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最近一段时间家住贵阳市延安南路的温先生和妻子宋女士有点郁闷为啥呢？因为他们去办理业务的时候竟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到底是什么秘密呢？说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温先生情绪有点低落因为这个秘密他已经和妻子在5月30号办理了离婚手续温先生：已经办理...

最近一段时间

家住贵阳市延安南路的

温先生和妻子宋女士有点郁闷

为啥呢？

因为他们去办理业务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说起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温先生情绪有点低落

因为这个秘密

他已经和妻子

在5月30号办理了离婚手续

温先生：已经办理了离婚，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想不通。

温先生告诉记者

他是2002年就和妻子宋女士相识的

并且在一起打工

一直以来

他们的感情都不错

2013年，两人喜结连理

并办理了结婚手续

最近

就在去银行办理业务的时候

他们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温先生：说她是结过婚的，我怎么也不相信，因为我妻子一直跟我在一起的。

原来

在银行办理业务的过程中

进展一直不顺利

通过系统查询

温先生获知妻子

在2007年竟然已经结过婚

温先生：我们登记结婚的时候，显示的都是未婚。

这个结果

让宋女士也感到不可思议

温先生的妻子 宋女士：我从来都没有和别人结过婚，我跟我老公一直都是在一起的。

从宋女士提供的截图上可以看到

她在2007年

与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的一个人结了婚

而她和对方

根本就不认识

既然没有和其他人办理过结婚手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结果呢？

温先生的妻子 宋女士：身份证丢过两次。

温先生和宋女士找到《百姓关注》栏目

就是希望能弄清事情背后的真相

温先生的妻子 宋女士：找到民政局，民政局也管不到，说要找派出所。派出所说要找民政局，还说要到河南找到这个男的。

6月6号下午

记者电话联系了

贵阳市乌当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一位姓熊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之前宋女士和温先生

都到单位反映过问题

事后

他们也查阅了

当年办理婚姻登记的原始档案

贵阳市乌当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工作人员：来的时候的确是显示未婚，我们进行了核查。

同时

这名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

2014年前后

乌当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的信息

才和全国以及省内同步

也就是说

宋女士2013办理登记结婚的时候

无法查询之前的婚姻状况

至于宋女士为何会有两个婚姻登记信息

工作人员表示

如果宋女士本人的确

没有在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办理过婚姻登记

很有可能就是身份证遗失之后

被不法分子盗用的结果

贵阳市乌当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 工作人员：目前，只能去河南省安阳市内黄县办理。

随后

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

反馈给了温先生和宋女士

两人表示

他们会去河南省安阳市的内黄县

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记者：王珂

来源： 贵州广播电视台

陈蒙宇 整理

本文选摘自“历史下的危机与危机中的历史”畅谈会录音记录稿，十余位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在会上作了发言并展开了跨学科讨论。与会者有纽约州立大学法明代尔分校历史政治与地理系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兼职讲座教授陈丹丹，纽约州立大学弗雷多尼亚分校历史系副教授范鑫，多伦多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利，特拉华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王元崇，马里兰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宋念申，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助理教授张杨，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徐晓宏，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战洋，爱荷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陈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昆山杜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杜克大学全球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朱倩等。因篇幅较长，分为上下篇刊发，上篇为与会学者结合自己的研究对历史与危机展开的探讨，下篇为相互之间的回应与对话。

战洋：我想回应一下刚才几位老师的发言。刚才张杨和晓宏的发言，都让我想起William Sewell。William Sewell说资本主义是“事件性的”（eventful），他也批评沃勒斯坦的历史观，说沃勒斯坦的历史观太过结构化，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大爆炸”（big bang）。似乎一旦big bang在一个基点发生，就会冲着既定的路线去走。Sewell他认为偶然性（contingency）很重要。Naomi Klein也在著作中谈过，说新自由主义是通过“休克原理”（shock doctrine）来实现的，也就是每次的危机和灾难，都可能变成拓展既有秩序的时间点。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和刚才晓宏提到的时间序列有关，晓宏刚才质疑说危机可能是一种比较保守的认知框架。我想危机也可能带来变革，甚至是革命性的。我最近和朋友吴一庆微信聊天，聊到巴赫金的历史观念。巴赫金是个文学领域的批评理论家，他的历史观和对于革命时间的理解，就挺有趣。在他看来，革命和危机都可能带来突破性。他就不认为时间是序列性的，而是强调它的弥散性。也就是说，重要的历史革命时刻和历史时间，不仅发散影响到未来，也影响过去，不是空洞的，而是有价值的。这种时刻，就是革命时刻。也许，他的思路对我们怎么去理解时间和危机是有帮助的。

