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记录我国青花瓷文献著作的探究

                                         文/西风

我国古代社会里，在重文轻农思想的影响下，著书立说的士大夫文人对农业生产、工艺制造等方面的内容很少关注。尽管这样，手工业方面的著作还有那么屈指可数的几部流传下来。如战国时齐国官方编著的《考工记》，它详细记载了齐国手工业的各工种、设计规范、和制作工艺。宋末李诫的《营造法式》既是重要的建筑科技著作也是手工技术著作。明代宋应星所编著的《天工开物》被西方人称为“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书中不仅全面地总结了明代中国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也热情地介绍了一些外国传进的先进手工业技术。【1】《天工开物》中，对陶瓷制造的整个流程环节作了全面的记述。当然，关于陶瓷工艺方面最早的论述，早在元代中晚期就有专门记载瓷器原料加工、瓷器工艺制造、瓷器贸易等相关的著作出现。蒋祈所著的《陶记》可能就是最早记录景德镇制瓷工艺的著作了。尽管对他成书的年代有很多争议，一说为南宋，一说为元代时期，这里我们根据乾隆《浮梁县志》录其书,为元人著作。全文1090字，脱5字。较详细地记述了元代景德镇瓷器的生产组织形式,陶工分工情况，原材料的等级、来源,器物的名称种类和式样，釉色的种类,瓷窑的形式、名目,瓷器的烧制程序、火候，瓷器的销售情况和地区，以及封建王朝和官吏豪绅剥削陶工的情况，并对当时陶瓷业不振的情况，作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和分析。遗憾的是从中没有发现关于元青花瓷器的记载。后来经过对将祁所著《陶记》的考证，成书年代约在英宗至治二年至泰定二年（1322-1325年）【2】.根据所发现的确切纪年出土的景德镇元代青花瓷器对比，除了湖北省黄梅县出土的延佑六年（1319年）墓中陪葬的牡丹缠枝文纹塔式盖罐（是不是元代早期青花，还存在争议）而外，具有明显元青花特征的元代瓷器在泰定时期（1325年）之前，还没有出土发现，就是民间收集的带铭文元青花瓷器标本，也都没有超过这个时期的。《陶记》成书的那个时期元青花瓷器估计还没烧制出来。否则，作为当时生活在景德镇，非常熟悉景德镇制瓷生产情况的将祁，不会对景德镇青花瓷这一特殊的新品种视而不见的。为此，《陶记》里没有元青花瓷器的记述，就是必然的事了。

那么最早跟元青花瓷器有关的著作还有那些呢？据文献所知，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于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成书的《岛夷志》中有中国瓷器出口到外国的相关的记载。汪大渊在他20多岁的时候，以一个民间热衷于航海研究者的身份，自筹游历资金，于1330至1332年，1337年至1339年，分别两次共计四年多时间，飘洋过海亲身经历的南洋和西洋二百多个地方的地理、风土、物产。尤其著作中多次记述的“青白花瓷”和“青白花瓷器”等名称，在国内引起巨大学术争议。陈万里先生认为《岛夷志》的“青白花瓷”不是“青白瓷”，而是指青花白瓷。【3】后来彭适凡和詹开逊二位先生认为“青白花瓷器”是指青白瓷（包括白瓷）中带花纹装饰和其他花瓷器。【4】主流研究学者的观点认为：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它就是指青花瓷，但是至少也否定不了它是青花瓷的可能，因为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已经生产了，并且很有可能外销到东南亚诸多国家去了。【5】近年来有的学者再次对“青白花瓷”就是“青花瓷”进行了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岛夷志略》有青白处州瓷、青白瓷和青白花瓷等记载，可见青白花瓷是专指青白釉瓷器中的一种。元至正时人张文进把施透明釉的青花瓷瓶称为花瓶，而汪大渊下西洋的时候．景德镇青花瓷施的是青白釉，故《岛夷志略》记载的青白花瓷指的就是青花瓷。”【6】但从近20多年的各地考古发掘中出土青花瓷器的情况反映出，出土的明确记年墓或铭文在1330年至1339年这个期间的青花瓷确实不多，仅有湖北黄梅县出土的“延佑六年（1319年）”记年墓陪葬的缠枝牡丹纹塔式盖罐、詹云青先生收藏一件景德镇戴家弄出土的“元统三年（1335年）”铭文的青花格式供碗、杭州市出土的“至元丙子年（1336年）”铭文的青花观音坐像等。我们抛开延佑六年（1319年的缠枝牡丹纹塔式盖罐是不是青花钴料绘制先不论述，单就“元统三年（1335年）”铭文的青花格式供碗和“至元丙子年（1336年）”铭文的青花观音坐像来看，其胎质粗糙度、成形制作工艺、青花发色等与成熟的元青花都有很大的距离。换句话说，以此等质量的元青花瓷器，根本达不到出口瓷器的一般标准。所以，谨慎起见，汪大渊《岛夷志》中所描述的“青白花瓷”就是“青花瓷”的结论，我们不妨还要寻找可靠的证据。毕竟青白瓷上印刻花与青白瓷上描青花的叫法确实存在争议。把《岛夷志》确定为我国最早记录青花瓷的著作，就显得有些仓促。

