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陈洪绶《右军笼鹅图》知有四本。

第一本藏浙江省博物馆，绢本，设色，纵103.1厘米，横47.7厘米。款书“枫溪老迟洪绶画于深柳堂”。影印于文物出版社出版《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一册，西泠印社出版《陈洪绶作品集》，以下简称“浙本”。

第二本藏四川省博物馆，纸本，设色，纵107厘米，横45.6厘米。款书“溪亭洪绶画于眉仙书屋”。影印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七册，简称“川本”。

第三本藏广东省博物馆，绢本，设色，纵109.5厘米，横50.5厘米。款书“右军笼鹅图。紫老属，洪绶画”。影印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十三册，简称“粤本”。

第四本见于北京某拍卖公司，现为涵芝堂主人所收藏。绢本，设色，纵89厘米，横45厘米。款书“老迟洪绶画于定香桥”，钤“陈洪绶印”白文方印，暂简称“涵本”。

以上四本，均为立轴，画中人物安排、布局基本相同，幅面宽窄亦相仿佛。惟粤本于羲之身后多一跟随。这四本，是否全部皆真呢？还是有真有伪？这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四本中前三本均为博物馆收藏，并且经过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资深鉴定家们鉴定过，目录中未加任何鉴定意见，一般情况下都被认为是真迹才能上“图目”。第四本，在拍卖公司的图录中，于陈洪绶的名后注一“款”字，表明是伪本。果真如此吗？“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如今这四本都公开面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鉴别最好的例证。

乍一见，浙本、川本、涵本仿佛相似，粤本因多画一人物，显得差别较大，但主体人物也是一样的。四本当中，凡同者无需讨论，我们只有在相同之中找出其差异所在，才能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此画没有背景，它们的差异都表现在人物造型与道具的细枝末节上。例如羲之所戴之帽，其左侧帽带的一段，浙本、涵本隐于肩后，川本、粤本则露出肩外。所穿之鞋其鞋头，川本、粤本、涵本为三尖，浙本为两尖。羲之手持之扇，浙本为纨扇，其馀皆为方扇。扇中所画竹，浙本为双勾，川本、涵本为墨笔，粤本除为墨笔之外增加了树石。随从手提之笼，浙本、粤本、涵本为矮桶形，川本为高桶形。笼中鹅的姿态，浙本、粤本、涵本均作匍匐回首状，川本则作立式顺首。设色上浙本的王羲之身着红袍，用重彩平涂法，其馀均着蓝袍，用花青渲染。题款的部位，浙本、涵本在画右上方，其他则在左上方。如此等等，为了一目了然，我们不妨将其列为表格显示，凡是各本之间相同之处，用“○”表示，相异则用“△”表示，看看会是什么景象。

从下文表中我们能看出什么呢，只有涵本所得全部为圈，其馀圈数或多或少，未有能全者，说明涵本为母本，其馀都是从母体中脱胎出来的，用“遗传与变异”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就好比一个母亲生有数个女儿，姐妹们有许多地方像母亲，这是很自然的。但在遗传中发生了变异，所以姐妹之间的互异，也是自然的。母亲为原创，自是真迹。子本为复制，而又有意隐瞒其身份，当然是伪品了。

在古书画鉴别中，能找到像这样四胞案的直接对比资料，我想问题的解决是比较容易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能如人所愿。所以对古书画的鉴定，还是要看其本身的艺术水平与个人风格。即使在双胞和多胞未被发现之前，我们也要能判断其真伪。

在模仿本中，之所以会有“遗传变异”，主要还是表现在作品的技术技巧上。那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有的故意所为，有的则是对原作的理解错误，和技巧功力达不到原作者水平。在《右军笼鹅图》的三种模仿本中，以浙本水平为最高，所以它能蒙混过许多名家的慧眼。它把羲之的宽袍改为红色；方扇改为纨扇，是有意而为的。但这一改动，就有点出格了。对此，陈传席先生曾有过一段评论。其所著《陈洪绶》书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在写到这件作品的色彩时说：“陈洪绶人物画颜色一般都很古淡，但这幅图中衣袍着红色，团扇着蓝色，较罕见。”陈洪绶用朱砂、石青、石绿等颜色，在别的作品中不是没有，只是用得少，也用得活，非常灵动，不像此幅这样平涂板刻，所以就“罕见”了。陈传席先生如果进一步深究的话，发现是伪品就毫不奇怪了。作为线描，这幅作品也有问题。陈洪绶擅长于铁线描，这是他早年临摹李公麟石刻线描人物画所打下的根基。他的人物勾勒，不论长短，都是一笔送到底，来去自如，稳健刚劲，充满张力。而此幅线条却软弱无力，行笔中有犹豫凝滞之处。请看左侧飘起的帽带，中间出现两个拐角，这就是行笔中犹豫凝滞的表现。这顶帽子很特别，它只是扣住发髻，所以帽带从两侧耳后下垂，原本是要系于颏下的。此时散开而飘动，是要加强王羲之走路的动势，表现其高兴和得意。模仿者不但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错误，就是这根帽带从耳后垂下后向前方摆动，肩上还能看到一段，模仿者把它漏画了，使这根带子没有生根处。其他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如持扇的手、双勾竹的造型不美，衣纹、飘带的皱褶起伏不合理等，在此不一一指出。

