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鲲 一 五柳柴桑宅，三杨白下亭。往来无一事，长得见青青。 （《五柳》） 这是王安石晚年退居金陵时的一首五绝。乍读之下，此诗似平淡无奇，但吟咏再三，则觉其随意平淡，有如微风拂面，令人陶然忘机。这是除净了火气的诗，非汩没利害，看穿是非者不能造。面对这首诗，我们的感觉会不觉地通向陶潜之诗。在这首诗中，王安石自以其宅比陶庐，可见他对陶渊明的喜爱。 值得一题的是，在王安石的诗中，对陶渊明，并不是偶一及之，而是经常涉及——或是提到陶渊明，或用有关陶渊明的典故，或袭用渊明诗句。绝句中提到陶渊明的有“云与渊明出，风随御寇还”（《题定林壁怀李叔时》）、“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代陈景处书于太一道院壁》）、“未怕元刘防独步，每思陶谢与同游”（《示俞秀老》）、“苦劝道人沽美酒，不应无意引陶潜”（《定林院昭文宅》）、“遗柳当门何啻五，穿径作松适成三。临流遇兴还能赋，自比渊明或未惭”（《遗柳》）。袭用陶渊明诗句的有“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赠外孙》。渊明《责子》诗：“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我如逆旅当还客，后会有无那得知”（《送黄吉父三首》。渊明有诗“家如逆旅舍，我如当去客。”）。 律诗中涉及陶渊明的则有 “每苦交游寻五柳”（《次韵酬徐仲元》）、“交游涣散渊明喜”（《岭云》）、“彭泽陶潜归去来，素风千载出尘埃”（《题致政孙学士归来亭》）、“渊明酩酊知何处？子美萧条向此时”（《和晚菊》）、“万金虽愧君多产，比我渊明亦未贫”（《始与韩玉汝相近居遂相与游今居复有此作》）、“柴桑今日思元亮，天禄何时召子云”（《次韵子履远寄之作》）、“好去弦歌聊自慰，郡人谁敢慢陶潜”（《送萧山钱著作》）、“渊明久负东篱醉，犹分低心事折腰”（《九日登山寄昌叔》）、“久闻阳羡安家好，自度渊明与世疏”（《寄虞氏兄弟》）、“渊明未可得三径，叔夜犹同把一杯”（《答熊本推官金陵寄酒》）。可见，荆公对陶渊明的兴趣确非寻常。 王安石对陶渊明的爱慕，主要是在其退隐之后的晚年。早年的王安石对杜甫极为推崇，退隐之后，其济世热情大为减退，一心向往着在隐逸避世的生活中求得心灵的宁静，所以，晚年的王安石自然更亲近陶渊明了。这很像苏轼晚年的“慕陶”。苏轼曾自称晚年“独好渊明之诗”。在儋州的时候，他写了一百零九首“和陶诗”，可见其对渊明的赏爱之笃。总体而言，宋人对陶渊明的推崇比唐人更甚。就宋代而言，一般认为，对陶渊明的格外重视是从苏轼开始的，其实，像王安石这样重视并在其诗歌中大量提及陶渊明者，在诗史上也颇值得注意。王安石虽没有像苏轼那样的规模庞大的“和陶诗”，也无像白居易那样的“效陶潜体”，但其诗中所表露出的对陶渊明的赏爱，及那种类似于陶渊明的冲淡深远的气息，也丝毫不让苏轼。 二 众所周知，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中经典地位的确立经过了一段长期的由隐到显的过程。陶渊明在唐前的地位一直不显，至唐朝，始多追慕效仿者，如夔州之后的杜甫就在精神上与陶渊明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在创作上有意拟陶。而白居易对陶渊明的处世态度及诗歌风味的学习，则把唐人对陶渊明的尊崇推至一个新的高度。但唐人的慕陶并未形成整体的风气，“陶诗范式”未见形成。 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典范意义的确立，是在宋代。宋代诗歌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沿袭之后，一开始就以一种自觉的心态追求成熟平淡的诗风，如确立宋诗风范的诗人梅尧臣就把“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作为诗歌的极诣，并在创作上营造出了平淡老辣之风。