2008年，美国纽约百老汇大街上的招商广告。

张杨：战洋老师讲的这个eventful sociology，大家都知道和芝加哥大学的Sewell有关系。2008年去芝加哥读书的时候刚好遇到金融危机，2009年春天我跟他上《资本主义的历史》这门课。那个时候，Sewell就已经开始反省了，说我讲事件性还是太过了。如果我们只讲事件性、偶然性，我们把握不了全局性、结构性，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全球金融危机？所以当时他就希望在结构性和事件性之间找一个平衡点，他后来和Peter Evans合写了一片文章是反映这个变化的。当然，这种思路试图调和结构性和事件性，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互相建构；我觉得这种二元论的思路也有问题，我们要超越这个，我们在找第三条道路的，就这个问题不要老在这种布迪厄式结构的建构或者建构的结构的思路中打转。

然后回到晓宏这个，很有意思。他批评的有点像所谓的间断平衡理论，比如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就是这样一个理论。科学发展分为常规科学和范式革命两个阶段，范式危机连接二者。这就是时间上的二元论：常规科学/革命科学，常规时期/革命时期。但正如晓宏所说，真的是这种二元型态吗？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期不是静态的，也不是那样革命的动态，是一种正常的动态、常规的变化。比如说改革开放这么一个长时段，既不是静态的，也不是那样革命性的动态，但每年都有打破传统的变化。那么，我们怎么去定义改革开放这种在静态和革命动态之间的东西呢？这是一个非常本质的东西。

我接下来想写一篇文章，《叛乱与科学叛乱》。一方面这两者非常相似，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挑战这种二元论。在常规到（科学）革命之间有很多（科学）叛乱（rebellions），怎么去定义这个东西呢？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超越这种结构/事件的二元论以及时间性的二元论，需要发展出更有生产力的第三种思路。

范鑫：我觉得从刚才这个对话过程中可以看到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这个问题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分析。历史学家更集中于对事件本身的分析，而社会学家对我们提供了更多的理论和范式的思考。我觉得两者都很好。今天大家既然讨论危机，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社会学理论感兴趣，所以提出几个问题。我想可能也许大家可以帮助我回答一下吧。第一个问题就是危机作为一个概念，其中的“机”是什么意思？刚才有的老师提到过，危机背后酝酿着机遇，就是crisis之后有opportunity。但是呢，我刚刚读到过一篇文章，应该是宾夕法尼亚大学Victor Mair教授提到的，在古代中文的“危”和“机”其实都是crisis的意思，没有opportunity。所以当我们去把握这个词的时候，危机到底是什么，我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是第一点。第二，危机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出现？也就是说，当我们提危机的时候，我们会提一件事吗，某一个事情本身就是危机吗？当然，在外交学上，我们会经常使用这个词儿，比如说某某危机基本上就是某某事件，对吧。但是如果从社会学、历史学，从一个大的方向去把握的时候，危机是否曾经独立出现过？如果要是说而危机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是很多一簇一簇地涌现的时候，这就带来我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只是需要寻找危机的因果关系吗？就是说，一个事件引发另一个事件，然后在接下来再引发下一个事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历史学教科书上常用的方法，但是这个除此之外，我们是不是还可以从其他的角度来思考？

