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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末, 2500多名匈牙利公民向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匈奴族”。尽管这一要求后来被匈牙利国会人权、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驳回，但关于匈奴民族是否在欧洲还有后裔存在的话题再一次把人们的视线拉扯回1500多年前。

公元460年，最后一位匈奴政权的国王——北凉国王沮渠安国在西域称王称霸16年后被西迁的柔然顺手消灭，从此以后，这个曾经叱诧蒙古草原700多年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彻底消失了。他们哪去了？真的是完全和汉民族融为一体了吗？还是另外又找到了一块乐土，欢乐逍遥呢？

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原本默默无闻的匈奴人突然进入华夏人的视野，蒙古高原上发祥出来的第一个游牧民族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开始对东方和西方世界发起猛烈冲击。

游牧民族的能量之大是有传统的，西徐亚人、萨尔马特人对西方的持续冲击，闪米特人对苏美尔王国的闪电战都是先例。匈奴人的出现，是游牧文明对农业文明的第一次深犁。

一、 中亚高原：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区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侵略的飓风。这种强迫性的动力，不断的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的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

无边无际的草原，用绿色的舌尖亲吻着蓝天的胸膛。“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祥和气氛掩饰不住瑟瑟秋风吹临后的肃杀之气。草原有博大的胸怀，有开阔的视野，温馨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当你看到一只雄鹰振奋双翼，搏击长空之时，当你眼前掠过一匹厮鸣的战马，拖着长长的尾巴消失在绿色和蓝色之间时，你一定会渴望变成一批烈马，去感受大自然内在的节奏。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为它的勃勃生机；草原同样有暴风骤雪，有漫长严冬昼夜几十度的温差，令人心想苍狂躲避，因为它的满目疮痍。

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大约从东经30度到120度，北纬35度到50度之间，从黑海向东，跨过乌拉尔山、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一直到大兴安岭，就有这么一块总面积不下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那里自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在这一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由于远离海洋的影响，气候非常干燥，降水很少，昼夜温差、季节温差很大，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地带，环境十分恶劣，森林很少，基本是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给在这里生活的人民只提供了一个选择，即必须经常移动，靠一块草地是无法长久活下去的。为了生存，他们逐水草而居，把整个草原当成自己的家乡，把整个草原作为生存的竞技场。可就是这片乍看起来并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恰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北亚，蒙古高原以其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度显示着它的雄姿。阿勒泰山脉是它的西端，它宛若惊龙拥向东南，直到与所谓的戈壁“瀚海”衔接。向东则是杭爱山和肯特山，直至最东端的大兴安岭。与其他中亚腹地地区不同，蒙古高原总体上比较平缓，几座大山也并不陡峭，除了零星点缀着腾格里、巴丹吉林、毛乌素等几片沙漠外，这里分布着大片可供利用的牧场和小片森林。在高原南端，阴山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这片相对平缓又封闭的空间给了游牧民族充分的活动场所。这里是游牧民族最活跃的地带，是绝大多数在中国以及世界上产生过剧烈影响的骑马民族诞生的地方。不论是匈奴、突厥，还是后来的契丹、蒙古，都曾完整的占据这块土地，建立起自己的草原帝国。

在阴山以南，历来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地盘。不幸的是，糟糕的气候总是给游牧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特别的旱灾和白灾（雪灾），对马牛羊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一旦遭灾，游牧民族只好南下到定居生活的邻居那里寻求救济。无际的草原、糟糕的气候造就出的粗犷的性格和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讲究温良恭俭的柔弱性格相遇时难免会发生误会和碰撞，加上一些草原统治者的私心杂念，草原政权和中原政权的冲突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也是游牧民族向来保持进攻姿态的原因。我们的汉族祖先也实在不争气，人家的第一次冲击就把美貌却不爱笑的冷美人褒姒小姐给虏了去。从此，来自北方的压力，成为中原汉族政权延续了两千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

一般来讲，有着骑射优势的草原民族总会在冲突中讨得便宜，可风水总归是轮流转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旦中原政权强大起来，“扫北”就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骑马的民族往往喜欢直来直去，打的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向东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骑马是断然游不过去的。向北，是西伯利亚的猎猎寒风和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还不如待在原地。于是，向西成了唯一的选择。强盛时向南，衰落时向西因此成为高原民族的一条无法规避的历史规律。

但由此向西进入中亚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亚是一片浩瀚无垠的沙漠和草原，它在地理上最显著的特征是几乎完全隔绝了来自海洋的影响，大部分地区异常干燥。沿锡尔河与天山一线，中亚北部地区虽然有部分地区比较干旱，但大部分地区还比较湿润，提供了广袤的牧扬供游牧民族生活。天山南部地区却非常干燥，塔克拉玛干沙漠占据了塔里木盆地的绝大部分地区。中亚地区另一显著特点是高山林立，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链将中亚劈为两半。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把中亚大地分割成一些独立的绿洲与谷地，相互间或有终年积雪的高山，或有干旱不毛的沙漠戈壁隔开，穿越非常困难。这里的居民只能在分散的小片绿洲上生活。在这些绿洲上建立的国家规模都很小，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一旦出现气候异常变化，等待他们的只能是国破家亡，不信你去看看楼兰，除了留在地面上的一点点遗迹，有价值的东西哪一个不是从沙子地下挖出来的。统治这些绿洲国家的王朝虽然长期内争不已，但王族却很少被替代。它们对外随时准备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归降某个大国做附庸，以保存王统，但也随时准备摆脱附庸地位而独立自主。

由于水利技术的熟练应用，这里从很古时候起就有了精耕细作的农业。除了一些富庶城市的诱惑之外，这里对于从蒙古高原败退下来的游牧民族没有什么吸引力。在这些“最尔小国”面前，西来的民族无疑是庞然大物。在他们处于低谷时，这里是他们谋求复兴的优良的后勤补给地，等他们重新强大后，这里狭小的空间就不够他们腾挪辗转了。

因为在中亚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根本无法构建统一的国内市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联系仅仅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政治隶属和赋税榨取，而各个基层政权之间则缺乏横向的联系。况且中亚的任何一块大绿洲也都没有能力供养一支足以长期威慑附庸国俯首听命的军队。因此，不论是匈奴、突厥、阿拉伯人还是蒙古人都不得不向这里严酷的地理和历史条件臣服。他们的唯一选择就是离开，另寻生存空间。

回到蒙古高原不太现实，因为总有后来者占据他们的“故土”。在西域零散的农耕文化熏陶下，他们的骑射技艺在不知不觉中被削弱了不少，回去只会自讨没趣。向南是青藏高原的雪山绝域，羌藏骑士的武功更是不得了，于是只好再向西拓展。

幸运的是，造物主在中亚的群山之间留了几条羊肠小道，穿过阿拉套山、穆扎特山口，呈现在骑士脚下的是广袤无边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向西一直延伸到中部欧洲。尽管这里的绿草和呼伦贝尔草原相比实在矮了点，可如此广阔的生存空间对于人口并不很多的西来游牧民族而言，绰绰有余。兴奋的草原骑士重新找到自己的乐土，他们长啸着冲向草原的怀抱。怀着重建幸福家园的梦想，他们一路杀去，无人能够阻挡，也由此在历史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冲击波。

中亚高原的地理、气候特点，构成了它的优势。沿着这条横贯东西的绿色草原地带，向西可以打击欧洲，向东可以直指东北亚，向北可以越过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向南可以进攻伊朗、印度，东南则对黄河、长江流域构成巨大威胁。这里无疑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动力区。崛起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往往速兴速亡，在崛起之后就向南或向西掀起黑色风暴，刮起一次次侵略的飓风。游牧民族的烧杀抢掠给其经过的地区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灾难和恐惧。但也正是这种强迫性动力，不断的把人类推向更高的境界。

英国学者迈金德为此请求沉迷于“欧洲中心论”的人们“暂时的把欧洲和欧洲的历史看作隶属于亚洲和亚洲的历史，因为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说，欧洲文明是反对亚洲人入侵的长期斗争的结果”。美国学者麦高文说得更直接：“倾覆罗马帝国的动力，便来自中央亚细亚……侵入高卢和意大利的亚洲蛮族，虽携恐怖混乱俱来，但也未尝长期定居，他们所造成的政治变局，历时甚短。而直接倾覆罗马帝国旧制的，却是由于日耳曼诸族的入居帝国版图之内……（但这些日耳曼民族）不过是一班丧胆的逃难者。这些哥特部落并非不畏惧罗马的大军，可是他们更畏惧突然出现于他们面前的来自中亚而狂暴的乘马战士。因为这种恐惧，才驱使他们冲破罗马的防线，而普遍侵入罗马各省。”这里所说的亚洲蛮族，就是本书要呈现给大家的离开故土的华夏儿女——西迁的匈奴族。

二、速度与开放：游牧民族的先天优势

人类文明就像露天花园里的花草，既需要和煦的阳光和充足的水源，也需要狂风暴雨的摧残和考验。来自蒙古高原的黑色狂飙正是农业文明不可缺少的养分。匈奴人——马背上的王者，天生的骑射专家，在用他们无与伦比的速度向南冲击的同时，也在用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接收着来自农业文明的营养。草原和耕地的互动，催使着人类文明的车轮不断向前。

马背上的民族：闪电战的专利持有人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为了追逐奔驰于无际草原上的黄羊、野鹿，为了驱赶逐水草生存的牛羊，为了追杀或逃避外来部落的侵扰，草原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在马背上生活，三四岁的小孩子就能在没有大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如的上下马，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就是在马背上脱离母腹，来到这个世界。长年的骑马生活，使他们和马的结合异常和谐。当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欧洲骑士面前时，这些身着沉重铠甲自以为是的重装骑兵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匈奴人竟然能那样与马紧紧的连在一起，比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马”还要神奇。

匈奴人的马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法知道。不过从当时人们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他们的马和后来成吉思汗率领下的蒙古铁骑骑乘的蒙古马很接近。我们不妨拿蒙古马来参照一下。蒙古马头很宽，眼睛突出，腿腕很细，比欧洲马普遍矮一些。由于是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蒙古马的体格不很高大，鬃毛很长，尾巴蓬松，显得非常单薄瘦弱。但却非常能吃苦，耐力、适应性很强。一匹蒙古马可以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一天连续奔跑100英里以上，而且特别擅长在山地上飞驰。换了欧洲马，早就累死了。不过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几天才行。不过这对匈奴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习惯带上好几匹战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高素质的战马保证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控制推进速度。

马鞍是人、马完美结合的关键。匈奴人的马鞍号称“高桥马鞍”，即两头是很高的木制托架，这样可以保证骑手无论怎么跑都不会摔下来。相反，罗马人的马鞍不过是裹在马肚子上的一块皮革而已，士兵征战时不光要躲避敌人的砍杀，还要时时提防从马上摔下来。匈奴人另外带给欧洲人一项伟大的发明——马镫。他们的马镫一般用皮革或亚麻制成，直接绑附在马鞍上。一位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形容匈奴人的马镫是“用山羊皮裹住他们多毛的腿”。有了马鞍、马镫，士兵就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从马上站起来甚至1800转身。奇怪的是，向来自我感觉良好的欧洲人直到匈奴铁骑退出欧洲历史舞台时也没有学会这项技术。

光有人、马的和谐结合还不行，总不能再追上黄羊后扑过去徒手搏斗。于是，另一种令定居民族胆颤心寒的兵器——弓箭，应运而生。弓箭在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很早，早在母系社会，负责打猎围捕的男性部落成员就开始使用弓箭。但草原民族的弓箭威力更盛一筹，自然的挑战要求他们的弓箭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功能更全面。

匈奴人的弓箭恰恰满足了这个要求。他们的弓被称为“反背弓”，由弹性优良的木头和金属复合制成，弓的两端和中部另外用兽骨或毛皮加固，弓长接近1.3米，有效射程超过200米。他们的箭种类繁多，有用来猎杀鹿、羊的骨箭，有专门用来传令的响箭，更有射杀大型猎物的铁箭。至于专门用来作战的铁箭更是可怕：箭头呈三棱状，长度大约60厘米，穿透力大的惊人。匈奴骑兵一般随身带上30多枝箭，足够一次大战使用。即使用完了也不用担心，因为负责制造弓箭的能工巧匠就在大军尾部，随用随造！草原民族比较野蛮，但对工匠是异常尊重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征中的成吉思汗，大规模的屠城发生过十几次，唯独工匠一个不杀了。

回头再看看同时代罗马战士的武器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匈奴骑兵那么恐惧了。在古罗马，“远程”武器主要依靠投枪，和目前体育场上常见的标枪基本一样。为了增加杀伤力，投枪往往造的很重，以便增加其下落过程中的动能。但重投枪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投射距离很有限。至于他们的弓箭更是不值一提，有效射程不超过30米！在他们还没有看清敌人的模样时，匈奴人的如蝗长箭已经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穿透罗马士兵的鱼鳞甲就像穿透一张纸。

等匈奴骑士冲到面前，在箭雨下幸存的罗马士兵又将不得不面对另外几件魔鬼兵器——套索、弯刀和长剑。套索本来是牧民用来在奔跑过程中对付不听指挥的烈马的，对付人自然绰绰有余，不知道有多少罗马士兵在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成了蹄下冤魂。至于长剑，中国人并不陌生。我们的双刃剑可劈、可刺，和欧洲有尖无刃的重剑相比优势明显。而且匈奴人的剑把上部还装有金属护手，在近距离白刃格斗时不必担心被刺伤手背。

有了马有了弓箭，也就有了天生的骑射士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有人甚至认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兵的战斗力能抵得上20个步兵的战斗力。如果以1∶20的比例计，10万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即可抵得上200万罗马步兵的战斗力。骑兵有两个巨大的优势：(1)它能以最大的速度和力量向敌人冲锋，如果让它冲到步兵阵营中，唯一的结果就是屠杀；(2)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机动灵活地从侧翼迂回包抄敌人。正是靠着这种无与伦比的优势，匈奴铁骑在不太长的时间即横扫了整个中、南欧洲。阿米亚诺斯说：“匈奴人就像从山里出来的旋风，他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还没等人发现他们，营地就已经被攻占了。”当代军事史家总是习惯于把“闪电战”的发明专利权送给成吉思汗，其实，蒙古草原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才是当之无愧的闪电战发明人。

匈奴人从小就开始随父兄围猎，从小就习惯了看不见的长期的埋伏和狩猎的种种诡计。他们不会和猛兽硬碰硬的搏斗，而是选择时机，出其不意的攻击它们，然后即刻逃走，让受到袭击的猛兽发怒追击。等它追累了，又突然回头发起猛攻。一而再，再而三，直到使其精疲力竭。这和中国古代兵法所讲究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何其的相似。生活的经验很自然的会运用到战场上。匈奴人战术的核心是速度与突然性,其中最擅长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诱敌深入。先派一支专门训练的骑兵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500－1000人为一组，做一种显然事先计划好的、十分复杂的曲线运动来迷惑并打乱对方的阵形，如同暴风骤雨班的射箭，当战斗呈胶着状态时，则佯装撤退，迅速消失在地平线上，吸引敌人不舍紧追。只有最精明和控制力极强的敌人才能抑制住追击的冲动。等敌人超出自己的后援所能顾及的范围或陷入包围圈后突然返回来，依靠自己弓箭射程远的特点，突然从上百米外用密集的箭雨攻击敌人。随后装备精良的铁骑会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敌人发起最后一击。让我们来看看匈奴打败汉将李陵的战例。

公元前99年，依靠人海战术，在战略上已经确立优势的汉武帝派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李陵率领5000步兵出居延海千余里寻找匈奴主力。以步兵迎战铁骑，是典型的以弱敌强，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伏笔。李陵北行30多天，深入匈奴腹地，可连敌人的影子也没见到。行至浚稽山，突然被3万匈奴骑兵包围。汉军就地扎营，四周围上大车，逼迫敌军进行攻坚作战。攻坚战根本发挥不出骑兵的优势，加之此前几次大战失利，匈奴士气较为低落，所以第一战即不胜，反而损失了几千人。单于又招来8万多骑兵围困汉军，以逸待劳，不时骚扰，逼的汉军只能且战且退，直到后退进一道山谷当中。匈奴居高山，巨石、长箭如雨下，汉军损失惨重。最后副将韩延年战死，主将李陵投降，5000士兵只有400多人回到塞内。

