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重视教材建设，从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和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材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高校应深化思想认识，正视面临挑战，研究教材规律，发挥教材在国家发展和育人育才中的战略性、基础性作用，为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建设教育强国、文化强国提供坚实而有力的支撑。

一、深刻认识高校教材工作的战略意义

教材建设是事关国本，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对于培根铸魂、育人育才、教师发展、振兴教育、人类进步等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教材工作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教科书是政治的产物，它必须按照国家制定的课程标准、教学大纲进行编写，除了传授专门知识和技能外，还负责传递甚至是塑造国家意识形态”。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教材建设。1957年，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课本要两三年修改一次，使之不脱离实际……语文课可选《水浒》《三国演义》、唐宋八大家的作品。”1958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上强调，建设什么样的教材体系，核心教材传授什么内容、倡导什么价值，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高校教材建设的话语体系关系到某一阶级及其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在我国，高校教材建设中话语体系的建构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文件的落实，进而影响党的执政根基和领导地位。香港“修例风波”等事件已经证明，教材问题无小事。教材深刻影响着年轻一代，深刻影响着国家和未来。教材的方向和内容出问题，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就会落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将会受影响。

第二，一流教材造就一流人才。从教材的定义来看，狭义的教材也称教科书或课本。《辞源》对“课”的解释是“按规定的内容和分量讲授或学习，又谓功课、作业”，对“本”的解释为“根据，执掌”。把课和本组合为“课本”，即功课的根据或执掌教学过程的依据之意。《牛津插图词典》将教材（Textbook）定义为“对科学或学术的任何分支的阐述文稿”和“被确认为权威的著作”。可见，教材具有权威性，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的基本依据和主要遵循，是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从教材的发展史看，教材包含了人类千百年来积淀的文化知识和价值观念，依据教学法进行加工重组，担负着传授知识，促使个体完成社会化历程的任务。因此，教材是学生在学校获取系统知识的重要来源，也是形成社会道德、提高个人修养的重要途径，关乎青少年知识能力结构和精神世界的塑造。“培养出好的哲学社会科学有用之才，就要有好的教材”。教材的思想水平、编写水平、学术水平等，实际上代表着国家的人才培养水平。从一个国家的教材体系，可以看出社会基本的价值体系、青少年的科技水平、人才培养结构和质量，这决定着国家长久的竞争力。

第三，一流教材成就一流学者。一流的大学应该有一流的大师。大学因为大师而出名，大师因为著作而出名，著作就包括很多脍炙人口、影响深远的经典教材。如果一位教师能独立构思一门课并编写教材，而这门课、这本教材能最大限度满足教学需要，经得起实践检验，会获得良好社会反响。如果学者的教材能够传播到全国，就可能成就全国一流学者；如果学者的教材传播到全世界，就可能成就世界知名学者。许国璋教授是著名语言学家，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从60年代初开始，通行全国，当时可谓“人手一册”。提起英语，无人不识许国璋。学术研究与教材编写并不矛盾，学术研究可以提高学术影响的高度，教材编写则可以扩大学术影响的广度。教师对教材建设投入越多，对专业知识的系统感知程度越强，越能从中获得学术发展。教师安心学术研究，致力于知识增长和进步，有助于科学高效地将学术体系转化为知识体系、教材体系。

第四，一流教材铸就一流大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教材建设是学校的一项基本建设，往往与师资队伍建设、校舍设备建设一起并称学校三大基本建设，重要性不言而喻。教材体系是促进学科体系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学校的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经得起实践检验和时间考验、被公认和采用的精品教材，对大学而言就是一座学术的丰碑，无比闪亮的名片。如果一所大学的教授编写的经典教材，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被原版引进或翻译成外文在全世界风行，这所大学也将因此闻名世界。

第五，教材建设汇聚人类智慧，贡献全球治理。优秀的教材是人类智慧、创造、探索的结晶，是人类经验的总结，代表着人类对自然、社会、生活的叩问与追求。因此，教材建设对于传承人类文明，实现人类发展，推动全球进步厥功至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话语推动着新知识、新观念的发展和传播，形成一种全球性的知识系统，也决定着全球治理的认知基础。教材不再仅仅是一种课堂存在、国家存在，而是一种全球存在，成为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某些经典教材已成为国际通用的知识载体。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各国如何携手应对挑战，实现长远发展，需要凝聚全人类的智慧。教材建设为促进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有效平台。

二、高校教材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当下，社会各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创新孕育新突破，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传统意义上的教材在角色和功能上随之发生深刻变化。高校教材工作要创新发展，必须准确把握新的时代方位，深刻认识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第一，全球化的挑战。当前，世界格局深刻变革，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意识形态较量变得更加复杂，国际话语权的争夺更加激烈。教材作为思想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育人育才的基本依托，政治意义、战略意义愈加凸显。中国话语体系构建目前仍然无法与中国综合国力相匹配，无法与中国战略全局和国际地位相适应。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入课程教材，把人类最前沿的先进成果有机融入课程教材，把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有机融入课程教材，是我国高校教材建设应对全球化挑战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