徐晓宏：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不管你怎么定义“危机”，我们都应该纳入人怎么去主观的理解危机的时间性的问题。我们任何对时间的体验里面，都会有一些是我们觉得是日常生活的时间，有些则是非日常的时间，比如像涂尔干讲的时间的两重性，冬天是“宗教的季节”（religious season），到了夏天则是“经济的季节”（economic season），这是《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所说的两重时间。但是在现代性中，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中危机处理的剧码和手段是不一定完全充足的，有时我们无法判断我们处理的事情是到底是一种完全新的东西呢，还是我们已经具备剧码和手段应对的事物，还是它就是个日常的事物。这三种可能，都是历史个体会碰到需要处理的问题，所以我们研究某一个大的具有不确定性的事件，不管这个事件是一场危机还是革命，历史行动者怎样去想象时间，都应该是我们研究历史和研究社会变迁需要纳入的东西，而不是把它作为完全不同的外在的维度。

当我们谈危机时，我们要知道，危机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日常化的一种手段，这是我之前想讲的一个问题，也即是风险（risk）。在现代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有大量的人，比如经济领域中的保险公司还是政治治理领域中的危机管理技术官僚，处理危机是他们的生计来源，也就是说，其实很多危机是profitable和capitalizable的，实际上他们是有大量技术手段来处理这些危机的。这个和我们想要谈的一些根本性的uncertainty是不一样的。

张杨：危机并不一定就是宏观的，也可能是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里的。我觉得战洋今天讲的最切题，因为每个人每个时期都可以有危机。如果用我刚才的观点来分析，那么就是人生不是面对一个结构性的个人危机，而是一个序列性的危机。你知道随时可以有危机的可能性，处理不好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危机，处理好就暂时压下去了。用社会学的话就叫repeated problem solving，我们每个人都在重复性的解决问题。我分析个人危机的思路也涉及刚才讲的危机的重复性、序列性和递归性；这些危机的理论可以用在非常微观的个人层面的问题。

宋念申：我回应一下张杨和陈利老师的说的这个危机的性质判断。我觉得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时间性的，我始终认为危机应该被历史化的，就是我们需要看到对于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趋势来讲，某一个结构和某一个时间的危机，它不是在当下我们能够决定的。人生处处有危机，要看你处理得好还是不好，处理得好就可能不是危机，处理得不好就成为危机，但有可能处理得好恰恰变成了后面的一个危机。比如说万历十五年，你可以说万历十五年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年份。你可以说当时波澜不惊，没有什么特别的危机，但是恰恰可能是因为这种波澜不惊，为后面一个更大的政治起伏埋下了一个伏笔。所以我的核心概念还是仍然是说，危机是应该在一个时间维度里面去认知，而且是应该被历史地文化地去认知，我们才能更好地谈论它的结构性是什么的，时间性是什么。

周忆粟（澳门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我想就这个主题提一个问题。我想展开一下刚才张杨和徐晓宏老师讲到了“危机这个概念有很明显的时间性”。时间性体现在不管是宏观的大危机，比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说是想张杨提到的微观的个人危机。比如说，Uncoupling这本书写得非常好，Diane Vaughan的一个观点是危机的时间性维度一方面体现在我们不断“通过现在来定义过去”。她的书里写到在离婚的时候，夫妇们去见婚姻咨询师，他们经常会说出“你知道，我从未真正爱过你”这样话，作为策略改写整段婚姻的定义。同样，我们现在研究导致一战二战形成的原因，学者们通过挖掘新的史料来重新定义那段历史。但问题是“过去”还有一种所谓的“粘性”（stickiness），也就说某些事情确确实实地发生了，再也没办法被改变，被重新进行历史阐释。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历史学家，在经验研究里，你们是怎么处理这种张力的？即研究一方面要赋予历史材料新的意义，但另外一方面也要尊重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