此战是匈奴诱敌深入的典型战法，30多天转战千里，待敌困顿，武力消耗殆尽后以优势兵力迫敌于大泽葭苇和狭窄山谷中，利用有利地形最终歼灭了敌人。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汉军已经吸收了很多匈奴军的长处，5000兵士带箭150万枝，平均每人300枝，远超过匈奴骑兵，这才让匈奴费了太多的力气，否则早就全军覆没了。

战术之二是突然的大规模袭击，即闪电战。由于拥有优势的武器和强大的骑兵，匈奴人在欧洲军队面前一般不需要示弱，而是更多的主动出击，利用骑兵的冲击力直接打击敌人。

和他们交锋的欧洲军队都有一种经历暴风雨的感觉：先是看见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片云彩，那是敌人高速行军时掀起的尘土；然后能听见闷雷般的轰鸣，那是马蹄铁踏击地面的响声；在连敌人的影子都还看不见的时候，突然间大雨倾盆：无数铁箭已经像非洲沙漠中的蝗虫那样，遮天蔽日地飞过来，下起瓢泼的“死亡之雨”。大部分曾与他们交战的欧洲将士们至死都不知道，杀死自己的敌手长得到底是什么样子。

更令敌人恐惧的是，匈奴人完全不遵守战争法则，凡是进行过武装抵抗的对手，一律格杀勿论，从来不抓战俘。只有在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投降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存。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的打击敌人的士气，迫使大批潜在的敌人未战先怯，主动放下武器。

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看似毫无规律，缺乏组织纪律性，其实不然。每个部落，每个家庭都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而且相互间保持者紧密的联系。游牧民族无一例外的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平时，全体健康男子会提起套索，背上弓箭，外出放牧狩猎，既是生产劳动，又是最佳的战斗训练；战时跨马提枪，在本部首领的指挥下迅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这样，游牧民族就具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所不具备的超强的动员能力。一般来说，全体战士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随时准备应召。如果战争规模有限，不需要全体动员，则按一定比例抽兵参战。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几乎不需要什么薪给，完全靠“以战养战”。就匈奴骑兵而言，他们只要随身带上饮用水和干肉就足够了，没有水的时候还可以暂时喝牛羊奶。几乎不需要什么薪给，完全靠“以战养战”。至于其他的作战物资，就全靠敌人来“给我们造”了。在特殊的环境里，他们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天不食人间烟火。阿米亚诺斯曾经写道：“艰苦的生活方式磨练了他们，他们从来不把食物煮熟了吃，也不需要美味佳肴。他们吃野菜的根，任何一种动物的生肉。他们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以此来加温。”吃生肉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把生肉垫在马鞍下可不是为了加温，而是为了避免因为长期骑乘，磨伤了马背。马是骑士的命根子，保护好战马才有一切！这样的军人，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一支可以高速运转的军队，一个驮在马背上的帝国，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

海纳百川：接受所有的归诚者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2200多年前，客卿李斯在被驱逐出境，回返故国的途中用这样骈散铺陈的话语惊醒了被一帮别有用心的糊涂虫亲戚愚弄的未来的秦始皇，使之及时收回了“逐客令”。秦国的发迹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不是周王姬姓宗亲，甚至不是华夏族邦国，却凭着一股不屈的韧劲崛起于西北，屡经挫折，终于把一干中原上国打的落花流水，纳地称臣，统一了若大中华，完成了千古一帝的伟业。

秦国成功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总是被人有意无意的忽视，即嬴秦尽管自称是“颛顼之苗裔”，但实际上是出自西戎。其祖先在商朝曾风光一时，可惜在武王伐纣时站错了队，惨遭打击，后世子孙只混了个周王的马夫身份。后来周王一时高兴，把秦地封给他，希望他能有其祖先一样的运气，把周王的马群养好，同时利用他来“和西戎”。

西戎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的一个游牧民族部落，换句话说，是草原儿女。蒙古高原天高地远，天然造就了草原民族海纳百川的开放性格。源于西戎的秦王室继承了这一优良品格。在关东诸国拘泥于繁琐的礼仪，拘泥于华夏风骨，为是否应该称王甚至称帝吵个不停的时候，秦王室毫不犹豫的率先称王，把周王室甩在一边，同时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广泛吸收各国人才来为本国服务，以弥补自身由于出身西北民族，文化落后于东方诸国的缺陷。著名的客卿制度应运而生。由余、百里奚、公孙支、商鞅、范睢、韩非等名士纷纷西向入秦，为秦国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当时在中国形成两个人才中心，一个是秦国首都咸阳，一个是齐国临淄的稷下学宫。不同的是，后者聚集了大批思想者，百家思想汇集，更像是一个清谈场所，体现的是齐王形而上的理想主义情结。秦国则不同，只要实干家，耍嘴皮的一概不要。对外来客卿用人不疑，政权由客卿把持也不担心，以至于当政者中除了樗里疾等少数人外，几乎见不到嬴秦本族人士。只可惜秦国在统一全国之后没有更广泛的吸收各国人才，反而“焚书坑儒”，自我放弃了行之已久的人才政策，落得个二世而亡，徒令天下笑。

西戎毕竟只是小邦，距离真正的草原帝国还差得很远。匈奴就不同了，作为整个蒙古草原上的第一个主人，它的开放性远远超过了前者。燕人中行说只是个宦官，赵信、卫律本来是从匈奴叛逃出去“投降派”，李广利、李陵曾经是苦大仇深的敌人，成千上万匈奴骑士死在他们手里，这些都没关系，只要是真心归顺投诚，一概接受，而且决不秋后算账！

草原帝国都是散发着原始气息、充满野性和活力的骑马民族国家，和南方的中原王朝有着迥然不同的风格。在这里，崇尚的是朴素和粗犷，反感的是繁文缛节。在这里你可以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和领导者一起醉卧草丛，抵足而眠。草原民族厌恶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只要他相信你是真心归诚，他肯定会以诚相待。对于刚刚走出原始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军事酋长领导阶段的匈奴民族来说更是如此。

草原生活非常艰苦，对人口的增加是很大的阻碍。当一个部落崛起后，如何利用广大的领土就成了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并不是漫无目的的随意游走，而是有着相对固定的活动区域，一年四季，四个营盘足矣。新增的土地干什么用？空出来长草，留着备用吗？不行，因为一旦发生灾害，往往是大范围的，空地也跑不掉。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交给信得过的人去使用，遭灾时也好有个照应。那么谁可以信任呢？敌人！

草原民族性格粗犷，喜欢直来直去。礼仪三千的形式主义在南方司空见惯，在草原是绝对见不到的。有这样一个故事：南宋将军赵珙出使来到刚刚崛起的蒙古帝国。一天，成吉思汗派人去问他：“今天打马球，你怎么没有来？”不请自到对于长期生活在礼教社会中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赵珙亦然，于是实事求是的回答：“大汗没有召唤我呀。”成吉思汗大笑：“既然来到我国，那就如同一家人。在宴会、打马球、打猎的时候，请不要客气，一起娱乐好了。何必每次都要让人请呢？”最后的结局是没学会入乡随俗的赵珙被罚酒六杯。

尽管是发生在13世纪，但草原民族的性格大体一致，匈奴也差不多，只是没留下具体的故事罢了。既然要直来直去，那不服气就打一打，打输了决不矫情，认赌服输，随你处置。既然如此，那些被征服的部落自然可以利用。于是我们会经常看到下面一幕：

失败的部落投降后，其首领还会被委以各种官职，继续统领本部。随后，该部落成为通婚的对象，大家变成一家人。“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当然，如果有着深仇大恨或者拒不投降，将面临残酷惩罚：成年男子全部屠杀，妇幼罚为奴隶。

匈奴崛起后的民族结构就呈现出这样一个“百蛮大国”的特点：楼烦王、白羊王仍然统帅本部人马，东胡、乌桓等由于并非一战征服，不再独立存在。至于汉人，大多是从中原掳掠去的，而且文化差异巨大，大多沦为奴隶。

诚心接纳归顺者，对匈奴的发展有很大帮助。燕人中行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中行说本来是汉朝内宫的一名宦官。文帝时汉匈“和亲”，嫁宗室女给匈奴新君老上单于，命他随行。中行说不愿去，后被逼不过，只好前往。但临行是丢下一句狠话：“一定要让我去，汉朝可要有大祸患了。”汉廷以为这不过是一句气话，没想到中行说说到做到，到了匈奴马上投降。中行说来自汉朝内宫，了解诸多汉廷机密，老上单于大喜，予以重用。由于长期的交往，很多匈奴上层开始向汉文化靠拢，喜爱汉朝的衣物、食品。长此下去，有被同化的危险。中行说投降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极力阻止匈奴贵族汉化，维护匈奴文化的纯洁，认为汉族的织物尽管华美，但不适宜在草原穿着，不像皮衣不怕荆棘割划；汉族食品虽然味美，却没有奶酪便于携带。要维持本族铁骑的优势，必须保持旧有的生活习惯。当汉朝的书信送达时，中行说又教导匈奴用大出一寸的简牍回信，并张大其词地书写“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从而在形式上压倒了自称天子的汉朝皇帝。

中行说深知匈奴虽然在军事实力上优于汉朝，但毕竟国力有限，真要和汉朝进行全面的较量肯定吃亏。所以，他一面努力帮助匈奴建立起“疏记”等制度，即定期统计一下匈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了解自己的家底；一面帮助匈奴调整战略思路，把以前漫无目的的入侵改成在汉地粮食收割时出击要害部位。秋收季节是定居的农业民族最重要的日子，此时出击会毁掉汉族农民一年辛勤劳作的成果，杀伤很有限，但心里打击非常厉害。这样既保持了战略上的进攻姿态，又不至于逼迫太紧，招致汉朝倾全国之力反击。

不过中行说担心的汉匈全面对抗还是发生了。这次，主动出击的是谋求建立万世功业，彻底改变屈辱地位的汉武帝。由于总体国力的不足，汉朝很快取得战略优势。这时，另一位归顺的人才挽救了匈奴。

赵信，原本是匈奴支系小王，因为在内部倾轧中失势，带领本部人马投降了汉朝，被封为翕侯。公元前123年，赵信跟随皇上的小舅子卫青主动出击匈奴，遭到母国军队伏击，全军覆没，只好又投降了匈奴。在汉文化的政治伦理中是绝对容不下这样一个朝秦暮楚、左右摇摆的人物的。匈奴则不然，他们用草原博大的胸怀热烈欢迎这位叶落归根的游子。大单于伊稚斜委之以重任，封为“自次王”，意思是他的地位仅次于自己，并把姐姐嫁给了他。

知恩图报的赵信作为汉军高级将领，深知汉朝的战略战法，于是建议匈奴全线北撤到漠北，脱离与汉军的直接接触。这样，强调主动出击的汉武帝必然会命令汉军出塞远征，深入匈奴腹地。匈奴则可以将计就计，利用地利、人和，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伊稚斜用人不疑，接受了这个建议。从此以后，汉匈之间虽然仍发生了多次大规模战斗，但在战略上逐渐趋于均势，赵信的功劳很大。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燕王卢绾投降后被封为东胡卢王，陈良做了贲都侯，卫律受封丁零王，李陵做了右校王，等等，每一个都是“赐号称王，拥众数万，马畜弥山”，较之在汉朝职小官卑，稍不注意就可能丢官罢职，甚至祸连家族的境遇是天壤之别。受此恩惠，岂能不倾全力报答？

草原民族缺乏细腻思考的习惯，政治斗争的智慧和已经有了上千年历史的中原王朝相比处于明显的劣势。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率领32万大军御驾亲征匈奴，结果被冒顿单于团团围困在平城白登山上。按理说，匈奴不用进攻，只要长期围困，就足以致刘邦死命。这时，汉朝人狡猾的政治伎俩发挥了作用。谋士陈平用一幅美人图打翻了单于阏氏的醋坛子，靠她的枕边风吹走了千万匈奴铁骑。这样的馊主意粗犷的匈奴人的无论如何想不出来的。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在和中原大国的竞争中还必须掌握这些小伎俩。靠自己来培养这样的人才显然是事倍功半，从敌国挖墙角无疑是个好办法。在这里，匈奴人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客观上弥补了本民族智慧的不足。

广泛吸收异族人才不仅是匈奴帝国强盛时的国策，即便在其没落低潮时也是如此，这也是他们能在后来重新崛起，称霸欧洲的条件之一。像“上帝之鞭”阿提拉手下的三位心腹国务秘书，没一个是匈奴人：康斯坦丁是希腊人；埃德克是出生于匈奴部落里的哥特人；奥雷斯出身不详，可他的老婆可以肯定是西罗马帝国的名门望族。

草原民族在处理军事事务、协调和周边民族关系方面往往能比定居民族取得更高的成就。前者靠的是环境赐予的先天的力量，后者依赖于兼容并包的草原情怀。唐朝成就过中华文化的一个顶峰，可它的成就受益于南北朝期间长期的民族大融合，唐朝王室本身就充满了胡气，是多民族混血的结晶。唐以后的汉族政权要么偏安一隅，要么积弱积贫，乏善可陈，乃至于动辄被“夷狄”统治。唐以前的草原政权尽管没有取得君临中原天下的成就，但其集多元文化之长处，广采不同种族之优势的特点一样很鲜明。匈奴帝国能够长期和汉帝国抗衡，能够东方不亮西方亮，在屡经挫折后在欧洲重新崛起，靠的就是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胸怀和文化优势。

三、 依赖英雄：草原帝国的致命弱点

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这些伟大的草原英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把汉帝国、罗马帝国、伊朗世界这些近邻打的落花流水，制造了一堆堆的文明的废墟。然而他们如狂风暴雨般的倏忽而来，又在转瞬间消逝在历史的暮霭之中，让人无法琢磨。

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可英雄毕竟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于是，速兴速亡成了这些过分依赖英雄的草原帝国始终无法逃避的命运枷锁。

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这些伟大的草原英雄，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在短短几年之内即创立起一个庞大的草原帝国，把汉帝国、罗马帝国、伊朗世界这些近邻打的落花流水，制造了一堆堆的文明的废墟。然而他们如狂风暴雨般的倏忽而来，又在转瞬间消逝在历史的暮霭之中，让人无法琢磨。万般无奈之下，基督世界的人们只好求助于上帝，把这些“魔头”甩给上帝，当成是上帝降下的灾难，对堕落文明的一种惩罚。

他们是“上帝之鞭”吗？当然不是。他们是草原的英雄，是游牧民族的马上领袖。

按《太平御览》的解释：“草之将精者为英，兽之将群者为雄”，可见英雄二字的组合，乃是人群中之佼佼者，自有常人不可思议、不可测度、不可言喻、不合常理之处，“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苏东坡对留侯张良之评价，可以用在一切可称得上英雄的人身上。“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大英雄生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先让我们看一看大英雄冒顿的表演吧。

冒顿是匈奴头曼单于的长子，很早即被确立为单于的继承人。后来头曼另有新欢，生下一子。经不起小老婆的枕边风，头曼准备废长立幼，可又没有理由。于是把冒顿作为人质送到西边的月氏国。此时的月氏国还很强盛，头曼一直想消灭它。派太子到月氏，一方面可以麻痹对方，伺机发动突然袭击；一方面可以利用月氏之手，杀死冒顿，一石二鸟。冒顿知道此行凶多吉少，但父命难违，只好前往。

不久，头曼发兵急攻月氏，早有准备的冒顿乘月氏慌乱之际，盗得一匹良马，仓皇逃归。头曼认为冒顿壮勇，收回另立太子的心思，并交给他一万骑兵，叮嘱他要刻苦操练。冒顿得到兵权后悉心训练，并让能工巧匠制造了一只鸣镝(响箭)，下令说：“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之。”

