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楼本是日本马关（今下关）市红石山下海边一座不起眼的小楼，突然间名噪天下，载入史册。说起这座楼的成名，皆是因为在1895年的三、四月间，晚清大臣李鸿章作为中国的全权代表与日本代表在这里谈判，签订了对中日两国影响巨大的《马关条约》。 

1894年6月，日本先是利用朝鲜国内的内乱，鼓动中国派兵入朝。紧接着，日本也派兵进入朝鲜，寻衅挑战，将中国推到中日大战的边缘。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牙山湾外丰岛袭击北洋海军的护航舰只，击沉被雇的英国“高升”号轮船，船上800多名清军官兵殉难，由此引发了中日之间的一场大战。让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始料不及的是，以李鸿章属下的淮军为主力的清军对日作战接连失利，先是陆军在朝鲜败退，后来北洋海军的主力在黄海大海战中遭重创。到这年11月，旅顺前线的战局不利，清政府担心战争会打到京城，开始考虑与日本议和。 

遣使被拒 

李鸿章得知朝廷有求和之意，遂考虑从何处去着手进行。他认为日本当时在军事上正节节胜利，此时若派大员赴日，会遭到日本人轻慢，不如先派一个“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日本试探“彼中情伪”，摸清对方的打算。李鸿章推荐了与他相交已久的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为出使人选，这一建议得到清政府采纳。11月22日，德璀琳带着中国政府的照会和李鸿章给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德璀琳到达神户，没过几天，接待他的兵库县知事向他宣布：因为他是没有正当手续的外国人，不能与伊藤首相会面。德璀琳只得乘船返回天津。 

尽管德璀琳访日遭拒，但日方总算表示，中国可以派“能充分发挥实效之资格人前来”，表示了同意和谈的意愿。由于日方拒绝透露媾和条件，清政府只好在不了解对方打算的情况下派出使节，宣布派尚书衔的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建议在上海谈判。日方不同意，说是已选定广岛为谈判地点。急于求和的清政府只好按日方旨意行事。 

当时在战场上，日军虽取得一连串胜利，但北洋海军的主力还在，陆军中淮系军队受到重创，但湘系军队正源源不断调往东北战场，寻机决战。伊藤博文认为，清政府派资望较低的张荫桓、邵友濂为和谈代表，就是中国方面不承认完全失败的表现，估计清政府一时不会接受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看来媾和时机还不成熟。他与外相陆奥宗光商量，最好在检查中方代表的委任状时找个借口拒绝谈判。2月1日，两国议和代表会晤，首先检查对方的全权证书。清廷颁给张荫桓、邵友濂的敕书上写着：“著前赴日本，与日本所派议和全权大臣妥商一切事件，电达总理衙门转奏裁决。”看完后，日本代表张口就说中国代表“全权不足”，中国的国书只是一种“信任状”，“不是国际法上的全权委任”。实际上双方的敕书内容大致相似，日方的敕书上也有和约要“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的字样，所以他们“全权代表”的权力也是有限的。但无论中方代表怎样解释，伊藤、陆奥就是不听。第二天，双方代表再次会晤，伊藤博文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在咆哮谩骂了一阵后宣布，因“两贵使之委任状甚不完备”，中止谈判。会谈破裂后，张荫桓、邵友濂准备等候国内指示，决定行止。日方竟发出逐客令，称广岛是军事重地，敌国人员不能滞留，迫使他们于2月4日去长崎等候。清廷知道使臣被拒后，决定修改国书，按照日方要求在上面添上“定约”、“画押”字样，交由张、邵二大臣收执备验。日方仍不罢休，提出中国“须另派十足全权、曾办大事、名位最尊、素有声望者方能开讲”，还不允许张、邵二位在日本候信，再次下达逐客令。2月12日，备受挫辱的张荫桓、邵友濂一行在长崎码头登船回国。 

