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 the cradle where it lies:

Let us all ring Fancy’s knell ;

I’ll begin it, —Ding, dong, bell,

—Ding, dong, bell.

这首诗从音步到音韵以及形式，都非常有特色。我们看看朱生豪如何翻译这样的诗歌。

歌告诉我爱情生长在何方？

还是在脑海? 还是在心房？

它怎样发生？它怎样成长？

回答我，回答我 。

爱情的火在眼睛里点亮，

凝视是爱情生活的滋养，

它的摇篮便是它的坟堂。

让我们把爱的丧钟鸣响。

玎珰！玎珰！

玎珰！玎珰！

本诗摘自《威尼斯商人》第三幕第二场，是剧中角色唱的，最后一句“玎珰，玎珰”为合唱。以旧体诗翻译，本诗译得基本上照顾到了每句原文的meaning（意思），形势基本相同，尾韵也基本相同，而且一韵到底，上口，还翻译出了喜剧色彩。译者不仅中英文底子厚，对民间小曲也极熟，否则很难译出这样传神的小唱小吟。如前所述，这样的译诗在朱译莎剧里数量很大，由此我们看得出朱生豪对英诗汉译所持的原则：译诗应该有译诗的形式和规则，不可机械照搬原诗的形式。

莎士比亚的写作究竟是怎样的形式，不妨听听英国学者的声音。比如，英国当代著名莎学家罗勃·格拉汉姆在他的《莎士比亚》的《前言》里谈到莎士比亚的写作时，这样写道：

这种写作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应有尽有：诗句，形象，情节，诗歌，幽默，韵律，深入细致的心理和哲学见解，所创造的隐喻，极尽思想和感情的优美和力量。然而，莎士比亚并非为后世写作；他不得不为取悦观众而写。正因如此，他的写作既有独白、洋洋洒洒的演说，又有插科打诨、出口伤人甚至不折不扣的胡说八道。他借用故事不分地点，不论国界（有些故事显然不值一借）。他笔下的人物可以俗不可耐，也可以口无遮拦，夸夸其谈，或者呼天抢地，狂泻怒斥。然而，他用心写，用才智写，用理智写，写得雄辩，写出风格。

这段文字道出了莎士比亚的既博大与精深，也庞杂与通俗。目前不少人把莎剧当作典雅的译事来做，把莎士比亚的语言当作优美的文体，以为只有用诗体译才能接近莎士比亚，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看法。莎士比亚的戏剧写作用了近三万个单词的词汇量（一般作家充其量五六千），而且为了更富于表达力，他独创了一种属于自己的英语表达形式。用英国当代文艺批评家科里·贝尔的话说：“介乎马洛与琼生两者之间，莎士比亚创造了英语的想像力，把这种语言发挥到了表达力的极致……他写出了无韵诗（亦称素体诗）——不加韵的短长格五音步诗行——一种具有无限潜力的媒质。”

面对这样一位富有创造精神的莎士比亚，任何所谓亦步亦趋的翻译实践，都会让他的剧作大打折扣，既存不了形，又求不了神。莎士比亚一生都在寻求突破，有些剧本全用散文体写作（如《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而有的剧本几乎全用无韵诗写就（如《朱利乌斯·恺撒》），而有的剧本段落又会使用古老的经典韵律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再用一个什么刻板的尺寸来翻译他的作品。这是违反莎士比亚精神的。朱生豪显然领悟到了这些，因此他在《全集》的《译者自序》里写了一段类似宣言的文字：

余译此书之宗旨，第一在求于最大可能之范围内，保持原作之神韵；必不得已而求其次，亦必以明白晓畅之字句，忠实传达原文之意趣；而于逐字逐句封照式之硬译，则未敢赞同。凡遇原文中与中国语法不合之处，往往再四咀嚼，不惜全部更易原文之结构，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不为晦涩之字句所掩蔽。每译一段竟，必先自拟为读者，察阅译文中有无暧昧不明之处。又必自拟为舞台上之演员，审辨语调之是否顺口，音节之是否调和。一字一句之未惬，往往苦思累日。

显然，朱生豪在探寻一种最大程度上翻译出莎剧的汉语文体。中国的戏剧是唱，而外国戏剧是说。既然是说，那就万万不可脱离口语。因此，他译出了汉语版莎剧的风格，那便是口语化的文体。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文体，剧中角色不管身份如何，都能让他们声如其人；人物在喜怒哀乐的情绪支配下说出的十分极端的话，同样能表达得淋漓尽致。例如《哈姆莱特》第四幕第五场中，雷欧提斯因为父亲在宫中突然被哈姆莱特误杀，怒气冲冲地来找国王算账。他破门而入，对左右说：

Laer: I thank you; keep the door. O thou vile king, Give me my father!