一次，冒顿与部下出猎鸟兽，鸣镝一出，万箭齐发，鸟兽立毙。稍有迟缓的士兵立即被处死。不久冒顿又用响箭故意射自己特别喜爱的一匹良马，不少士兵不敢跟着射，冒顿立刻将他们杀掉。此后，冒顿又以响箭射自己宠爱的妻子，左右的人都感到很恐慌，不敢跟着射，冒顿又将这些人杀死。不久，冒顿出猎，故意用鸣镝射杀了头曼单于的良马，左右的人连忙跟着射。此时，冒顿知道他的属下都听从他的命令，于是准备对亲生父亲下手。

一天，冒顿随头曼狩猎，趁头曼不备，掣出鸣镝射向头曼，左右亲随乱箭射齐发，头曼当即死于非命。父子之间就用这种残酷的方式完成了王位的更替。

冒顿登位后，正是东胡强盛时期，东胡听说冒顿杀父登位，想趁机攻打匈奴，讨一点便宜，于是派使者对冒顿说，希望得到头曼的千里驹。冒顿征求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纷纷表示千里驹是匈奴的国宝，匈奴自从得了此马，国家兴旺发达，此马乃吉祥之物，万万不可送给东胡。冒顿却说：“东胡是我国强邻，两国和睦相处才是头等大事，一匹马何足挂齿，给他吧。”于是把头曼的千里马送给了东胡。东胡认为冒顿惧怕他们，不久又提出想得到冒顿一个美貌的阏氏。冒顿又问群臣，左右大臣都愤怒地说：“东胡欺人太甚，竟然索要大王阏氏，请您立刻下令出兵攻打他们。”冒顿说：“为了一个女人得罪邻国，太不值了，给他吧。”于是又把自己宠爱的阏氏送给了东胡。

东胡得到单于阏氏后愈发骄横起来，准备向西侵略。东胡和匈奴之间有一千多里的荒芜地区，无人居住。东胡派使者对冒顿说：“两国之间有一片缓冲空地，贵国人从来不去那里放牧，请你送给我们吧。”冒顿又一次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吃过两次亏的大臣们很多已经对冒顿失去信心，认为他是个窝囊废，阻拦也没用。于是一些大臣说：“既然是荒弃之地，留着也没用，为了两国友好，给他算了。”不料冒顿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能随便放弃呢？”把主张送地的大臣立即处死。随后冒顿召集全国丁壮，浩浩荡荡杀向东胡。

几次得手的东胡早已不把匈奴放在眼里，毫无防备。结果被冒顿打的大败，东胡王也做了刀下鬼，东胡的所有穹庐帐幕皆被毁坏，人口和牲畜全被掳走。冒顿又趁热打铁，向西打败了月氏，向南并吞了楼烦王和白羊王的土地，北服浑窳、屈射、丁零、隔昆、新犁诸部，又全部收回了被秦将蒙恬所夺取的匈奴土地，进而侵入燕、代两地。冒顿的势力迅速壮大，建立起东尽辽河，西至西域，北抵贝加尔湖，南临黄河,一统千胡百国的匈奴王朝,与中原大汉王朝同时登上了欧亚大陆的舞台，史称：“北有引弓强国，南有冠带之邦。”

“一将功成万骨枯”，冒顿为了自己，可以杀父，可以杀妻，较之一般的战场英雄更能忍，更残酷，也更“伟大”。冒顿的行为在汉人眼里禽兽不如，在匈奴人眼中却是英雄行为，因为他们有他们特有的英雄观。

从现存的阴山等地的岩画中可以发现，最晚在5000年前，北方草原部族已经掌握了驯马的技术。对马的成功驯化，给草原带来了划时代的变革，使草原经济逐渐由畜牧转变为游牧，点燃了草原游牧文化的灿烂火炬。由于马的骑乘，草原先民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特别是马的迅捷和灵活，给游牧民族的军事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和优势，也赋予了他们战斗的人生。但是，驯马的成功也给游牧民族带来了一个糟糕的副产品。

为了将来适应马背上的生活，草原的孩子从小就开始演习骑术。《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过早的马背生活塑造出他们精力充沛、吃苦耐劳、能征善战的特质，同时也让他们失去了向其他类型文明演进的机会。长年的逐水草而居，频繁的流动和迁徙，使游牧民族无法形成深厚的文化积淀，狭窄的马背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由此衍生出来的是单调而缺乏变化的“马背文化”。

特有的生活方式使草原民族的社会形态的演进较之定居民族相对迟缓。当定居者已经进入典章完备、钟鸣鼎食的古典国家形态时，很多游牧民族尚未走出蒙昧状态。带有鲜明的原始军事酋长制度色彩的英雄观念在此时应运而生。

蒙古高原除了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等少数地区外，大多数地区只有几寸的薄薄土壤，要想让它几千年如一日的长草，必须让人和草原和谐相处，不竭泽而渔。所以，要在茫茫草原上生活，必须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没有纪律，游牧区域会发生重叠，羊群会过分啃食，破坏生态，还会引起不必要的部族内部矛盾和争斗。而游牧区域的划分，必须依靠一位大家都信服的领导者。草原上的野兽大多成群行动，靠个人是无法对付狼群和抓捕黄羊的，集体围猎是主要的狩猎方式。没有纪律，轻则会放走猎物，重则会被自家人的弓箭射伤。于是，狩猎的领导者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样的生活方式，使部落进入原始社会晚期的军事酋长制阶段后，不是继续向前发展，而是不断的强化酋长的作用和地位，使之向绝对独裁的领导者方向发展，进而萌发出草原民族特有的英雄观念。

尊敬英雄、服从英雄、争做英雄成为草原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甚至到了无原则的地步。只要你能成为强者，你就是英雄。汉将李陵投降匈怒后，一直虚以委蛇，不卖真力气。另一位降将李绪则认真帮助匈奴训练军队。汉武帝误以为是李陵在帮助匈奴，于是杀了他的全家。李陵大怒，找机会杀死了李绪。按理说，李绪有功，李陵杀他应该受到惩罚，可匈奴偏偏不这么看。李绪是英雄，杀死英雄的人更是大英雄！于是，李陵不仅没受到惩罚，反而加官进爵，封为右校王，还娶了单于的女儿。

由于这种特别的英雄观，使草原民族从匈奴开始即为血腥的征服和杀戮赋予了一层浓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按照匈奴的习俗，在作战中斩敌首级一颗赏酒一卮，所得财物尽归其所有，俘虏的妇女老幼收为其奴隶。杀敌越多，财物奴隶越多越受尊敬。于是，匈奴人以痛饮和嗜杀为人生之乐，作战时个个争先，唯恐落后。马背上的生活就剩下简简单单的两件事：扬鞭放牧、挥刀杀戮。前者是他们的经济，是物质需要；后者是他们的政治，是精神需要。而两者又都是他们的生存需要。于是，率领他们把这种残酷的掠夺杀戮之美发挥得淋漓尽致，把本民族带到荣耀的顶峰的冒顿、阿提拉、成吉思汗、帖木儿……就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大英雄，英雄中的英雄。

可征服之后呢？拿什么统治广大的征服领土，如何把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融合到一起，怎样平衡被统治的各个民族的利益就成了摆在这些大英雄面前的一道难题。要维系统治，最有效的方法是建立起经济纽带和精神纽带。草原帝国无一例外的是军事征服的产物，而且大多以草原地带为中心。在这片地形复杂的广阔区域里，经济形态和发展水平各异，受地理条件的影响，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统一的市场，自然不会有什么经济纽带。于是，粗犷的草原英雄们只好在两个极端的方法种选择一个：要么任其自然发展，不予干预，自己守在根据地享受各方朝贡；要么干脆向蒙古人设想的那样把汉人的耕地全变成牧场，让汉人也来游牧。不论选择哪一个对统治都没什么帮助。于是，帝国领土越是广大，越是容易分裂和崩溃。

在定居文明面前，游牧文化无疑是落后的。于是，任何一个闯入定居者家园的马上帝国都面临着两种选择：或者留在这里，由被征服者同化自己，或者退回草原。退回去是主动示弱，大英雄决不会干。于是任何一个决定留下来的马上帝国又要进行一次选择：要么从马上走下来，完成从游牧向农耕的历史转化；要么继续留在马背上，马上夺天下，马上治天下，然后再马上失天下。

严酷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宗教的生长，以宗教为纽带，在征服过程中传播自己的宗教是维系帝国存在的一个法宝。阿拉伯人是这方面的楷模。

阿拉伯半岛在地理上是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延续，三分之一的地区是沙漠。在这里见不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景色，经常见到的是沙暴降临时的黄埃散漫、遮天蔽日的恐怖景象。除了沙漠，还有大片卵石覆盖的戈壁滩和火山喷发的岩浆构成的“黑石沙漠”。由于地处副热带高气压带，这里长年高温少雨，植物很少。恶劣的自然条件催生出超自然的崇拜，并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成了统一阿拉伯人思想的工具，并随着大规模的“圣战”向外传播，迅速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以后，尽管阿拉伯帝国垮台了，伊斯兰教却保存了下来，从而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穆斯林文化区。

草原民族的生活环境也不好，但比起阿拉伯人可好多了。但特有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形态演进缓慢的弊端在这里暴露了出来。他们基本上只有原始的图腾崇拜，而且并不统一，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草原民族是粗犷的，粗犷到无法产生一位有着哲学头脑的智者或圣人，也就不可能诞生一种可以统一所有游牧民族的宗教思想。精神武器的落后使他们只有接受被征服者宗教思想的份，不可能去占领被征服者的精神世界。

没有纽带，草原帝国就只好依赖英雄的个人能力了。确切的说是依赖大英雄们的军事天才。为了维护统治，大英雄们也拼命的宣扬自己的军事力量，来震慑那些蠢蠢欲动的“无良公民”。阿提拉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一方面大搞个人崇拜，宣称自己是“最高的上帝”、“王中之王，神中之神”，还弄到一把所谓的“战神玛尔斯之剑”，以制造自己天下无敌的形象。据说这把剑在战场上只要一挥就能使敌方武器全部失灵。另一方面用高薪显位聘请罗马和希腊的能人智士来为自己服务，推行灵活务实的内外政策，尽可能不发动战争，以免露出神剑的马脚。

但是，靠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帝国不可能不发动战争。可一旦开战，就难免会有失败。一旦失败，必然威信受损，长敌人士气，灭自己的威风，进而动摇帝国根基。而且这些大英雄们似乎都不会教育后代，他们的子孙很少有人具备祖先出神入化的军事艺术。汉人说“富不过三代”，对这些草原英雄似乎同样适用。于是，在阿提拉于新婚之夜神秘死亡后，它的匈奴帝国迅速走向分裂解体。瘸子帖木儿更痛快，他一手打造的军事帝国在他死后没多久就从地球上消失了。成吉思汗好一些，因为他很英明的培养起手下人对自己的黄金家族的崇拜，虽然蒙元帝国很快被子孙瓜分，但至少还在自己的子孙手里，在形式上维系了一个家族的统治。

草原文化的先天不足，使他们过分的依赖英雄的存在，可英雄毕竟不是随时都能出现的，于是，速兴速亡成了这些草原帝国始终无法逃避的命运珈锁

草原的气候变化快，灾害多。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如果没有不向任何艰难低头的顽强精神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所以，能在这里站住脚根的民族必然有顽强的生存意志，有着十足的狼性。姜戎的《狼图腾》向我们诠释了草原苍狼的顽强性格，匈奴人则是蒙古高原走出来的第一头野狼。

一、 草原人文：匈奴民族的社会生活

每一个民族都是从不可思议的传说和神话中走出来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喜欢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对自然以及作为自然化身的神灵的热爱。匈奴人，因为得罪了太多的农业民族，他们的族源因而被附着了太多的挖苦和嘲讽。只有太史公说了句公道话：他们是夏后世之苗裔，是炎黄的优秀子孙。

追日夸父的故乡人

关于匈奴的族源，历来有多种说法。光传说就有好几种。

欧洲人的说法是哥特王菲利莫尔率领部众进入东欧西徐亚人（也译作“斯基泰人”，即中国史籍中的“塞种人”）的地盘。抵达西徐亚后，他在自己的部落中发现了一些来路不明的巫婆。菲利莫尔怀疑这些令人作呕的女人是敌对势力派来的奸细，于是下令把她们赶到远处的荒野中去。巫婆们走迷了路，进入了一片荒漠的深处，那里的几个妖怪看见并强奸了她们。九个月后，在这些巫婆的怀抱里，诞生了一个奇丑无比的种族：“Hun”，他们的天性就是要压迫和毁灭其它的民族。“Hun”即西方人对匈奴的称谓，从发音上接近“胡人”。

欧洲人的传说带有明显的诬蔑、歧视味道。在中国的史册上，则是另一种说法。《路史•后纪•夏后氏》载：大约公元前17世纪，夏朝为东方的商国君主汤推翻，末代夏帝“桀”战败后被放逐到南巢，成为商朝的附庸，三年后死在亭山。夏桀的儿子淳维把父亲的女人收为己有，为躲避商汤的惩罚，率众北走，开始在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并自称本部落为“荤粥”。到了周朝时又改名为“猃狁”。夏王室在古史传说中属于黄帝的后人，猃狁是公认的匈奴旧称，照此说法，匈奴无疑是“夏后氏之苗裔”，是地道的华夏儿女。

匈奴民族最早生活在阴山和河套一代，在这里曾经诞生过一位伟人：夸父。按照《山海经》的记载，夸父生活在“大荒”之中，一年，酷日当头，举国大旱，颗粒无收。夸父为救百姓决定干掉火热的太阳。追过一座座高山、一条条大河，追到一个叫禺谷的地方。眼看就要抓到太阳了，突然头晕目眩，赶紧坐下来喝水。追了一路，实在太渴了，夸父喝干了黄河、渭水还不够，又往北走，前往大泽喝水，还没走到就渴死在路上了。夸父死后，他的手杖变成了一片邓林。

邓林即“桃林”，在现在陕西的潼关以东一带。按照宋朝人罗泌的说法，夸父是炎帝的后代，姜姓。而后世的匈奴英雄，建立了北周政权的宇文泰即自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炎帝是农耕文化的“代言人”，夸父追日的目的也是为了挽救被干旱困扰的农耕百姓。为了抗旱，他壮烈牺牲。可他没有屈服，把耕耘农田的手杖化作邓林，似乎在暗示他的后人为了和自然斗争，放弃农业生产，转为森林狩猎了。

不管他们的祖先是黄帝还是炎帝，总归是华夏儿女。从古史传说中来看，汉族的学者们从来没有把这些屡次袭击自己的游牧生灵当成外人，在他们眼中，匈奴和汉族人的斗争只能算做是家里哥们之间的反目内讧。

在北方草原，苍狼经常被当作游牧民族的祖先。《周书•突厥传》说：在很早以前，突厥的祖先从匈奴族分离出来后，建国于西海之上，后被邻国所灭，全族男女几乎尽被杀绝，只留下了一个十岁的男孩。邻国士兵见其太小，砍去其手足，弃于草泽后离去。男孩被砍掉手足后，有一只母狼怜其不能寻食，就常叼来一些肉食喂他。久而久之，男孩长大了，并与母狼培养起了感情，结果双方交合，使母狼怀上身孕，不久生下十个男孩，其中一个名叫阿史那，他能力最强，后来成为突厥人的君王。

《元朝秘史》中说：“成吉思合罕(可汗)的根源是：奉上天之命降生的苍色的狼，他的配偶是惨白色的鹿，他们同渡过腾汲思海子而来；在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前立下营盘，生下了巴塔赤罕。”巴塔赤罕是成吉思汗的始祖，距成吉思汗有21代。