李鸿章赴日 

日本拒绝中国使节，破坏广岛会谈，主要借口是清政府派来的谈判代表地位太低，全权不足。那么它要清政府派什么人来呢？伊藤博文在广岛曾提醒中国代表团的随员伍廷芳：“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奕訢）或李中堂（李鸿章）同来会议，郑重其事。”这时日军已占据威海卫，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朝廷中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更为迫切。她亲自出面召集枢臣会议，决定谈判人选。恭亲王奕訢是皇亲贵戚，自然不能去承担这样屈辱的使命。李鸿章就成了唯一的谈判人选。2月13日，清政府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 

得悉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2月17日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和谈条件：“中国除支付军事赔偿金、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外，并由于战争的结果，须割让土地。”2月22日，李鸿章奉召来京参加御前会议，讨论日本的和谈条件。看到事情棘手，慈禧称病躲入了后宫，由光绪皇帝与各重臣讨论对策。光绪的态度是坚拒日本的割地要求，户部尚书翁同龢表示，“但得办到不割地，则多偿当努力”，主张宁可多赔钱也不割地。军机大臣奕劻等认为，“倭奴乘胜骄恣，其奢望不可亿计。现在勉就和局，所最注意者，惟在让地一节，若驳斥不允，则都城之危，即在指顾。以今日情势而论，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利害相悬，无烦数计”，认为不割地就不能结束战争，为保住京城不惜割地。李鸿章则表示不敢承担割地的责任，“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这样的表白连翁同龢听了也觉得他“语甚坚决”。整个谈判中割地是关键。李鸿章在京城连日拜访各国驻华公使，请求列强出面干涉，共同“劝阻”日本放弃割地的要求，却处处受到冷遇，四处碰壁。各国公使均说，不割地就不能了局，签订不了和约。听了洋人的意见，李鸿章态度软化，转而也趋向割地求和。但他知道割地“关系之重”，一旦割地，他将遭国人唾骂，所以坚持“请训”，要求得到光绪的“面谕”，明确责任。这时前线的局势更加恶化，湘军也顶不住日军的进攻。光绪迫于事势，不得已命奕訢传话，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在用词上“商让土地”比“割地”委婉），但又告诫他要“斟酌轻重，与倭磋磨定夺”，尽量讨价还价。3月4日，李鸿章与光绪单独见面，得到写有“便宜行事，预定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字样的敕书。当时朝廷中也有人主张迁都，长期对日作战。慈禧一度有逃亡太原的想法，后来她改了主意，表示决不离开京师。既然不肯迁都，只有以割地来结束战端。 

3月14日，李鸿章一行乘两艘德国轮船从天津启航，19日晨抵达马关。3月20日下午，李鸿章与参议李经方（李鸿章之子，曾为驻日公使两年，懂日语）、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等离船登岸，乘轿前往谈判地点———马关红石山下安德天皇祠旁的春帆楼。春帆楼背山面海，风景秀丽。这里原是藤野医生开的诊所，藤野故去后，他的妻子美智子不通医术，就在这里开了个河豚鱼料理店。伊藤博文常来店里品尝河豚美味，并为这家店起名为“春帆楼”。据说因为河豚鱼有毒，日本官府禁食河豚，就是因为伊藤在这家店尝到了河豚的鲜美，才下令解除禁令。伊藤选择这里为谈判地点，一是考虑此处远离军事重地，地点僻静，二是为了怀旧。 

在春帆楼等候中方代表的是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首相和陆奥宗光外相。双方见面后伊藤就说，本想选其他地点，但为会晤方便而选此地。“如阁下所亲见，地方偏僻，颇多不便，敬希海涵。”李鸿章则客气地说：“山清水秀，选定如此舒适之地，多谢。”然后互换全权代表证书没有出现意外。接着，李鸿章依照国际惯例，要求“于开议和约之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以创造和谈的气氛。伊藤回答“此事明天作复”。然后双方寒暄一番。伊藤博文说：“中堂奉派之事，责成甚大。两国停争，重修睦谊。中堂阅历已久，更事甚多，所议之事，甚望有成。将来彼此订立永好和约，必能有裨两国。”外交辞令讲得冠冕堂皇。李鸿章则想以中日两国所谓同文同种的关系来感化对方，并以联合抵制西方势力的入侵为号召。他说：“贵我两国系东洋之两大国，人种文物相同，利害关系尤切。……敝国与贵国提携，共谋进步，以与泰西日新月异之文化争衡，并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乃两国之愿望。孰料一朝和平破坏，以致兵戎相见，如幸恢复和平，两国间友谊可较前更加亲密。作为东亚两大国，切望贵我之间能永远与欧美对峙。”这番表白，在陆奥宗光看来，“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第一轮谈判属于礼节性的，未涉及具体问题。 