Queen: Calmly, good laertes.

Laer: That drop of blood that’s calm proclaimsbastard,

Cries cuckold to my father,brands the harlot

Even here, between the chasteunsmireched brows

Of my true mother,

King: What is the cause, Laertes,

That thy rebellion looks sogiant-like?

请留心这几句引文，读者会看出雷欧提斯的开场话是两行，但第二行只有半句，王后说的话虽低了一行，却是与上面半行接着的。后边两个人对话，同样是雷欧提斯说了半句，国王接着说下去。这种看似怪怪的排行法，实质上都是为了服务于莎翁的五音步无韵诗。甲角色说了若干音步，乙角色还可以接着说完。这在汉语诗歌来说实在不可思议，但在英语诗歌里却是理所当然。这好比中国任何戏种，唱腔和道白总是分开的，而在西方歌剧里却是张口必唱曲子的。不管你对莎剧有多么不熟悉，但只要你学过英语，一看这种英语形式，一定会感觉到莎翁的无韵诗达到了多么高的口语化程度。朱生豪对此认识得显然更为深刻，于是为了让人物角色活起来，让人物角色的语言活起来，这样译道：

雷欧提斯：谢谢你们；把门看好了。啊，你这万恶的奸王！还我的父亲来！

王后：安静一点，好雷欧提斯。

雷欧提斯：我身上要是有一点血安静下来，我就是个野生的杂种，我的父亲是个王八，我的母亲的贞洁的额角上，也要雕上娼妓的恶名。

国王：雷欧提斯，你这样大张声势，兴兵犯上，究竟为了什么原因？

雷欧提斯的年轻气盛和怒火中烧、王后的息事宁人、国王的居心叵测和以退为进，从这些不长的对话中看得清清楚楚，甚至超出了原文表达的内涵。在继续进行的对话中，当国王问雷欧提斯是否不分敌友，见人就要报仇时，又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Laer: None but his enemies. 这半句话的意思是：只跟他的敌人报仇伸冤，但朱译道： 雷欧提斯: 冤有头，债有主，我只要找我父亲的敌人算账。 译文看似多出“冤有头，债有主”，但绝无半点发挥，只是把英语none充分调动到了极致，却又是百分之百的口语化。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既要死扣meaning（意思），又必须注意information（信息）, message（启示） 和image（形象）的综合传达，否则别说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一般作家的作品，也很难说把翻译做到了位。

由于工作关系，我比较仔细、系统地接触莎剧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知道许多赞赏朱译莎剧的人都认为他的译文典雅优美，才气横溢，而我在研读他的译文时却每每被他译文的口语化程度深深折服。我至今想像不出那是五十多年前的译文。要知道，能够熟练地富于创造性地驾驭口语，是运用语言的最高境界。朱译莎剧在解放后没有被淘汰，在很大程度上是顺应了白话文更加大众化（即口语化）的趋势。

我到文学出版社的时候，出版社已经印出一本洋洋大观的五年出书计划，差不多把英语文学作品所有有名气的都列在上面。莎士比亚当然是一个重点。当时编辑部已经决定抛弃朱生豪的译本，另外组织人翻译莎士比亚。我把朱生豪的本子仔细看看，觉得译得很不错，现在要赶上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编辑部抛弃朱译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朱译是散文体，想搞成一个诗体的新版本莎士比亚。那时候已经有一两个所谓“自由诗体”的版本印行了。我对比着一看，所谓的诗体也不过是将散文拆成许多行写出来而已，根本说不上有什么诗的味道，而且文字本来就不高明，加上要凑成诗体，就更显得别扭。我觉得总的讲来，新译本远远赶不上朱生豪的旧译。朱生豪的中文很有修养，文字十分生动，而且掌握了原剧中不同人的不同口气。我为了说服编辑部的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在办公室里朗诵朱生豪的翻译和新译中的相同段落，我问他们到底哪个听起来舒服得多。最后终于让编辑部的同志同意我的意见，仍保留朱生豪的旧译，可以分别找人校订一下，补入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

