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运河开凿：沿岸城市勃兴之要件

运河的开凿有力促进了运河沿线城市的发展。有学者指出，运河城市兴起有其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和动力，当权者统治体制的需要为其动力之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所依赖之运输的畅通，亦为现实的需要。就商品运输的成本而论，与其他运输方式相较，水运以其运输量大，成本低廉，较为便捷而为商人及商业组织所青睐。由此，决定了古代城市大多傍江依河，特别是浙北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沿岸，更是江南城市密集地。之后，隋唐大运河的开辟，改变了城市面貌，丰富了城市生活，对旧有的城市空间结构给以强烈的冲击，并促进了封建城市的发育，打破了封闭的城市格局，为冲破行政界限，谋求联合的城市带起着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⑧唐人说：自扬、益、湘南至交、广、闽中等州，公家运漕，私人商旅，舳舻相继。隋氏作之虽劳，后代实受其利。⑨又有诗云：“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八州地，吸尽膏脂是此河。”⑩韩国磐强调，大运河开凿之后，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运河南端的杭州，运河和长江交口处的京口和江都，运河和淮河会合处的楚州，运河和黄河相遇处的汴州等商业都市皆日益繁荣，均成为一方繁盛的都会，成为物资和人文会萃的地方。(11)

邹逸麟指出，大运河的开凿，促进沿线城市商业的繁荣，形成了运河沿线的城市带。从长安、洛阳轴心向东延伸，有汴州、宋州，汴水与泗水交会的徐州，泗水与淮河交会的泗州等；向南沿着颍、汝诸水，经亳州、陈州、颍州、豫州，进入淮河流域。自洛阳向东北的永济渠沿岸的魏州、贝州被称为天下北库，还有北端的幽州，从洛阳向北渡黄河经卫州，沿着太行山脉东麓向北有邯郸、赵州、恒州、定州。长安沿渭水而下，渡过黄河，向北有晋州、汾州、代州、云州等。自长安向西溯渭水而上，经上邦、兰州或向西经鄯州进入青藏高原，或向西北经凉州、甘州、肃州、沙州，进入新疆。(12)此处邹先生论述重心虽不拘泥于运河与城市之关系，但侧面确能反映运河开凿有利于沿线城市发展的事实。此种认识在社会上已达成共识。有研究者论述大运河的意义时指出，隋唐大运河造就了扬州、西安、北京等世界性都市。扬州是大运河的起点，西安是中点，北京是终点。大运河把这三点造就成了规模宏大的，举足轻重的都市，或是首都，或是经济大城市，均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3)

如若说上述论断强调了运河对北方城市发展的促进，陈锡祺等人则指出运河对南方城市发展的贡献。他们强调，随着运输繁忙，运河沿岸城市商业日益繁荣。如运河南端的杭州，运河和长江交口处的京口，与之隔江对峙的江都，运河和淮河会合处的楚州都成为物资的集散地、繁盛的都会。运河的开凿，沟通江淮，地形所造成之南北阻碍完全打通，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取得直接联系，于是文化传播，商贾贸迁，日趋便利，而运道所径由之都会，亦骤增重要而益趋繁荣，扬州其最著者也。(14)隋炀帝始以广陵为扬州，唐时与成都号称天下繁侈，或谓蜀之富犹出其下，故有扬一益二之说。(15)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闽广，迁徙贸易之人，往返皆出扬州下，舟车日夜灌输，京中贵官豪族至视扬州为利薮，设立邸店，经营商业，(16)想见当时扬州之繁富。楚州位于淮水上，江河未通以前，原为一不甚重要之城市。自江河道通，遂一变而为由淮入汴达京师之门户，西来海舶亦多以此为寄舶之要地。(17)其繁富冲要，时散见于唐人诗中。其余徐州、汴州，亦因运河造通而骤趋重要。宋且以汴州漕运便利而都焉。以上乃旧有都市，因运河之凿通而益见其繁华重要。此外尚有一小都市，完全因运河之凿通，漕运之需要而新立者。开元二十一年(733年)，玄宗既纳斐耀卿节转输之法，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因于汴渠入河之口设河阴仓，以储江淮之粟。次年以河阴仓不仅为粟米集中转输之地，且为水运要道，商旅糜集，乃设河阴县治，是全因漕运而起者，于是河阴仓一变而为河阴县。(18)由此而见大运河开凿于城市发展之贡献。为具体加以说明，特举几例：