范鑫：我觉得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比较同意刚才宋老师的看法，但是我也在思考刚才忆粟老师提到的问题，历史事件已经完成，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已经发生的过去，我们研究历史事件，应该拥有怎样的心态，或者是我们可以期待得到什么。在我来看，历史事件已经完成，但是塑造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机制仍然存在——这里面这个机制可以是社会制度，也可以是文化机制，或者是经济结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历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在研究历史事件过程中的确需要回应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种大规模的长时段的历史延续性（continuity），同时也要处理短时段的历史偶然性（contingency）。但在这过程中，其实最有意思是，起码我个人研究兴趣最浓厚的就是，如果这种结构出现塌裂怎么办？就是说，这种经济结构、社会制度、文化机制在某个时间段出现塌裂，随之会引发一系列的冲突、突发性事件，也就是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危机就是一系列事件（sequence）。在这点上来说，我觉得大家的想法是一致的，表达不一样，我觉得我更倾向于使用结构性断裂这个概念。我们只有处于断裂层中，才会不断地全面性地去寻找对于新问题的解决方法。

1968年5月30日，法国巴黎，示威人群。当日，法国总统戴高乐解散了国民议会，推迟了全国性的公民投票。

徐晓宏：忆粟老师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就是行动者自身对他所处的主观世界、他认识的危机，和我们作为研究者来理解他，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在我看来，最好的一种方式，还是布尔迪厄讲的，我们要重建行动者所处的这个场域，这个场域的基本的构造是怎么样的，他在这个场域里面的位置（position）是在哪里，他的position跟谁是相对应的，他的这些惯习从哪里来。比如他自己研究的法国1968年的危机，他用的也是这样一种方法。当然可能做得也不那么成功，但是这个思路应该是我们社会学者的努力方向。因为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去重新勾勒那个社会空间（social space），其中可能的场域（fields），因为这些东西是形塑行动者个体行动的一些方式的。我们当然承认，历史会有很多的偶发性（contingency），比如说费迪南公爵如果没有被刺杀者准确击中，那可能就是会有很大的变动；如果日本人在东北挖到了石油，那历史会很不一样，这些可能性都会有。但是当我们去研究这个行动者，我们去重构那个社会结构的空间以及个体的历史，然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史料上能看到的是个体与这样的社会空间的关系。虽然这么说有点抽象，不是具体有帮助的方法，但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想，是我们社会学者都希望能做到的这样一个工作。

战洋：刚才周老师提的那个问题就是历史事件已经发生，然后我们现在怎么处理？我在这里把我的想法抛出来，我特别同意刚才说的历史化，但同时我们也是生活在历史中的活人，所以我们的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narrative，这一种我们从自身角度出发的叙事。所以我们怎么去言说，怎么去看待历史，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政治化（political）的事情，也是一个跟叙事高度相关的事情。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知道可能很多人会不同意，但我记得我很早受的是文学的训练，当时读到海登·怀特讲历史时，他就说文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包括文学文本和历史文本的界限可能并不是那么明显，叙事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丹丹：我挺同意战洋说其实研究也是一种叙事。如之前所说，我觉得对历史的诠释来说，也许没有唯一的真理（这样说如果太过后现代，那加一句，在基本的事实与真相的基础上，可能并不是只有一种绝对正确的诠释或者说真理性的阐释），你可以强调历史进程中的这个因素，我可以强调历史进程中的那个因素，只要没有大的事实歪曲、能自圆其说都可以。这样在不同人的叙事/诠释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拼出一个整体。我也同意战洋说的研究的背后就是一个political的东西（广义的the political），研究的背后是我的关怀，我要对这个世界发的言。我觉得学术背后还是有这种终极的关怀和情感，或者说是终极的价值诉求吧。

战洋：事实上，我们怎么安排这种不同事件之间的sequence？我们对于一个危机的理解和解释，这不是说我们有数据会说把这sequence放到一块，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安排，这个的理解或者解读能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地达成一致。虽然我觉得这里有很多的便利性，当然我不想用这个词，我们有很多方式的理解、定义危机。例如我们可能对太平天国这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对这个事情的本身的叙述（还谈不上因果）、描述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角度。对每个人来说，我们所理解的同一个危机实际上都是不一样的。

