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概念解析

1.1 韧性理念

在科学观转变影响下，韧性概念经历了三个时期的发展：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演进韧性（Simi davodi，2011；邵亦文，徐江，2015）。总的来说韧性可以归纳为系统的一种能力，即系统在应对扰动时，不改变自身核心功能属性的前提下，吸收、适应扰动并存续的能力（Holling，1973）。

韧性不应当仅仅被视为系统对原始状态的一种简单恢复。在韧性的视角下，一个系统的发展包含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利用阶段（exploitation phase）、保存阶段（conservation phase）、释放阶段（release phase）以及重组阶段（reorganization phase）（Holling，2001；邵亦文，徐江，2015）。在重组阶段，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系统可以通过吸取资源等方式获得各子系统重构的机会以支撑进一步的发展，往复实现适应性的循环，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若不能在重组阶段完成必要的资源储备和体系建构，往往会脱离这个循环，导致系统的溃败与失效（图1）。

图1 韧性视角下系统发展的四个阶段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11]

1.2 历史文化街区更兴

经历了从以福州“三坊七巷”为代表的快速引入市场资本进行商业开发以推动历史街区更新（阮仪三，顾晓伟，2004），到“新天地”通过整体搬迁进行整体改造（孙施文，2007），再到田子坊由使用者多主体自发调整实现复兴（孙施文，周宇，2015），学界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逐步深入，传统以商业化为主导、大拆大建模式的更新逐渐向小规模渐进式的微更新模式转变。历史文化街区复兴的核心即在于预防以历史文化街区为载体的社区的衰败。通过建筑的维护整治、零散低效用地的再利用及闲置资产和社区文化的价值挖掘（王承慧，2018），从而从各子系统层面激发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与生机。

1.3 街区更新与韧性的关系

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需要兼顾空间功能和社会组织体系，将对空间的保护与对社会的认识相结合，具有社会-空间双重概念（边兰春，石炀，2017）。所以 历史文化街区是一个集合“空间-社会-经济-环境”的完整的系统单元，针对其的更新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全局性、政策性和战略性很强的社会系统工程（阳建强，2018）。更新实践的实质即是通过对历史文化街区内部各种要素的重组和整合，重新寻找各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打破原有部分已经僵化的固有结构以促进形成新的稳态，从而支持历史文化街区进一步的复兴和发展。若在处理新的要素整合过程中无法构建具有韧性的各系统的耦合关系，不当处理其中出现的矛盾，则整个历史文化街区的复杂系统仍将会面临崩溃的风险（图2）。

因此，对更新实践效益的评析即应当对应韧性理念中的“生态-社会系统”的概念语境，探讨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各类系统在面对自身资源挖掘和外部力量介入的重组变化过程中的转换和适应能力，以发展的视角辨析其中可能产生的新的问题，以期完成跃迁进入一个更好的系统状态。

图2 韧性视角下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范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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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塔寺街区更新实践中的要素重组

2.1 白塔寺街区的特征与历史价值

白塔寺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在北京中轴线西侧，西至阜成门北大街、南至阜成门内大街、东至赵登禹路、北至西工弓匠胡同、大茶叶胡同，总占地面积约为37公顷，包括安平巷、宫门口、富国里、北顺四个社区，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图3）。

白塔寺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北京老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被列入《北京旧城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规划》中所划定的“阜成门内大街保护区”。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则与隔赵登禹路相望的西四北头条至八条片区共同组成“白塔寺-西四文化精华区”，成为北京13个文化精华区之一。

但是其由于历史上完全由明代朝天宫焚毁后百姓自发建设形成，自身物质空间形态较南锣鼓巷、烟袋斜街等历史文化街区存在一定差距，空间矛盾更加突出。又由于历史变革、发展政策变化等因素，各类矛盾日益激化，逐渐成为城市发展中的落后区域，并陷入恶性循环，产生了一系列的 空间体系、社会结构、管理机制等问题。

图3 白塔寺历史文化街区在北京老城的区位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改绘

2.2 白塔寺街区更新模式选择

2.2.1 外部力量的介入搭建新的实践机制

针对白塔寺街区的整治与改建，吴良镛先生（1999）提出， 白塔寺街区的更新应当追求长期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这些效益给城市带来的综合效益，其强调了街区更新考虑其所产生的多元效益的必要性。而真正实现多元效益则需要多主体的协调与合作，缺失任一主体或环节都会造成更新实践利益分配的失衡。

