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一、"大跃进"及其纠正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 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斗志，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心。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

同年10月至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年冬季兴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有效地提高了农业抗灾的能力，为农业增产增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1958年1月和3月，毛泽东先后在广西南宁和四川成都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严厉批判反冒进，一些坚持正确意见的中央领导人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这些做法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他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这是中共八大路线的继续和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把重点转移同错误地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联系在一起，偏离了实事求是、稳步前进的正确轨道。

同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提出的"多快好省"这四个字，本来是相互制约的，但在宣传中和实际工作中片面地突出了一个"快"字，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大跃进"的发动表明，中国共产党力图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的有利于国内和平建设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开创一个跨越式发展的局面。但是，实践的结果证明，由于错误地批判反冒进，实际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又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八大二次会议前后，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新中国成立至1964年，国内的大、中型建设项目，有2/3是在这个时期动工的，后来形成了一大批生产能力。这个时期，原子能利用等一些尖端技术开始被突破，农田水利建设得到显著发展，并长期发挥作用。但是，由于"大跃进"中片面地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在各项高指标中又特别突出地强调钢铁指标和粮食指标，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综合平衡。

在"大跃进"的同时，还开展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误以为农村集体经济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增产增收的思想指导下， 1958年7、8月，毛泽东在视察期间对小社并大社的做法给予肯定。

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9月初，《人民日报》公布了这一决议，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原来一二百户规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拥有四五千户甚至一两万户的人民公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原来经济条件各不相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以后，主要财产归人民公社所有，收入在全社范围内统一核算和分配。它严重地脱离了农村的生产力水平，致使"一平二调"之风泛滥，损害了广大的社员和小集体的利益。

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又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觉察并实际纠正"左"倾错误的领导人。1958年1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指出当时大有立即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消灭商品生产之势，发展下去势必会重犯苏联剥夺农民的历史性错误。这次会议对于正在急剧膨胀的"左"倾错误起了一定程度的遏制作用。从这时起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初步纠"左"的努力。但是，这种纠"左"是在继续坚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大的局限性。

1958年11、12月间，毛泽东在武昌先后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着重纠正急于向全民所有制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以及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倾向，并决定开展整顿人民公社的工作。1959年2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针对人民公社存在的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提出队为基础、分级管理、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方针。同年3"、4月间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并开始调整钢产量的高指标进一步巩固了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的纠"左"成果。

庐山会议与纠"左"进程的中断 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提出18个问题，要求与会者讨论。其出发点是统一全党的认识，巩固纠"左"成果。但是党内的高层领导对1958年以来的工作和当前形势的估计存在着严重分歧。

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着重指出"大跃进"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是具有政治性的"；犯错误的主观原因，一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错误地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三面红旗"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8月2日至16日，毛泽东在庐山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这场斗争，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左"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尤其是使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破坏；由于把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当做阶级斗争来处理，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升级，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

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国民经济的调整 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给予中国共产党以深刻的教训。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调整政策，纠正错误。毛泽东在1960年6月撰写的《十年总结》一文和同年1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都讲到自己在"大跃进"期间所犯的错误。同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 (简称 "十二条" )，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随后，他领导的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到农村基层做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也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

同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以后又几经修改，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要求认真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废除供给制，停办公共食堂。农业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严重存在的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在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商业、教育、科学、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总结历史经验，继续纠正"左"的错误，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由于调整经济的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地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2月间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 )，在三年调整时期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当时，调整初见成效，但困难依然很大，党内的高级干部对形势和问题的看法还很不一致。为了统一思想，会议采取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做法。来自中央、大区、省市自治区、地区、县五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七千余人，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1月27日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畅所欲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毛泽东在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极端重要性，并带头做了自我批评。这次会议恢复和发扬了党内的民主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统一了全党的认识，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1962年到1965年，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一直放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上，加上党和国家在经济、政治方面采取的有力措施，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这期间，毛泽东等领导人率先节衣缩食，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对内克服了自己的困难，对外顶住了苏联领导集团施加的压力，还清了对苏联的全部债款。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但是，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尚未得到彻底纠正，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后来更发展成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

1963年至196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1964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1965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不过，这些错误当时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

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它使中国共产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 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为抵御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图谋，消除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等现象，防止国内资本主义复辟，并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的监督和管理寻找一条途径。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为此做过多次尝试。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支配下，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严重的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因此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上述阴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上述论点曾被概括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在晚年提出的这些理论及其实践严重地背离了客观实际，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并被他重用过的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所利用。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国内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做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1965年1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 (即"五一六通知" ) ，系统地阐发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个小组被江青等人把持，实际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随后，由毛泽东批示在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对于鼓动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踢开党委闹革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被动以至瘫痪。

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一一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全面内乱的形成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