匈奴人因为没有自己的文字，没留下关于自己祖先起源的记载。不过从《魏书•高车传》中可以看到一些影子：相传匈奴单于生了两个女儿，姿容艳丽，无人可比，国人皆以为天仙。单于认为自己两个女儿不可配与凡人，应送与天神为妻，于是在草原上筑了一个高台，把二女放在高台之上，敬请天神来迎娶。四年之后，仍没有天神来娶单于的两个女儿，这时却有一头狼昼夜守在高台之下嗥呼，长时不去。于是小女儿认为此狼乃天神，遂下台随狼而去，不久生下后代。

在人类没有强大起来之前，苍狼是草原的绝对主宰，游牧民族把狼作为自己的祖先，是其原始图腾崇拜的一种遗存反映。齐秦的一曲《北方的狼》，也许是最适合描述草原民族特点的歌曲了：“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凄厉的北风吹过，漫漫的黄沙掠过；我只有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匈奴，无疑是第一只统治蒙古草原的苍狼。

传说终归是传说，匈奴人究竟来自何方？目前，商代的鬼方、周代的猃狁，基本被学术界认定是匈奴的祖先。春秋时的戎狄是否是前者的直接延续还有争议。游牧民族天生有很强的流动性，非要给他找一个直系祖先似乎并不现实，把匈奴认定为由上古北方少数民族不断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似乎是一个虽然偷懒但肯定合理的结论。

一幅毡帐写春秋

匈奴人长什么样是个有趣的话题。可惜在东方史料中没有任何记载，大概是匈奴人和汉人相比并没有什么生理特质的缘故。不过在西汉名将霍去病的墓前有一尊“马踏匈奴”的雕像给了我们一个直观的印象。石雕高1.4米。马腹下一人，左手持弓，右手以短矛刺马胁，面阔多须，头大而后仰，小眼睛，眼睑呈三角形，厚辱平鼻，低额大耳。这个匈奴人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的体质特征。

匈奴人侵入欧洲后，引起欧洲民族大迁移，因此欧洲人对匈奴人的记载颇多。哥特历史学家约丹内斯写到：“他们的肤色很黑，脸没有定形。应该是眼睛的地方长了两个黑洞，鼻子平扁，面上疤痕累累。”对于匈奴大单于阿提拉，约丹内斯指出他也是胸宽头大，眼很小，鼻梁扁平，皮肤稍黑。大体上看很接近蒙古圆头人种的特点。至于其皮肤，则是由于草原上太阳强烈辐射而变成了黑褐色。

由于被匈奴人统治了近百年，在欧洲人的笔下充斥着大量的侮辱性描写。如希腊人措西莫斯认为“他们看上去和猴子差不多”。斯道尼乌斯主教说：“匈奴人的新生儿也有一张令人恐怖的脸……他们的鼻子不允许超过脸。为了长大后在作战时能戴上脸盔，不惜用带子裹住鼻孔以遏制其生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亲生母亲才会给亲生的儿子破相。”

还是让我们看看近代一位比较严肃的西方史学家——戴遂良的研究成果吧。戴氏说：“他们的身材是矮小的，有粗短的体格，圆而极其硕大的头，脸宽，颧骨高，撇开的鼻翼，相当稠密的上唇须，除了在颌上的一簇硬毛外没有胡子，在穿孔里戴着一个环子的长耳朵。除了在头顶上留有一束头发之外，一般是剃光的。眉毛是厚的，眼睛突出像杏仁一般，瞳仁是活泼的。”

对于匈奴人的生活习惯，罗马史学家阿米亚诺斯曾经有一个很具体的描述：“匈奴人的凶猛和野蛮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身体粗壮、手臂巨长，不合比例的大头，形成了畸形的外表。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固定住处，无论是房屋，还是棚子。常年游牧。他们从 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其牧群随着他们迁徙，其中一些牲畜用来拉篷车，车内有其妻室儿女。妇女在车中纺线做衣，生儿育女，直到把他们抚养成人。如果你问他们来自何方，出生于何地，他们不可能告诉你。他们的服装是缝在一起的一件麻织内衣和一件鼠皮外套。内衣是深色调的，穿上后便不再换下，直到在身上穿坏为止。头盔或帽子朝后戴在头上，多毛的腿部用羊皮裹住，是他们十足的盛装。他们的鞋子，无形状和尺码，使他们不宜行走，因此他们作为步兵是相当不适合的，但骑在马上，他们几乎像铆在他们的丑陋的小马上一样，这些马不知疲乏，并且奔驰时像闪电一样迅速。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

匈奴人确实有刺面的习俗，不过只是在祭奠死者的时候。为了表示与死者同在的心情，他们会划破脸颊，让血水和泪水一起流下来。这种习俗在同时代的西徐亚人中也存在。不过这一习俗在罗马人眼里居然变成了一种心理战的手段，“为了在作战中能吓倒敌人，他们不惜用刀子把脸颊划破”。这可真是自作多情。匈奴铁骑在欧洲无人可以阻挡，战马趟起的烟雾就足以让敌人魂飞胆丧，还用得着心理战？！至于划破婴儿面颊，更是无稽之谈。

不过匈奴人到是有一个更让欧洲人恐惧的野蛮习俗：猎头。摘取敌人的首级是他们炫耀武功的唯一手段。如果杀死的是敌方主将或与自己有着深仇大恨的人，匈奴人还会将其头盖骨在眉毛处割开，外面包上皮子，里面嵌上金银，做成酒杯使用。大月氏国王的脑袋就是这样被冒顿单于的儿子——老上单于做成酒具的。

游牧民族的生活节奏由他们蓄养的马、牛、羊、骆驼群来决定，而不是相反。毡房木车是就是他们的家。在不同季节，为了适应放牧的需要，他们必须经常移换牧地，选择水草丰美的地方做夏营地，寻找可避风寒的谷地作冬营地。对于马和羊，牧场的要求也不一样，马群一般换着山地而营，羊群则临涧而驻。但是，这种游牧也不是随意进行的，每个部落都必须在一定的地域内，按照一定的路线迁移，他们居住在用木架、毡和皮构成的帐幕中，在迁移时，他们将拆下的毡帐及家庭用具装在马或牛拉的车上。

游牧民在宿营地驻屯时，将车子围成一圈，毡帐扎在圈内，一般是部落酋长住在圆圈中心，其他人按地位，从内向外分布。

牧民是纯朴、善良的化身。草原上不可能有旅馆，别人的毡房就是游客的家。对待远来的客人，他们会拿出美酒、奶酪供其享用，并提供住处。当然客人不能住的太久，因为牧民的经济实力也很有限。像哈萨克人称第一天的客人是“上天派来的客人”，殷勤招待；住到第二天则变成了“祖先请来的客人”，继续款待；第三天就变成了“魔鬼派来的客人”，给以粗茶淡饭。第四天再不走，就只好驱逐出境了。

放牧和狩猎是男子的事情，妇女则挤奶，捅马乳，制作乳酪，剪羊毛织线，制衣服等。妇女在游牧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打仗时，青壮年妇女往往随军出征，管理行李和钱财，同时搭建毡帐，运送粮草辎重等物。特有的劳动分工方式决定了妇女在游牧民族中往往具有相当的地位。北方民族生产女英雄——北魏鲜卑族之胡太后、契丹萧太后、蒙古帝国的乃马真后、海迷失后，还有乐府诗中的花木兰——就是这个原因。当然，这里指的是正妻。

在游牧民族中广泛存在的“收继婚”制度，一直为汉人诟病。在中行说和汉朝使者的著名论辩中，收继婚是一个重要话题。

汉使说：匈奴的风俗不尊重老人。

中行说：还是先说说汉朝的风俗吧。如果家里有人轮到戍边或当兵出发时，你们的老人和长辈难道不是都将自己暖和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把自己的好食品给他们带着吃吗？

汉使不明就里，只好回答：是呀。

中行说：匈奴人上马战斗是生活的重要组成，年老体弱的人没有战斗力，将自己质优味美的食品给强壮的人吃，也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他们的保护，这样父子双方都能获得长久的安全，这和你们说的保家卫国有什么区别吗？怎么能说匈奴人轻视老人呢？

汉使无辞，开始攻击敌人的“要害”：匈奴人一家都睡在一个帐篷中。父亲死了，儿子娶自己的后母。哥哥死了，弟弟会收娶他的妻子。这是乱伦，没有利益的表现。

中行说不慌不忙，回答说：匈奴的风俗，大家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奶，穿它们的皮。牲口根据水草条件，随时转移。所以情况紧急时人人都能骑马射箭，平时大家就喜欢随随便便。因为没有那么多规矩，所以容易管理。国君与臣子的关系很简单，全国的政务就像一个人指挥自己的身体一样方便。父子兄弟之间相互娶对方死后留下的妻子，是为了防止种族灭绝。所以匈奴再混乱，也要尽量保存自己的后代。你们汉朝的礼法制度虽然详细，父兄死了子弟不娶他们的妻子，但亲属疏远一点就互相残杀，甚至灭绝宗族，干的都是这类事。况且礼法太繁琐了，上下都不满意；宫室盖得太好了，劳动力消耗就大。你们百姓一有紧急情况也不会作战，平时却整天忙于劳动。可怜你们这些住在土屋子里的人，虽然衣服穿得整齐，帽子戴得漂亮，嘴里夸夸其谈，又有什么用处？

中行说对收继婚的解释其实是狡辩，纯粹为了打击汉使。游牧民族之所以流行这种婚姻方式，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草原生活很艰苦，聚集一点财产很不容易。在草原上妇女是有一定地位的。如果父兄死了，允许后母寡嫂另外婚配，她们肯定要带走属于她们的那一部分财产。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产岂不要灰飞烟灭？

匈奴人的丧葬习俗也很有特点。马是匈奴人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最好的随葬品。按照他们的葬礼习俗，贵族的马要在主人死后的第3天、第7天、第49天分别杀死，身子留给亲朋好友享用，马头埋入地下。马笼头、马鞍以及他的武器一同随葬。

在正式的葬礼开始后，男人们要剪下自己的辫子，划破脸颊，用血水和泪水的混合物哀悼自己的领袖。死者的尸体安放在正中央的帐篷里，歌手骑着马围着帐篷高唱哀歌，接着是狂欢的酒宴，悲伤与娱乐交替进行。尸体在夜间下葬，如果是贵族，会有部分男性奴隶和漂亮的女子殉葬。

匈奴人的棺材分三层，最外面一层是铁皮，中间一层是银的，最里面一层是金的。如果是贵族，会全部用金、银、铁，财力有限的也要镶上银片、金片，尽可能向主旋律靠拢。埋葬的地点尽量保密，如果是在草原上，会尽量把墓地踩平，等草长出来后，就什么痕迹也看不到了。在欧洲，他们另有办法。像阿提拉暴亡后，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水，把其遗体埋葬在干枯的河床里，然后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全部杀死，以至于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埋在那里。曾有人推测他的陵墓应该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交界处的蒂萨河下游，是否属实，只有等以后的考古挖掘结果了。

“三权分立”的统治架构

冒顿单于建立起他庞大的草原帝国后，面临着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由于游牧生活艰苦，匈奴的人口很有限。在征服了众多外族部众后，怎样统治他们呢？聪明的大单于创造出一种“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他把整个帝国一分为三，自己统治帝国中心区域；帝国东部交由左贤王管辖；帝国西部由右贤王管理。三王各自建立王庭（首都或首府），大单于的王庭最初在杭爱山附近，后来为躲避汉朝打击，北撤到现在的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地区。除重大军事行动需要在单于的统一指挥下行动外，一般事务和小规模军事活动左、右贤王可以自行处理，无需像单于请示汇报。

大单于自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人称天为“撑犁”，称儿子为“孤涂”，所以“撑犁孤涂单于”的意思就是“像天的儿子一样伟大的首领”。单于总揽军政大权，左右骨都侯是重要的辅弼大臣，只能由地位尊贵的呼衍氏、兰氏、须卜氏担任。

匈奴以左为尊，所以左贤王的地位仅次于单于，左贤王一般是单于的候补人选，因此常常由单于瞩意的儿子担任。在贤王以下，分别设有谷蠡王、大将等职务，分别隶属左右贤王。他们的地位高下顺序是：

左贤王第一， 右贤王第二；

左谷蠡王第三，右谷蠡王第四；

左大将第五， 右大将第六；

左大都尉第七，右大都尉第八；

左大当户第九，右大当户第十。

左右贤王有固定的游牧地域，他们手下的谷蠡王等高官也有相对固定的驻牧之地。这些高官和单于一样，同时也是各级军事首长，大的统领万骑，小的数千。其中万骑长有24个。在万骑长以下，又有千骑长、百骑长、十骑长、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等官员。由于匈奴敌国是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直接过渡到国家形态，所以保留了很多旧习惯，以上这些大小官员基本上都是家族世袭的，普通士兵努力征战并不能升官，把其所虏获的俘虏、财物赏给士兵本人是唯一的激励方法。这种僵化的统治结构为匈奴后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匈奴的统治结构看起来比较简单，左右各部“自治”的色彩很浓，集权的味道很淡，但是适合了匈奴不很发达的游牧经济水准，所以一直延续到1世纪匈奴衰落。即便在其西迁后仍有很大遗存。很多西方学者因为没注意到这一点，在纪录西迁的匈奴帝国历史时经常出现一些误解，本书下文会随时修正。

二、 三“花”怒放：多业并举的经济形态

造物主是公平的，在气候恶劣的蒙古高原，有着丰富的铁矿资源，使游牧民族可以更早地掌握冶铁技术，更早的获得锋利的武器，来和大自然搏斗，

草原民族有着博大的胸怀，从来不拒绝外来的技术和知识，于是，农业和商业有了天然的生存土壤。和叫喊了几千年“重农抑商”的汉民族相比，不知要强多少倍。

作为游牧民族，畜牧业自然是其经济形态中的主业。无边无际的大草原为匈奴人的牧业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只要加以有效看管，牛马羊群就可以大量繁殖。畜群既是他们的财富，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食畜肉，衣皮革，被毡裘”。牛羊的乳汁及其制成的干奶酪是他们必备的食品。

马是匈奴人最好的朋友，在匈奴人的词汇中，关于马的词汇最多，像骊、駃鞮、騊駼，等等。骡子的出现，说明匈奴人已经掌握了一定的杂交技术。在汉匈战争中经常有数以十万计的牲畜被掳走，说明他们的牧业成果是巨大的。

每年秋天马肥畜壮的时候，单于都会在蹛林举行大会，检验这一年来各部落畜牧的成果。在帝国的各行业中，畜牧业是唯一需要定期检查统计的，足见牧业在帝国经济中的地位。

不过匈奴人逐水草而放牧的游牧经济毕竟是粗放的，不稳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利用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的活动。所以，一旦遇到风灾雨雪，严寒瘟疫，牲畜就会大量死亡，经济萎缩，人民饥饿困毙，濒于绝境。这时，狩猎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蒙古高原野兽种类众多，既有可供食用的黄羊、野鹿，也有危害牧业生产的狼群、狐狸。所以，匈奴人的狩猎既有补充食物、手工业原料不足的目的，也有保护牧业生产的考虑。匈奴的狩猎一般集体进行，各部首领经常组织上万人参与的围猎活动。在狩猎的同时进行练兵。他们打猎的常用方法的合围，然后乱箭齐发，竭泽而渔，一个不留。这种方法后来被运用到战场上，让汉人吃了大亏。

后来匈奴社会里还出现了诸如“射雕者”这样专门的猎户。

刚刚跨过文明门槛的匈奴人有农业，似乎很少有人能理解。其实不仅有，规模还很大。与定居民族不同的是，匈奴的农业并不是固定在一个地方，而是随着游牧地的变化，隔几年换一个地方。蒙古高原土壤肥力较差，土层较薄，隔几年休耕，客观上正好符合生态需要。大青山一带土壤较为肥沃，是他们首选的农业地带，常种的谷物主要有小米、高粱、糜子等耐旱作物。

在占据了西域后，匈奴右贤王还曾派出人马到天山北麓的车师国屯田。车师国土地肥沃，汉朝政府在打通西域后也在这里驻兵屯田。匈奴和汉朝为了争夺在这里的屯田权力曾展开反复的争夺，说明匈奴人对农业非常重视。

