺工作，一些外地的朋友都会在番禺工作”（访谈对象5）。

面对城市中更多的机遇与选择，很多受访者还是不会选择到城市生活。很多年长的受访者考虑到为了下一代的发展与更多的工作机会等原因，希望将来到城市发展，父母们认为孩子们在城市将会拥有很多的发展机遇，但自己并不愿意到广州生活，即使广州到小龙村地铁等交通已经相对便捷，但当地人仍然很少去广州购物或休闲。调研中有些意外的发现是，除了年长的受访者，多数年轻的受访者尽管有着对广州“城市生活”的向往，但他们也依然愿意在番禺本地工作，主要原因一是认为城市的工作竞争压力大，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了环境、生活便利、以及家庭的因素。他们认为现在番禺小龙村各种生活设施相对便利、环境污染比城市小、且能和（一大）家（族）人一起生活，有着浓浓的亲情。这也间接反映了小龙村许多年轻人所接受的教育水平并不高，在城市不够有竞争力，教育的差异也是城市和乡村的重要差别。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通过广州番禺小龙村案例可以看出，地方认同是一个本地人不断与自我身份（“我是谁”）和地方认知（“我来自哪里”）协商的过程（图2）。地方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依赖于意义，而意义又基于物理空间和在其中的人的社会角色的体验。身份与地方认知都是一个典型的选择过程，它往往被定义为与“他者”群体相对，形成与“他们”/“他者”对立的“我们”的概念。通过访谈分析本文提出，人们对于自我的身份认知主要包括3个方面（图2）：一是人伴随出身而拥有的原初的或先天的身份，包括其自然生理特征和由家族等血缘关系而决定的身份；二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后天资源或规则而决定的规则化的身份，如户籍身份、职业身份、社团身份等；第三种是“想象”的身份，它不是基于客观的资源，而是基于认同建构的主观的身份，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存在性身份”，这种身份主要由其主观的价值观念所决定，如认同某种生活风格或生活方式，或期待成为某一类型的人，如城市人、素食主义者或环保主义者。相对应地，对地方的认知也包括三个方面（图2）：一是物理的空间和生活意义上的地方；二是由政治、经济、行政等制度所给予属性或命名的地方；三是“隐喻”或想象的地方，承载某种价值或观念的象征意义。

地方认同是一个典型的选择过程，人们的身份和地方的多重维度是影响地方认同的内在结构。在地方行政区划调整和居民身份变化的制度情境改变下，进一步激活并强化了当地人对于身份的多元情境化感知及其对所生活地方和新的地方的认知。当地人从原初的相对单一的农民身份和农村的地方认知转变为多元的身份和地方认知，其认同和归属也相应改变，经历了重构的过程（图3）。在重构的过程中，当地人对地方认同的选择受到其情感和生活方式的影响（非功能性需求），也受到其收益感知（功能性需求）的影响。除了历史的地方认知，小龙村居民身份选择和地方认同变化主要源于其个人的需求，其日常工作、生活等功能性需求能够在小龙村以及距离更远一点的番禺区的行政单位中得到满足，而限于村民的经济能力与消费水平等原因，非功能性的需求则显得不那么重要。因此，尽管城市化过程中伴随着交通设施等方面的改进，但在小龙村村民成为广州市民的情境中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可以感知的生活品质和社会地位（功能性和非功能性需求）的提升，其结果是造成了其基于需求选择之下与新的地方的一定程度的身份与社会文化隔离。

研究发现，小龙村村民在与伴随其出生、成长的环境与社会的互动中构建了对自身及对地方的认知，其认知随着其个人的成长过程、政府政策变化、环境和地方的变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转变而改变。当地人在外部情境变化和内在需求影响下的地方认同主要表现为三种结果（图3）：①对于其日常生活的地方和环境相对无争议的归属和认同，在这个案例中表现为对小龙村和番禺的认同。家是一个意义和领域的中心，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作为家的地方的小龙村赋予小龙村村民对于世界的最初的图景与认知，是其最自然的地缘纽带，因此小龙村村民对其原初的身份表现出无争议的认同；②对于制度化的地方，即小龙村行政归属上的广州市的有争议的认同，这种争议体现在新的地方归属是否给当地人带来切实的经济或社会福利；③对于“想象”的现代都市人身份的变化的认同，广州对于小龙村人来说，不仅代表城市，也代表一种“发展的”“现代的”地方，当地人希望其后代人能到这些发达的地方发展，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希望其后代能够成为现代都市人。

5.2 讨论

本研究以城郊本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地方认同的形成与变化机制，发现地方认同受到制度等外部因素变化与居民的自身需求等内部因素的影响，基于身份和地方的不同维度和不同尺度，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呈现出差异化的结果。

中国的城市化仍在继续，随着大城市规模的扩大，有越来越多如小龙村这样的村镇面临城市化的挑战，在此过程中它们如何重构，除了村落景观、土地边界与空间变化之外，城乡认知和融合的冲突如何化解，新的地方认同如何实现，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已有对于城市变化的研究显示，正向的变化促进人地关系的加深，而本研究从地方变迁过程中的地方认同出发，发现城郊居民的行政归属和身份变化的同时，深层次的改变并未发生，他们依旧是那片土地上的“我者”，多数人持有对原有身份认同的坚持，对于新的身份则有着诸多的困惑和期待，其地方认同的协商选择和重构过程反映了城市化背景下人的城市化如何可能的问题。

地方与认同之间互动关系的前提在于承认地方性的存在，以及地方认同建构过程的多样性与动态性。从研究案例看出，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郊区居民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地方二元认知依旧突出，同时行政区划改变过程中存在一些明显的介于城市与乡村间的“真空”管理状况，这也阻碍了当地人对城市身份的更深入的认同，如城乡医保问题、教育收费问题、交通管制政策、村里的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等。此外，传统的乡村在撤市并区后开始转变为城市的管理方式，存在一些直接的弊端，如地铁等交通扩展了城市的空间，但村落到站点间的交通问题，与城市一同实施的禁摩（托车）政策等体现了诸多的不合理，一刀切的行政管理办法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感知。因此，如何促进城市扩张和城郊行政区划调整背景下，当地人对于新的城市空间和管理方式的认同，是城市管理者需要思考的问题。除了户籍的变更，城市扩张的过程中需要完善相关制度，考虑居民的真实需求，切实提升其并入城市后的基本社会福利（如教育和医疗），提升城郊居民的社区参与意识，以促进其对于新的地方和身份的认同，进而实现城乡有效融合。

最后，本研究主要以原生的本地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行政变更后的地方认同变化，没有对外来移民群体进行分析。随着城市人口流动日益增强，城市与城郊地区的人口结构有了较大变化，城市社会管理的难度、广度、复杂程度进一步加大，外来移民的地方认同和地方感研究对于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同样十分重要，后续研究可以针对这一话题进行进一步探讨。此外，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建立了地方认同机制及其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后续可以结合问卷等定量研究方法对概念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建立地方认同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进一步相关关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