陈爽：我很同意战洋老师的观点，就是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其实是受到各人的观点、立场还有所处的情境的影响的。我也想回应一下刚才陈利老师说的，每个人对危机的理解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刚才大家就什么是危机、危机怎么产生的谈了很多。从宏观的层面来谈的话，我很同意范鑫老师说的危机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断层，也就是说当已有的结构出现了非常大的变动，原有的结构已经维持不下去了，那就是一个危机。但是这样一种宏观结构上的危机虽然会影响到每个人，但不同的人对危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会觉得是个机遇，因为一个新的结构即将被构建；有的人会觉得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然后还有些人会有不安全感。我觉得，对个人来说，只有在个人对结构性的变动产生出不安全感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个人的危机。

朱倩：我们大家都谈到了事件是怎么变成危机的、是谁的危机的问题，然后危机的时间性、空间性，危机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危机和偶然性（contingency）和连续性（continuity）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来说更看重的是，在哪一个时间点，这个危机的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crisis）出现了。包括当下的新冠病毒，它作为一个危机的集体意识是怎么产生的？谁来产生的？它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它是一个意识形成的过程。这个过程反而比危机本身更能告诉我们，历史时刻的复杂性在哪里，它的多元性在哪里，以及多元的叙述与知识生产怎样被整合，通过什么途径成为一个集体意识。

张杨：我简单回应一下战洋老师这个叙事因果性的问题。其实人类学跟我们社会学一部分做叙事的学者差别没那么大，大家是一样的。有一个哲学传统是法国历史哲学，从雷蒙·阿隆直到1984年保罗·利科的三卷本《时间与叙事》，然后影响到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Sommers1994年讲叙事因果性的文章。所以，我们历史与社会科学的很多因果性是基于叙事。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保罗·利科和Sommers集大成的编剧理论（emplotment）。他们认为历史叙事是跟小说家写小说或者莎士比亚戏剧，本质上有相似性，因果故事都是被我们的叙事编织进来的。当然我们历史和社会科学要去找证据，而不能瞎编，但是causal emplotment本身是类似的。第二，就像朱倩老师讲的，叙事作为对逝去的记忆，本身会给接下来的历史发展提供因果。这一点不但我们历史社会科学认识到了，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大家知道最近有本翻译的新书，经济学家希勒的《叙事经济学》，讨论到比如大萧条的叙事会影响决策。比如，弗里德曼写了一本《美国货币史》，重新解读了大萧条，指出大萧条其实不是资本主义内在的原因造成的，而更多是后来的政府救市造成的，这就彻底颠覆了对大萧条的认识。后来弗里德曼的叙事成为了主流，也成为新自由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知识基础。第三，叙事作为一种更根本、更深刻的方式在塑造我们对因果的想象。我们从小听父母讲故事，里面包含因果、时间性。我们从小接受这条时间线和因果性，让我们从小就在脑海中形成了基于叙事的对于因果的想象，所以后来看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会不自觉的用这套根深蒂固的因果来认识，甚至我们的行动也会去跟随这样的“因果”节奏。

《美国货币史》书封

徐晓宏：我想最后接着张杨老师的话茬再说一点，就是叙事和因果的关系。在一个层面上，行动者的叙事对于一个历史的过程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所谓的叙事对社会现实的构造性作用（narrative constitution of reality），这是我的前辈同事Margaret Somers非常重要的一个贡献。这个层面，跟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也在编织叙事，是不同层面上的一个问题。在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需要通过许多不同的证据，来厘清辨别，哪些是史实，哪些不符合史实，并由此勾勒出一个更加好的、在史实层面上能说得更圆的一个叙事。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两个叙事的问题属于两个不同的维度。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无论是大漠戈壁，还是孤岛海疆，一代代军人为了党和人民的召唤，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默默付出、无怨无悔。

离开军营，走上新的人生轨道，舞台虽不同，本色永不改。一批批退役军人积极投身基层治理、乡村振兴、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等事业中，发挥坚毅、自律、敢打敢拼的精神特质，更好实现人生价值。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本报记者采访四位退役军人，多角度展现退役军人的风采。

——编者

云南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杨家地派出所民警孙涛——

“回到地方，更要服务好社会”

