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霍乱这种病自新中国成立后，已经多年未见。阳江县防疫站不敢怠慢，向省卫生厅发出“发现十足似霍乱病人453例”的紧急报告。省厅从患者排泄物中检测出了霍乱弧菌，随即上报中央卫生部。为防治疫情，稳定民心，卫生部决定组织工作组，深入现场指导防治事宜，魏承毓就是其中一员。

毕业前“转行”

年轻时的魏承毓

如果按照原定计划，魏承毓应该会是一名内科医生。1947年，魏承毓从甘肃甘谷县城考入北大医学院（现北大医学部）。就在毕业前夕，正在人民医院大内科实习的魏承毓，接到了组织交给他的新任务。“当时我们支部的书记找到我，说组织派你去跟苏联来的专家学习流行病学。”魏承毓回忆道。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医疗卫生领域尤为薄弱。在1950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长李德全指出：“我国全人口的发病数累计每年约一亿四千万人，死亡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其中半数以上是死于可以预防的传染病上。”为此，中央决定，把“卫生、防疫”看作重大政治任务来发展。也在这一年，北大医学院将原有的卫生科，扩建成全国高等医学院校第一个公共卫生学系，严镜清教授任主任。

魏承毓的“转行”，是在“全面学苏联”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北医公共卫生学系按照苏联教研组的模式设置，分为流行病学、环境卫生学等六个教研组。1954年，魏承毓毕业留校，跟随前苏联专家攻读流行病学，并任流行病学教研室助教。1956年，苏联专家回国后，魏承毓转由朱聃教授指导，朱聃教授的“实践第一”的精神对其影响颇深。

1961年的暑假，正在办公室值班的魏承毓接到了卫生部的电话，要求北医流行病学教研室派一名专家赶去卫生部。“恰巧朱聃教授出差了，卫生部就让我去，我赶紧跟北医党委请示，然后当天下午就糊里糊涂的赶到了卫生部。”魏承毓回忆。

来到卫生部后魏承毓才得知：广东出现了霍乱，疫情严重。卫生部高度重视，立即召集相关人员准备派遣到一线，指挥防疫工作。同时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这次的疫情被当做高度的政治机密。

自此，魏承毓开始了他近半个世纪的霍乱防治工作。

魏承毓在清河医院

“02”号传染病

建国初期，传染病疫情一度被视为国家机密。在报告中，疾病各有编号，霍乱的编号为“02”。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是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卫生条款认定的烈性传染病。在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霍乱是按规定必须实施“强制管理”的两个“甲类传染病”之一。

19世纪之前，霍乱只是印度、孟加拉历史悠久的地方疾病。随着全球化进展，霍乱开始肆虐世界。在1817年至1923年间，霍乱造成过6次世界性大流行。清朝嘉庆年间（1820年），霍乱首次传入中国，在此后的130年中，大小霍乱在中国爆发百余次，在沿海地区，霍乱几乎年年流行。

也正是在人类与霍乱的斗争中，流行病学诞生，公共卫生体系开始形成。1853年，霍乱疫情再次在伦敦爆发。麻醉医师约翰·斯诺走访当时霍乱病例的集中地——伦敦宽街（Broad Street）。他与当地居民交流，全面仔细调查人们的生活起居、饮食习惯、卫生行为。进而，他发现这些患者都饮用了来自宽街水井的水。他把死亡病例的位置在地图上逐一标注，这就是著名的“斯诺的霍乱地图”。在斯诺的主导下，宽街水井汲水筒的把手被拆除，水源被封闭。几天之后，疫情就从这一街区消失了。

在北医求学期间，魏承毓在朱聃教授的课堂上学习过“英国宽街水井调查”这一公共卫生经典案例。“流行病学之父”斯诺“现场调查”的研究方式曾给魏承毓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当时，魏承毓不会想到，多年后，他的人生也同斯诺一样，跟“霍乱现场调查”紧密联系的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防疫工作的加强，霍乱迅速从中国大地上消失，数年间未再发生。以至于，医学院中都不再教授霍乱相关知识。