查阅大量元代至明代的历史文献，关于元青花瓷器记载的著作或只言片语的记述确实太少了。当然许多元代的资料查不到，未必是元代当年没有记载，也可能是毁于元末的战乱或者被明初统治者销毁。比如，我们现在读到的《元史》即为明初所修，在大明开国皇帝的命令之下，一部210卷的《元史》从洪武二年开始，仅用两年时间就由宋濂等人“匆促成书”。时间之短，叙事难免疏谬，多受后世学者批评。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校点本《元史》，集十余名专家数年之力，广泛采集《元史》不同版本、诸家续修元史和各种元代史料，写出校勘记2800余条，以《元典章》为材料来源，订正了《元史》文字中大量的讹倒衍脱之处。【7】明王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自然对元代许多事情，根据需要进行了人为的增减处理，这也是每个王朝更迭惯用的做法。自《元史》编撰完成以后，以前所搜集元代以往的原始文献资料几乎销声匿迹。我们从从《元史》中仅只是 “浮梁瓷局，秩至九品，至元十五年成立，掌烧造瓷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大使、副使各一员（《元史》卷八十八）。”；“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元史》，《大明会典》）”； “中统（1260－1263年）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年），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元史》卷七十四）”等数条记载。元青花瓷器的记载也很难寻觅到一丝痕迹。从洪武初期烧制的青花瓷器来看，无论是器形还是发色上，都有极力摆脱元代青花瓷器风格的意思。联想到明代藩王幕出土的诸多生前封赏的“元青花”瓷器，再联想《元史》卷七十四所载：“中统（1260－1263年）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年），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的惯例。我们不难发现，元代可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明代有什么理由在开国早期不继续使用元代遗留或征战搜集而来的元青花精品瓷器呢。既然明代贵族阶层这样看重精美的“元青花”瓷器，但在《元史》中为何只字不提元青花瓷器呢？估计就属于政治问题了。我们现在社会中很多政治的敏感字词在网络中都遭遇“全面封杀”，何况在几百年前那个封建的帝王一统天下的时代。

成书于明洪武时期的《格古要论》为元末明初人曹昭所著，是历代引用最为广泛的文献著作。这部著作一共有三卷，对古铜器、书画、碑刻、法帖、古砚、古琴、陶瓷、漆器、织锦和各种杂件，论述其源流本末，剖析真膺优劣。曹昭，字明仲，江苏松江人，生卒年不详。其父曹真隐博雅好古，收藏大量法书、名画、彝鼎尊壶以及古琴、古砚。他幼年随父鉴赏古物，并悉心钻研。曹昭撰写《格古要论》时，广泛参阅资料，尤其分类框架是在宋代以来古物收藏的分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也承袭了宋代一些关于古物著录的书籍，其中受其南宋赵希鹄所撰得《洞天清录》结构分类的影响可见一斑，但其内容则是曹昭个人所见所闻，记述差异较大【8】。关于曹昭《格古要论》成书时间，学界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根据《夷门广牍》本和《四库全书》本的序中所记“洪武二十年三月望”，即洪武二十年（1387年），此说仅见于此版本；另一说则流行比较广泛，在王佐新增诸本的曹昭原序中都记为“洪武二十一年戊辰春三月望日”【9】即1388年，此说成为以后各版本的根据。另外目录类图书《千顷堂书目》【10】的《格古要论》条目介绍、艺术类图书《六艺之一录》【11】所引曹明仲《格古要论•序》也均记以“洪武二十一年戊辰”。通过明末文献的记载及其流传情况，我们大致可以认定“洪武二十年说”的可靠性较差，而“洪武二十一年说”的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的【12】，故基本上可以确定曹昭《格古要论》成书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13】。

