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北宋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太祖赵匡胤来正定巡察，到大悲寺礼佛时，住持可俦和尚灵机一动，给皇帝讲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他说在当年毁佛时，在莲花座里发现有“遇显即毁，遇宋即兴”八个字。“显”是指柴荣的年号“显德”，“宋”当然就是指大宋朝了。赵匡胤一听，龙颜大悦，遂下旨在今隆兴寺内重铸铜像，并建大悲阁为铜像遮蔽风雨。

赵匡胤到底信不信可俦和尚的话，已无从考证，但是人心向善，估计赵匡胤已觉察到当时佛教在民众中的影响，所以才顺水推舟，铸造这尊菩萨像的。也有一种说法，说当时辽国已经占据山西省与河北省北部，随时有进攻宋朝的可能，宋太祖敕令建造这尊巨大的观音像，期望对信奉佛教的契丹骑兵形成震慑。

据县志记载，赵匡胤曾三次审阅大菩萨像的图纸，并且根据自己身高容貌十倍制作。由此可见当年对造像的工艺要求之高。这是御制工程，工匠们自然不敢掉以轻心，于是，大家开始集思广益，琢磨怎样铸好这件巨大的铜像，仅准备工作就整整用了两年。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如此巨大的造像，用铜量巨大，不可能一次性铸成，怎么办？那就分体铸造。史载，这件艰巨的工程开始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七月，当时，有约三千名工役参与。大家先挖出了一个深两米、长十三米的地基，并往里栽下了七根铁柱，每根铁柱分别由七条铁锏和七条铁绳固定，然后把烧红的铁水灌入地基，形成一个整体的、稳固的“铁地基”。然后，在地基上树起一根巨木，以此为中轴，先进行泥塑，逐步完成造型并完善，继而制出内模、外范。有了成型的模子，剩下的活就好办了，把熔化的铜汁注入内模、外范之间的夹层，就成了。分成几截进行铸造好呢？经过仔细核算，工匠们决定，分为七段进行：第一节铸下部的莲花座，第二节铸至膝盖，第三节铸至脐下，第四节铸至胸部，第五节铸至腋下，第六节铸至肩膊，第七节铸至头部，最后再添铸四十二臂。在铸造铜像头部时，工匠们又遇到了难题，熔化的铜水提上去就凝固了，怎么办？那就把熔炉送上去！怎么送？堆土建坡道！于是，历时四年有余，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十一月，造像终于铸成！

千手千眼观音铜立像

只有静静站在这尊菩萨像前，仰头看去，才能感受到造像体量的硕大与工匠们的艰辛付出。这尊千手千眼观音像高21.3米（旧制七丈三尺），共用铜12万斤，据《宋会要辑稿》载，当时整个北宋年产铜量才187万多斤，且当时主要用来铸钱。用铸钱的铜来铸造佛像，亦可见宋太祖的气魄。

说是千手千眼观音，其实，大佛寺里的这尊观音造像只有四十二只手臂，除前胸两臂为原铸外，其他四十只均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用木补制。千手千眼的算法是，除造像本身的两只手眼外，在身体左右各有20只手，分别执日、月、星、辰、裳带、香花、宝剑、宝镜、银拂尘、金钢杵等法器，每只手中各有一眼，共计40只手和40只眼，据说每只手眼有25种法力，40只手眼和25相乘便成了千手千眼。

这尊造像可谓开启了两宋佛教造像艺术的先河。正是由于宋太祖的推崇，在宋代以后，民间逐渐把观音菩萨视为名气和影响最大的神衹。

中国古代最精美铜铸毗卢佛

毗卢殿位于隆兴寺中轴线最末端，殿内的毗卢佛堪称国宝，毗卢佛设计独特，精美绝伦，为明万历皇帝朱翊钧为其生母慈圣皇太后祝寿所御制的。这尊毗卢佛全部为青铜铸造，高6.72米，由三层坐式毗卢佛和三层圆鼓形莲座层置而成。三层莲座的千叶莲瓣上均铸有一坐式小佛，表情、手印富于变化，整尊造像上共计大小佛像1072尊。这尊皇家御制的毗卢佛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铜铸工艺，据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堪称海内孤例。

毗卢殿

隆兴寺的毗卢殿，原来是正定县北门里崇因寺的主殿，后来寺院废弃，仅存此殿，1959年经主管部门批准，将寺内最重要的建筑毗卢殿及殿内所供铜铸毗卢佛迁至隆兴寺。

毗卢殿是一座重檐歇山顶，面阔、进深皆为五间的方形大殿，殿身四面设隔扇门。正面明间重檐间悬乾隆皇帝御书“毗卢佛殿”匾额。铜铸毗卢佛莲座的每一花瓣上均铸一小佛，共计一千尊佛，三层莲座上还铸有十二尊毗卢佛，总计一千零十二尊佛，构成了千佛绕毗卢的形象，构思十分别致巧妙，是铜佛像的典型代表。