整整7排，每排12个。在孙涛的资料柜里，每个文件夹都贴了小标签。“红色标签下的是治安管理的重点区域。”孙涛说。

参军13载，从警16年，孙涛有个习惯——“文件在我手里不过夜”。早年在部队当兵，会使用电脑的人少，孙涛便承担起文件归纳整理的任务。2005年转业后，他成为一名社区民警，分类的好习惯保留下来，“分色管理法”应运而生。

孙涛管理服务的昆明南亚商圈，98.6万平方米内有786户商户、222户写字楼租户、2165户住宅小区住户。“别看现在一目了然，当时光把各种类型的场所进行分类就花了两年时间。”孙涛说。

要想分好类，得先把商户信息掌握全。“2019年初，所里对南亚商圈实施网格化管理，需要逐户登记商户信息。”孙涛介绍，民警先上门登记商铺信息，在系统中生成地址后，还需店主自行录入员工信息。起初，一些店主不愿配合：“明明是警察的事，为啥要我干？”

抓住大家的空闲时间，孙涛一次次上门宣讲：上午10点，来逛街的人还不多，他就给服装店店主讲；下午两点，顾客吃得差不多了，他就给餐饮店店主讲。“总之，商户怎么方便怎么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仔细解释一番，大多商户愿意配合。有些当场听了，转身就忘的，孙涛也不生气，再次上门，还是手把手教。“现在一有变动，大家都主动找我更新信息。登记信息后，啥事都可以追踪到人，警情少了，受益的还是大家。”孙涛说。

有一次接警，一位市民反映在某美发店办了年卡后经营者“跑路”了，他被骗上万元，孙涛赶紧把美容美体美发美甲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来一家，采集一家信息。若是发现租期短、有异常，便会提前预警。掌握了法人、实际经营人的信息，一旦顾客被骗，也不至于找不着人。”孙涛很有心得。

红色区域每月上门一次，看消防通道是否堵塞、是否涉敏感行业；黄色区域每季度上门一次，看电线够不够承载电器负荷、消防器材是否配置合理；绿色区域不定期检查，尤其宣传防盗……

“分出了各区域后，也就分清了轻重缓急，从而把更多时间投入需要重点管控的区域。”孙涛说，离开部队多年，自己始终没忘记内心的坚持。“回到地方，更要服务好社会。”

山东邹城市钢山街道后八里沟村党委书记宋伟——

“一定要改变家乡的面貌”

“干不到一流就是失职，拿不到第一就是落后”，在后八里沟村广场上，一句响亮的口号赫然醒目。村党委书记宋伟说，这句话已成为全村创业精神的象征。

这句话更镌刻在宋伟内心深处。

1992年冬，宋伟光荣入伍。在部队，他参加过抗洪抢险，荣立三等功、优秀士兵等多项嘉奖，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4年，退役回村的宋伟开始担任村支书。回村之初，看到家乡泥泞曲折的土路、破败杂乱的老屋，宋伟内心那股在部队锻炼出的顽强和韧劲涌上心头，“一定要改变家乡的面貌!”

面对当时村里软弱涣散的现状，他先刀刃向内，加强支部建设，给村干部立规矩、树正气。慢慢地，工作作风正了，村民对村干部的信任也逐渐增强。

为给村子谋出路，宋伟先从自己熟悉的建筑行业入手，带领村民出去跑项目、干工程。渐渐地，建筑、商贸等村集体产业多点开花。如今的后八里沟村，已经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心村，实际居住人口达3万多人。

2017年，后八里沟村率先在山东省实行集体产权股份制改革，宋伟捐出自身股份为全体村民配发股份，村民每年根据集体收益情况按股领取分红福利，人均年收入5万余元。“做梦也不敢想有现在这样富裕的生活。”村民宋长洲很感慨，“宋书记带领全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道路。”

村民腰包鼓了，宋伟依然没有止步，他又开始谋划着改变村民的精神面貌。按照“党建统领、孝德育人、产业惠民”的发展思路，宋伟带领村干部制定村规民约、开办村民夜校、创办村报《鑫琦之声》……“孝善治村”、和谐友爱在后八里沟村蔚然成风。