弃医从文的作家池莉在小说《霍乱之乱》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我国在解放后不久便控制了天花、霍乱和鼠疫……于是，我们在学习流行病各论的时候，便省略了以上几种传染病。尤其是一二三号烈性传染病，老师一带而过。我们也就把书本上的这些页哗哗地翻了过去。”

但1961年，霍乱开始了第七次大流行。这一次，致病因子不再是古典生物型霍乱弧菌，而是埃尔托生物型霍乱弧菌，因而也将这次霍乱称为副霍乱。这次霍乱起源于印度尼西亚，然后迅速在亚洲其他国家蔓延开来，最终祸及世界。7月，中国广东西部沿海的阳江、阳春等地都出现了病例。

半道出家学习流行病学的魏承毓，对霍乱的了解也是少之又少。他赶忙翻书查询霍乱的临床特点，然后跟随中央卫生部的医学专家一起，会同广东省卫生工作人员，前往当地开展治疗和预防工作。

当时《人民日报》刊登的消息中道：“专家们检验了从病人的排泄物分离出来的菌株，鉴定为溶血性弧菌（VIBRIO ELTOR），因而断定当地发生的这种疾病是副霍乱，而不是真性霍乱。我国从1949年以来，霍乱已经绝迹，副霍乱的发生也还是第一次。”

1961年广东西部发生霍乱，1962年扩散到东部地区，1962年，卫生部组织全地区干部进行医疗培训，图为：魏承毓在广东汕头培训当地干部。

霍乱“专员”

12年未出现霍乱疫情，1961年霍乱突发，“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件极不平常的大事件，而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程度也是空前的。”魏承毓回忆道。

在广东，魏承毓每天穿梭在田野河塘间，从阳江到湛江、连江，进行霍乱的流行病学调查。一个月后，疫情蔓延至海南，魏承毓又被急调至海南，直至12月疫情控制住，才回京。

霍乱弧菌主要通过食物和水传播。被霍乱弧菌感染的病人，会突然发生剧烈的水样腹泻、喷射状呕吐，进而出现严重脱水和电解质紊乱，严重者发病数小时内就可能死亡。埃尔托型霍乱有相当数量的隐性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他们没有症状，或仅有轻度腹泻，但这样的带菌者无症状却排菌，更容易感染他人。一旦疫情爆发，必须严格隔离治疗。治疗霍乱的主要办法是纠正脱水和电解质紊乱，根据病情轻重补液和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魏承毓在疫区对霍乱展开流行病学调查分析，要回答和解决很多问题，诸如：传染来源是哪里？水源、食物被污染的情况和可能性是怎样的？主要传播途径和理由是什么？导致该地区流行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是什么？流行进一步发展的趋向是怎样的？他也像斯诺那样，画出疫源地的平面图，标注患者的发病日期间隔和位置关系，来寻找传染源。

“从这开始，我就和霍乱粘上了，每年四五月份流行期开始就南下，到了国庆节病例减少了再回北京，差不多每年里有半年是呆在现场。”魏承毓回忆说。

自1961年埃尔托霍乱流入中国广东起，新中国霍乱流行的序幕就此揭开。此后，埃尔托型霍乱在我国由南而北、由东而西逐渐播散，流行时起时伏，多时数万例，少时十几例，至今尚未完全停息。

每年的5月到10月，魏承毓都要随时待命。卫生部一个电话打来，他就要立刻赶往现场。他先后到了上海、浙江、广西、天津、新疆等地，可以说，有霍乱疫情的地方就有魏承毓的身影。当时的卫生系主任金宝善深知其中难处，经常去图书馆整理相关研究资料，帮助他对霍乱的世界流行、防控体制、政策等方面形成更宏观、全面的理解。

1964年7月，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北边缘的巴楚县首先发现了副霍乱患者，随后疫情在新疆扩大。8月，魏承毓奔赴新疆，开展了4个月的调查、防治工作。在此之前，国际上普遍认同霍乱“沿海分布”的流行特点。魏承毓结合历史资料和实地考察，指出了这次疫情是世界副霍乱内陆沙漠地区的首次流行，并提出结论：“只要条件适宜，在干旱内陆甚至沙漠地区，也同样可以发生流行，且表现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特点与沿海地区无明显差异”。此后，霍乱在尼泊尔、阿富汗、伊朗等内陆高原沙漠地带的流行情况，便印证了这一观点。