众所周知，除了曹昭《格古要论》而外，还有一部明代的王佐《新增格古要论》也流传于世。根据版本学者经过对比研究发现，明景泰七年（1456年），王佐开始《格古要论》的增补工作，历时四载，至天顺三年（1459年）校点完毕，刊刻行世。王佐在曹昭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材料，易名《新增格古要论》，共十三卷。从此，王佐的增补本，反比曹昭的原著流传的更为广泛。关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我这里就不多叙述了。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格古要论》里陶瓷的章节内容。尤其是曹昭《格古要论·古饶器》的记述以及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对我们探寻我国古代著作记载青花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曹昭《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谓：“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样毛口者，体虽厚色白且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者足大，素着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

王佐《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谓：“古饶器，出今江西饶州府浮梁县。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有素折腰羊毛口者，体虽薄（一作厚）色白且涧（润）尤佳，其价低于定器。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新烧足大，素者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今烧此器好者色白而莹最高。又有青黑色戗金者，多是酒壶、酒盏，甚可爱。”

对比曹昭的《格古要论·古饶器》和王佐的《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发现：王佐对古饶器的记述基本延续曹昭所述，增加了“色白而莹润的‘今烧’器”和“青黑色的‘戗金’酒壶、酒盏等器”。显而易见，王佐在开首和结尾部份进行了增补。王氏的增补虽寥寥数语，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材料。“今烧此器好者色白而莹最高，”句中的“今烧”当指王氏增补本完成所处的那个时代，即天顺三年（1495年）以前。由此可见，卵白釉瓷至少在天顺三年以前还在继续烧造【14】。同样，“青黑色的‘戗金’酒壶、酒盏等器也在这时间开始烧造。这种青黑色的釉瓷在元代蓝釉基础上进行了创新，釉色更加深沉，凸显了‘戗金’的对比效果，显得更为可爱。

首先从曹昭《格古要论·古饶器》的记述中，首次明确出现了御土窑“青花”瓷的称谓。这要比元人汪大渊《岛夷志》中所记述的“青白花瓷”的称谓，对明确“青花瓷”在最早著作中出现要明确很多。与民国流失出去，被英国大威德所藏“至正型”项耳瓶铭文所写的：“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付，祈保阖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文中“香炉花瓶”的称谓更显直接。这也成为后世了解和引用元代瓷器“有青花......且俗甚矣”之面貌最直接的“文献”证据。

无论是元代晚期还是明代初期，“御土窑”卵白釉青花瓷器和卵白釉印花瓷器加描青花的瓷器，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馆藏来看，前者质量与影青釉和白釉青花瓷器相比，普遍不尽人意。从国外的伊朗、土耳其、印度、泰国等博物馆收藏传世或出土的元青花瓷器中，很少见到枢府釉青花瓷器。说明这种遮盖力很强的釉色做印花瓷或者素瓷是可以体现釉色特质的。但要与青花相配，显的很污浊，缺失了青花颜色的透亮感和对比效果。如果在枢府釉印花瓷上再描以青花的装饰，不但印绘纹饰杂乱，装饰缺乏协调和统一性。笔者在景德镇多年的考察中，曾经多次在市场上收集和城区建设工地采集到这种大足枢府釉印花瓷上再描以青花的残器标本（如图）【15】。多数修胎粗糙，印花模糊，青花绘制潦草，挂釉稀薄。给人感觉是草创期的实验产品。2010年5月，笔者又在景德镇城乡结合部的一次考察中，发现一处宋元明时期窑址，在垮塌的堆积层当中，就发现元明层这种枢府釉印花描青花的标本。不要说受宋元以来正统文化影响的曹昭和王佐二位先生了，就是一个缺乏审美眼光的普通人，看见这中标本，也要说它俗不可耐，毫无美感可言。

