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南山”代称庐山。例如：

“南山有旧宅”（墓宅，《杂诗十二首》之七）。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并序》之五）

其实，把庐山 称为“南山”，是因庐山在浔阳城之南，晋代江州一带的**惯叫法。例如，《晋书》列传第六十四《翟汤传》说，“翟汤字道深，寻阳人”，“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又如，东晋大臣庾亮写的《翟征君赞》里说：“景命不延，卒于浔阳之南山。”

义熙六年，晋安郡（今福建泉州）“长史掾”殷景仁来寻阳，与陶渊明为邻。陶渊明当是居于浔阳城内。正因为他居于浔阳城内，才容易按照此城里人的**惯，称庐山为“南山”，也才会信口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那时代，也把庐山的主峰称为“南岭”。例如，元兴三年，慧远作《游山记》：“凡再诣石门，四游南岭，东望香炉”。于是，也有以主峰南岭之名代庐山这样的称呼。称庐山为“南山”，看来与此有关。

陶渊明的诗中，还把庐山称为“南岳”。例如--

“南岳无余云。”（《述酒》）

“岳”是汉代以来对高大的山的特指。南岳，原为中国“五岳”之一，历代帝王多往祭祀。汉宣帝确定天柱山（今安徽省内）为南岳，其后又改衡山（今湖南省内）为南岳。

陶诗中，还把庐山称为“南阜”。

“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游钭川并序》）“阜”，大山。早于陶渊明约百年的西晋文学家左思，作《蜀都赋》，有“山阜相连”之句。

南山，还是南方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的泛指。《三国志·吴书·陆抗传》有“南山群夷皆当扰动”。陶渊明很可能是居住在武陵郡一带瑶族的后裔。他出于对先民的怀念，又由于庐山亦有“南山”的土名儿。所以，他爱以“南山”代称庐山了。

他辞彭泽令，归田隐居后，搬了几次家。随着他围绕着庐山移居，庐山有时又被他称作了“西山”。例如：

“日没星与昴，势翳西山巅。”（《杂诗十二首》之九）

“向夕长风起，寒云没西山。”（《岁暮和张常侍》）

根据现代的考古证实，庐山在６０００年前就有了人类居住。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述，在大禹时代，庐山就是中国的一个名山了。而自汉武帝时代起，庐山就是帝王政权的象征之一了。

然而，伴随庐山６３年的陶渊明，就是那么固执，就是那么“守拙”，就是那么古怪。在他眼中，这个大山的名字不必叫得那么“官方”。他一次也没有把“庐山”这两个字写进他的作品。他全然是用江州一带农民的称呼，例如“南山”，来表达他对这座大山的情感。因为，他更看重与他生存关系更密切的山麓田园，而不是这座名山的山体，更不是历代帝王恩赐给这座名山上的神圣的光环。

比陶渊明年长２２岁的道士支昙谛曾作《庐山赋》。此赋中与慧远的《庐山略记》一样，提及公元２世纪约７０年代安息国名僧安世高来庐山的活动。安世高，来自当今西亚的古国安息的翻译僧，在长安活动了２２年。他都知道中国长江之南的庐山，非得游历。可见，东汉时代庐山的知名度已经是传及外国了。

陶渊明那个前后的时代，就可以听到远古中华部落首领，以及中古的众帝王与庐山的许多故事。最为著名的故事，当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大禹登山。

而东晋的周景式在《庐山记》中，记载了秦始皇于其三十年，南巡时，经长江，遥望庐山将其中一座高峰，命名为“上霄峰”，表达了他对庐山的景仰--

庐山之南有上霄峰，高壁缅然与霄汉连接，秦始皇三十六年叹期岳远，遂记为上霄焉。

晋人熊默在《豫章旧志》说：庐山，“汉武帝南巡，睹山以为神灵，封俗大明公。”这里，他又记叙了汉武帝南巡，景仰庐山，封匡俗为“大明公”之事。

南朝谢颢（宋升明元三年为豫章太守，齐永明（４８３－４９３）年间任职“文学”，历任吏部郎）撰《广福观碑》，说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封庐山为“南岳”潜山（今安徽天柱山）之外的第二个祭祀之山：

汉武以潜之天柱为南岳，以庐山为之贰。

其实，类似的传说，在晋代已经流行。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引用了晋代《豫章旧志》说，汉武帝元封五年南巡，射蛟寻阳，封庐山为南极大明公，称“庐君”。

陶渊明却偏偏不去攀附传说或史籍中记载的大禹、秦始皇、汉武帝或登临过、或封号、或为一峰命名过的庐山。他的所有著作之中偏偏不着“庐山”二字。首脑人物、政治权威所看重的，他都不去追风。

陶渊明的时代，庐山又有了两个名称：“匡庐”或“匡山”。

由于晋会稽太守熊默所撰《豫章旧志》记载了秦汉之际的匡俗曾居庐山，道士周景式所撰《庐山记》又把匡俗神化，编造了所谓庐山为周武王时仙人匡俗之圣地；而乐于借助中国本土文化及道教来弘扬佛教的慧远所著《庐山记》，又传播了周景式的编造，庐山又被称为“匡庐”。

东晋，佛教征服中国的大趋势更加势不可挡，慧远把庐山变成了中国南方的第二个佛教中心。这使得道教恐慌不已，急着要与佛教抢着争夺庐山。于是，道士周景式为始作俑者，后世的道教人士对周景式编造之说的持续宣传推广，庐山便又被称为“匡山”或“匡庐”。