历史街区更新实践中常常要解决的是 “谁来更新”的问题。白塔寺街区内的居民作为历史街区中最重要的使用者，对改善自身生活条件有着强烈的利益诉求。但受制于以公房为主的产权结构，改造或腾退诉求须与产权所有者即政府房管部门进行协商，往往存在较高的沟通成本。政府主管部门即西城区相关部门尽管有强烈的改善城市面貌推动区域升级的意愿，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以及复杂的权属关系，难以直接“下场”参与改造。故造成了政府与居民之间进行更新协商的壁垒。此外，由于白塔寺街区具有优越的区位条件，大量市场主体对该地区的更新也有场地的诉求，却受制于现有的产权关系和社区结构，通过“非正式更新”的方式，违规承租居民转租公房以进行商业经营活动。

在北京提出老城更新的战略背景下，西城区政府寄希望构建一个 政府-市场-居民多主体协调的平台以推动白塔寺地区的更新与发展。因此成立区属国有企业北京华融金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华融金盈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代表政府对街区内的更新改造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以政府的“经理人”的身份统筹协调各种诉求和利益关系，搭建平台促进相互之间的协商（图4）。与此同时，其通过提出 “白塔寺再生”计划（图5）将人口腾退疏解、产权处置、明星建筑师的更新改造、新功能的引入及策划与宣传等纳入到一个完整的链条中。

图4 外部实施主体介入的实践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白塔寺再生计划”国际方案征集海报

资料来源：网络

2.2.2 产权体系的重新建构

任何产权都具有多重属性称为“产权束”,其中各项权利可以为一个主体也可为多个主体（冯立， 唐子来， 2013）。在市场经济环境的影响下，房屋的现状保护情况与房屋的产权情况有着密切的联系(表1)。居民私有产权房屋由于产权明确且维护动力较高往往保存情况良好。而针对老旧社区大量的公产建筑，其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实际上已经分离。公房居民由于只享有使用权，缺乏对房屋维护的积极性，并不断侵占公共空间以扩大自身利益，造成了大量老旧社区破败的物质空间环境。

根据实地调查，白塔寺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产权关系纷繁复杂（图6、图7）。与大多数历史文化街区的产权关系类似，白塔寺地区中直管公房比例超过一半，占所有居住用地面积的51.58%，而私产仅占29.17%，以公有产权为主导的土地产权结构仍然稳固。而在空间上，院落产权杂糅，空间上犬牙交错，并没有明确的空间分布特征。而这种空间的破碎化实质上既不利于历史保护，也很难进行商业开发。从建筑角度来看，产权问题更加复杂。迫于生活需求，私搭乱建现象突出。根据统计，白塔寺地区内共有建筑约4000余栋，其中未登记的自建房与正式产权房屋的面积比例约为18：100（党田，2019），很难进行清晰的界定。

表1 建筑产权与现状使用情况辨析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文献自绘

图6 白塔寺地区现有产权结构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7 白塔寺周边加盖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在更新实践过程中，依据直管公房、自管公房、私房三种不同的产权现状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产权处置方式（图8）。以“整院腾退”为主要人口疏解模式，通过华融金盈公司的介入对现有的权利进行主体和权属的明晰、界定，并通过更新过程中的空间重组、人群调整等方式，对产权进行重新配置，从而界定在保护和更新过程中后续产生的新生权利、受益与责任。探索不同类型的产权模式下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在规划指引下允许对已腾退的公房开展合理的利用和经营，将外部性效益内部化（黄瑛，2012），并通过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的分离，充分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在白塔寺逐步建立起以实施主体为主导，多元主体共享的产权结构体系。

图8 产权要素处置模式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2.2.3 空间与功能的整合与植入

白塔寺街区现有功能比较单一，其依然保留了北京老城区以居住用地为主的用地特征。片区内绝大部分用地为居住用地，总计面积约为27.4公顷，占总面积的74.07％。除居住用地外，商业服务设施用地亦有较大比例，沿阜成门内大街、赵登禹路沿街及宫门口东西岔商铺密集。但是从具体功能业态上看，大多为与地区历史文化资源无关的小型、地段商业服务业，且已经形成了以工艺品制售、广告灯箱制作、文印类店铺的产业聚集区域，极大破坏了街区的历史文化氛围。