第二，智能化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日新月异，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以及阅读习惯、学习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教师正在从过去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学生的指导者、促进者、组织者和资源提供者，甚至是知识创新的合作者。这对高校教材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纸质教材越来越难以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教学创新的需要。实现教材形态的数字化、立体化是教材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就要求教材建设要敢于突破窠臼，与时俱进，在以经典理论为核心的基础上，大量引入新研究、新案例，开发多种教学资源，努力建设一批多种介质综合运用、表现力丰富的新形态教材。

第三，新时代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变化对高等教育发展和教材建设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促进学科交叉融合的关键阶段。新文科建设、“双万计划”的推进、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需要重新设计整合现有的课程内容体系。现实中，高校教材仍不同程度地存在时代性不强、吸引力感染力不足、高水平原创教材偏少等问题，亟需创新教材编写体制机制，构筑高质量教材体系，用一流教材支撑一流教育、培养一流人才。

三、积极构建新时代高校教材工作新格局

建设教育强国、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有高质量的教材体系作支撑。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曾表示：“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高校必须深化对新时代高校教材建设特点和规律的认识，推进教材建设理念思路、内容形式、方式方法、体制机制等方面不断创新，更好体现思想性、体系性、创造性。

第一，处理好知与魂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充分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充分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充分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充分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教材建设“五个体现”的要求，核心是处理好知与魂的关系，即知识教育和价值引领的关系。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坚持。新时代高校教材建设应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教材编写，特别是高校社会科学领域的教材建设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理论指导、分析框架、逻辑结构和话语体系构建内容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应全面系统地融入课程教材。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兼顾思想性、科学性、适用性的有机统一，重点在转化上下工夫，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转化为适应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教材体系。不能“简单贴政治标签、不顾体系完整、逻辑完备，断章取义塞入政治内容”。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具有独特的文化体系和价值体系。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高校教材建设要坚持不懈地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材的育人导向、选材选篇、体系编排、呈现方式等各方面体现中国风格和中国立场，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底蕴。

第二，处理好术与道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思政课不仅有‘术’，也有‘学’，更有‘道’。”这一论述不仅适用于思政课教学，也为我们正确把握教材的内容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教材体系建设关键在于知识体系的重构，把人类文化的知识成果根据教育的要求和教法的原理审慎地加工，转化为可以让学生吸收消化的知识体系。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什么能力最重要，是编写教材时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新时代教材在整体设计上不能仅仅囿于知识点的教学，应强化综合素质和核心素养的养成，并关注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教材不应当只是让学生机械地记忆某种知识和理论；还要考虑是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战略思维、家国情怀、全球格局、人文素养。要体现教育教学的最新理念，适应新技术发展和学生知识接受习惯的变化，让教材在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以及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合作探究学习方面发挥应有的功能。这就要求教材编写要具有前瞻性和灵活性，一方面要考虑到给教师预留足够的发挥和创新的空间；另一方面也要给学生提供充分的学习、思考、探究的机会。这样的教材才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才能培养学生的基础素质，才能着眼于人的长远发展和优秀人才的培养。

第三，处理好质与量的关系。质量是教材建设的关键和核心。教材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遵循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内在逻辑，保质保量推进教材建设，打造质量过硬、门类齐全、学段衔接的高质量教材体系。

保质需要强化专业支撑。教材编写是门学问，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特别是国家级、高水平、权威性的教材，需有一批一流的、专业化的教材建设队伍做保证。教材建设队伍包括编审、管理、研究等各支队伍。要完善改进激励机制，组建一批由资深教授、教学名师领衔的教材编写团队，积极吸纳实践领域优秀专家，逐步形成编写教材的一流人才队伍，推动教材的编写、评价、选择和使用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特别注重加强教材国际比较研究，全面、系统地研究国外优秀教材，由单一的引进转变为引进与研究并举，为全国高校教材建设提供参考和支持。

保量需要强化系统观念。教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各方面的衔接和配合。一方面，必须依据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科学设置各学段、各学科的知识结构，使不同学段之间的教材纵向衔接，不同学科之间的教材横向配合，不同类型、不同介质的教材相互支撑；另一方面，也要加强教材编写团队跨学段、跨学科、跨地域的建设，打好“协同战”。以高校外语专业教材为例，因其涉及众多语种，涵盖听、说、读、写、译等技能课程以及知识类课程，应鼓励同类高校联合编写教材，建设高质量、成体系、立体化的整套教材。这既是更好更快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的需要，也有利于教材出版后的推广使用。北京外国语大学针对获批开设的基本覆盖素有建交国的101个外语语种，实施“创优”“补短”“填空”计划，联合国内高校，努力打造不同语种教材横向配合，不同学段教材纵向衔接的多语种教材方阵，为支撑非通用语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第四，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教材是教学的工具，教学是其首要功能，因此教材的编排要考虑教师的教学方式、教学条件和教学设计以及授课对象的特征。好的教材应该便于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做到教师乐教、学生乐学。