毗卢殿内的毗卢佛

这尊皇家御制的毗卢佛无论在构思、造型，还是在做工上都不同凡响，被誉为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

海内古建的孤例——摩尼殿

摩尼殿俗名五花大殿，位于隆兴寺中轴线的前半部，是寺院内现存古建筑中最重要的一座。殿宇建于砖砌台基之上，前有月台，殿深面阔七间，进深七间，檐歇山顶，殿身四面正中各出一山花向前的歇山式抱厦（宋称龟头屋），南抱厦面阔三间，其余东、西、北抱厦面阔皆为一间，人们通过抱厦进出大殿。整个大殿的平面呈十字形，有十六个凸转角和八个凹转角，形制特别。

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曾在不同年代对正定县的古建筑多次探访和考察。1933年4月，时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慕名来到正定。他对摩尼殿十字形平面建筑格局、四面各出一歇山式抱厦惊叹不已，称“只在宋画里见过”。“与‘营造法式’完全相同的斗拱，和许多许多精美的构造，让我们高兴到发狂”。

摩尼殿

当年的11月，梁思成携夫人林徽因一同详细地校正了旧时图物，并做了细致测绘，称摩尼殿“重叠雄伟，可以算是艺臻极品，而在中国建筑里也是别开生面”。在之后的著述和教学中，梁思成先生将摩尼殿作为实物中罕见实例，列入《历代木构殿堂外观演变图》，使这一生动典范永载建筑史。

摩尼殿的建造年代，文献中没有记载。1933年梁思成考察时，根据摩尼殿四面出抱厦的做法，判断“摩尼殿至少也是北宋原构”。梁先生当时的判断与其后大修时发现的多处墨书题记正相吻合——1978年摩尼殿大修时，于内槽阑额及斗拱构件上，多处发现墨书题记，记载摩尼殿始建于北宋皇祐四年，即公元1052年。

东方美神——倒坐观音

摩尼殿内槽北壁一座泥塑五彩悬山，上有塑像数十尊，正中为五彩观音菩萨像，俗称“倒坐观音”。倒坐是指观音菩萨不坐在大殿的正中央，而在后壁倒坐。观音像衣袂飘飘，彩妆绚丽，面容秀丽恬静，是古代彩塑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鲁迅先生称倒坐观音为“东方美神”。在北京鲁迅故居内的书案上，陈列着一张倒坐观音像的照片。这张照片是鲁迅先生于1923年在北京山本照相馆购买的。他特别喜爱这张观音像，一直把这张照片摆放在书桌上，视若佛教美学的佳作，这张倒坐观音像就出自摩尼殿。

隆兴寺摩尼殿内的倒坐观音

彩塑原创作者及准确时间无处查寻，根据隆兴寺现存《重塑背坐观音圣像记》的碑文记载，此像重塑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作者为获鹿县石匠武用威，画工为张美德。也有学者认为，倒坐观音像的作者可能是当时的雕塑大师何朝宗(1522一1573年)。何朝宗是福建省德化县隆泰乡后所村人，擅长木雕、彩塑，尤其精于瓷塑，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最著名的雕塑艺术家。他的瓷塑作品多见于佛道神像。这位大师一生中共塑了十八尊观音像，而隆兴寺倒坐观音应为其中一尊。

观音菩萨头戴宝冠，项饰璎珞，帔巾向两侧翘起，飘带绕臂下垂于体侧，菩萨头微右倾，面容秀丽，安详恬静。细眉之下，菩萨那双智慧深邃的眼睛，闪耀着洞察人间善恶的光芒。这眼神又微微向下俯视，使她的目光恰好与礼佛者在仰视时形成感情上的交流。观音菩萨左足踏莲，右足屈膝搭于左腿之上，右手绕右膝轻抚左腕，胸臂裸露圆润，姿态优雅端庄，自在大方，恰似世俗生活中一位完美的女子。她的庄严令人畏而起敬，她的美丽令人恭而不亵，她那人格化了的仪表，一扫宗教偶像的呆板作风，令人叹为观止。

隋碑第一——龙藏寺碑

在大佛寺诸多宏伟古建中，被青砖碑亭封藏于一隅的《龙藏寺碑》可谓不起眼。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通刻立于隋代开皇六年（公元586年），字迹斑驳的石碑，早在宋代，就已经闻名遐迩。最早由北宋著名文学家、金石学家欧阳修辑录于《集古录》，并称此碑“字画遒劲，有欧虞之体”。清代王澎则谓其：“书法遒劲，无六朝俭陋习气，盖天将开唐室文明之治，故其风气渐归于正。”评价可谓极高。另外，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云：“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闿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唯有《龙藏》……此六朝集成之碑，非独为隋碑第一也。虞、褚、薛、陆传其遗法，唐世唯有此耳。”