生产出粮食就要贮藏。匈奴人发明了两种贮藏方法。一是“治楼”，即盖高楼，发挥其凉爽干燥又没有鼠害的优势；一是挖“大窖”。挖窖比盖楼技术复杂的多，既要保证不受地下水侵袭，确保干燥，又要防止其塌陷。估计蒙古高原良好的直立土层帮了匈奴人很大的忙。

正如适应游牧生活要有穹庐一样，适应农耕生活必然要有村落和城郭出现。头曼城、赵信城、范夫人城等是匈奴最有名的城池。它们大多点缀在适宜农耕的阴山山脉附近。从考古挖掘来看，匈奴人的城池和汉地的差不多。城中建筑物多为土木结构，屋脊也用瓦当覆盖。地下有下水管道，城周有围墙。墙外有数道壕沟。居民一般住在城外。

在匈奴的农业中少不了汉人的影子。战国、秦汉时代，“夷夏”的区分观念并不浓烈，经常有汉人因为不满内地统治逃往草原，匈奴的不时南下，也使边境上的汉人被大量掳掠而去。这些北去的汉族人肯定会把他们掌握的农耕、筑城技术带给匈奴。他们是草原与中原联系的纽带，也是汉匈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

弓箭让罗马人在第一时间领略了匈奴人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所以，他们在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毛皮制衣工、金施工、木匠、木雕工、像牙雕工、皮革制件工、补锅匠、陶工、车辆制造匠，等等，不一而足。

匈奴人最擅长的是冶炼、制造铁器。在内蒙古白云鄂博等地蕴藏了大量的富铁矿石，为其冶铁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至晚从公元前7世纪起，匈奴人已经开始冶铁并用其制造铁斧、铁刀一类生产工具。由于铁制工具更坚硬、更有韧性，很快被用于生产兵器。著名的“径路刀”即是铁制匕首。三棱箭簇更是让敌人魂飞魄散。

匈奴人兴起的河套地区曾经诞生过著名的“鄂尔多斯青铜器文化”，说明他们冶炼青铜器的历史更为久远。后来由于兵器多用铁制，青铜器基本被用于生产日常生活用品，如铜锅、铜铃、炊具，等等。

草原民族受地理环境限制，生产并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以天生就需要商业的辅助。他们和周边民族，和中原内地都有商贸往来。用于交换的主要是马匹牛羊。

由于商业对他们至关重要，汉朝政府经常以禁止边境贸易作为手段要挟匈奴。匈奴也在同汉朝的“和亲”谈判中每次都附带上开“关市”一条。

由于性格粗旷，不善于在商场上勾心斗角，经商的一般是外族人。因此，匈奴民众对商人向来很尊重，和汉人的“重农抑商”截然相反。西汉大行令王恢派侠客聂壹以商人身份往来与汉匈之间刺探情报，就是利用了这一点。如果不是边境小吏泄漏了消息，匈奴大单于差点就被这个假冒的商人骗到30万汉军的包围圈中。

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就像三朵鲜花盛开在匈奴的大地上。商业则像绿叶陪衬其间。匈奴的经济大厦就是靠着三花一叶，雄起于塞北高原。

三、 祖先、自然：神秘的精神世界

以崇拜偶像为特点的萨满教是一种广泛流传的原始宗教，匈奴人是最早的使用者之一。不过这种信仰在碰到更为高级的偶像崇拜宗教——比如佛教时，会很快被淘汰置换。所以，让佛教在草原民族中迅速传播成了中原政权消弥游牧民族强悍的民族性格的一把利器，屡试不爽。草原的最后主宰——蒙古族就是在明清两代地鼓励下投入藏传佛教——黄教的怀抱，不仅性格变得柔弱了很多，连人口也锐减了许多。

匈奴人很幸运，在他们驰骋蒙古草原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西迁以后，进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可基督教是最反对偶像崇拜的，与匈奴人的宗教信仰格格不入，所能产生的只是冲突而不是融合。匈奴民族的精神世界因此一直停留在较为原始的状态。匈奴人傲视欧亚大陆的唯一资本——铁骑，也因此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力。

萨满教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信奉的一种原始宗教，曾经普遍存在于草原民族当中。草原民族信奉萨满教，有其深刻的原因。费尔巴哈曾说过：“唯有自然界的变易，才使人变得不安定、变得谦虚、变得虔诚。”“自然是宗教最初、原始的对象，这一点是一切宗教、一切民族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的。” “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成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宗教的基本行为的基础。”费尔巴哈大师这一真理性的描述正是宗教产生的最初原因。对千奇百怪、变化万端自然现象的不理解，既依赖它，又对它感到恐惧，认为是某种超人力的神灵在掌握这一切，于是拜倒在它的脚下。一旦有了这种想法，人们就会把与自身生辰密切相关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土地等自然现象作为顶礼膜拜的对象。因此恩格斯曾说：“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这样，作为原始宗教的萨满教便在人们的生活中应运而生。

在萨满世界里，“萨满”——巫师是中心环节。萨满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间沟通和联络神灵、祖灵、精灵、鬼灵诸界，以帮助解脱人间的痛苦和灾难。而深通诸灵界这个神圣的使命，是普通的氏族成员难以承担和胜任的，必须具有天赋异性的人才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就是萨满的基本素质。在选拔萨满时，这种能力就和某些疾病相联系，如得了天花而不死者、重伤不死者等，据说他们的伤痛是由神灵加诸其身的，因此他们往往是未来合格的萨满。

萨满的产生与古老的猎、牧地区的自然灾害和流行疾病分不开，因此在萨满的职能中天然地包含了医治疾病和占卜凶吉的内容。在治病方面，萨满采取的主要不是医术，而是巫术。萨满在治病时，以跳神的方式为主，也辅助动用火、水、木器、金属器等作法的巫术手段。如萨满赤脚踩踏烧红的炭火后，立即用脚去踩病人患病的部位，这就是一种所谓以神灵驱病魔的巫医技巧。此外，也有用烧替身的办法为人治病的，即用纸或草等扎成人形，然后施以萨满术，使这些替身有了“生命”后，用火烧掉替身。

匈奴的萨满，在中文史籍中称“胡巫”，一般是女性。除了替单于沟通上天、祖先之外，匈奴的巫师还经常参与现实政治斗争。每次匈奴对外出兵时，都要先由巫师做祷告和占卜，吉则出，凶则缓。汉武帝的大舅子贰师将军李广利兵败投降匈奴，丁零王卫律有意陷害，于是串通巫师，假托已死去的“先单于”留言，要用李广利做祭祀的礼品，血祭胡社。单于信以为真，不敢怠慢，下令处死贰师。李广利也不含糊，临死前破口大骂，诅咒匈奴在他死后要受大灾，亡国灭种。巧合的是，李广利死后匈奴果然连续几个月雨雪不断，牲畜死亡众多，瘟疫流行，粮食作物也迟迟不成熟。单于大为恐惧，想起李广利的诅咒，连忙补救，专门为李广利修了一个祠室，定期祭祀。

在汉匈战争后期，匈奴连战不利，曾经命令巫师在死去的牛羊身上施用法术，然后掩埋在汉军经过的地方。汉军接触后大批感染疾疫，损失很大。何新先生甚至因此认为这些牛羊是被巫师做过特殊毒化处理的“生化武器”，匈奴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生物武器的人。名将霍去病年近24岁就病死了，据说也是因为饮用了被污染的水。

这些巫师因为不断有匈奴人投向汉朝而流入中原地区，甚至进入宫廷，引发严重的宫廷政变。赵地人江充经汉武帝宠爱的钩弋夫人引荐，被重用，任命为“直指秀衣使者”，即特务头子。江充勾结大批胡巫，宣称皇帝生病都是因为有人用“巫蛊”害他。根据民间传说，巫师把毒虫毒蛇方在一个器皿里，让他们互相吞噬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即是蛊。巫师事先削制木人埋藏在仇人的住处或自己身边，然后操纵这种怪物进行诅咒，据说要仇人生病就生病，要他死他就死。汉武帝梦想长生不死，相信了这些鬼话。于是江充带着胡巫到处找“巫蛊”，乘机大肆迫害政治对手。太子刘据天性仁慈，和江充不睦，江充于是在太子东宫和其母皇后卫子夫的宫里大肆活动，翻了个底朝天，找出很多事先藏好的巫蛊，而且利用特务组织阻止刘据母子见皇帝申诉。刘据眼看大祸临头，被迫铤而走险发动政变，杀死江充，然后率领京城百姓和保皇派大战五日，最后寡不敌众，携幼子出逃，被捕时自杀身亡。史称“巫蛊之祸”。汉武帝老年丧子，性格日渐怪异，干了很多蠢事，使汉朝的江山大损元气，再也无法振兴。

当然，这些巫师并非只会装神弄鬼，他们也能治病救人。其巫术很多就是灵感来自自然的原始的临床医学。苏武出使，被动卷进一场政变，引刀自杀。巫医紧急治疗，在地上挖了个坑，燃起温火，把苏武放在上面，用脚踩他的后背，直到踩出血。苏武原本已经气绝，在巫医的治疗下果然又苏醒了过来。

在原始的萨满教中，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是最主要的成分。在匈奴人的自然崇拜中，最突出的是对天、地、日、月的崇拜。匈奴人对天地十分尊崇，在一年三次大规模祭祀中，正月的春祭、五月的龙城大祭，都要祭祀天地。单于自称“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单于的阏氏则代表后土——地。这样，祭拜天地的同时等于也是对单于夫妇的膜拜，有利于巩固其统治。匈奴祭天最早在自己的发祥地，鄂尔多斯草原上的云阳甘泉城下。后来此地被秦朝夺去，只好向西迁到河西走廊休屠王右地。不幸的是，此地后来又被汉将霍去病夺取，来祭祀用的“祭天金人”也被虏去。按照《魏书•释老志》的记载，这个金人大约有一丈高，汉武帝也不敢怠慢，把他陈列在自己的行宫——甘泉宫内，派专人烧香礼拜。

对日月，单于要每天在其升起时朝拜。另外每次出兵之前都要观察星月，月盛则可攻战，月亏则必须罢兵。由于太阳从东方升起，匈奴人自然产生了以左为尊的观念。据东部的左贤王地位仅次于单于。毡房的房门也常向左（东）开。大概是因为太阳带来了光明，匈奴人非常喜欢白色，与人盟约时要杀白马歃血，共饮血酒。

对自然的崇拜自然衍生出对鬼神的恐惧。对于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他们一般会将其归之于鬼神作怪，敬而远之。比如苏武被扣留后，单于断绝了他的饮食，关在地窖里。正好天下大雪，苏武饮雪水，吃毡毛，数日不死。单于以为有神保护，连忙释放，并迁徙到遥远的贝加尔湖畔安置。

对于祖先，匈奴认为他的灵魂不灭，所以要随葬大批的衣物、器皿乃至奴婢人牲，供其在天国享用，必要时还会通过巫师与祖先对话。每年五月，单于会在龙城大会诸侯，举行大规模的祭祖活动。坟墓是祖先的住所，位置要严格保密，而且严禁任何人破坏。汉昭帝时，东胡的后裔乌桓曾挖掉了匈奴单于的坟墓，打扰了祖先的清静，匈奴大怒，马上发兵痛击乌桓。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知道更多的关于匈奴人精神生活的信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信仰的是原始的图腾崇拜的进化物，以崇拜偶像为特点。这种信仰在碰到更为高级的偶像崇拜宗教——比如佛教时，会很快被淘汰置换。让佛教在草原民族中迅速传播是中原政权消弥游牧民族强悍的民族性格的一把利器，屡试不爽。草原的最后主宰——蒙古族就是在明清两代地鼓励下投入藏传佛教——黄教的怀抱，不仅性格变得柔弱了很多，连人口也锐减。因为黄教号召教民除留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外，其他儿子都要出家为僧。出家僧人当然不能娶妻生子。

幸运的是，在匈奴驰骋蒙古草原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原。汉朝政府也还没有完全剔除百家诸子的影响，儒学的正统地位还在树立和巩固过程当中。自己的精神还没有完全统一武装起来，自然无法去控制别人的精神世界。匈奴西迁以后，进入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可基督教是最反对偶像崇拜的，与匈奴人的宗教信仰格格不入，所能产生的只是冲突而不是融合。所以，匈奴民族的精神世界一直停留在较为原始的状态。究竟是福是祸，后人很难评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正是由于其信仰没有受到外来冲击，才保证了匈奴人借以傲视欧亚大陆的唯一资本——铁骑始终保持着高昂战斗力

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纠军”，即少数民族部队。这些纠军开始一般是归附的外族，被安置在边境一带。后来因为中原王朝国力衰微，看这些外族以前表现还不错，索性把防御边塞的重任交给了他们。可是这些纠军和同为游牧民族的北方新兴民族感情更亲密，所以经常把边塞拱手相送，害的中原王朝屏障尽失，不得不在内地组织抵抗，最终都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匈奴人有幸充当了第一支纠军，于是，在中华大地上，他们开始上演自己的最后一幕悲喜剧。

在中国历史上，有所谓的“纠军”，即少数民族部队。这些纠军开始一般是归附的外族，被安置在边境一带。后来中原王朝国力衰微，看这些外族以前表现还不错，索性把防御边塞的重任交给了他们。可是这些纠军和同为游牧民族的北方新兴民族政权感情更亲密，所以经常把边塞拱手相送，害的中原王朝屏障尽失，不得不在内地组织抵抗，最终都落得个国破家亡的下场。

南匈奴大概是纠军的缔造者。北匈奴溃逃后，南匈奴逐渐成为东汉政府的边防军，配合政府军对抗羌族和鲜卑人的侵扰。鲜卑人占据了匈奴故地，南匈奴视之为寇仇，真心对抗。可羌族人以前一直是匈奴挑战汉朝权威的盟友，和他们作战时难免会弄虚作假。东汉政府对这样的两面派行为很是不满，所以也不时敲打一下他们。可敲打一下的尺度实在不好把握，稍有过火，匈奴人就会奋起反抗。这样，合作与对抗交织就成了东汉政府和南匈奴之间长期的一支变奏曲。

东汉末年，南匈奴卷入黄巾大起义和后来的诸侯割据，占了不少便宜，也损失了很多人众。194年，南匈奴的最后一位单于——呼厨泉单于即位。呼厨泉单于势单力薄，于是以祖先曾经是汉朝公主为由，宣布改姓刘，希望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战略中讨一点便宜。可偷鸡不成蚀把米，枭雄曹操不仅没有给他什么好处，还为了防止匈奴再次参与中原权力争夺，把匈奴部众一分为五，每个部分别选贵人作大帅，另选汉人作司马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呼厨泉只剩下一个徒有虚名的单于称号。不过由于当时曹操控制的领土还很有限，匈奴虽然被分解，可还是被全部安置在山西境内，彼此并不遥远，留下了后患。

更让匈奴人感到丢脸的是，以前都是他们跟汉朝要公主，要女人，这回不但国家被分割，连自己的女人也被搞走了。

匈奴左贤王曾经在战乱中掳回一个绝色女子，并纳为自己的妃子。这位汉家妃子和他老老实实的生活了12年，还生了两个孩子。不想208年曹操突然派人要“赎”回她。到这时候左贤王才知道她居然是鼎鼎大名的大文豪蔡邕的女儿蔡文姬。

相传蔡文姬博学多才，音乐天赋自小过人，6岁时听父亲在大厅中弹琴，隔着墙壁就听出了父亲把第一根弦弹断了。蔡邕惊讶之余，又故意将第四根弦弄断，居然又被她指出。可这位才女红颜薄命，16岁时嫁给卫仲道，不到一年，卫仲道便因咯血而死。卫家的人嫌她克死了丈夫，把她逼回了娘家。23岁时被匈奴掳掠而去，本想在毡房里终老一生，偏偏曹操突然感念起好友蔡邕之交情，非要把她弄回来。左贤王迫于威压，只好从命。蔡文姬抛夫别子，满腔哀怨，在南归路上，创作了著名的骚体叙事诗《胡笳十八拍》。