扬州。王勤金指出，运河开凿对隋唐扬州城市建设影响深远。隋炀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使原来仅局限于一个区域性的邗沟成为贯通全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城址的优越性更为显见，“隋季此为京”，“扬州隋故都”。(19)炀帝于此大修江都宫苑，使扬州政治级别如同京城。到唐代，随着江南经济的继续发展，全国经济重心南移，“赋之所出，江淮居多”，(20)“今赋出天下，江淮居十、九”。(21)运河成为支撑李唐王朝的经济大动脉，扬州城便成为“百货所集”，蜚声海内外的国际商都。赵春容认为，运河是唐代扬州城繁盛的深刻历史根源。(22)由于扬州处于运河与长江交叉点，使之发展成为江淮一带经济中心城市，“控荆衡以沿泛，通夷夏之货贿，四会五达，南北大街，百货所集”，呈现“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的繁荣景象。(23)由此我们不难发现，运河对扬州城市建设影响之重大。如果说当扬州最早的运河——邗沟，作为区域性运河时，傍邗沟而建的扬州城是为一座区域性名城的话，之后邗沟成为全国性联系南北大运河的组成部分，扬州城地位亦随之而上升，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城市。简言之，隋代开通大运河为扬州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都会创造了条件。

杭州。运河的开凿为杭州城市的发展繁荣创造了条件。隋大业六年(610年)开挖了“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的江南运河。(24)在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全面疏凿开通。杭州段的运河即是江南运河的最南一段，其杭城北段沿用上塘河水道。上塘河水道南端又疏凿了一条新的水道，这条水道穿越西湖以东今杭州城区一带的沙洲平原，放弃了原来绕西环岸的水道，改走从宝石山东径直至吴山东的南北向直线路线。这是今杭州主要城区内的第一条人工水道，即宋代的清湖河。水道继续向南延伸，抵柳浦通钱塘江。可见杭州与运河关系之密切。其位置处于大运河南端，沟通运河与钱塘江，遂成为水运枢纽、河海大港。但由于隋代统治短促，杭州未见其盛，至唐代以后，南北大运河对杭州城市发展的巨大影响才有显著表现。中唐以后，杭州以“东南名郡”闻名于东南地区。南北大运河贯通后，杭州水居江河之会、陆介两浙之间，运河交通网四通八达，地理位置重要，缘于此，杭州成为重要商业城市和海外贸易港口。

杭州城市发展与运河开凿之间的密切关系已为学界所认知。周峰主编的《隋唐名郡杭州》明确指出，首先是运河哺育了杭州。运河的开凿提高了杭州的地位，促进了杭州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江南运河竣工，自此杭州遂成为南北大运河水运的南端起讫点，其地位益见重要。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杭州及其附近的城镇“珍异所聚，商贾并凑”。(25)唐代承袭并发展了隋代给杭州所奠定的基业。《乾道临安志》记，唐贞观年间杭州居民有30571户，153729口，到开元中增加到86258户。(26)中唐以后，杭州城区已从狭窄的江干一带推进至今武林门。“东南名郡，水牵卉服，咽喉吴越，陆控山夷，势雄江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27)德宗时白居易撰的《卢元辅除杭州刺史制》说“江南列郡，余杭为大”。五代十国时期，杭州经过钱氏数十年的惨淡经营，市区扩大，人口大量增加，经济非常繁荣，“富庶盛于东南”。(28)