从此，一种外枯而中膏，似衢而实腴的平淡之美乃成为有宋一代诗人的理想境界。 中国的文学家喜欢陶渊明者甚多，尤其是当其不得意之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陶渊明那种乐道自足任真固穷的人格精神能够为他们提供支撑灵魂痛苦的力量。从艺术上说，陶诗有一种豪华落尽的淳朴之美，这种美往往只有到了精神达到返朴归真的晚年，才能真正达成审美旨趣的契合，这就是许多诗人在其晚年特别喜爱渊明的原因。王安石晚年对陶渊明的特殊喜爱，也正是基于他和陶渊明在精神旨趣上的契合。不过，王安石和陶渊明的个性、经历毕竟不同。陶渊明“并非浑身全是静穆”（鲁迅语），他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他的金刚怒目是一种欲济世而又不愿入世的矛盾和无奈，而王安石的金刚怒目则是在强大的反对浪潮下坚行变法最终却遭遇了失败的悲愤和悲凉。陶渊明是素志不泯的隐者，而王安石则是在田园里疗伤的战士。 陶渊明之所以高，关键的一点：在于他能肯定自己的生活。一般多称陶渊明热爱生活，我觉得似乎不如说肯定生活好。青年人也热爱生活，但未必能肯定生活。人真要能肯定自己当下的生活，其实是需要很高境界的，许多人一生都做不到，但相对做到总是晚年的事。热爱生活基于情绪，而肯定生活则基于哲理境界。陶渊明之高出一般诗人者，正在其能肯定生活的哲理境界，堪称“诗哲”。就修养而言，王安石就有类似于陶渊明的境界，亦堪称“诗哲”。唐代诗人则总体上不如宋代诗人修养深厚。如朱熹就曾言：“退之晚年觉没顿身处”，“乐天暮年，卖马谴妾，后亦落寞，其事可见” 即指出韩愈、白居易所标举之“道”，“不曾向里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细密做功夫”（《朱子语类》）。韩愈、白居易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听歌看舞，烧丹念佛，气格减低。王安石遭受的打击远非退之、乐天可比，他闲居金陵十年，虽不无悲愤、伤感，但却绝无潦倒颓唐之相，真可谓精神不倒。许顗《彦周诗话》云：“东坡海南诗，荆公钟山诗，超然迈伦，能追逐李杜陶谢。” 荆公晚年隐居江宁，对人生的领悟更加深沉、透彻，其人格气象旷达劲健，这种修养与东坡居海南时相似，《彦周诗话》所称道者正在于此。 三 王安石对陶渊明的喜爱绝非偶然。他对渊明的亲近，应当说首先来自对陶渊明归隐行为和心态的深深认同和羡慕。安石一生虽志在兼济，但即使是在熙宁元年，初次拜相之时，他就写下了“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这样的诗句，以表其视功名富贵如浮云而以恬退林泉为念的心迹。“彭泽陶潜归去来，素风千载出尘埃”，王安石由衷地仰慕着陶渊明的归隐。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的诗歌偶像，除陶渊明外，还有杜甫。他最倾慕的两位古代诗人便是陶渊明和杜甫，他在七律《和晚菊》中即将陶杜并举：“渊明酩酊知何处？子美萧条向此时。”其《杜甫画像》更是对杜甫称赞有加。但这些诗皆为安石中年之作，在其晚年的小诗中，杜甫的影子已经很难寻觅了。 类似王安石这样把陶渊明和杜甫相提并论的思路，似乎是宋代诗人的一种“潜规则”。提及北宋诗人的“慕陶”，不得不与其“崇杜”加以比较。黄庭坚的两句诗可作为此种观念的注脚：“拾遗句中有眼，彭泽意在无弦。” 玩味“有眼”和“无弦”两个关键词，可以说在黄庭坚的心目中，杜诗和陶诗分别代表着万象森列和大象无形的两种“至有”和“至无”的境界。 一般认为，杜甫乃笼罩宋代诗学之影响最大者，无论是精神还是诗艺，杜甫在宋代诗人心中都有崇高的地位。以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就把杜甫当作了一个仿佛可以不断开掘诗歌诀窍的大海。就宋诗特色的形成及其成就而言，杜甫的影响的确无以伦比。不过，陶渊明在宋诗学中的地位亦堪与杜甫媲美。