265年，司马炎逼迫曹奂禅让，建立晋朝，重新统一中国。不过司马氏一家运气实在太差，正赶上北方少数民族大举南下的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以及大批的所谓杂胡源源不断的涌入长城，正准备在黄河流域的沃土上大展身手，逐鹿中原。司马一家自己也不争气，开国皇帝居然只生下一个傻儿子。傻儿子即位作了晋惠帝，如果有忠良辅助也还勉强，偏偏又被老子定了一个淫荡无比的老婆。贾皇后不仅秽乱后宫，还想染指朝政，终于引起了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弄的民不聊生，瘟疫、饥荒不断，流民起义风起云涌。争权夺利的诸侯王为了占据有利地位，纷纷主动引狼入室，拉拢边境上的少数民族。匈奴和鲜卑是他们主要的拉拢对象。这给了匈奴民族重新崛起，掌握政权的机会。不过鲜卑人不甘心让匈奴专美，他们不断的向匈奴政权发起进攻，致使匈奴民族在中华大地上的最后一次崛起昙花一现，很快消失，而且整个民族都从中华大地上消失了。

一、 披着羊皮的狼：戴着刘家面具的汉—前赵政权

西晋永兴元年，饱受汉人歧视，为晋朝统治者猜疑压抑的匈奴五部都尉在一个叫刘渊的家伙的统领下，高举起了反晋大旗，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尽占了北方，把西晋最后一个皇帝──怀帝赶下了龙庭。随后，这个自称汉家公主后裔的家伙给自己起了一个动听的国号：汉。

虽然披着羊皮，可狼的面孔总要露出来。于是，两位晋朝皇帝变成了匈奴人的酒保，貌美如花的小后妈们重新收归己有，直到一个叫刘曜的家伙把国号换成“赵”，不再披着汉家的外衣。

汉政权由屠各匈奴领袖刘渊建立。屠各匈奴是西汉时投降汉朝的休屠部后裔。汉武帝时，霍去病经略西域。休屠王和混邪王屡战屡败，害怕单于处分，准备投降汉朝。后来休屠王反悔，被混邪王杀死。休屠部不愿受混邪王统治，一度反叛，遭到霍去病的镇压。此后，休屠部众被安置在陇西、上郡一带生活。

刘渊，字元海，屠各匈奴首领。为了给自己制造一个名门地位，谎称是南匈奴於扶罗单于的儿子左贤王左部帅刘豹之子。刘豹195年继承左贤王位，估计不会小于15岁。刘渊生于250年前后，斯时刘豹已经接近70岁，按汉朝人的生育水平，似乎不可能老年得子。何况屠各部也不属于南匈奴管辖。

刘渊自幼生活在汉地，深受汉文化熏陶，自幼师从上堂名儒崔游，学习《毛诗》、《京氏易》、《司马尚书》等汉族传统典籍，是高度汉化的匈奴人。刘渊不仅能文，而且武艺高超，“猿臂善射，膂力过人”。

曹魏咸熙年间，刘渊作为人质生活在国都洛阳，当时把持国政的司马昭很器重他，常邀之入府作客，和司马氏一家关系密切。后来晋武帝司马炎在改匈奴五部帅为五部都尉时特意任命刘渊作了北部都尉。后来又被提拔为五部大都督，实际掌握了南匈奴五部的大权，有单于之实，无单于之名而已。

八王之乱开始后，成都王司马颖为壮大自己的实力，把刘渊召到邺城，封为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在邺城主持军务。

晋惠帝永安元年（304年），自我膨胀的司马颖在邺城宣布自己为皇太弟，废掉太子司马章，招致东海王司马越、并州刺史司马腾和安北将军王浚等人的反抗。司马越等招来鲜卑骑兵助战，司马颖无力抵抗，只好拉匈奴作强援，刘渊因此被封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回山西召集匈奴五部骑兵南下参战。

刘渊一回到山西，匈奴贵族就推举他作了大单于，竖起反晋的旗帜。304年，刘渊在左国城称汉王，成为十六国第一个政权的创始者。为了争取汉族人的支持，刘渊重新拾起“人心思汉”的口号，依汉制建百官，并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尊奉汉高祖刘邦、汉光武帝刘秀、汉昭烈帝刘备为三祖。扶不起来的阿斗大概在天堂里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匈奴人会主动作自己的儿孙，替他光复他自己都不想要的大汉基业。

还别说，刘渊的口号确实有效，大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西晋子民纷纷投到刘渊旗下。西晋大将聂玄前来讨伐，被杀的大败而归。刘渊乘胜，一举攻克太原、屯留、长子、中都、上党等地。

次年，左国城一带发生严重饥荒，刘渊被迫迁徙到河南。308年，刘渊攻克平阳、河东，遂迁都平阳，并正式称帝，建元永凤。流民领袖汲桑，少数民族首领石勒、单征等纷纷拥众归顺。

310年，刘渊病逝。太子刘和即位。刘渊刚死，汉国内部就发生严重内讧。刘和生性多疑，即位不久就在舅舅呼延攸、卫尉刘锐的撺掇下，想杀掉手拥重兵的刘聪等4个王爷。齐王刘裕、鲁王刘隆等是刘渊临终前留下的顾命大臣。呼延攸、刘锐没能参与顾命，所以有意加害刘裕等人。不料大将田密不听他们指挥, 斩关奔逃，报告了拥兵十万的楚王刘聪。刘聪毫不客气，迅速回师，轻而易举的攻进平阳，斩杀了刘和等人。随后刘聪自立为帝，改元光兴。尊刘渊皇后单氏为皇太后，生母张氏为太后。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打算，没有封儿子刘粲为太子，而是把北海王刘乂立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作为未来的皇位继承人。但是刘粲作为署使持节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兵权在握，他能老老实实的看着皇位归了小叔叔？

刘聪也是在汉地长大，深通汉族文化，而且他的母亲就是汉族人。据说刘聪不仅精习《孙吴兵法》，弓马纯熟，还善于做诗，著有述怀诗百余篇。但和其父刘渊不同，刘渊基本上可以说是地道的汉化匈奴人，不仅言谈举止像汉人，治国方法也像。当年手下人滥杀无辜百姓，刘渊十分愤怒，予以严惩；刘聪则不同，虽然同样精通汉族文化，但草原狼性不改，即位没多久就露出了狰狞的面孔，是一只典型的披着羊皮的狼。

即位不久，刘聪即派遣族弟刘曜率4万精兵撇开周围的晋军，长驱直入河南，直扑晋朝的国都洛阳，完全是一幅擒贼先擒王的架势。刘曜也很争气，在梁州、陈州、汝州、颖州等地辗转袭击，攻陷汉族人自建自保的坞堡100多座，使洛阳成为一座孤城。东海王司马越急召各地勤王，可一兵一卒也没见到。

311年夏六月，汉军攻入洛阳，纵兵大掠，屠杀百姓，晋帝陵寝也被刨开。晋怀帝司马炽被俘。史称“永嘉之祸”。扒坟掘墓在汉族文化中是最不能容忍的行为之一。汉军的行为和他们所宣扬的恢复汉朝天下的主张完全背道而驰，伤透了汉人的心。从此，汉族人对刘汉政权的支持日渐减少。

晋怀帝被俘后，刘聪大设宴席庆祝，并当众引见晋怀帝，封其为会稽郡公。封前代皇帝爵位，养其终老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存亡继绝”的表现。刘聪开始还算遵循了汉文化的“指示”。但是，在313年春节，刘聪的狼性突现，在大殿上逼使晋怀帝身着仆隶青衣，为在座的匈奴贵臣执壶行酒。然后派人送上一杯毒酒，当殿鸩杀了晋怀帝。

洛阳陷落后，秦王司马邺被拥立为皇帝，即晋愍帝，定都长安。刘聪派遣刘曜围攻关中。316年秋，汉军进攻到泾水南岸，九月攻陷长安外城。城内粮米紧缺，1斗米居然价值2两黄金，士兵纷纷逃亡。晋愍帝彻底绝望，于十一月出城投降。长安城免不了又遭受一场洗劫。

刘聪故伎重演，在外出游猎时让晋愍帝身穿军服，手执长戟，作为前导开道。不少对晋朝有深厚感情的百姓，眼见堂堂皇帝形同仆役杂卒，纷纷于路旁哭泣拭泪。318年，刘聪又让晋愍帝作了一回陪酒员，随后杀了他。至此，西晋灭亡。后来琅琊王司马睿跑到南京，建立起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

灭了西晋，汉国的疆域急剧扩大，除了个别据点外，几乎占据了整个黄河流域。这是匈奴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君临中原。为了适应这种现实情况，刘聪在政治体制上完全接受了魏晋那一套。但在民政事务上，刘聪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一国两制”。他把汉人和少数民族分开治理，汉人按“户”，由左右司隶等官治理；胡人按“落”，维持原有的部落形态。有人认为这是在人为地制造民族隔阂和对立，我到认为这是切合实际需要的一种创造。如果不这样，强行打散少数民族的部落结构，肯定要激怒大批既得利益者——各部大人。如果改变汉族人的生活方式，也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在民族融合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找不到一条能让双方都满意的中间道路的。各自维持现状，是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法。

功业已成，刘聪开始放纵自己。在他眼里，汉人的伦理道德简直就是枷锁，他要回到匈奴的文化当中，去做他不受约束万人尊崇的大单于。首先被他恢复的就是收继婚。刘渊的遗孀单太后年青貌美，刘聪毫不客气的占为己有，“蒸而淫之”。太保刘殷的二个女儿、四个孙女漂亮乖巧，刘聪不顾同姓、辈分，一锅端了过来。刘聪自己想恢复祖规，其他深慕汉族文化的臣僚可不愿意。皇太弟刘乂就是一个。得知自己的母亲和刘聪胡搞，刘乂很生气，常常入宫“谏劝”。单太后也是明礼之人，见儿子不满，很快“惭恚而死”。

逼死了皇帝的爱妃，罪莫大焉。刘乂的舅舅单冲知道其中的奥妙，赶紧劝刘乂主动让出皇储的位置给刘聪的亲生儿子刘粲，可迂腐的刘乂就是不听，还振振有词，说什么“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终弟及，何为不可”？

太傅崔玮、太保许遐等劝说他调动东宫近卫军趁着国中大军基本在外地，国都只有几个年青的王爷的机会起兵夺权，杀掉刘粲。又被刘乂拒绝。

刘乂不动手，旁人可要对他下手了。

中宫仆射郭猗和中护军靳准和刘乂有仇，尤其是这个靳准。当年他的堂妹嫁给刘乂后不守妇道，和卫士私通。刘乂发现后，当场将其刺死。平常人都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可这个刘乂偏偏到处张扬，还公开在朝堂上嘲讽靳准，主动给自己树立仇敌。

后来靳准指使刘粲撤去监督刘乂的军士，然后派人告诉刘乂说刚才皇帝有命，最近京师可能会发生政变，王子们应该穿上铠甲，以备万一。刘乂愚蠢，言听计从。靳准马上向刘聪报告说刘乂要叛乱，已经穿好了铠甲。刘聪马上派靳准前往调查。

由于刘乂有大单于的名头，平时在京中的氐族和羌族贵族名义上都是他的部属。靳准抓住这一突破口，逮捕了十多位正在京中居住或做人质的氐、羌贵族，严刑拷打，百般苦毒，这些人屈打成招，纷纷自诬说与皇太弟一直再密谋准备造反。刘聪信以为真，下令杀光东宫僚属，刘乂的部卒一万五千多人也被处死，京城一片血海。刘乂本人后来被刘粲秘密刺杀。

由于留侍平阳的质子无故被杀，氐、羌等部数十万众相继造反，后来大多投入正在酝酿分裂自立的羯族大将石勒怀抱。

318年，喜酒好色的刘聪终于被淘空了身子，刘粲即位。刘粲同他父亲一样是个狼崽子，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刘聪留下的貌美如花的小后妈们收归己有，昼夜宣淫，没一点亲爹刚死、心中哀痛的意思。靳准的三个女儿也被临幸，贵宠无比。

这个靳准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明明女婿刘粲是个好靠山，他偏偏不用。靳准首先让女儿说服刘粲，让他相信有人要造反，下令把一帮兄弟杀个精光，然后又亲领精兵，冲入光极殿，把刘粲当场处死。

杀掉刘粲后，靳准下令，“刘氏男女，无少长皆斩东市。”凡是在平阳的屠各匈奴刘姓宗亲，成族斩杀，一个不留。靳准又下令发掘刘渊、刘聪的陵墓，并把刘聪的尸体令人扶跪于地，大刀砍下这位死皇帝的脑袋。接着，靳准又命人一把火把刘氏宗庙烧个干净。

如果说靳准造反是为了自己当皇帝，到也合情合理。可他偏偏又把刘聪从晋朝缴获的玉玺找出来，对汉人胡嵩说：“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今以传国玉玺付汝，还如晋家。”看来靳准也是深受汉族文化教导，颇有些正统观念。可这个胡嵩却是个胆小鬼，迟迟不敢接受玉玺。气的靳准一剑砍了他。靳准随后派出使臣，对晋朝的司州刺史李矩说：“刘渊乃屠各小丑，因晋之乱，矫称天命，使二帝幽没。我欲还二帝梓宫，请以上闻。”公开尊奉东晋皇帝为自己的皇帝。远在江东的东晋元帝接信后，尽管摸不着头脑，不过还是赶忙派太常韩胤等人迎还怀、愍二帝灵柩，归于晋土落葬。

眼见匈奴刘氏大半被诛，天下乱起，一直觎觎汉国企图自立的石勒马上发精兵五万，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号，亲自征伐靳准。驻扎在长安的大司马、相国刘曜也率兵赴难。

318年冬十月，刘曜大军行至赤水川，太保呼延晏等人从平阳城中逃出，与太傅朱纪等人共劝刘曜称帝。刘曜也不客气，马上称帝，改元光初。刘曜以朱纪为司徒，呼延晏领司空，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进爵赵公。

石勒很快攻入平阳。这位羯族领袖可是一天汉文化都没学过，进了平阳城，不仅大肆枪掳，还一把火烧了汉国宫室。

刘曜知道石勒此时羽翼已丰，不好叱责他，派人加授石勒太宰、大将军，进爵赵王。由于平阳城宫室尽毁，周围又被石勒力量占据，刘曜只好迁都长安。319年夏天，刘曜在长安立宗庙、社稷，公开把国号改成“赵”，以冒顿单于配天，刘渊配上帝，完全以单于后人自居，连羊皮也不要了，彻底恢复了草原狼的身份。为了和石勒的赵国相区别，刘曜的赵国被称为“前赵”。同年冬，石勒也自称赵王，史称“后赵”。

尽管放弃恢复汉朝的旗号，但刘曜知道汉人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于是在长安设立了太学和小学，挑选了13—25岁之间的青少年入学，并从中挑选成绩优秀者授以官职。从而安抚了汉族知识分子。同时他又装模作样的学习汉族皇帝纳谏，朝中大臣有规谏不要大兴宫室的，他马上下诏褒扬。至于是否接受，另当别论。

刘曜登基后，石勒屡次前来挑战，双方战事不断。

328年，石勒派大将石虎带领4万大军从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入，进攻前赵河东地区，一时之间，有五十多县起来响应，后赵军势如破竹，直攻蒲坂（今山西永济县）。刘曜御驾亲征，从卫关渡过黄河，大败石虎。随后又进攻守卫洛阳金墉城的后赵大将石生，并掘河水猛灌后赵守军，同时分遣诸将进攻后赵的汲郡、河内等地，后赵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先后出降，一时间形势对刘曜非常有利。但是，刘曜没有集中兵力进攻后赵国都襄国，而是把兵锋指向了洛阳。