后八里沟村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中国美丽乡村”等荣誉称号，宋伟本人也被评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全国“最美退役军人”。“家乡养育了我，部队锤炼了我，党组织培养了我，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家乡和社会!”宋伟说。

陕西西安市雁塔区袁旗寨社区调解委员会主任张兴无——

“当过兵，就永远是战士”

从早上6点睁眼，到晚饭前，张兴无已经接了27个电话。本应住院接受治疗的他，却悄悄跑回了社区调解室，气得医生直跺脚。“我这病能拖一拖，群众的事可拖不起呀。”老张一脸歉意。

“偷跑”已经不是第一次，还有更“过分”的。几年前，老张因阑尾炎手术住院，遭到同屋病友“投诉”。原来，他把调解室搬到了病房里，趴在床上、挂着吊针跟矛盾双方“磨嘴皮”，汗水湿了一床单。

“有矛盾，找老张。”他不仅在当地是矛盾调解名人，很多外地的也慕名而来。从部队退役后，张兴无回到农村成为一名基层调解员，一干就是40多年，调解的大小矛盾不计其数，办公室墙上挂满了群众送来的锦旗。

正说着，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原来楼上楼下的邻居因一桩小事发生了口角：一方做点小买卖不愿对方从门前过，一方嫌绕远出行不方便。老张一碗水端平，“你俩都有理，可咱要都讲了理，还讲情不？你不跟他处，上别处能找到这么合适的店面？你跟他别扭，来个急事要帮忙你张得开口？你俩找个饭馆，好好聊聊，啥事都没有了。”两人最终握手言和。

“群众的小事，老张统统挂在心上。”调解员王瑞兰说。上个月，一名残疾人找老张处理一桩小事。由于行动不便，老张特意将人送到车站，回来时已汗流浃背，他说：“得给人家送车站去，他行动不便，看他上了车我才放心。”

老张的包里，塞满了案卷材料和法律书籍，现在又多了一本民法典。老张说：“不学法，就会说外行话。解决矛盾纠纷，就是维护好法、理、情。”高中毕业的他，不光自学自考了大专文凭，还拿了心理咨询师、婚姻家庭咨询师等证书。“现在网上学习更方便，日常充电不能停。”老张说。

群众汪霞(化名)带着锦旗来感谢老张，想请他吃个便饭却被老张婉言谢绝。“你干这不挣钱，还把自己弄得这么累，图啥？”汪霞不解。

“图啥？”64岁的老张额头上皱纹微微动了一下，饱含深情地说：“当过兵，就永远是战士，时刻要为祖国站岗、为人民放哨。”

江西高安市金宝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董事长金定粮——

“为退役军人再造‘梦之家’”

“汽运物流、网红直播、数据服务……甭管干哪行，一份可行的计划都很有必要!”走进江西省高安市金宝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董事长金定粮手持创业计划书，正为几名退役军人创业者介绍相关创业政策和配套服务。

1985年，金定粮入伍，经过艰苦训练和选拔，成为一名汽车兵。“一个命令来，随时都要拉得出、冲得上。”10多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他机敏、沉着、敢拼的个性。

1999年，退役后的金定粮毅然“下海”闯荡。和车打了半辈子交道，金定粮有不少司机朋友。当时物流业刚兴起，在和朋友的交谈中他发现了商机。从高安到萧山跑了好几趟，“一个晚上跑一趟，可赚1000元。”金定粮下定决心去跑货运。

一年行驶35万公里，金定粮的大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15个月就赚回了买货车的本钱。紧接着，他又引进GPS终端平台，在货运汽车产业园区建现代仓储中心，物流生意越做越大。如今，金定粮的物流公司拥有网点80余个，6500多名员工，其中退役军人380多人。

军营出身的老金一直牵挂着退役军人的冷暖。

去年4月，宜春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拟在全市打造一批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帮助老兵搭建就业创业平台，建立一站式服务体系。得知信息的金定粮很兴奋，跑前跑后，积极参与。

同年9月，在地方党委政府支持下，由金定粮投资创办的金宝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开业，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场地、培训、服务、政策一条龙，基地就是我们退役军人的家!”90后退役军人胡定君说。