从市场价值判断的角度来看，由于较好的空间区位及街区历史文化环境中所孕育的文化价值和场所感，历史文化街区中的房屋进行更新改造往往会在市场上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张松，赵明，2010），从而作为旅游开发、市场投资的主要对象。市场机制可以带动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功能置换，得到资源与资金的重组（阮仪三，张艳华等，2003）。所以在白塔寺街区的更新实践在改善街区环境风貌，提高空间质量的同时，极力强调通过挖掘自身的文化资本和特色，在保持原有居住功能属性不变的情况下，提升各项资源的利用效率，为“文化产业”搭建起一个展示的平台，激发本地区的发展活力。借助资本的力量引入文化创意、设计工坊、都市时尚等功能，重塑了空间环境并提高街区的知名度，使之成为北京老城中一处新兴的旅游目的地。此外，通过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的一系列活动的策划，通过媒体传播等形式，以 “产业策动”为目标驱动老城创新。

3

“新稳态”构建重组中再度失衡

在生态学的领域，韧性强调系统自身恢复、适应、转变和发展的能力（颜文涛，卢江林，2017）。在“白塔寺再生计划”这一外来力量介入更新的过程中，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格局、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等产生了渐进、累积的变化，具有一定的积极效应。但是城市是一个典型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普里戈金，2005），是一个要素之间彼此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具有“多因多果”的非线性、复杂性特征。在“新稳态”构建的过程中，各要素的重组与平衡亦使白塔寺街区的系统产生了复杂的演进和变化，出现了新的矛盾与失衡，历史文化街区能否实现跃迁与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矛盾息息相关。

3.1 改造空间的激活与再次失活

白塔寺更新实践中完成了对于大量腾退院落的更新改造，并依托北京国际设计周这一平台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以引导经济活动与当地文化景观、传统建筑空间相适应。但在实际走访过程中，发现大量空间在设计周结束后即被完全闲置，与设计周丰富的活动形成鲜明对比（图9）。在已完成使用权转移的建筑中，真正进行了修缮并成功依照“白塔寺再生计划”中提出的产业升级，进行了功能置换并进行出租的仅仅只有11处，大量房屋仍处于失活的状态。

从韧性的视角来看，白塔寺现有的大量对建筑空间的激活不可持续，在时间的维度上尚未具有缺乏适应和改变的能力，一旦脱离设计周营造的活动背景，难以寻找到合适的功能与主体进行经营，再次沦为失活空间。空间秩序的重塑实质上即是明确功能定位和相应策略过程，空间的再次失活的本质原因即在于尚未寻找到与白塔寺街区的历史文化特征、社会结构体系、居民及市场诉求相适应的整体功能定位的情况下，先对空间进行了改造。而缺乏清晰路径的空间营造过程，反而限制了空间与功能之间的自组织能力。

图9 修缮改造后再失活的空间

资料来源：笔者自摄

3.2 快速绅士化引发新的冲突

由于多种原因导致我国大量历史文化街区物质空间环境衰败，居住密度大、街巷系统不健全、基础设施落后破败。而在这样衰败的物质环境的背后是老龄化和社会边缘化问题的突出。由于良好的区位条件及低廉的租金，其往往成为城市弱势群体的聚集地区。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白塔寺地区人口总数约1.3万人，其中流动人口约有6630人，约占总人口的51％。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达到25.1％，均远远超出北京市的平均水平（党田，2019）。

新功能的置入和空间改善在为地区带来一定活力的同时，也通过经济门槛对社会结构产生了影响，出现了明显的绅士化现象。大量腾退院落在修缮更新后，传统的以居住及零售商业为主的空间被旅游开发和展览空间所取代，这种新的商业和文化功能开发，促使游客、文创经营者、艺术家等主体替换了原有居民进入历史文化街区，从而使之呈现出新旧功能、贫困与繁荣、积极与消极地区镶嵌交错并相互割裂的马赛克状隔离（Mosaic Segregation）（张松，赵明，2010）。