汴州。隋炀帝自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开通之后，对中国的政治统一，南北经济发展等均有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唐代诗人皮日休曾这样说：“尽道隋亡是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29)通济渠的开凿，使黄河和淮河得以连接，南接江淮，西通河洛。汴河附近的汴州，由此担当了南北物资中转的桥梁和纽带重任，成为南方物质运输至长安和洛阳的必经之路。加之汴州地处通济渠上游，南有蔡水，加之陆路交通方便，周围农业发达，如此得天独厚之地理优势给城市的发展提供多种便利条件。(30)

隋文帝时期关于汴州的重要记载于《隋书》可见。开皇十五年(595年)春，隋文帝东巡封禅泰山，次汴州，恶其殷盛，于是以令狐熙为汴州刺史。下车禁游食，抑工商，民有向街开门者杜之，船客停于郭外星居者勒为聚落，侨人逐令归本，其有滞狱，并决遣之，令行禁止。(31)这条史料显示当时汴州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文帝所以称其“殷盛”。城外船客星居，表明汴州是商船重要停靠地和交易区，证明汴州作为水运干线上的一个节点，运河资源得以充分利用，保证了运河主干道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是为城市发展主要动力。(32)其次，商人已经打破坊市制度向街开门，且城市内部有许多“侨民”。说明城市商业颇为发达，汴州已经具备商业型城市的明显特征。城市里多有“奸侠”，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且非本地之民，反映出运河于汴州城市发展中的重要贡献。运河的促进作用，使城市得到充分发展，具备了运河商业城市的特征。(33)时至唐代，由于其政治中心在西北，而江南却比较富庶，为把江淮的物资运到北方，就不得不利用运河，所以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运河的维护和修整，以保持运河河道的畅通。这一时期汴州经济发展平稳，且其发展对运河的依赖程度更深。唐人李敬方对当时南北政治经济上的依赖关系作了深刻描述：“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34)汴为雄郡，自江淮达河洛，舟车辐辏，人庶浩繁。前后牧守多不称职，唯倪若水与澣以清严为治。(35)开元二十二年，李道坚为汴州刺史、河南道采访使。汴州水路辐辏，实曰膏腴。(36)时人称其“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漕运”。(37)诗人亦有“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之描述。(38)显示唐前期汴州水运的发达，说明汴州处于运河干线之上，地形便利，水系通达，自然是交通运输极为便利，是为汴州发展重要条件。正是在汴河成为南北经济联系大动脉的条件下，汴州很快发展为一方的经济中心及战略要地。“今天下之镇，陈留为大，屯兵十万，连地四州，左淮右河，抱负齐楚。”(39)城里城外，“天涯同此路，人语各殊方，草市迎江货，津桥税海商”。(40)汴州成了工商业发达，人口众多的“水陆都会”。(41)五代时期，开封在水运上的有利地位，仍为其发展的重要地理条件。除后唐外，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均立都于此。后周时期的开封，华夷臻凑，水陆会通。后周显德二年扩建开封罗城，使开封城市面貌人为改观，规模扩大四倍，为后来宋代开封城的繁荣创造了条件。

上述苏州、杭州、汴州之外，其他仰仗运河发展之都市亦为普遍。运河与淮河交会口的楚州、淮河南岸的淮阴及淮河北岸与汴河交会口的泗州，皆是南北运道的必经之路或枢纽。楚州又扼淮河口，有新罗船往来沿海及新罗、日本，城中有新罗坊(42)，为新罗人聚居之所，城郊还有草市。(43)淮阴仅是个县城，“簇簇淮阴市”(44)，“坐到酒楼前，灯影半临水，筝声多在船”(45)，“鱼盐桥上市，灯火雨中船”(46)，呈现出十分喧闹的景象。泗州原治滨临泗水的宿预，开元时移治长安四年(704年)始设的临淮，西枕汴河，南临淮水，“商贩四冲，舷击柁交”(47)，成为一个个新兴的运河城市。埇桥亦因临汴河而发展。“为舳舻之会，运漕所经”，有商旅往来，(48)后为宿州治所。位于汴河中游的宋州，历史悠久，唐时因汴河而更形繁荣，“邑中九万家，高栋照通衢，舟车半天下”，(49)为一交通型城市。润州地处运河入长江的口岸。自唐开元二十五年润州刺史齐澣开凿伊娄河，改善漕船过江航道之后，润州与运河有关的手工业和商业，如造船、冶铁、麻绳、木材、桐油、纺织等业得以迅速发展，广为分布于城西北的运河沿线，随着交通运输的发达和沿江沿海贸易的发展，润州成为运河与长江沿岸的重要商业港口。常州在大运河通航之后，成为“三吴百越”的交通要地。水路交通之发达，是为江南重要城市。

