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青少年作为互联网原住民，其成长已经离不开网络这片土壤。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22年调查显示，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达到1.91亿，其中手机使用的比例高达96.8%。尽管智能手机给人们提供了高效便利的服务，但频繁使用手机也容易导致青少年沉沦于纵横驰骋、快意江湖的虚拟空间，进而造成学业荒废、行为失范、价值观混乱等心理社会问题。因此，探究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心理机制及应对策略，对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手机，促进其心理健康成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手机依赖又称手机成瘾、手机滥用、问题性手机使用。大量研究者参考行为成瘾的特点，将手机依赖定义为由于不可抑制地高强度使用手机，导致个体出现戒断、耐受和突显等系列症状，并伴随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明显受损的一种依赖行为。与传统互联网相比，手机具有更强的便携性、广泛性、隐蔽性等特点。同时，手机在功能上的定制化和智能化特征，使其能够精准捕捉青少年的心理需求，从而强化个体在使用过程中的沉浸体验，这极大增加了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风险。研究显示，目前全球青少年手机依赖的流行率已高达25.7%。鉴于青少年手机依赖问题的高发生率及其对个体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本课题组从青少年手机依赖的评估、风险因素和防治对策三个方面对该领域进行具体阐述，以期为手机依赖预防和干预提供启示。

　　当前对手机依赖的评估以问卷测量为主。本课题组基于本土化设计理念，修订了三种手机依赖评估量表。一是对乔利斯（Chóliz）等人编制的手机依赖测验（TMD）进行了中文修订。该量表参考《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对物质依赖的诊断标准，确定了突显性、干扰其他活动、戒断症状、失去控制4个维度，共20个条目。经系统检验，该量表与抑郁、孤独感均呈显著正相关，并具有良好的信度指标和效标效度。二是对权敏（Min Kwon）等人编制的智能手机依赖量表简版（SAS-SV）进行了本土化检验。该量表由10个条目组成，并具备诊断界限分，即男生得分高于31分或女生得分高于33分可判断为手机依赖。该量表基于韩国文化编制，与中国具有相似的人口学结构和背景，因此受到潜在文化差异的影响相对较小。三是对伊尔德里姆（Yildirim）等人编制的无手机恐慌症量表（NMP-Q）进行了中文版修订，同时考察无手机恐慌症与强迫症状的内在联系。该量表包含害怕失去联系、害怕失去网络连接、害怕无法获得信息、害怕失去便利4个因子，共20个项目，各项拟合指数均符合测量学标准。我们发现，NMP-Q及4个维度与强迫症状间存在紧密联系，因此该量表适合评估无手机恐慌症与强迫症的共病症状。上述三类手机依赖评估量表各具特色，使用者可根据研究目标和研究对象的特征选择相应的评估工具。

　　根据个体—情境交互作用理论，个体的行为问题是消极环境因素和个体特质因素合力促成的结果。基于个体和环境因素的双重视阈，通过探讨青少年手机依赖的形成及发展机制，我们发现在个体因素方面，人格特质和认知特征与手机依赖存在潜在关联。高神经质和精神质人格的青少年具有更高的手机依赖倾向。神经质和精神质不仅可以直接影响青少年手机依赖，还能通过人际适应的中介作用对手机依赖产生间接影响。即高神经质和精神质的青少年由于敏感、多疑和情绪不稳定的特点，在现实生活中容易产生人际适应不良的问题。而手机的交流隐匿性以及互动即时性的特点，有助于个体暂时摆脱现实生活中的不良情绪体验，从而驱使其花费更多时间投入手机使用中，直至形成依赖。此外，自我概念和自我同一性作为认知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手机依赖的形成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低自我概念的青少年由于缺乏准确的自我认知和稳定的自我评价，往往表现出对自身形象的过度焦虑和担心，因此更可能借助手机来麻痹自我及缓解焦虑。自我同一性发展失利的青少年对未来缺乏清晰的目标，在面临来自现实、个人的问题和内在心理冲突时，更倾向于沉浸在手机构建的虚拟世界里享受“新人生”，这极大增加了其罹患手机依赖的可能性。

　　在环境因素方面，通过深入探索家庭、同伴和学校等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主要生态环境系统对手机依赖的协同发展作用，我们发现，在众多环境因素中（如父母监控、亲子依恋、学校联结、师生关系、同伴关系、越轨同伴交往等），亲子关系以及越轨同伴是青少年手机依赖最稳健的预测因素。首先，对于存在不良亲子关系的家庭而言，父母未给予青少年充分的情感支持和安全体验，导致青少年在遭遇心理压力时不愿也不敢向父母倾诉，只能通过过度使用手机来弥补现实生活中家庭关系的缺失，使得手机逐渐沦为他们暂缓压力的“安慰剂”。其次，与越轨同伴交往较多的青少年有着更高的手机依赖风险。究其原因，青春期的个体因其心理社会成熟度较低，在与不良同伴交往时，很容易受到群体规范和一致性压力的影响，继而通过模仿同伴的越轨行为（如过度使用手机）来寻求团体认可，加剧了自身手机依赖的程度。

　　在上述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全球手机依赖领域的前沿干预实践，并通过专家座谈等方式，我们提出了手机依赖的个体认知干预方案和环境风险防治对策。首先，针对手机依赖青少年的认知特点，设计了一套正念认知行为干预方案。该方案包含八个阶段（持续八周，每周一小时）：第一阶段是关于参与者手机使用行为和习惯的探讨；第二阶段是共同分析参与者过度使用手机可能导致的不良情况；第三阶段是引导参与者对手机依赖进行认知重建；第四阶段教授参与者如何进行冥想及放松训练；第五个阶段教授参与者如何应对反复的思维和症状复发现象；第六阶段是与参与者一起寻找可以替代手机的其他活动；第七阶段讨论制定生活目标和规则；第八阶段进行总结和复习。结果表明，该方案可以有效降低青少年手机依赖指数，且该效果可以持续到第一次随访（第十六周）。其次，从“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综合协同治理的视角，提出了对青少年手机依赖进行教育引导的路径。家庭教育重在修正青少年原生家庭的结构缺陷、明确家庭成员对彼此的角色期望和家庭权力、提升家庭凝聚力；学校教育旨在塑造青少年积极的人际交往能力、培养拒绝技能和自我控制能力、建立良好的师生联结；社会教育关键在于优化青少年社会网络环境、提升社区同辈群体支持、开展健康网络环境为主题的宣传讲座及知识竞赛。通过“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方式，整合教育资源，协调教育力量，共同推进青少年手机依赖的预防和矫正。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少年手机依赖的评估、机制及协同治理对策研究”（16CSH048）、全国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教育部青年课题“累积生态风险视角下青少年手机成瘾的异质性发展轨迹及精准协同治理研究”（EBA21039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湖南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心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