所以，曹昭的《格古要论·古饶器》所述的“新烧者足大，素着欠润，有青花及五色花者，且俗甚矣。”与元代官方祭祀、自用、贸贡和随贡以及藩王、贵族、臣民赏赐的元青花，应该有着本质的区别，与民窑烧制出口到东南亚印尼等国的青花瓷也有区别【16】。也许曹昭根本还没有见到元代成熟期烧制的精美元青花呢，只是见到枢密院一直烧制的枢府瓷和明代初期恢复烧制的枢府釉青花瓷器，完全有这个可能性。否则，曹昭一定把他所见到新烧“且甚俗”的青花瓷和元代精致的青花瓷器加以区分。不然明代早期根本没有必要传承元代青花、釉里红等色彩釉瓷器了，直接传承宋代各窑的制瓷工艺，生产代表儒家思想的五大官窑以及越窑和耀州窑等单色釉瓷多好啊？事实恰恰相反，明代不但继承了元代所有的制瓷工艺，而且在元代烧制工艺和品种质量上有了更大的发展。

总之，从我们搜集与景德镇元代青花瓷有关联的历史文献书籍中，英宗至治二年至泰定二年（1322-1325年）将祈编撰的《陶记》，到元顺帝至正九年（1349年）汪大渊编撰的《岛夷志》，再到洪武二年（1369）宋濂主持编修的《元史》，在这些著作中，我们很遗憾的没有发现直接记载“元青花”或者“青花”瓷的早期记载。除了颇有争议《岛夷志》中关于“青白瓷”和“青白花瓷”的记载而外，只有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三月曹昭编撰的《格古要论·古饶器》中发现“青花”二字的记载。之后，明代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编撰的《江西大志·陶书》中，对明代嘉靖时期的青花瓷器烧制的各项细节，材料的名称等作了全面的记述。明代崇祯十年（1637年）宋应星编撰的《天工开物·陶埏》岂是对明代以来青花瓷器生产原料、配方、成型、绘制、上釉、装匣、烧窑等做了图文并茂总结性的全面记述【17】。这些著作，多多少少对我们研究元代青花瓷器的诞生和发展，成熟与没落有着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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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资料：                             【1】何铁山 《中国古代主要手工业是如何发展的？怎样评价？》 【2】张浦生 《元青花研究新说》，《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5辑，2009年10月出版 【3】陈万里：《我对“青白瓷器”的看法》，《文物》1959年第6期。 【4】彭适凡、詹开逊：《中的“青白花瓷器”考》，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外销瓷器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外销》，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青白花瓷器”续考》，《江西文物》1990年第2期。 【5】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354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6】陈立立《再论"青白花瓷" 》，2004年第35卷第04期 【7】张帆“读《元典章》校《元史》”载《文史》2003年第三期。 【8】赵希鹄，南宋人，是宋宗室子弟，祖籍袁州，也就是现在的江西宜春。所著《洞天清录》是一部记录我国古代文房清玩的杰出之作。该书列古琴辨三十二条、古砚辨十二条、古钟鼎彝器辨二十条、怪石辨十一条、砚屏辨五条、笔格辨三条、水滴辨两条、古翰墨真迹辨四条、古今石刻辨五条、古今纸花印色辨十五条，古画辨二十九条，所列均为文房清玩之物。关于作此书的目的，赵希鹄在《洞天清录·原序》中说：“余故茎萃古琴砚古钟鼎而次，凡十门，辨订是否，以贻清修好古尘外之客。”

【9】这一年代记述较为详细，二者月、日相同，仅年不同，新增本的序中除了年号之外，还记了干支，并考二者是相符的（陈垣：《二十四史朔润表》，中华书局，1962年7月）。

【10】（清）黄虞稷撰：《千顷堂书目》卷九，书首自题“闽人不忘本”，所录“皆明一代书”，参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6册，史部四三四，目录类。

【11】《六艺之一録》四百六卷，《续编》十四卷，清代倪涛撰。资料源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0－838册，子部一三六至一四四，艺术类。

【12】 这还可以从王佐新增诸本的序中得以印证。 【13】从注解9至注解12均引用孟原召 论文 “曹昭《格古要论》与王佐《新增格古要论》的比较”《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卷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