三、运河变迁：运河城市兴衰之动因

隋唐五代时期，运河不仅改变了沿线城市运动的轨迹和方向，而且以其特有的沟通功能和经济文化价值而成为城市兴起、发展和变迁的主要推动力。运河是都市之间的连线和通道，大的都市一般是运河的起点、终点和交互之处。运河直接影响城市形制。以扬州为例，自建城至隋唐，城址多以蜀冈为中心。唐时，大运河从蜀冈下，子城南流过，士民工商逐河而居，运河两岸首先得到开发，形成繁华的工商业，这就决定了唐罗城必然向蜀冈以下发展，进而形成罗城与子城南北相连、高低错落的“吕”字型格局。

以运河为依托的内城水系直接促成了扬州城市格局。运河水系在唐扬州城内的井字形骨架，偏于扬州城之中、西部和中、北部，使得唐代罗城的平面布局呈曲尺形而虚其东南一隅。运河水系影响了城内里坊的设置。唐兴元年间，扬州城内水系沿岸逐渐出现了商业街，其不同于坊市制度下的“市”，封闭隔离的布局已被冲破，代之而起的是开放式的体制。城外里坊均在运河水系的辐射区，并且距离拉得很长。正是运河对扬州平面布局与里坊设置的直接影响，形成了“街垂千步柳、华馆十里连、车马少于船”的水乡城市特色。运河发展促成了运河城市独有的商业文化氛围。苏州等运河城市以其便利的地理位置，不仅成为南北货物的集散地，而且吸引了四方商贾的云集。城市商业人口日渐增多，商业气息突出。

大运河发展造就的有利形势，促成当时扬州经济空前繁荣。为保证漕粮顺利运达京师，历代王朝皆加强对扬州的统治，并不惜巨资和代价对运河加以疏浚，以保证国家命脉运河的畅通，确保了扬州作为运河城市咽喉地位和商业、贸易的繁荣。(50)然而，正是扬州对运河的依赖，一旦大运河出现交通运输问题，就会对城市带来致命影响。扬州于唐中后期的衰落即为例证。随着运河流向的改变和部分淤废、堵塞，其地位急剧陨落。

随着长江主流已南移至瓜洲与润州之间的水道，使得瓜洲与扬州间的江面变窄，海潮不能顺利到达，没有海潮的冲刷，长江北岸更加不断淤积向南伸展，扬子津离江越来越远，瓜洲面积不断增大。长江北岸与瓜州连为一体，以致海潮无法进入。扬州的港口作用为位于运河入江口的瓜州镇所取代。由于海潮无法到达，海船自然不能如往常一样停泊到扬州城外，其对外贸易地位分别为后来的上海、太仓、杭州等城市所代替。正是因为与扬州繁荣关系密切的运河“运路久梗，葭草堙塞”，使这座著名的商业都会繁华全无。正是运河运输功能的丧失，扬州失去南北贸易中转站优势，其经济衰落难以避免，城址呈逐渐缩小之势。“广陵大镇，富于天下”的美誉名不副实。