好的教材应有利于教师开展教学活动。好的教材应逻辑自洽、结构完整、表述清晰、目标明确、难易适中，便于教师根据自身教学实践灵活进行教学设计和教学重组。教材建设应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把握好教材话语与教学话语、文本话语与生活话语、学生话语与学习话语、冷门话语与热门话语等话语方式之间的关系，探索出适应教学需要、适应学生发展需要的教材内容体系。应循序渐进，贴近不同学段学生的实际情况，融知识教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于一体。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紧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对教学设置做到及时调整更新，注重课程、教材、配套资源融合使用一体化，开发信息化教学资源和典型案例，建立数字化、动态化的教材教学资源体系。

好的教材应有利于学生构建新的知识。好的教学不是教师“照本宣科”和填鸭式的知识灌输，而是以教材为依托，教与学的彼此融合促进，涉及讲授、互动、启发、合作、创新的环节。这要求教师由单纯的知识讲授者转变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组织者；学生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合作学习和综合化学习的主体。教材不仅要向学生介绍学科的知识，还应善于通过练习题、思考题、延伸阅读、国际比较等教学设计，使学生通过解决问题进行学习、获得知识、独立思考、协作协同、知识迁移和运用，从而发展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应充分利用学生的智力、审美和情感等因素，激发左右大脑活动，从而充分发挥学习潜能。

第五，处理好引与培的关系。《礼记·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史学家陈寅恪在总结我国思想交流史时得出结论：“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引进国外优秀文化成果。各学科有自己自洽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要批判性地吸收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适当借鉴和引进国外大学经典、前沿的原版教材，对编写出版反映国内外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新教材，提高我国高校的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能力具有重要推动作用。面对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推进，教材建设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国际交流和互学互鉴。新时代高校教材建设要有开放的视野和批判性吸收借鉴的智慧，汲取国外教材研发的先进经验和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提升教材建设水平。

培育中国特色教材体系。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结合中国实际，批判性地吸收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文明成果。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谈话时曾说过：“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抗拒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需要坚定理论自信、学术自信、文化自信，创建全新的、独一无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新时代高校教材建设应立足中国实际，在版权合作基础上，进行本土化的深度研发，让引入的外国教材可以适应中国学生的特点，努力建构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

第六，处理好源与流的关系。当前，“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推进，我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亟需增强与大国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构建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和国际话语体系。根据相关报道，在国外高校，有关中国的资料还不够普及，使用中国学者撰写的教科书与资料的不多。要摆脱这种局面，需要把握住源与流的关系，把国内教材这个源头做成精品，才能更好流出海外，传播四方。

原创教材是源，是基础与根本。教材要吸引海外受众，其前提条件是其本身须具有很强的思想性、科学性、系统性。没有好的原创作品就难以真正走出国门。一直以来，由于特殊的国际环境，很多海外读者对我国知之甚少，他们对我国的社会民生、文化生活、民族宗教等方面抱有浓厚的兴趣，对此，应重点策划，精心打造有利于弘扬我国文化、塑造我国正面形象的优质教材。要坚定文化自信，从传统、当代与时政三个维度去阐释中国。不仅讲好传统中国，深刻反映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性格，还要讲好当代中国和时政中国，积极反映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反映当代中国实践的时代成果，让国际社会客观、历史地观察今日之中国。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加大中国方案、中国理念传播力度，使其成为向世界表述中国的源头、读懂中国的标志。

海外出版是流，是拓展与提升。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我国出版了一批面向海外市场的主题图书，包括教材，出版数量、覆盖语种不断增加，涵盖主题和领域不断扩展。但从相关图书在海外的发行情况来看，仍有很大发展空间。西方社会之所以不了解中国，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仍是语言的障碍。应扩大覆盖语种，提升翻译质量，使之更符合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用海外读者最易接受的方式，运用多种文学体裁，面向海外读者讲述有代表性的中国故事。应发挥世界知名汉学家、知华友华人士的作用，采取约稿或合著等方式，选择恰当的选题，为其量身打造能够进军国际市场的教材图书，利用其国际影响力以及对本国、母语的了解打开国际市场，进一步改善教材的海外宣传效果。

总之，面对新时代新要求，高校应将教材建设放到落实国家事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战略高度，抓住新机遇，把握新特点，应对新挑战，承担新使命，积极构建新时代高校教材工作的新格局。

【杨丹，北京外国语大学校长、教授】

——来源：《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