龙藏寺碑

龙藏寺碑全称“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为青石质，碑为龟趺。碑阳高为1.56米，宽0.89米，刻30行，每行50字；碑阴刻题名楷书，共六截，30行，每行字数不等；碑额呈半圆形，浮雕六龙相交，造型别致，刻工精细，具有隋唐蟠龙的古朴风格，高约0.42米，宽0.31米，阴刻3行15字，为“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 龙藏寺碑”。此碑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碑刻，详尽记录了隆兴寺兴建的过程。虽然历经1400多年的风雨侵蚀，碑身现在缺损严重，碑阳下部近半米的碑文已经脱落，无法识别，但是，这并不影响它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龙藏寺碑拓片

据潜心研究《龙藏寺碑》多年，并对该碑进行了保护性复制的河北省书法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树民介绍，隋代是汉隶向唐楷发展的一个过渡时期，而龙藏寺碑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字体方整有致，结构严谨，用笔沉滞宽博，朴拙而不失清秀，庄重而不呆滞，在书体结构和用笔上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的珍贵实物。其结体平正秀雅，婉丽清疏；用笔时往往方笔圆笔相结合，行笔瘦劲有力，十分沉着；笔锋则时现汉隶蚕头燕尾的笔势，并汇以南北朝笔法。上承六朝碑石之意，下启唐楷之风致，这就确立了其由隶书入楷书的里程碑意义。

细观《龙藏寺碑》的用笔，既荟萃了南北诸法，又有“二王”的典雅秀美，字体千姿百态，方整有致，呈现出成熟的楷书形象，如“不”、“安”、“飞”等字；又因受汉魏字体古拙刚健的影响，不时出现汉隶笔意，如“世”、“六”、“方”等字。在章法上，该碑呈现出的特点是行距几乎与字距相同，再用隶书章法统一布局，每个字周围都有舒朗的空间，且重心都在上面的三分之一处，字与字的纵向并不十分整齐，往往以中线为基准，适当左右偏移。

由此，清代杨守敬说：“细玩此碑，正平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可见初唐诸楷书大家大多从此碑汲取养分，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或是褚遂良，他的《雁塔圣教序》《孟法师碑》等都与《龙藏寺碑》有着明显的渊源。

中国早期最大的转轮藏

在大佛寺，走进高大的转轮藏阁，就能看到一座直径达6.9米的的巨型藏经架，结构为木质，置放于阁内底层正中圆形地坑中央，木制重檐八角亭台式，就像一个建筑模型——这就是大佛寺的宝物之一，宋代的转轮藏。有人说，这个硕大的藏经架，结构十分巧妙，用两个手指就能让它像走马灯一样转动起来。走近仔细观察，方看出其中的奥秘，原来，这部转轮藏的结构重心仅着力于一点，即中心轴上，而这条10.8米长的八棱形木轴，上端被四根方木牢牢固定，下端则直接顶在了最下方的轴托之中，而轴托里有一个铁球，铁球上端有八幅扁铁上穿到中心轴中，铁球下端被限于一个石臼之中，略留活动余量。这样，当人推动转轮藏，只需克服些微的摩擦力，就能使之转动起来，极为轻快方便。

转轮藏

藏身是转轮藏最具实用功能的部分，也就是实际上的藏经书的部分。资料显示，这一部分的通高为2.66米，呈八角形，边长为2.65米。藏身的每一面均隔离为三开间，中心那间面阔约为0.96米，次间面阔0.66米。为避免重力过大而损伤中心轴，三层枋依对角上下相错，同时，为使整体更加稳固，每两层枋间施以斜戗。外槽柱上端施普柏枋及阑额、由额，由额下以雀替支托。额间嵌浮雕云龙纹的华版，明间华版上雕升降双龙，次间对称各雕一行龙。转轮藏的藏身底部各转角处各有一个方形卯孔，应该是供人推转时放置把柄之处。周边饰有雁翅板，每面长2.65米，高0.32米，边框内浮雕蔓草纹，风格粗犷豪放。

此外，该转轮藏的梁、柱、斗拱的许多做法，均与宋通直郎李诫奉敕撰的《营造法式》之制符合，这让我国著名建筑学专家梁思成确定：“为宋代原物无疑。”在建筑界，这部转轮藏最被称道之处，就是它巧妙地运用了我国古代建筑室内空间设计，把高大的转轮安置在地面以下，一是烘托出了转轮的高大，二来也充分运用了室内的空间。这种设计理念，欧洲直到15世纪，才出现雏形。

据史料载，转轮藏系南朝梁善慧大师始创，宋朝一共建有9座转轮藏，后来，历朝历代皆有造立。但保存下来的实物极为少见，正定大佛寺转轮藏阁所存的宋代转轮藏为其中最古老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