川本的模仿水平较低，特别是人物造型掌握不准，身后跟随似是受两边挤压，直而僵硬、显得猥琐。羲之右袖外沿画成双线，成了瘦削的美人肩。原来陈洪绶在渲染花青时，沿线留白被误以为是线。他为什么会把题款改在画面的左上方呢？原因在拷贝原作时，把人物向画中间移动了，使右上方没有空间。涵本画的笼鹅而归，王羲之是往回走，故前留出较大的空间，鹅作回首状，似是留恋旧窝，意在画外。因为人物画在画幅左下方，题款于右上，不只是空间大，更重要的是它起到平衡轻重的作用。这一点模仿者没有理解，是迫不得已而改变在左上方。

粤本的模仿者与川本水平差不多，他之所以多加一个人物，是因为主体人物更向前移了。这个人物加得更为难看。从艺术创作构思来讲，一个跟随已经意足了。从构图安排来讲，三个人物的高矮呈阶梯状，没有参差错落的变化。如果真要陈洪绶画上三个人物，他一定会把中间的人画成童子，最后者画为老仆。不但有人物高低变化，而且人物也有年龄性格的变化。再说扇上的墨竹，也画得不够水平，加上树石反而更乱。

总之，这四本《右军笼鹅图》，只有涵本为真本。余曾有打油诗曰：“摩肩接踵势如涛，古董场中人气高。鱼目混珠真亦假，凭君慧眼辨厘毫。”

身的艺术水平与个人风格。即使在双胞和多胞未被发现之前，我们也要能判断其真伪。

在模仿本中，之所以会有“遗传变异”，主要还是表现在作品的技术技巧上。那些细枝末节的地方，有的故意所为，有的则是对原作的理解错误，和技巧功力达不到原作者水平。在《右军笼鹅图》的三种模仿本中，以浙本水平为最高，所以它能蒙混过许多名家的慧眼。它把羲之的宽袍改为红色；方扇改为纨扇，是有意而为的。但这一改动，就有点出格了。对此，陈传席先生曾有过一段评论。其所著《陈洪绶》书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在写到这件作品的色彩时说：“陈洪绶人物画颜色一般都很古淡，但这幅图中衣袍着红色，团扇着蓝色，较罕见。”陈洪绶用朱砂、石青、石绿等颜色，在别的作品中不是没有，只是用得少，也用得活，非常灵动，不像此幅这样平涂板刻，所以就“罕见”了。陈传席先生如果进一步深究的话，发现是伪品就毫不奇怪了。作为线描，这幅作品也有问题。陈洪绶擅长于铁线描，这是他早年临摹李公麟石刻线描人物画所打下的根基。他的人物勾勒，不论长短，都是一笔送到底，来去自如，稳健刚劲，充满张力。而此幅线条却软弱无力，行笔中有犹豫凝滞之处。请看左侧飘起的帽带，中间出现两个拐角，这就是行笔中犹豫凝滞的表现。这顶帽子很特别，它只是扣住发髻，所以帽带从两侧耳后下垂，原本是要系于颏下的。此时散开而飘动，是要加强王羲之走路的动势，表现其高兴和得意。模仿者不但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错误，就是这根帽带从耳后垂下后向前方摆动，肩上还能看到一段，模仿者把它漏画了，使这根带子没有生根处。其他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如持扇的手、双勾竹的造型不美，衣纹、飘带的皱褶起伏不合理等，在此不一一指出。

川本的模仿水平较低，特别是人物造型掌握不准，身后跟随似是受两边挤压，直而僵硬、显得猥琐。羲之右袖外沿画成双线，成了瘦削的美人肩。原来陈洪绶在渲染花青时，沿线留白被误以为是线。他为什么会把题款改在画面的左上方呢？原因在拷贝原作时，把人物向画中间移动了，使右上方没有空间。涵本画的笼鹅而归，王羲之是往回走，故前留出较大的空间，鹅作回首状，似是留恋旧窝，意在画外。因为人物画在画幅左下方，题款于右上，不只是空间大，更重要的是它起到平衡轻重的作用。这一点模仿者没有理解，是迫不得已而改变在左上方。

粤本的模仿者与川本水平差不多，他之所以多加一个人物，是因为主体人物更向前移了。这个人物加得更为难看。从艺术创作构思来讲，一个跟随已经意足了。从构图安排来讲，三个人物的高矮呈阶梯状，没有参差错落的变化。如果真要陈洪绶画上三个人物，他一定会把中间的人画成童子，最后者画为老仆。不但有人物高低变化，而且人物也有年龄性格的变化。再说扇上的墨竹，也画得不够水平，加上树石反而更乱。

总之，这四本《右军笼鹅图》，只有涵本为真本。余曾有打油诗曰：“摩肩接踵势如涛，古董场中人气高。鱼目混珠真亦假，凭君慧眼辨厘毫。”

（本文刊于《诗书画》杂志2011年第2期[总第2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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