这种空间与社会结构的隔离，破坏了历史文化街区生活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并加剧了社会隔离，影响了社会稳定。新的功能组织难以与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联系并让其实际受益。相反由于民宿等功能的进入，对原住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干扰，间接损害其权益，从而引发了居民与从业群体、消费者之间新的矛盾冲突。以位于白塔寺东夹道的风铃茶室为例，其通过空间的改造在建筑二层平台上构建了一处可以供游客近距离欣赏白塔寺的观赏平台，却忽略了其对北侧居民隐私权造成的影响，迫使居民在自家树立告示禁止游客拍摄。

3.3 利益重组中居民话语权缺失

产生新的矛盾

物质空间环境、社会网络及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对韧性构建有着重大的作用。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包含 物质空间的改造、经济结构的升级、产业的置入等多种手段，各环节相互关联，彼此制约，但实质上归根结底都是对街区内各主体利益的再次重构。现行模式下的街区利益重组过程中，实施主体的关注点主要放在腾退与修缮上，却忽视了对仍居住在该片区的居民话语权的尊重。物质环境的更新与功能的植入往往忽略居民的收益权，居民往往无法在其中受益。

韧性构建中居民认知提升和主动利用是系统“新稳态”能否持续不断地适应、转变地核心。在实践过程中，白塔寺街区利用已腾退的空间，部分开发成为商业店铺进行出租，部分邀请建筑师进行了内部的更新和改造，为探索历史文化街区建筑改造的策略，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在媒体上收获了一定声望，并企图建立一个“自下而上”的引导机制推动居民自发更新，但居民实质性参与空间行动的情况仍不容乐观。建筑师的院落实践局限在已腾退的院落的围墙内，既无日常居住活动又缺乏对公共空间的考虑，从而与居民生活产生了事实上的隔离，受访居民多表示“与自己的生活无关”、“改造华而不实”，难以激发其更新动力。且由于自身居住条件较差，责任感不足，又无相应措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进一步催生了不满的情绪，陷入恶性循环。

4

更新实践中韧性构建的策略与思考

4.1 社会空间结构的灵活重塑

空间行动与社区治理应当避免“运动式”的保护更新，改变“一次到位”的观念（边兰春，石炀，2017）。韧性理念中更为强调渐进的、累积的变化模式，从而及时关注在更新过程中出现地新问题与新矛盾，从而针对更新手段做出响应与改变。现行许多微更新实践仍存在步子迈得过大，以破坏历史文化街区生活原真性为代价，单纯依赖于市场化置入的模式推动发展的问题，从而出现了人口腾退及产权处置与功能更新之间无法同步的现象。

所以在短期内不必预设实质上也无法预设具体人口疏解的数量，应当将人口疏解、功能置换、经济结构调整、空间再利用密切结合。在实践过程中更加充分了解居民需求及疏解腾退空间的现状，对更新对象有预判和空间计划。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使得空间的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真正实现作为“触媒”对历史街区的更新活化产生持续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为保持历史文化街区内适当的居住密度，充分保障居民生活质量提升，部分腾退后的院落不应仅仅成为商业化开发的载体或建筑师的试验场，而是可以将其纳入城市社会住房保障体系之中，为部分仍希望居住在街区内但受制于现有空间局限的低收入原住民提供优质的居住条件，维系历史文化街区结构的相对稳定。

4.2 基于社区文化的活力重现

在韧性的理念中更强调对自身资源与价值的充分调用，通过认清自身的比较优势，寻找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但是在实际的历史街区更新中，地域文化原本存在于时空中的多样性被体验消费流水化经营组织模式消解，传统生活性空间逐步转化为以休闲消费为主要职能的商业性空间（肖竞，曹珂，2012），大量历史文化街区千篇一律的形态已经被学界所诟病。

然而这种现象在白塔寺更新实践中已经初见端倪，其提出的所谓“新商客计划”、“新雅客计划”即希望复制北京798、什刹海等地区进行创意产业孵化的成功经验，依托艺术家工作室和“网红经济”推动街区发展。这种脱离了自身优质的文化特色与价值，强行引入新的功能的做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一旦面临市场的转变和同质化的竞争，整个系统极有可能再次陷入崩溃。因此历史街区在更新改造过程中应当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优势，通过对地域文化、生产、生活、商业活动的充分认知和利用进行相应的物质空间设计（黄怡，吴长福等，2015），将其转化为文化资本以推动区域差异化的发展，重现社区活力。