杜甫的忧患意识、担当精神是宋代诗人济世安民思想的极富价值的精神养料，但这并不是宋代诗人精神世界的全部。如果说，杜甫是宋代诗人追求“外王”的精神通道之一的话，陶渊明则是他们追求“内圣”的一个精神模本。陶渊明是中国诗人中最接近内圣境界的人之一，其诗风之平淡深厚，也极符合宋人的审美旨趣，故有宋一代学陶之大诗人可谓绳绳相续。陈正敏《遁斋诗话》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渊明《归去来》，以为江左高文，当世莫及。涪翁云：‘颜谢之诗，可谓不遗炉锤之功矣；然渊明之墙数仞，不能窥也。’东坡晚年，尤喜渊明诗，在儋耳遂和其。时荆公在金陵，作诗多用渊明诗中事，至有四韵全使渊明诗者。又尝言诗有奇崛不可得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趣向不群，词采精拔，晋宋间一人而已。”看得出，黄庭坚认为渊明之高于“颜谢”者不在锤炼之功。王安石对“结庐在人境”等四句诗的奉若圭皋，乃是着眼于其“看似寻常最奇崛”的高玄之境。 杜甫在宋代就号称“诗圣”，此一“圣”字，既指其诗歌技巧的高明之至，又含有某种精神境界的判断——“圣”是儒家对个人伦理境界的一个最高级的“褒词”。许思园先生在《论杜少陵》一文中说：“儒家亲亲而仁民爱物之精神形成中国民族情感，而最能表达此民族情感者实为杜少陵。还在宋代，少陵已有‘诗圣’之称，洵非无故。” 然而，杜甫的不足在于缺乏陶渊明那样的自足的精神家园。“潦倒新停浊酒杯”，这种潦倒无着的精神状态无法给诗人们提供更加坚实的精神力量。所以，王安石、苏轼，包括南宋的辛弃疾都是于政治上失意幻灭之后，在陶渊明那澹定无为的诗句中寻求精神的寄托，诗圣杜甫的影子则渐渐淡去。许思园先生说：“然谓其以集中国诗之大成，则未为允当。杜诗不离当前现实，舒鲜世外之音，文情未见高玄，天趣不丰，亦乏妩媚，浩荡感激，而少物我双遣、从容不迫之致。” 此论甚有见地。应当说，杜甫所缺乏的“世外之音”、“高玄”、“天趣”、“物我双遣”、“从容不迫”等格调正是陶渊明所厚集者。 有宋一代，崇慕渊明者颇多，与王安石同时代的诗人苏轼、黄庭坚、陈师道、晁补之等，都对陶渊明心向往焉。其中，最可与王安石的慕陶相比较的是苏轼的慕陶。王与苏的慕陶都是在其晚年，都是基于跟陶渊明精神境界的相通，但在观念表述上，苏轼的“慕陶”比王安石明确得多，在诗歌创作上，也走得更远。 苏轼追慕陶潜，始于黄州期间，也就是在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打击之后。那个躬耕田园固守高洁的靖节先生，仿佛成了苏轼自我幻觉中的一个替身，他渴望成为陶渊明那样的隐士，以拨除内心进退两难的痛苦。此后，苏轼对陶渊明的感情不断升温，并在诗歌写作上有意拟陶。苏轼任扬州太守时作《和陶饮酒二十首》，标志着他对陶渊明的仰慕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紹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惠州，接着再贬儋州。在此期间，他一口气写了八十多首和陶诗，这些诗的风味与陶诗更加逼近。苏轼一生推崇学习的诗人很多，至于晚年，他很率真地表示：“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苏轼的拟陶，可以说比王安石更加逼肖渊明，黄庭坚即如此评价苏轼的和陶诗：“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 但，苏轼的和陶诗终难掩其豪放不平之气，故纪昀说他：“敛才就陶，而时时亦露本色”，虽是指《和陶饮酒二十首》而言，但若移之评其全部和陶诗，亦为允当。 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苏轼，在其晚年，虽极力远离世事，忘怀得失，诗风平淡，却终究无法达到像陶渊明那样悠然自得的境界。