可是，陶渊明也不踩着道教的足迹，不理采某些名人宣传的庐山新有的时髦名字，不称庐山为“匡山”或“匡庐”。

陶渊明是极讲究名字称呼的人格含义的。例如，晋王朝被刘裕取代立宋之后，他的名字的变化就带有反抗的意味。

宋代吴仁杰所撰《陶靖节先生年谱》就说，先生在晋名“渊明”，字“元亮”，在（南朝）宋则更名“潜”，而仍其旧字。

连那时代已经叫得很响了的五老峰、香炉峰，陶渊明都不去攀登。

而五老峰背面的山谷里，已经有了很可能是慧远的门徒黄谷创建的青莲寺。那时候，经此寺去攀登五老峰已经是方便得多了。

而且，就在他故里比如斜川、玉京，抬眼可见的香炉峰瀑布，他都视而不见。那瀑布长达１２０余米，挂在悬崖朝外的陡壁，在星子县城旁边的鄱阳湖里，都能看到它的壮丽的形象。一场大雨过后，瀑布吼声如雷，离它数里的斜川、玉京一带都可以听得到。这一切，陶渊明却不当一回事。他所有的诗文里，从来不对香炉峰大瀑布给予一个字。

而正是这条大瀑布，在４００年后，年轻的李白第一次看到它，就写下了奠定他的诗名的杰作：“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可以说，是庐山的一条大瀑布造成了一个诗人，造就了一个跑向了世界，跑了千年还要跑下去的大诗人。这人，偏偏不是一辈子活在这条瀑布之下的陶渊明。陶渊明偏偏不靠这条大瀑布吃饭。他偏偏不写这条大瀑布，也一样地成为世界名人，而且，他还是使李白折腰的大师。这就是陶渊明在审美上另有一番特别孤傲的眼光了。

陶渊明就是陶渊明。一生住在庐山下，就是不上庐山隐居。一生守着大庐山，却从不写“庐山”两字，也极少抒写庐山的大景象。他偏偏爱写小花小草小丘小田小坡等田园小景。这就是他独特的艺术个性。他审美上的守拙，就守到了底。这种坚守，这种放松，这种仅仅属于他的逻辑世界，使他成了中国第一个开创田园诗的先祖了。

他留下的１２５首诗歌，２０篇文章里，也几乎没有庐山山体名胜的一处地名。尽管那时庐山之上的九奇峰、五老峰、大岭、黄龙山谷、天池峰、大林峰、石门涧、北香炉峰、虎背岭等，已为慧远及其门徒或登临旅游，或建寺。五老峰、香炉峰、大林峰、石门涧、天池峰、归宗寺等奇峰胜景之名，频繁出现在王羲之、慧远、谢灵运、顾恺之等许多文化人的诗、文、书法、绘画作品之中。

陶渊明也曾对庐山的形象作了描绘。例如--

“陵岑耸逸峰，遥瞻皆奇绝。”（《和郭主簿二首》之二）

“远之八表，近憩云岑。”（《归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二十首并序》之五）

“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 田舍获》）

“爰以履霜节，登高饯将归。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 《于王抚军座送客》）

但，这不是他抒写的自然景色的主体。他大量描绘的是田园风光，他经常陶醉的是田园风光。比之于庐山，这些田园风光甚至是盆景式的。他觉得山麓眼前的一片田，一道坡，一条垅，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这便是他执着的美学观，他率真的性情与不苟入流的人格取向在审美上的反映。庐山的山体，庐山之麓（那是个经济凋弊、废墟甚多，总体自然面貌却又清秀的农村），不是陶渊明生存的贴近的外部环境。庐山也不是他的人格象征。他的人格象征是他挥汗苦劳的田园世界，是他脑海中重新构建的梦幻般却又是本色极了的田园世界。

他对于庐山的偏见与固执，还表现于从不歌颂庐山以险峰瀑布为典型特征的阳刚美。他在故里南村就可眺望如屏的汉阳峰，就可眺望飞泻的香炉峰瀑布。他无论是出仕还是隐居之后，因了与江州、浔阳郡等一些官员保持了联系与交往，他去江州、浔阳，都必须经过庐山最险峻的五老峰之麓。他因与慧远有过短暂的交往，他由庐山南麓去东林寺，必经过如天斧劈开的石门涧。他后来还在东林寺一带耕作，于是，也很容易去石门涧。庐山最为惊险的群峰都是他熟悉的，然而，他的笔下没有一个字涉及庐山的阳刚美具体所在。

他坚守自己的审美观--在生存中审美，坚持以自己耕种与精神创造的田园意境为最高美的境界。在审美中，他守拙，他孤独，他放松，他自在。他在悲剧的大环境中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喜剧：偏偏不在乎传说或史籍中记载的大禹、周康王、秦始皇、汉武帝或登临过、或封号、或为一峰命名过的，因而神圣化了，甚至成了皇权的象征的庐山。

“其中来往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春蚕收长丝，秋收靡王税”--他在《桃花源记》里所表露的由于刘裕当权而产生的反君臣秩序的叛逆心理，便是他傲视庐山的思想底蕴之一。

纵观陶渊明的人生，他对庐山始终有一种自觉的命运阻隔，始终有一种重新嬗变的心灵审视，始终有一种复杂的、或隐或现的反社会人格。他生于斯，长于斯，逝于斯。他从自己与这座山的生命的本体的联系出发，或许觉得用乡间**惯的土语来称呼这座高山--“南山”，或者用泛称大山的“岳”呀，“阜”呀什么的，也就够了。

来源于：掌中大连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