运河促进城市的兴起，扬州并非唯一案例，与扬州类似，杭州与开封的兴起皆和运河紧密相关，两者均是运河的产物，是运河造就的一代繁华都市。而两者后来的一兴一衰无不是大运河变迁的结果。纵观隋唐五代时期运河与城市变迁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运河则是人类文明的杰作。不论运河开凿初始目的，是经济、政治，抑或军事需要，但有一点值得肯定，即运河毫无例外培养了沿线城市，并催生和哺育了一批新兴的都市，促进了沿河城市的发展和繁荣，运河成为城市面貌的特征和不断生长的活力。隋唐五代时期的运河城市，傍水发展，运河的开凿与疏通，赋予了这些城市独特的精神和气质，是沿岸城市兴起与繁盛所依藉的一种重要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运河城市虽是运河长期营造的结果，然其一旦形成，又会加强运河的运输、交流功能，维护运河的正常运作，不断对运河进行开挖、疏浚和保养，强化运河的经济功能，进而推动运河体系的发展与完善。隋唐五代时期运河城市的发展，正是运河与城市相伴而生，相互依存，互为影响的结果。(51)

注释：

①邹逸麟：《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3页。

②③《大业杂记》。

④《隋书·阎毗传》。

⑤《旧唐书·李勣传》。

⑥《通典·州郡典·河南府》。

⑦皮日休：《皮子文薮》卷4，《汴河铭》。

⑧赵春容：《古运河城市发展特征分析》，《四川建筑》，2010年第6期。

⑨《元和郡县志》。

⑩李敬和：《汴河区进河诗》。

(11)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5页。

(12)邹逸麟：《历史时期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与城市兴衰》，《江汉论坛》，2006年第5期。

(13)舒乙：《隋唐大运河的六大功劳》，《商丘日报》，2009年2月3日。

(14)陈锡祺：《隋唐运道》，《斯文半月刊》，1942年第13期。

(15)《舆地纪胜》卷37。

(16)《唐会要》卷85。

(17)《舆地纪胜》卷39。

(18)《元和郡县志》卷5，河内道。

(19)权德舆：《广陵诗》，《全唐诗》卷328。

(20)武元衡：《奉西州淮南中书相公见寄》，《全唐诗》卷317。

(21)韩愈：《送陆歙州诗序》，《全唐文》卷555。

(22)王勤金：《述论运河对唐代扬州城市建设之影响》，《南方文物》，1992年第4期。

(23)赵春容：《古运河城市发展特征分析》，《四川建筑》，2010年第6期。

(24)乾隆《镇江府志》卷2。

(25)《隋书》卷31，《地理志》。

(26)周峰：《隋唐名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2页。

(27)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28)《资治通鉴》卷267，《后梁纪》。

(29)皮日休：《汴河怀古》，《全唐诗》卷615。

(30)周宝珠：《隋唐时期的汴州与宣武军》，《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

(31)《令狐熙传》，《隋书》卷56。

(32)严秋水：《隋唐时期汴州的发展——以运河漕运为中心》，辽宁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33)郭峰：《隋唐五代开封运河演变与城市发展互动关系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

(34)《全唐诗》卷508，李方敬：《汴河直进船》。

(35)《齐澣传》，《旧唐书》卷190。

(36)《李灵夔传》，《旧唐书》卷14。

(37)刘宽夫：《汴州纠曹厅壁记》，《全唐文》卷740。

(38)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

(39)《昌龄集》外三《送汴州监军俱文修序》。

(40)《全唐诗》，《王建汴路即事》。

(41)陈代光：《运河的兴废与开封的盛衰》，《中州学刊》，1983年第6期。

(42)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纪》卷1。

(43)《全唐诗》卷206，李嘉祐，《登楚州城望驿路十余里山村竹林相次文映》。

(44)刘禹锡：《淮阴行》，《全唐诗》卷364。

(45)项斯：《夜泊淮阴》，《全唐诗》卷554。

(46)温庭筠：《送淮阴孙令之官》，《全唐诗》卷697。

(47)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楼记》《全唐文》卷803。

(48)《新唐书·王智兴传》。

(49)杜甫：《遗怀》，《杜工部集》卷7。

(50)光晓霞：《扬州城址与大运河的关系》，《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51)王明德：《大运河与中国古代运河城市的双向互动》，《求索》，2009年第2期。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第55批“隋唐五代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2014M55046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编纂”(12AZD083)。

作者介绍：

冯兵，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黄俊棚，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信息来源：

《学习与实践》，2017年第2期 ，118-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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