尤其是王安石，罢相之后，虽已彻底不豫政事，但当时的政事民生实在与他有太深的瓜葛，他亲手缔造的变法事业正在一步步地被毁坏着，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凡此种种，不可能不牵引着王安石那颗忧国忧民的心。我们来看王安石作于去世前一年1085年的七绝《午枕》：“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供婉转愁。”在温柔静美的氛围中，一种难以掩藏的愁绪还是在心头盘旋不已。王安石晚年绝句以写自然之美为主，但他并不能像渊明那样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而是寓悲壮于闲淡，平和而又凄凉，苍苍茫茫，情味复杂之极。陶渊明的平淡精神，于荆公而言，终究是难以企及。而荆公之诗，虽则晚年力求平淡，却终不失“工巧”，如“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这样的句子，虽然精彩，究竟不是陶渊明的路子。 黄庭坚可说是雕琢派的大师，但其晚期诗歌，也转向平淡闲远，“皮毛剥落尽，唯有真实在。” 他说陶渊明诗是“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即认识到了陶诗的超越技巧大象无形的境界。山谷在《论诗》中说：“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毁其工拙，渊明直寄焉耳。 这一“寄”字极妙，品其意旨，当是指陶潜之诗乃无意为文，不过寄托其胸襟而已。 “唯有真实在”的最高境界，须随顺寄托，无意为之。但黄庭坚还认识到，要领略此种境界，与人生心态的趋于老境有关，“血气方刚时读此诗，如嚼枯木。及绵历世事，如决定无所用智。每观此篇，如渴饮水，如欲寐得啜茗，如饥啖汤饼。今人亦有能同味者乎？但恐嚼不破耳。 故平淡美，就是老境美，这与苏轼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同义。观山谷读陶诗如饥似渴的样子，陶诗于其真可谓精神食粮矣。而晚年苏轼说他读陶诗，“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壹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谴耳。” ，则直将陶诗当疗心的良药了，岂止水食。 而黄庭坚终究也无法具备陶渊明的冲淡恬远。“陶诗的平淡出于自然，而苏、黄则难免有“造”的痕迹” 。 北宋大诗人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或隐或明的效陶都未能真正与陶渊明相似，虽亦平淡，却难掩本色，因为“陶诗落尽豪华的平淡出于淡泊胸襟的自然流露，实际上是不可从艺事上求之的。” 除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等几位大诗人外，陈师道、晁补之等人亦颇有慕陶之志，如陈师道有《绝句》云：“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不共卢王争出手，却思陶谢与同时。” 张耒说晁补之“居乡闾，以学行为乡人所敬，而尤好晋渊明之为人。” 但，无论后山，还是无咎，他们的天性与诗歌境界，与渊明的高境还是相去很远。 虽然，陶渊明的价值是在宋代得到全面体认，这一判断已为学界共识，但宋人之慕陶史还有从北宋至南宋的发展变化。总体而言，把陶渊明推崇到与杜甫并置，并在对陶诗艺术的评论上达至深刻境地的乃是北宋元佑中苏轼、王安石、黄庭坚诸人。而他们对渊明诗艺的推崇，都隐含着对其人格精神的肯定与向往。尤其王安石，虽没有专门的和陶诗，亦无苏轼那样的陶诗评论，但由其对陶渊明“归去来”的屡屡称述，便可见其对渊明归隐田园高风亮节的向往。而荆公晚年诗风的平淡高远，也无疑渗透着陶诗的影响。相比苏轼、黄庭坚而言，王安石对陶渊明的推崇是一种隐形的存在，故不可被我们忽略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