如今，金宝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已吸引47家企业入驻，共有就业创业的退役军人1200多人。“为退役军人再造‘梦之家’，我们信心满满。”金定粮说。

版式设计：蔡华伟

《 人民日报 》( 2021年07月30日 06 版)

“我老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我同意，将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多次转给被告，共计345.5万元……”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赠与合同纠纷，丈夫生前擅自将巨额钱款赠与他人，妻子愤而起诉，要求受赠人全部返还。法庭上，就赠与钱款究竟属于婚前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原、被告双方各执一词。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定涉案钱款中一半属夫妻共同财产，遂判决被告返还172.75万元。原告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审判决。

整理丈夫遗物竟有意外发现

3年多向他人汇款345.5万

黄老伯2000年起下海经商，并于2010年12月与宋阿姨再婚，重新组建家庭。2020年元旦刚过，他因突发疾病去世。紧接着，妻子宋阿姨在整理他的遗物时，意外发现了一个“秘密”：在2016至2019年期间，黄老伯竟多次向同一陌生账户转账汇款，累计金额高达345.5万元，其中最大一笔转账金额为160万元。多番了解后，宋阿姨发现该账户属于李阿姨所有，于是她将李阿姨起诉至法院，要求其返还上述钱款。

得知被起诉，李阿姨无奈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原来，上世纪70年代，黄老伯和李阿姨曾同为下乡知青，两人在插队落户时相识恋爱，并未婚先孕，但这段感情遭到男方父母的强烈反对，最终两人被迫分手。李阿姨后只能通过私人医生堕胎，但这次手术导致她永久性丧失了生育能力。之后，两人各自婚嫁，但李阿姨的生活并不如意，很快因无法生育而离婚了。得知此事，黄老伯十分愧疚，便阶段性地支付其补偿款，一直持续到他去世之前。但整件事，宋阿姨并不知情。

宋阿姨认为：

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黄老伯擅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转给他人，严重侵害了她的合法权益，应属无效，李阿姨应将获赠的钱款全部返还。

李阿姨则认为：

黄老伯的转账行为，是一种基于道德性质的给付和补偿，且转账钱款来源于黄老伯婚前积累的个人财产，因此并未损害宋阿姨的合法权益。

50%赠与属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判决被告返还一半

上海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上世纪70年代历史背景、社会环境及被告未再生育等事实，可以对被告受赠钱款的理由予以采信。但受赠钱款的理由合理并不意味着黄老伯可以未经原告同意，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被告是否需返还受赠钱款，关键在于上述钱款是否属于黄老伯与原告的夫妻共同财产。

法院认为，虽然黄老伯的转账行为发生在婚姻存续期间，但货币作为种类物，不能单纯以转账时间来判定其性质为婚前或婚后财产。根据法院调查，黄老伯自经商起至与原告结婚前，其婚前积累的财产已远高于赠与钱款数额。综合考虑黄老伯婚前与婚后经商的时间、积累财产的数额大致相当等情况，法院酌情确认涉案钱款中婚前财产和夫妻共同财产各占50%，黄老伯将其婚前个人财产赠与被告的行为合法有效，但处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无效，依法应予撤销。

最终，上海浦东法院判决被告返还受赠钱款172.75万元。

法官说法

本案审判长黄赟表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取得的财产，除法定归夫妻一方的情形外，原则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夫妻双方对共同所有的财产，享有平等处理权。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需协商一致，否则一方擅自处分共同财产的行为，对另一方不发生法律效力。本案中，黄老伯出于愧疚为补偿被告而赠与钱款，这种处分财产的行为符合一般人的情感道德，也不违背公序良俗，但其处分财产的行为不能损害配偶一方的合法利益，因此法院在查明赠与人财产状况后，对赠与财产中属于婚前和婚后财产进行了区分处理，对于赠与人将婚前个人财产赠与被告的行为认定合法有效，对于赠与人处分其与原告夫妻共同财产的部分依法予以撤销，判决被告返还。（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

转自：上海浦东法院

来源： 上海浦东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