在夺权过程中，各地的造反派组织普遍形成两大对立面，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趁机煽动，在全国掀起了"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狂潮。他们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实际上，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运动中被打倒的所谓"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在运动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家、阴谋家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领导岗位。

同年2月中旬，在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参加的碰头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估计，"全面夺权"在1967年2、3、4月就要看出眉目来。然而，同年6月到8月，中央文革小组煽动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揪刘(少奇)火线"，聚集上万人围困中南海。7月22日，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口号。8月7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提出"砸烂公(公安系统)检(检察院系统)法(法院系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此后，许多地方发生大规模武斗，局势发展到几乎失控的地步。

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如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等。经过1967年初至1968年10月历时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各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错误地作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确凿的事实证明，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中共九大闭幕后，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全国开展了"斗、批、改"运动。

1970年3月，毛泽东提出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修改宪法，还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集团把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看成是夺取更多政治权力的机会，认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不好摆"，并同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

同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会上讲话，把原定的全会议程搁置一边，抢先表态，坚持在宪法草案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坚持称"毛主席是天才"的观点。随后，按照事前统一的口径，陈伯达和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在各小组讨论会上一齐发难，企图左右全会的进程。毛泽东由此觉察到林彪等人的宗派活动，决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对陈伯达实行审查。1971年4月，党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责令有关人员检讨。

林彪反革命集团决心铤而走险。他们一面敷衍检讨，一面策划武装政变。同年8月中旬，毛泽东到南方巡视，尖锐地提出林彪问题。林彪等人获悉后大为恐慌，在密谋杀害毛泽东未遂后，于9月13日凌晨仓皇出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机身亡。发生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毛泽东在周恩来等协助下领导全党进行的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党和国家避免了一场大分裂。随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逐步落实干部政策，并进行整顿，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努力恢复国家的正常秩序，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

毛泽东承认自己用错了人、听信了谗言，并对错批"二月逆流"承担了责任，但不允许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王洪文还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

挫败"四人帮" "组阁"图谋 中共十大后，毛泽东希望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等人在1974年初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一时间派性斗争又起，极"左"思潮再度猖獗。江青等人还利用筹备全国四届人大之机，达到实现"组阁"的图谋。

1974年7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告诫她"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并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随后，他建议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由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等人的"组阁"图谋，遭到挫败。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参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大会决定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经过八年"文化大革命"，问题成堆，困难重重。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

邓小平领导的整顿最初得到毛泽东的支持。5月27日和6月3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意见，王洪文、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随着整顿的深入发展，逐渐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及其政策本身。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1975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人帮"趁机想把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重新打倒，全国又陷入混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这场动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受到"四人帮"的蒙蔽，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错误判断，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同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这场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14日，中共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中国人民在经历了十年磨难和挫折之后终于迎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对于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它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学术文化事业在许多方面遭到摧残，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这种历史悲剧，决不允许重演。

"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它所提供的教训是极为沉痛和深刻的。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错误和挫折并没有摧毁中国共产党。它能够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最终还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帮助，彻底纠正了这些错误，使党和国家的工作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这个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政治上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能力。

三、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错误的性质 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由于中国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所以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能不经历一个在实践中积累经验的过程，经历一个相当长时间探索的过程。

1957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的严重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并不是由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本身所造成的，而且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完全可以纠正这些错误。

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邓小平说过，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这样就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干部，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灾难。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位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就毛泽东的一生来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

犯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之所以会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发生并且持续十年之久，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这些错误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指出：从建国到1978年30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同时这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由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反而显得有"理论根据"。这就造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某些具体制度和具体政策当做社会主义本质来坚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迷误当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继承和发展，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做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

在探索中出现的一些失误，本来是应当通过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去及时发现并加以克服的。党也确实发现并纠正了一些错误(如"大跃进"中的许多错误) ，但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却在继续发展，并最终演变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本来，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是毛泽东亲手培育起来并身体力行的优良制度、优良传统。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得中国共产党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这样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错误的发生和发展。

对错误进行科学分析 对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需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人民群众依然把它看做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就是在"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时期，党和政府依然具有团结人民共度难关的巨大凝聚力，依然具有认真总结教训、妥善解决问题、把事业推向前进的能力。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共度难关。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摧毁而且还能维持统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仍然保存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国家仍然保持统一并且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的影响。这些重要事实，既同毛泽东的巨大作用分不开，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共同努力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保护过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毛泽东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图谋得逞。在对外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始终警觉地维护国家的安全，并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鞠躬尽瘁，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是艰难曲折的，并且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文化大革命"整个过程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都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中国共产党团结广大干部群众终于战胜了他们。[3]

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正如198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但是，三十二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还是主要的，忽视或否认我们的成就，忽视或否认取得这些成就的成功经验，同样是严重的错误。我们的成就和成功经验是党和人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基础。

历史一再表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