石勒集中近十万大军前来援救，刘曜闻之变色，马上下令从金墉撤围，在洛西布阵，以迎石勒大军。石勒不与理睬，而是率4万步骑进入被围数月的洛阳城中。

刘曜正犹豫间，忽然发现石虎率3万步兵自洛阳城北向西而来；石堪、石聪两人各将精骑八千自城西疾驰向北，合军进攻刘曜的前锋军，双方大战于西阳门。石勒本人亲率大军从洛阳阊阖门冲出，形成对刘曜大军的夹击之势。

刘曜是个酒坛子，嗜酒如命。大敌当前还不忘先喝上几斗。倒霉的是，刚要出战自己的战马突然倒地。刘曜还真是个明君，到这时候都没想过从臣下跨下讨一匹俊马换上，而是临时找了一匹拉货的小马，然后醉醺醺的冲了出去。结果可想而知，不仅大军溃败，阵亡5万多人，自己还被俘虏，送给石勒。

毕竟曾经同殿称臣，石勒也没难为他，而且给他治伤，当时要求他给长安城内的皇太子刘熙写信，让他们投降。刘曜不愧是狼的后人，算条汉子，他只写了几个字给刘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大怒，一刀结果了这位老兄。

329年初，听说石勒要进攻长安，太子刘熙和南阳王刘胤下破了胆，居然主动放弃了铜墙铁壁的长安，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大将蒋英、辛恕等人拥众数十万于长安，看到未来的主子实在不成气候，不愿在当炮灰，干脆投降了石勒。

秋九月，在上邽喘过气的南阳王刘胤开始后悔当初撤出长安之举，于是又率兵数万反攻长安，后赵大将石生见敌人来势汹汹，坚壁清野，婴城固守。任凭刘胤等人百般辱骂，就是不出来。

石勒派石虎率精骑二万飞奔救助。十月，双方大战于义渠，刘胤大败，奔还上邽。石虎沿途追杀，一直追至上邽。刘胤溃兵入城后未及关城门，石虎骑兵蜂拥而入，把前赵帝王将相一网打尽，俘虏了太子刘熙、南阳王刘胤及其王公卿校三千多人。石虎是十六国时期出了名的暴徒，当即下令全部屠杀，前赵至此灭亡。从刘渊即位起，汉（前赵）共立国26年。居于中原的匈奴屠各种以及山西的南匈奴后裔被石勒的兵将大批屠杀，剩下的纷纷远徙，再也没有能以国家主人身份出现在历史的纪录中。

二、残暴的野狼：赫连勃勃和他的大夏国

和刘渊一家相比，刘勃勃是典型的野狼，为了宣誓自己的雄心，他给自己起了一个很大气的姓氏：赫连。表示自己的功业要显赫无比，连接天地。这个残暴的家伙确实很会打仗，把东晋的北上王师打的落花流水，狼狈而归。好在期盼着“王师北定中原日”的陆游老先生不是生在晋代，否则不知要挥洒多少辛酸的泪水。

不过，在赫连氏北面有一个更厉害的家伙在等着他们。几经反抗，大夏国终于还是亡在鲜卑人手里。这个曾经赶走北匈奴的民族现在又在匈奴人身上欠下一笔血债。好在大夏国存在了26年，和汉国（前赵）一样，总算是没有输给这个亲戚，打了个平手。

当屠各匈奴建立汉与前赵的时候，匈奴的铁弗部则在他们的首领刘虎和刘卫辰、刘屈孑几代人的领导下，在中国北部地区各族混战的恶劣环境中生存下来，并于匈奴前赵政权灭亡80余年后再次建国称帝，并入主关中，成为另一个占据昔日敌手——汉朝老窝的匈奴政权。

前文说过，铁弗匈奴是匈奴和鲜卑族的混血儿，不像屠各匈奴血统那么纯正。不过他们攀亲的本事一点也不比屠各匈奴逊色。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其祖先是南匈奴的于扶罗单于。于扶罗单于有2个儿子，次子刘去卑，南匈奴的右贤王，是他们的远祖。216年曹操把呼厨泉单于扣留在邺城，刘去卑曾经奉命回山西监管匈奴五部。

刘去卑生二子：长子刘猛，次子诰升爰。刘猛曾任匈奴北部帅，晋武帝时因为叛乱出塞被处死。诰升爰因此接替了刘猛的职位。

诰升爰又名训兜，生子乌路孤，也就是晋朝时著名的首领刘虎。

刘虎早年一度依附于汉国刘聪。刘聪把他当成宗室成员，封他作了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楼烦公。西晋灭亡后，并州刺史刘琨始终坚持在北方，和外族政权进行着不懈的斗争，幻想有朝一日王师还能北定中原。为了增加手里的筹码，刘琨联合鲜卑拓跋部，一起进攻刘虎。刘虎也想在刘聪面前露一脸，于是联合另外一支鲜卑人——白部鲜卑进攻刘琨（白部鲜卑发源于长白山，和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鲜卑部有很大差异，将其看成女真人的祖先似乎更合适）。刘琨的亲密战友拓跋猗卢马上出兵援救，大败刘虎。刘琨为了酬谢猗卢，经东晋政府批准，封猗卢作了大单于、代公。不久猗卢自称代王，在山西北部、内蒙南部一带建立代国。

341年，刘虎为了复仇，进攻代国，结果不仅战败，自己还受了伤，不久病死。从此铁弗匈奴部和拓跋鲜卑部成为世仇，连年征战，直到其中一个被彻底消灭。

刘虎生2子：长子刘务桓、次子阏陋头。刘虎死后，刘务桓统帅部众。刘务桓为了自保，主动派出使者前往代国，表示臣服；暗中却又派人召集旧部，与后赵皇帝石虎取得联系，同样表示愿意归顺。不久，刘务桓就被石虎封为平北将军、左贤王。

356年，刘务桓死，弟弟阏陋头代立。代国借机送质子悉勿祈回匈奴。悉勿祈回来后，大批部众抛弃阏陋头，投到悉勿祈麾下。阏陋头逃走。

359年，悉勿祈去世，弟弟刘卫辰杀死诸位侄儿，自己作了主子。刘卫辰也没有能力自保，于是同样派儿子到鲜卑，向代国拓跋什翼犍称臣，并娶了什翼犍的女儿为妻；同时又暗中与苻坚的前秦政权联系。当时刘卫辰手下有一千多落，领地东西近千里，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所以苻坚很快任命他作了左贤王。

铁弗匈奴当时已经掌握了一定的农耕技术，为了获得稳定的食物来源，刘卫辰请求“入塞寄田（借地耕种），春来秋去”，获得苻坚批准。后来刘卫辰自认为羽翼已经丰满，开始对前秦用兵，结果一战打败，自己也作了俘虏。苻坚到也宽宏大量，不但没收拾他，反而加封为夏阳公。

代国得知刘卫辰换了主子，很生气，兴兵讨伐。刘卫辰无能，接连战败。苻坚看刘卫辰实在不中用，于是亲自出马，发幽、冀、并三州兵30万分道击代。什翼犍派匈奴部帅刘库仁领兵迎战。这个刘库仁同样是个废物，在石子岭惨败而归。什翼犍大出意外，仓促之中率部逃往大青山一带。不久代国发生内乱，拓跋鲜卑的第一次建国实践失败，被迫蛰伏，等待新的时机。

苻坚因俗而治，把匈奴和代国遗民分成两部分，以黄河为界，东部交给刘库仁，西部划给刘卫辰。刘库仁虽然是匈奴后裔，但其母、妻都是拓跋鲜卑，自己甚至做了鲜卑的主人——南部大人，所以对拓跋部非常忠心，并悉心照顾什翼犍的后裔拓跋珪。刘卫辰则不然，只知道为自己争名逐利，还一度杀了前秦五原太守。刘库仁毫不客气，狠狠的教训了一下这个乱臣贼子。但苻坚却依旧不予计较，还加封他作了西单于，并给他修了座代来城，供其居住。

后来前秦因为错误进攻东晋，在淝水惨败而归，不久瓦解。刘库仁部则遭到另外一支鲜卑部落——慕容部的进攻，陷入内乱。这个慕容部可以说是纯种的鲜卑人，在十六国时期曾经屡次兴风作浪，建立了若干个割据政权。大概就是因为其历史比较曲折，后来成了金庸先生笔下不可或缺的角色，屡次在其武侠名作中出现。

刘库仁部内乱后，拓跋珪逃走，并于386年建立北魏政权。北魏建立后，很快消灭了刘库仁部的乱臣贼子，兼并其众。这时的刘卫辰则成了矮子里的将军，还的西燕、后秦政权都来向他示好。结果刘卫辰再次飘飘然，自不量力的向新兴的北魏发动进攻，准备替祖先报仇。结果不必说，又是大败。不仅大败，连刘卫辰自己也被部下一怒之下砍了脑袋。拓跋珪恼恨刘卫辰当年勾引前秦兵进攻代国，下令杀掉所有刘家宗亲，5000多人当即毙命。不过百密一疏，跑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大夏国君赫连勃勃。

赫连勃勃当时名叫刘勃勃，字屈孑。刘勃勃身材魁梧，仪表俊美，是个美男子。当时他逃到了后秦高平公没弈干处。没弈干没有嫌弃他，还把女儿嫁给了他。后秦皇帝姚兴很喜欢他，不久封他作了安北将军、五原公。这个姚兴也是个混蛋，封他作了官也就罢了，居然还分配给他五部鲜卑和杂胡2万多落，把他重新武装了起来。

刘勃勃投奔后秦，是想借后秦的力量为自己报仇。但后秦为了立足，和北魏建立了联系。对“国际”政治斗争一窍不通的刘勃勃大怒，马上起兵叛乱，而且袭击并杀死了老岳父没弈干，兼并了他的部众。

因为《史记》中说匈奴是“夏后世之苗裔”，所以在407年建国的时候，刘勃勃自称是大夏国王、大单于。刘姓本是他的母姓，屈孑认为不合礼法，于是给自己定了个姓：赫连，表示自己的功业将显赫无比，上连天地。从此以赫连勃勃著称。其他旁支亲属，一概改姓位“铁伐”，意思是刚猛如铁，都能伐人。

赫连勃勃虽然粗野残暴，但军事天赋非凡。后秦军几次前来讨伐，都被他杀的大败。赫连勃勃父兄都被斩杀，心里很有些变态，残暴异常。每次打胜仗后，他都要垒一座骷髅高台，以示纪念。他经常坐在城上，置弓剑于侧，凡有嫌忿，马上亲手格杀之。臣僚中敢怒视他的马上刺瞎眼；笑话他的割其唇，谏阻者则先割其舌而后斩之。为了制造高质量的兵器，他亲自在旁监视检测过程：如弓箭射不透盔甲，则斩造弓箭的人；相反则杀死铠匠。不过就是这样一位远近闻名的暴君，居然还收降了一位智者——后秦参军王买德。

413年，赫连勃勃征发民力在现在的陕西榆林一带修建新的国都——统万城。为了建一座钢铁之城，赫连勃勃采用了一种不讲道理的检验方法：城砖烧好后，派专人用尖利的钢针刺，如果砖上留下痕迹，则处死烧砖人；如果没有，则杀死检验人。用这种残酷的方法，赫连勃勃确实建起了一座钢城，据说城墙可以用来磨刀。统万城也因此成为目前唯一还能见到的匈奴城池。之所以叫统万城，意思是要一统天下，君临万邦。

在王买德的建议下，赫连勃勃也学会了远交近攻的斗争技巧，和北燕、北凉政权建立结盟关系，然后集中兵力对付后秦，接连攻占杏城、新平等地，逼近长安。可就在大功即将告成之际，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东晋权臣刘裕为了树立威信，突然兴兵北伐，而且很快占领长安，摘走了勃勃眼看就要到手的大桃子。

不过刘裕北伐并不是为了统一中国，光复晋室，而是为了篡权。所以，在占领长安后，刘裕马上回师，留下年仅12岁的次子刘义真镇守长安。刘裕撤兵后，赫连勃勃马上向王买德问计，王买德建议绕开周围，直接进攻长安。勃勃接受建议，派太子赫连璝统领2万骑兵直扑长安；赫连昌占据潼关，堵住进出关中的道路；王买德屯于青泥险要之地。

418年，赫连璝进入关中，刘裕急召刘义真东归。东晋将士完全没有王师的风范，和蛮夷一样大肆掳掠，带着大批辎重，缓慢东撤。赫连璝纵兵追击，晋军且战且退，来到青泥，又遭到王买德部的沉重打击。大将傅弘之被擒，王义真个子小，藏在草丛里侥幸逃脱。赫连勃勃进入长安，又照例垒了一座骷髅台，炫耀武功。王买德“算无遗策”，加封河阳侯。

十一月，赫连勃勃在灞上筑高坛，正式称帝。群臣建议迁都长安，勃勃这是倒显出天子风范，坚决反对迁都，认为只有自己坚持住在统万城，北魏才不敢渡黄河西进。这种天子守边的气度在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迁都北京，直接面对蒙古入侵的明成祖朱棣可以媲美。

419年，赫连勃勃留下太子赫连璝守卫长安，自己回到统万城。为了宣誓自己的雄心抱负，赫连勃勃把四个城门改了名字：东门叫召魏门（招引北魏归降）、南门叫朝宋门（寓指南朝的刘宋政权）、西门称服凉门（收服甘肃一带几个小的割据政权）、北门叫平朔门（指北方游牧民族）。不料四邻没有臣服，自家窝里先乱了套。太子赫连璝害怕弟弟赫连伦抢了自己的位置，于424年出兵袭击，赫连伦在高平（今宁夏固原）战死。太原公赫连昌气愤不过，出兵1万袭杀赫连璝。赫连勃勃无奈，只好立赫连昌为太子。

大夏国内讧，给了北魏报仇的机会。425年，赫连勃勃去世，赫连昌即位。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听从谋士崔浩的建议，出兵伐夏。大夏国地方官员望风而逃，连长安也丢掉了。统万城异常坚固，不好强攻。魏军决定调虎离山，在城外围歼夏军。愚蠢的赫连昌果然中计，出城决战。统万城之战异常残酷，拓跋焘在大战中马失前蹄，险些命丧敌手。身中流矢，依然奋力杀敌。夏军士气被压了下去，纷纷溃退。赫连昌来不及进城，匆匆逃往上邽。这座号称铜墙铁壁，城墙高达十仞(大约25米)的统万城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落到了敌人手里。拓跋焘进城后，挨家挨户搜查，抓获王公、卿将、诸母、后妃、宫人上万，马3O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奇珍异宝，不计其数。赫连氏的奢侈连同样来自塞外草原，粗旷豪迈的鲜卑领袖拓跋焘都看不下去了，对左右连声叹气：这么一个小不点国家，居然如此奢侈，老百姓疲于奔命，如果不灭亡，实在没有天理啊！

次年，下决心要“为民除害”的拓跋焘派大将奚斤进攻安定。这个奚斤也是个倒霉鬼，安定轻而易举的拿下，还没好好庆贺一番，就发生了饥荒和马瘟。魏军也没想过养上几只“弼马温”预防预防，结果战马大批死亡，而且无法食用。赫连昌小人得志，马上跑到安定城下，亲自骂阵挑战。魏将安颉劝说奚斤出奇兵突袭夏军，奚斤保守，拒绝接受。赫连昌连日骂阵，魏军士兵都认识他了。安颉认为机不可失，于是撇开奚斤，集中仅存的200余匹战马，选拔精锐骑兵埋伏在城边。一会，赫连昌又来叫骂，安颉出战。很久没打仗的赫连昌心里痒痒的难受，遂亲自策马上前。埋伏的北魏骑兵突然杀出，直接扑向老相识赫连昌。这是天助魏军，突然刮起沙尘暴，暗如黑夜。大夏军士找不到皇帝，无法援助。赫连昌仓促之间落马，被安颉生擒活捉。

