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南是人文荟萃之地，是人才辈出的地方。

    元朝统治时期，把人分为四等，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指辽人、金人和北方的汉人）、南人（原南宋统治区的汉人和其他各族人），南人的社会地位最低。

    到了明朝，江南文人的境遇也不好。朱元璋和朱棣曾经多次把江南地区的大族和富户，包括诸多文化人，大量北迁，对江南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和摧残。

    不过，明代中后期，江南的经济还是有了很大发展，成为中国最富裕的地方。随着经济的高度发达，中国传统的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社会地位排序是“士农工商”，工商业者地位最低下，但由于江南地区经济发达，工商业者的地位有了一定提升。

    于是，江南文人的生存状态面临两方面的压力：一是政治上的压力，二是社会地位受到工商业者的挑战。原先文化人处于社会的顶层，如今发生了动摇，他们的内心感到一种深深的失落。

    抚琴高歌 一醉方休

    所谓的文人画家，与宫廷画家、民间画家是有一定区别的。他们不是专业的画家，他们是文人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们在绘画中所表达的，更多是一种内心的情趣和追求。

    文人们把自己实际生活中的一些真实场景描绘出来，是想告诉大家，他们所追求的、所希望的生活就是这样。

    例如，当时江南地区的文人阶层，他们最理想的居所是什么样的呢？

    明代中后期，“城居”现象颇为盛行。江南文人士大夫们都流行到城中居住。城居可以享受城市生活的便利，但一些文人却又向往清幽隐逸的乡居氛围，为此，不少人在郊外依山傍水的风景名胜处购置别墅，或修建草堂、小筑，用以弥补城居的缺憾。

    文徵明的《浒溪草堂图》就反映了这种情状。文徵明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他有一位朋友，祖上世代居于浒溪，这位好友城居以后非常怀念自己原来的祖屋，于是就在浒溪建了“草堂”。画面上层峦叠翠，小桥流水，高木浓荫之间，掩映草堂数间，主宾二人于案前对坐，似在高谈阔论。乡居生活的静谧和自由，正是文人心中的向往。

    当时文人最重要的社交活动是雅集。什么是雅集？就是以诗酒、书画等高雅娱乐为主要内容的文人聚会，大家在聚会中一起进行诗词书画或者其他文化创作活动。这类活动在明代江南文人画家笔下，也有较多表现。

    沈周也是吴门画派的代表画家，他的名作《魏园雅集图》就是描绘雅集的名作。画中众人在茅亭中席地而坐，赋诗作文，抚琴高歌，欢声笑语，一醉方休。沈周为之作画，将当时的情景真切地描写了下来。

    对隐逸生活的向往

    中国古代早在先秦时期就形成了“隐逸文化”，在古人心目中，渔夫、樵夫自由自在，最适合理想中的隐居生活。渔隐、樵隐的绘画自宋元以来逐渐多见，明代中后期的江南文人盛行“市隐”之思，渔隐之类的画作更趋流行。

    幽居，也就是独居。与渔隐相似，即避开喧嚣的尘世，不受俗事的羁绊，独自一人享受清幽高雅的生活情趣，悠然闲适，自由自在。但显然，这种生活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是难以实现的，大多数文人都在城市里有家庭生活，有一家老小，但他又希望能摆脱社会，摆脱家庭，因此江南文人只能通过绘画虚拟出一个理想的生活环境，将自己的思想情感寄寓于幻境之中。

    幽居的首选自然是深山老林，但仿照自然景观构筑的园林也不失为一个好去处，文徵明的《高人名园图》表现的就是在“城市山林”中幽居的情景。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在追求日常生活艺术化、高雅化的过程中，品茗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南文人不仅将饮茶作为物质享受，更作为独具特色的精神休闲和文化消遣。为了寻觅一种清幽高雅的品茗意境，文人雅士对饮茶的场所、环境、气氛都极为讲究，包括同饮的“茶侣”也有所选择，绝不苟且。

    仇英的《松溪论画图》更有意思，山间湖泊边的一块野地上，主客两人，打开了一张古画，一面观赏，一面饮茶，旁边有童子为他们煮着茶。这就是江南文人追求的理想生活，也是他们心目中喝茶的最高境界。

    梅兰竹菊被拟人化

    明代有一位著名的文化人名叫徐渭，他在各方面的成就都很高，但是他一生的遭遇非常坎坷，曾一度发狂，又下狱多年，故绘画作品多借景抒情，宣泄心中愤懑。他的一幅泼墨写意画《墨葡萄图》，以水墨大写意的画法画出葡萄的枝叶和果实，非常奔放，水墨淋漓，并以纵横奇崛的笔势题诗一首：“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整个画面，配以诗文、书法，其怀才不遇之悲愤、晚景孤寂之凄凉，跃然纸上。

    梅、兰、竹、菊“四君子”以及水仙等，自宋元以来往往被文人拟人化，用作文人“墨戏”的主题，以表现坚贞、高洁的节操和志趣。此类题材的作品在明代江南文人中更有长足发展，极为流行。很多擅长水墨写意的文人画家常借此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除借景寄寓个人情怀之外，也有心系国计民生者，借景抒发自己经国济民的理想与抱负。沈周的弟子孙艾所作的《蚕桑图》和《木棉图》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  

    在专制皇权趋于极端、拜金主义日益盛行的状况下，不少江南文人学士正是凭借标榜清高和孤芳自赏，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持守了知识阶层的道德节操，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力和金钱的淫威。

    (《解放日报》10.1 陈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