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春，灰埠中学从南简迁回灰埠以后，鄢校长终获平反，重新担任了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此后五年中（1972年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鄢校长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带领班子成员和广大师生，针对当时社会上和学校中普遍存在的“白卷英雄”，“不学ABC，照样干革命”以及“我们不要那个金字榜，只要孩子有个好思想”……等“读书无用论”的错误思潮，组织大学习，开展大讨论，提高思想认识，肃清文革流毒，全面贯彻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狠抓教风、学风和校风建设……

经过三、四年的艰苦努力，学校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学校纪律井然有序，学校农林基地和科研基地更有特色，果园桃、李、梨、板栗无人偷摘，蔬菜、食油基本自给，学生用膳只需自交大米，一时期，每月伙食费仅交三角钱（用于购买食盐和酱油），群众性的文体活动丰富多彩，组织了文宣队、傅光荣老师担任教练的百人笛子队、黄共恒老师担任教练的百人二胡队、管弦乐队（器乐都是学生自己制造的，曾多次向省、市、县领导汇报演出）、体操队等，每星期都有三至四场与902地质队一分队、灰埠瓷厂、灰埠供销社等单位的篮球赛。

一所农村中学在当时万马齐喑的文革时代，能办得如此富有朝气和独具特色，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很快成为全区、全省教育战线上的先进典型，1974年和1975年宜春地区和江西教育革命经验交流现场会先后在灰埠中学召开，鄢校长、傅庆昌副校长也多次出席全省、全国有关会议。

从1974年到1976年，全国各地（除台湾和西藏）来灰埠中学参观者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达两万余人次。当时学校分工我负责搞接待工作，我记得有一次仅停靠在校园内的大小客车达二十多辆，人多时，则在板栗树下架起竹木以此代凳让客人休息，学校礼堂（兼膳厅）便成了汇报情况和文体表演的场所。农林基地、果园，养猪场、科研试验场所也是客人必定参观的地方（那几年灰埠中学的名声已经享誉全省和全国了）。

第三、灰埠中学在恢复高考的第一仗中便首战告捷。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各行各业百废待兴，教育战线迎来了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明媚春天，尤其是1977年党和国家果断地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1977年12月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取代此前执行的从下乡、回乡知识青年中，从工农兵学员中不通过考试的推荐选拔制度。

这一英明决定尤如一声惊雷震撼了神州大地，在全国上下，在教育战线，在广大学生和家长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由于我们国家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连续十一年未曾进行高考，所以这次高考便呈现四大特点：一是考生人数之多（约有数百万人）创下了历史之最；二是考生年纪之大创下了历史之最；三是考生行业之多（做工的，务农的，参军待业的，当民办老师的，结了婚生了儿育了女的……）创下了历史之最；四是考生文化程度的悬殊创下了历史之最。考试中两代人同赴考场或入学后夫妻、父子（女）、母子（女）同校同班学习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所以，当时有人开玩笑说，这也是“文化大革命”中“革”出来的“新生事物”。由于考生较长时间离开学校，所学知识大多已经遗忘，加上既无课本又缺资料，1977年12月份的高考又日益临近……在这时间紧、迎考急的情况下，有些考生便向灰埠中学和鄢清泰校长提出要求，希望将考生组织到学校来进行补习。

当时，大部分老师还存有“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顾虑和压力，担心在未来的“文革”（因为当时最高指示中也说了这样的文革还要搞第二次、第三次）中再次挨批挨斗。但是鄢清泰校长却果断地作出“解放思想，放下包袱，立即组织考生进校补习”的大胆决定（当时没有别的学校这样做）。

几天功夫，一百余名学生便从全县范围（主要是灰埠公社范围）里来到灰埠中学报名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补习班。学生报名既免交补习费，也不受学历、文凭的限制；既可自选学科（选取自己的弱项学科），也不受作息时间的限制。

担任补习课的老师如何解决？一是大批1968年下放农村的骨干教师，基本上都陆续重返灰埠中学；二是文革中一批由其他兄弟学校下放或分配或调入灰埠中学的老师。当时补习面临的另一个最大困难就是缺少教材和资料（文革中，下放前老师们将教材、资料、讲义、笔记本都当废纸以几分钱一斤卖掉了），于是有关老师只能根据统一的考试大纲，凭借一点“老本钱”和记忆，在极短的时间内，编写出各考试科目复习资料及习题汇集，自己亲自动手用钢板、铁笔刻写蜡纸，用油印机印刷资料和复习题，这些老师工作任务都很重，他们既要完成原有教学工作，又要忙于新加的补习课任务，还要忙于编写、刻写补课资料，常常是无法或来不及印刷复习资料时，鄢校长就和一部分未担任补课任务的老师一道，加班加点，有时还通宵达旦地赶印、装订复习资料；老师们上课累了，鄢校长及其他领导则经常表示关切和慰问。

对此，老师们深受感动，干劲更加倍增，虽然在一个多月的补课中，没有任何补课费或加班费收入，但没有人有怨言和牢骚。

在这次迎考补课中，我担任了政治课的教学工作。有一件事虽然事隔二十八、九年之久，但我仍清楚地记得：由于第二天参加补习的考生便要赶赴高安，学校便安排临行前的最后一晚是政治课的总复习时间，上课地点在学校行政办公室后面的一间平房教室，也许这是学生们面临决战前的最后时刻，所以这最后一堂“备战课”的听课者特别多，除了教室里座无虚席外，连教室前后两个门的门口及窗户外都站满了人。讲课从下午六时开始（当时正值冬天，天已经黑了），一直延续到晚上十二点多（或者说是次日零点后），六个多小时（或者说是8节课）中，师生没有休息一次，讲课者没有喝一口水，尤其是那些站立在教室门口、窗外的学生们，硬是在那十二月的寒风中（既要听课还要作笔记）坚持上完了人生最为罕见的这堂政治课。

直至今日，我和老同学回忆往事时还会笑谈：这堂课也是我从教三十八年来所经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讲课之“最”。

天道酬勤，灰埠中学迎考补习班在以鄢清泰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的精心组织下，由于有关老师们的辛勤教学和学生们的发愤学习，一个多月的补习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并在这次“文革”后恢复首次高考中首战告捷——高考成绩名列县、区第一。当时复习报考考生有120人左右，录取生达60多人，据说宜春地区某三个县的录取总人数还不及灰埠中学一个学校的录取人数。

第二年，即1978年江西省确定首批12所省级重点中学时，灰埠中学即名列其中。1979年，江西省确定第二批110所省级重点中学时，灰埠中学再次名列榜中（其中农村中学新增了南昌县的麻丘中学、丰城的拖船中学、波阳的油墩街中学），同时灰埠中学也是全省重点中学中唯一的农村中学。

纵观以上三点原因，我认为前两点原因必不可少，是主要原因，第三点原因是关键因素，是锦上添花。

本文来源：锦惠渠畔。原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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