在多年与霍乱打交道的过程中，魏承毓总结出了如下的规律：地区分布多以沿海为主，但非沿海地区甚至沙漠、高原地带同样能发生和流行；发病没有严格的季节性，但夏秋发病明显升高；人群普遍易感，主要取决于暴露几率；传染类型复杂，途径多样，轻症患者占绝大多数；病例高度分散，有“跳跃式”传播……

从1961年对霍乱的所知甚少，到成为治理霍乱的专家，魏承毓秉承“实践第一”的原则，他说：“就是通过反复的实践、推敲，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他坚信“只有经得起实践检验和实践考验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

1981年，魏承毓在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霍乱专题组成立仪式（第一排右三）

实践出真知

半个多世纪以来，魏承毓亲历霍乱治理现场，参与国家有关霍乱防治策略与措施的制定；他担任卫生部霍乱专题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传染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他承担全国各地十余个省的各级卫生防疫培训班百余次；他推动刊物出版、组织学术交流、主持参与《霍乱防治手册》历版编写；他所发表的论文，如：《我国霍乱传染的流行近况和防治问题》、《从拉丁美洲霍乱大流行分析我国对该病的防治研究》、《我国霍乱传染源“冰山现象”初探》、《我国腹泻病防治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等，均以紧密结合实际为着眼点，针对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经实践验证后总结而成。

而今，魏承毓年已九旬。他常说：“我这一生总结起来有两件事自己觉得可以聊以自慰，一是参加了新中国首次霍乱防治工作和流行病学调查，二是教学。”自1954年留校任教，魏承毓在北医讲堂上执教四十余年，退休后依然关心学院教学发展。他醉心教学，钻研方法，更以霍乱防控实践，反哺课堂，促进教学。

2012年，魏承毓发表《新中国霍乱防控实践的半世纪回顾》。文中，他对既往工作中的主要欠缺进行了反思。“面对1961年突发疫情时，出现了各种非理性甚至不科学的做法，如：大面积封锁、大范围查源灭源、大面积消毒、大范围检疫、大范围霍乱菌苗注射、全面投药预防等等。”魏承毓认为，“所有这些以‘大’为特色的措施，表面轰轰烈烈，实则高耗低效，一般都是出于想扑灭疫情的好意，但却缺少实际经验所致。”

回顾中国的疫情防控，魏承毓感受最深的是国家社会对疫情认知的转变与进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2003年SARS以来，确立的原则——疫情信息公开、透明、及时、准确。

“过去有人总愿将霍乱与政治制度是否优越捆绑在一起，认为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就不应该有这样的贫困病发生，因此千方百计掩盖事实和真相。官方正式渠道不能及时向公众发布真实的疫情，那么就剥夺了公众对防病本来应有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批评监督权。官方正确信息来源少了，小道消息和谣言就多了，反而人为造成不存在的困难和混乱。”魏承毓说。

经过多年治理，中国对霍乱已经形成了确有实效的防控策略和措施。2012年以来，霍乱在中国每年的发病例数从未过百，鲜有死亡发生。如魏承毓所说：“由于影响霍乱发生发展的不确定因素极多，世界上迄今没有一个国家自诩有把握不受霍乱侵犯。但是从现实出发，在防控措施的‘落实’上下功夫，就能取得霍乱防控工作的全面胜利。”

主要参考资料

魏承毓，《新中国霍乱防控实践的半世纪回顾1961-2011》，《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12 年；

魏承毓等，《世界副霍乱在内陆沙漠地区的首次流行》；

詹思延、李立明，《坚信实践第一 理论实践并行——记我国流行病学家魏承毓教授》，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2年；

王万州、段瑞阳，《魏承毓：知霍防祸承任毓人》；

陈亚希，《魏承毓：立足本职，坚持实践》。

文 / 宣传部 徐璐

图片由专家提供或来自网络

感谢公共卫生学院为此文提供帮助

编辑 / 王景茹 徐璐

微信号：puhsc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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