4.3 “新稳态”下社会网络的重构

在生态学领域，韧性强调的是系统自身的恢复、适应、转变、发展的能力。在一方面，广泛的社会网络有助于培育适应能力并增强韧性，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活动，韧性的构建需要政府、居民、资本团体、规划师等共同参与才能实现（颜文涛，卢江林，2017）。在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实践中，针对各类要素的重组与整合尽管落实在物质空间上，但是其是否可以持续发挥其作用，核心仍需要一个由个体及其相互关联构建起的社会网络进行支撑。在更新模式中应当充分调动居民的内生动力使之参与到实践过程中来，探索通过更新过程中的物权权益和修缮改造责任划分，建立相应风貌监督机制，在完成物质空间的重组的同时，提升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关注度和公共意识，孵化社区的自组织能力。

在笔者调研中发现，“白塔寺再生计划”中已经通过疏解腾退空间建立了白塔寺街区会客厅（图10）等设施，并委托相应机构进行运营和活动的策划，受到了居民的欢迎。在后续的运营中应当以此作为一个重要平台以形成一定的社区组织，强化居民群体在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中的话语权，使得街区在更新实践重组过程中，充分调动多种社会资源，可借鉴上海田子坊地区的更新模式，有效利用社会网络和利益共同体（孙施文，周宇，2015），使得历史文化街区的更新可以持续推进。

图10 “白塔寺会客厅”

资料来源：作者自摄

5

结 语

历史文化街区作为一个复杂的多要素协同的系统，其更新实践不能以线性的、简单的因果关系来进行评判，实质上其一直处在动态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从韧性的视角来探析历史文化街区更新改造实践中的对各类资源的重组和系统的重构，强调其作为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转化和发展能力。白塔寺街区的更新改造工作仍然在进行之中，虽然在面临着一些困境和发展瓶颈，但是不失为一次好的尝试。针对在更新实践“新稳态”构建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应当及时调整其发展的策略、手段及目标，从而真正实现具有韧性的“再生复兴”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上滑查看全部）

[1]Holling C S, Gunderson L H.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ycles[M]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Island Press, 2001:25-62.

[2]Holling C S.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Ecological Systems[J]. 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1973: 1-23.

[3]边兰春, 石炀. 社会——空间视角下北京历史街区整体保护思考[J]. 上海城市规划, 2017:1-7.

[4]陈洛奇. 从局部介入到区域重生——北京白塔寺地区胡同小院儿的保存与改造[J]. 装饰,2017:92-94.

[5]党田. 自主营造模式下的北京白塔寺传统居住地区更新研究[D]. 中央美术学院, 2019.

[6]冯立, 唐子来. 产权制度视角下的划拨工业用地更新:以上海市虹口区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3:23-29.

[7]黄怡, 吴长福, 谢振宇. 城市更新中地方文化资本的激活——以山东省滕州市接官巷历史街区更新改造规划为例[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110-118.

[8]黄瑛. 城市传统民居型历史地段的产权体系构建与保护更新研究[D]. 南京大学, 2012.

[9]阮仪三, 顾晓伟. 对于我国历史街区保护实践模式的剖析[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6.

[10]阮仪三, 张艳华, 应臻. 再论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城市遗产保护[J]. 城市规划, 2003:48-51.

[11]邵亦文, 徐江. 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J]. 国际城市规划, 2015(30):48-54.

[12]孙施文, 周宇. 上海田子坊地区更新机制研究[J]. 城市规划学刊, 2015:39-45.

[13]王承慧. 走向善治的社区微更新机制[J]. 规划师, 2018(34):5-10.

[14]肖竞, 曹珂. 从“刨钉解纽”的创痛到“借市还魂”的困局——市场导向下历史街区商业化现象的反思[J]. 建筑学报, 2012:6-13.

[15]颜文涛, 卢江林. 乡村社区复兴的两种模式:韧性视角下的启示与思考[J]. 国际城市规划, 2017(32):22-28.

[16]阳建强. 走向持续的城市更新——基于价值取向与复杂系统的理性思考[J]. 城市规划, 2018(42):68-78.

[17]张松, 赵明. 历史保护过程中的“绅士化”现象及其对策探讨[J]. 中国名城, 2010:4-10.

[18]赵幸. 北京旧城历史居住街区保护与有机更新的系统性策略研究[D]. 清华大学, 2010.

*本文为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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