这件事我做得很痛快，觉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实在说，我认为用自由诗体翻译莎士比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因为所谓的blank verse有它的一套规律，对中国读者完全陌生。如果非要翻成诗体，不用说是十分困难的；如果当时没有这一改变，莎士比亚全集恐怕到今天也出不来，而且朱生豪的翻译从此埋没下去，实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

我在这里不惜篇幅引用这样两段文字，当然是因为它们十分珍贵。这是我的前辈编辑黄雨石先生的录音整理稿。黄雨石先生本打算写一本自传，说说这些历史陈迹，但可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突然患了帕金森病，且病情每况愈下。后来，我力劝他用录音形式口述一些自己特别想说的话。他做了，虽片片断断，难成文章，但近两万字的自述材料仍是十分珍贵的。

我们差一点与朱生豪的汉译莎剧失之交臂！但是我们没有，除了应该感谢黄雨石以及其他有见地的编辑之外，自然还是因为朱生豪的译文是金子，货真价实，没有因为改朝换代而被淘汰。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出版社甄别了一大批解放前的译本，被淘汰的绝大部分是因文字不文不白，佶屈聱牙。能保证译文明白晓畅的最好保障是口语化：生动、活泼、诙谐、幽默和文采。口语本身就有高低之分。这全取决于译者对语言、生活和环境的领悟。朱生豪，据他的夫人宋如清在《全集》的《译者介绍》里所写：“在学校时代，笃爱诗歌，对于新旧体，都有相当的成就，清丽，自然，别具作风。”又说：“他在高中时期，就已经读过不少英国诸大诗人的作品，感到莫大的兴趣，所以他与他们的因缘，实在不浅。”

每读朱译莎剧，我都会想到朱生豪与莎士比亚的因缘“实在不浅”。他能把莎剧翻译得通俗易懂而文采四溢，实在是因为他完全理解、吃透并消化了莎剧的缘故。借工作之便，这些年比较系统地阅读朱译莎剧，我认为主要成就有以下几点特别之处：朱生豪提炼出来的口语化译文，是其最大特色，也与莎剧的文字风格最合拍，因为有口语化做基础，译文的表达力极强，剧中各类人物的语言都能体现出他们的身份；朱译本中大量的诗体译文，十分珍贵，是译者用改革的旧体诗翻译莎剧中的散诗的可贵尝试; 译本对剧中部分人物用有含义的汉语名字，例如“试金石”、“快嘴桂嫂”等等，颇具文学味道；据我对其他译本的粗略统计，较之所有别的译本，朱译莎剧的词汇量是最大的，这与莎剧中独一无二的大词汇量十分吻合。最重要的是，他告诉后来者如何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

诚然，翻译作品历来总有遗憾之处，朱译莎剧也不能例外。朱译莎剧“谬误之处，自知不免”，益因“乡居僻陋，既无参考之书籍，又鲜质疑之师友”造成的。今天，我们所拥有的条件十分优越，应该珍惜朱译莎剧，纠正错误和不妥之处，使之更上一层楼。

朱译莎剧的划时代意义在于英汉两种文字互相“移植”中的空前吻合。尽管到目前为止出了几种不同译法的莎剧版本，但是仍然没有任何一种译本超过朱生豪的译本，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理由，前面已经谈到很多，而我始终看重的另一个原因是：朱生豪在翻译莎士比亚戏剧的时候，消耗的是他二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样充满才情、诗意、热情、血气方刚而义无反顾的精华年龄段！这是任何译家比不了的。很难想像七老八十的头脑会把莎剧中的激情和厚重转达多少！诚如朱在完成莎剧大部分翻译时写给他弟弟朱文振的信中所说：“不管几日可以出书，总之已替中国近百年来翻译界完成了一件最艰巨的工程。”

来源：《读书》杂志

作者：苏福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