日本方面知道清政府急于要停战，故而在第二天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提出了极为苛酷的停战条件：“日本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该处之城池堡垒，驻上开各处之清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交与日本国军队暂管；天津、山海关之间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停战限期内日本国军队之军需军费，应由清国支补。”其目的是要以此严苛条件迫使清政府打消停战的念头。 

李鸿章听完，连呼“过苛！过苛！”质问道：“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则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所开停战条款，未免凌逼太甚！”“所议停战之款，实难照办。”李鸿章请伊藤博文再想想办法，伊藤回答：“我实在别无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最后日方要求在三日内答复。谈判一结束，李鸿章连忙向清政府电奏日方的停战条件。光绪见日本“要挟过甚”极为愤慨。他想见慈禧太后，慈禧仍以有病不见，向各国公使求助也无结果。清政府唯恐和谈中辍，只好委曲求全，指示李鸿章将日方的停战条件“暂置勿论，向索和议中之条款”，要求日方公布具体的媾和条件。 

小山行刺 

就在这时，日本陆军5000人在海军配合下攻占了澎湖列岛，以便为以后占领台湾做准备。就在这形势愈发危急之时，发生了一起“几乎酿成国际异变”的突发事件。3月24日下午4时15分，第三轮谈判（这次谈判未涉及实质性问题）结束后，李鸿章乘轿返回驻地引接寺。行至距引接寺不远时，忽有一个名叫小山丰太郎的暴徒从人群中窜出，直到轿前，向李鸿章开枪射击，击碎眼镜，子弹击中左颊骨，顿时血流不止，人昏晕了过去。李鸿章清醒后回忆：“被刺时，惟仿佛见一人持手枪来，距舆（轿子）前数尺，忽闻枪声，即觉左颧痛甚，以手抚之，知左目下受伤流血。遂以手帕拭之，血洒袍服殆遍。自料必死，幸心神镇定不乱，惟晕眩难支云。”小山丰太郎被捕后声称：日军不应放弃占领北京，他反对这时与中国签订和约，此人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李鸿章的伤势不轻，结医生检查，左目下子弹“深嵌骨缝，非割开两边皮肉不能挖取，年高恐难禁此大痛”，决定不取子弹，“用药水洗治皮肉，可望补复”。 

李鸿章遇刺受伤，引得国际舆论哗然。李经方在发回国内的电报中说：“此事恐不能了局。”日方此时已获知中方密电码，对李鸿章与国内的来往电报内容均已知悉。陆奥宗光看到破译的李经方电报，猜不透是什么意思，非常紧张。他们担心,“若李鸿章以负伤做借口，中途归国，对日本国民的行为痛加非难，巧诱欧美各国，要它们再度居中周旋，至少不难博得欧美二三强国的同情。而在此时，如一度引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我国对中国的要求亦将限于不得不大为让步的地步。何况位高望重之李鸿章，以古稀高龄初次出使异国而遭此凶变，显然容易引起世界的同情。故若某一强国想借机进行干涉，固可以李氏之负伤为最好的借口。”为避免李鸿章借此回国，中断谈判，招致列强干涉，天皇的特使、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相继来引接寺，探视李鸿章的伤情。为稳住李鸿章，日本方面还做出除台湾、澎湖列岛外，其他战地无条件停战三周的允诺。李鸿章的左脸包扎着绷带，听到允诺停战，右眼流露出欣喜神情，向陆奥表示：“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这时李鸿章若是就被刺事件向日本展开外交攻势，并诉诸国际社会，或是以伤重中止会谈，迫使日本让步，对中国将会比较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