赫连昌被俘后，拓跋焘表现出君王气度，并没有难为他，封他作了常忠将军、会稽公，以后又晋封秦王。赫连昌容貌俊美，很召人喜欢。拓跋焘一时高兴，还将妹妹赐给了他。赫连昌倒也吃的饱睡的着，安心被敌国供养，丝毫没有亡国之痛。可是不知道哪根筋出了问题，在北魏呆了6年后，赫连昌突然良心发现，开始谋求恢复故国。结果叛乱还没发起就被发觉，于是连忙逃走，在路上被侦探发现，一刀毙命。历史上最后一个匈奴族的皇帝就此一命呜呼。

赫连昌被擒后，他的弟弟赫连定继承皇位。赫连勃勃以残暴著称，这个赫连定居然因为残暴无赖屡遭勃勃斥责，可以想象他是什么德行了。不过赫连定到是继承了其父的军事才能，称帝不久即大败追击的魏军，收复安定。这回魏军的统帅又是倒霉鬼奚斤。这次不光是打了败仗，自己还被活捉，差点掉了脑袋。赫连定乘势进兵，魏军望风而逃，夏军兵不血刃收复了长安。

赫连定有些头脑，知道靠自己不可能打的过北魏，于是主动和刘宋联系。宋文帝刘义隆正在兴兵北伐，也需要助手，双方一拍即合，约定将来以北岳恒山为界，东边归宋，西部归夏。拓跋焘避重就轻，集中全力进攻大夏，一举攻克平凉，夺取了整个关中地区。赫连定在甘肃灵台地区被重重包围，身负重伤，勉强冲出包围圈，退守上邽。

为了消耗赫连定的精力，拓跋焘故意把大夏控制的平凉、安定等地赏赐给西秦王。赫连定果然上当，派出大军进攻西秦，西秦本来就处在穷途末路，哪里经得起大夏军的冲击，没多久就被灭亡了。

赫连定灭了西秦，感觉向西发展似乎更对胃口，于是从武威渡过黄河，准备进攻当初的盟友北凉。不料大军还没渡过黄河，就遭到吐谷浑骑兵的突然袭击，赫连定当场被抓。吐谷浑不想得罪北魏，于是送了个顺水人情，把赫连定转交给北魏。拓拔焘今次败在赫连定手下，心中懊恼，当即下令杀了他。斯时他的哥哥赫连昌还在秦王宝座上享受着娇妻美食，悠哉游哉！

大夏国从赫连勃勃建立政权到赫连定被擒，存在了26年，和汉国（前赵）一样，总算是没有输给这个所谓的南单于亲戚，打了个平手。

三、一心向佛，倾心教化，彻底褪去狼皮的沮渠蒙逊：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北凉政权

默默无闻的北凉政权汉化的最为彻底，在这里即没有无情的杀戮，也没有野蛮的压迫，有的倒是文治武功，百姓安居乐业，以至于让人民怀疑它和匈奴究竟有没有关系。如果不是时运不济，淹没在群狼当中，说不定会成为隋唐的替代者。即便亡了，也让人怀念，君不见大唐李氏念念不忘把从北凉分裂出去的李暠当成自己的祖先？

北凉是甘肃张掖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割据政权。和屠各、铁弗不同，卢水胡是否属于匈奴族还有一定的争议，一些前辈学者，象周一良、唐长孺等，认为卢水胡的族属和月氏有关。不过，沮渠蒙逊的姓氏来自于祖先的官名：匈奴左右且渠。左右且渠是匈奴中上层官职，外族一般不会做到这样的高位，林干先生因此在《匈奴通史》一书中认为卢水胡肯定是匈奴的一支。我们尽管不便于下这样的断语，但至少可以说沮渠蒙逊所在的这一支卢水胡和匈奴有紧密的联系。既然联系紧密，肯定免不了要相互通婚，相互拥有对方的血脉。

汉国的刘渊父子汉化程度很深，但狼性未改，不时干出一些类似屠城的残暴之举。赫连勃勃一家是典型的“狼人”，不仅异常残暴，还勇敢异常，敢于荒唐的亲自挺枪上阵，拚个你死我活。沮渠蒙逊则不同，他身上的狼性、胡气几乎完全褪掉，不仅“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而且非常善于玩弄权术，心思缜密，全然没有草原民族的粗犷、粗鲁。不仅如此，因为北凉地处河西走廊，是佛教向内地传播的必由之路，所以沮渠一家很早就与佛教结缘，沮渠蒙逊还把自己的一个儿子取名为“菩提”。著名的佛教“传教士”昙无谶曾经是北凉朝廷的座上宾。如果不是红尘之念未了，沮渠蒙逊恐怕会成为第一个出家的皇帝，抢了顺治皇帝的名次。既有汉学背景，又是佛门高徒，使北凉的政治局面截然不同于屠各、铁弗这两个更标准的匈奴政权，在凉国内即没有无情的杀戮，也没有野蛮的压迫，有的到是文治武功，百姓安居乐业，甘心情愿跟随大王出征作战。这在一片混乱的十六国时期是典型的另类，与世外桃源可有一比。

氐族人苻坚建立的前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苻坚的雄心很大，希望统一全国，在发大军向东晋进攻的同时，派大将吕光前往经略西部。吕光在占据河西走廊一带后，拥兵自重，脱离前秦，建立了后凉政权。苻坚南下不久在淝水被东晋丞相谢安打败，狼狈逃回，自身尚且难保，对吕光更是无可奈何。

沮渠蒙逊的两位伯父罗仇、麹粥分别是后凉的尚书和三河太守；从兄男成为将军，守晋昌；蒙逊本人则是宫廷宿卫。一家人都是吕光死心塌地的部属。可吕光对自己的手下忠臣却并不珍惜，随意处置。一次，后凉进攻鲜卑乞伏部建立的西秦，大败而回。吕光听信谗言，杀了作战不利的罗仇及麹粥。

伯父无辜被杀，沮渠蒙逊非常愤怒，于是借发丧的的机会，联络本族部众，起兵造反。从兄男成听说后也聚众数千，起来响应。大概是被别人领导惯了，不习惯自己做出头鸟，男成发兵包围了建康，软硬兼施，把建康太守段业逼上了领导位置。397年五月段业自称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段业的遭遇很容易让人想起武昌起义后的黎元洪。不过两个人的命运不太一样，黎元洪虽然被人用枪逼着割了辫子，当起了起义军的大都督。可总算是混了个起义先锋的名号，不管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都不能不把他当盘菜，组建政府的时候总要想着他。段业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因为让他当头只是男成一个人的意思，蒙逊实现并不知道。等蒙逊了解到内幕的时候，木已成舟，无法改变。在接受了段业封增的镇西将军职务后，沮渠蒙逊曾经几次对段业的用人、用兵提出不同意见，都被否决。可事实证明沮渠蒙逊的建议都是对的，这让他更加不服气。

段业逐渐知道沮渠蒙逊非比凡人，于是敬而远之，时刻提防着他。蒙逊不甘心永远居于人下，于是秘密会见男成，希望联手除掉段业。可男成不想自己打自己嘴巴，拒绝了。蒙逊无奈，只好自己动手。深谙权谋之道的沮渠蒙逊知道，要想除掉段业又不引起严重内乱，必须制造一起由段业牵头的让所有人都愤怒的血案。无毒不丈夫，沮渠蒙逊决定把男成作为牺牲品。

401年，沮渠蒙逊约男成一同到兰门山祭祀，暗中却又遣人告诉段业，“男成要叛乱，如果他请求到兰门山祭祀，那就是要行动了。”段业信以为真。蒙在鼓里的男成兴冲冲的来找段业请假外出，段业二话不说，马上把他推出斩首。沮渠蒙逊一见大功告成，马上派人四处张扬，诬蔑段业杀害开国功臣。民众的激情被煽动了，纷纷投到蒙逊麾下，连段业派来讨伐的将军也纷纷叛变，段业眨眼间成了孤家寡人，不久被杀。

六月，沮渠蒙逊自己做了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元“永安”。自己的亲族和原来段业的臣属都被封了官，大家都很高兴，以为遇见了明主。

当时的北凉是一个典型的夹缝里的政权。东面有后凉吕隆（氐族）和强大的后秦（羌族姚兴）；西面是一年前才从北凉分裂出去的西凉李暠；南面则是两个鲜卑政权——南凉秃发利鹿孤、西秦乞伏乾归。北面虽然没有敌人，可遍地除了戈壁沙漠，就是崇山峻岭。在中原，则是北魏和南朝宋政权。

北魏和刘宋虽然庞大，毕竟离的远，只好上表称臣就够了。这也是沮渠蒙逊始终没有称帝，甘心接受北魏和宋朝册封的原因。对于四邻，沮渠蒙逊认为南凉最不好惹，只好卑躬屈膝，主动送上对方点名要的兄弟做人质。为了能站稳脚跟，蒙逊开始励精图治，招贤纳士，减轻赋税，发展生产，积聚力量。对于饱学之士，蒙逊大多委以重任，甚至还仿效中原汉族皇帝发出诏喻，鼓励百姓进言献策。对于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行为，蒙逊拿出大义灭亲的架势，两位伯父亲信、孔笃偏要考验一下侄儿的决心，结果都被勒令自杀。

经过数年休养生息，蒙逊势力渐强，开始逐步向外扩张。402年，后凉国都姑臧发生严重饥荒，蒙逊趁机发兵攻打。不知道是因为过于轻敌，还是自己的好运气都用光了，这一战不但没赢，反而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献上10万斗粮食赔罪。后凉不仅振奋了军心，还解决了粮荒问题，真不知道是应该恨沮渠蒙逊，还是应该感谢他“及时”前来进攻。

次年，南凉主动约蒙逊一起进攻后凉。后凉国主吕隆眼看无力自存，于是主动投向了东方大国后秦。蒙逊眼看后秦即将成为邻国，赶紧向后秦进贡。南凉一看北凉抛弃了自己投入大国怀抱，十分不满，遂于406年向北凉发起进攻，并别有用心的把战利品献给了后秦。后秦皇帝姚兴愚蠢之极，不仅相信了后秦的忠诚，还把姑臧送给了他。

410年，南凉再次出兵攻蒙逊。蒙逊终于时来运转，在穷泉大败敌军，并乘胜进围姑臧，克之。412年，蒙逊自张掖迁都姑臧，称河西王，改元“玄始”。

南凉败落，西秦乘机进攻，取而代之。西秦强大，北凉屡次吃败仗，于是调整战略方向：南面主守，西方主攻，把矛头对准昔日的分裂者——西凉。

417年，西凉李暠病死，其子李歆嗣位。李歆不理政事，大兴土木，屡征民役，并不听大臣劝阻，于420年七月，亲自出兵讨伐北凉。蒙逊早有灭李氏之心，于是有意散布要南征西秦的消息，诱西凉前来。李韵果然上当，以为张掖空虚，带大兵来偷袭。沮渠蒙逊派兵埋伏于怀城，大败李歆。后来又在蓼泉击败西凉军队，杀死李歆。蒙逊乘势西进，占领酒泉。在酒泉，沮渠蒙逊学习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严禁抢掠。西凉臣子、百姓感恩戴德，纷纷投入北凉朝廷和军队。

李韵弟李恂据守敦煌，继续与北凉对抗。421年，沮渠蒙逊亲率大军2万围攻敦煌，在城外三面筑堤，以水灌城。李恂惊慌失措，于敦煌城失陷时自杀身亡。占领敦煌后，北凉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道路，西域各国纷纷称臣纳贡，北凉实力达到顶峰。

解决了西方，沮渠蒙逊开始集中精力对付欺压了自己多年的西秦。双方几次大战，互有胜负。北凉毕竟国小力弱，薄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承担长期的战争需要。打速决站还可以，消耗战就不行了。和西秦的战争恰恰陷入了消耗战的泥潭。

不过蒙逊的运气实在是好，原本强大的西秦居然首先丧失了信心，于430年投降了北魏。北魏给了西秦一张空头支票，让他们前往平凉一带居住。平凉的主人、大夏国主赫连定没有识破北魏的玄机，大举进攻西秦，一举消灭了它，替沮渠蒙逊报了仇。

433年，失去对手的沮渠蒙逊生了重病，不久病死。国人推举其子沮渠牧犍作了河西王。牧犍嗣位后，继续向北魏和宋朝称臣，并把妹妹兴平公主嫁给拓跋焘作了右昭仪，自己则娶了拓跋焘的妹妹武威公主。

北魏早有统一天下的远大目标，北凉迟早要灭掉。这时，沮渠牧犍干了一件蠢事，给了大舅子一个借口。

沮渠牧犍的嫂子李氏貌美，牧犍与之勾搭成奸。这个李氏是个醋坛子，暗中抢了别人老公也就罢了，居然还想鹊巢鸠占，给武威公主下了毒药。公主中毒后，拓跋焘派太医前往急救，算是保住了一条命。拓跋焘要求沮渠牧犍交出李氏，牧犍竟然还很钟情，坚决不送，还把李氏送往酒泉躲了起来。拓跋焘大怒，马上给牧犍安了12条罪状，然后御驾亲征。在北魏铁骑面前，北凉军队不堪一击，很快丢了国都姑臧。拓跋焘对这位妹夫开始还算不错，不过大臣们却不想放过他，不时上一道表章揭发他的“罪行”。拓跋焘逐渐厌烦，于是把他连同他的妹妹一块赐死了。

姑臧陷落后，沮渠牧犍的弟弟沮渠无讳占据酒泉、敦煌，多次和北魏军对抗。可是胳膊终归扭不过大腿，只好重新走上匈奴祖先的老路：占据西域。422年，无讳率万余落抛弃敦煌，占领鄯善。在鄯善和敦煌之间有大片沙漠，而且遍布流沙，无讳虽然占有了鄯善，可部众有一半以上被流沙吞没，损失惨重。无讳退到西域，拓跋焘也懒得管他，不再向他进攻。无讳从此偏安西域，作起了西域小霸王。

444年，无讳去世，弟安周即位。460年，被北魏击败的另一个游牧民族柔然向西迁徙，经过西域，顺手消灭了安周，北凉最终灭亡。

随着北凉的灭亡，匈奴民族再也没有以国家形态出现在中华大地。其实，无论是汉国、大夏还是北凉，和称雄于蒙古高原的草原帝国都有很大区别。匈奴帝国从单于到部族首领基本都是匈奴族，是纯粹的民族政权。归降并受到重用的外族数量很有限，起到的只是智力补充作用。汉国等三个政权则不同，在他们的政府中充斥着大量的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精英分子，而且不再是配饰，而是主宰。匈奴人只是大头目，是领袖，而不是全部。沮渠蒙逊除了血脉，看不出一丝胡气，和中原王朝的皇帝没什么区别；刘渊一家虽然保持着狼性，但并没有摆脱汉化的影响，其政权组织模式和中原王朝没什么两样；即便是比昔日的大单于还像恶狼的赫连勃勃，手下也有一个被捧为神仙的汉族谋臣——王买德。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从最残暴最野性的赫连勃勃到深度汉化的沮渠蒙逊，历史似乎有意设计了三种模式，分别代表融合的三个阶段。历史是曲折的，即便是温文尔雅的沮渠蒙逊也曾有过屠城敦煌的暴行。融合伴随着血腥，似乎也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之“道”。

这里还有另外一支重要的匈奴分支——鲜卑宇文部，我们没有提到。并不是他不重要，也不是因为他建国太晚，而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实在看不出匈奴的影子。北周的创建者宇文泰只进行过一次改革，而且还是鲜卑化的，他希望用鲜卑人的血性，而不是匈奴人的狼性来抵消掉一些过度汉化的消极影响。与其说他是匈奴人，还不如说他是鲜卑文化的捍卫者。

在北凉灭亡以后，匈奴民族逐渐淹没在中华民族的汪洋大海中，只有从个别历史人物的身上还能找到它的影子。不过，这个民族没有消失，在匈奴人纷纷入主中原，割据称雄的时候，在西方，在地中海北岸，西迁的匈奴人同样在用腥风血雨推动着希腊罗马文化的蔓延扩散，用硬弓箭雨找寻着帝国的昔日荣光。

大部分都被天涯吞了，经过抢救性整理，才整理出这几张，吐槽一下，作者似乎是边看狼图腾边写这本书的，大家还是批判式阅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