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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年后，听钱穆再讲一次中国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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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8.29 19:30

这一期，我们的书单姐刘悠扬要给我们分享一个听起来有点儿奇怪的主题：65年后，听钱穆再讲一次中国文学课。

钱穆先生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一代通儒、国学大师、史学大家，1990年已经去世了。

那么，怎么再听钱穆先生讲一次文学课呢？

原来啊，这一切都和一本书有关。2015年，一部由钱穆口述、叶龙记录的《中国文学史》图书横空出世，一下子引起了巨大关注，在学界也掀起了一场关于中国文学史怎么写的大讨论，罗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也说，这是一部奇书。

那么，这样一部书，怎么会在钱穆先生去世25年后才出版呢？

它的出版背后，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书单姐刘悠扬作为这本书的特邀策划人，将为我们详细讲述这本书背后的人和故事。

65年后，听钱穆再讲一次中国文学课

hello大家好，我是刘悠扬，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共度这个周末的夜晚。

首先呢，感谢大家来听这样一个有点“古旧”的主题分享。不管是钱穆，还是中国文学史，听起来，都离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非常遥远。所以，我相信今天来听这场分享的，都是有情怀的朋友，首先，感谢你们的守候。

今天，我想分享一部尘封了60年的传奇著作，它是钱穆先生1949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时留下的课堂讲义《中国文学史》，由香港能仁书院前院长、92岁高龄的钱穆弟子叶龙老先生记录并整理。

我非常有幸，在2014年发现了这部从没出版过的课堂讲义，2016年，经过多方努力，让这本书在内地出版。当年，我还陪叶龙老先生去了一趟无锡，在钱穆先生的墓前，给他献上这本书。后来，我们在上海做了这本书的首发式，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和几位历史学家、中国文学史专家一起讨论这本书。到现在为止，这本《中国文学史》已经影响了很多读者。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我特别特别欣慰。

今天，我会给大家讲到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钱穆是谁？钱穆1949年到1966年在香港做了些什么。第二块，我会讲讲《中国文学史》讲稿从诞生，到被发掘出来的整个故事。第三块，我想给大家讲讲这本书的记录者和整理者，叶龙老先生，他的人生，也是一个大江大海的故事。最后，我想分享一下2016年陪叶老去无锡和苏州，探访钱穆故居的见闻和心得，在我看来，“阅读”不仅仅是读书，有时候，我们更需要“走读”。在整个分享的过程中，我还会给大家展示一些图片，咱们一边看图，一边走进历史。

好的，下面进入正题。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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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是谁？

有的朋友可能对钱穆没那么了解，我先啰嗦一点，对今天的主角做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先来看一张照片。

钱穆出生于1895年，1990年去世，活了95岁，算是高寿。他的一生，贯穿了整个20世纪，出生在清朝末年，最宝贵的青年和中年，都在民国的兵荒马乱中度过，1949年以后，又颠沛流离去了香港，最后在台湾终老。今天我们谈论钱穆先生的思想和学术，不能不注意这个时代背景。因为不管哪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都会和他的环境密切相关。

上面这张照片，是大家对钱穆的一贯印象。温文尔雅，很有风度，上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好像都是这样，都是穿着长衫，戴着眼镜，我以前看民国照片的时候，也很难把他们区分开。但是后来，我看了很多关于钱穆的资料，发现他留下很多讲课的照片，我才慢慢意识到，为什么钱穆有那么多头衔，他到了晚年，还一直说自己这一生最看重的是“教师”这个身份。

钱穆只有高中学历，准确说，他高中都没有读完。因为遇到了改朝换代的大事儿，在清朝灭亡、民国诞生那一年，他读的中学停办了。钱穆无奈辍学，回到乡间，16岁就开始教书。教过小学，教过中学，也当过小学校长，放在今天，应该说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乡村教师，说他是“网红”也不为过。

讲课好的名师，古往今来不止钱穆一人，那为什么钱穆的书和思想流传这么广，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把他奉为偶像呢？我想讲一个小小的故事。

1933年，22岁的杨绛，启程从苏州到北京读书。和她同行的，是当时38岁的燕京大学国文讲师钱穆。

火车过了蚌埠，窗外的江南风景没有了，只剩下一片荒凉。杨绛忍不住地抱怨说：“这段路最乏味了。”而钱穆的回应是：“这里是古战场啊。”一番话，立刻给杨绛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杨绛后来回忆说，“先生对我讲，哪里可以安营，哪里可以冲杀。尽管战死的老百姓朽骨已枯、磷火都晒干了，我还不免油然起了吊古之情。历史给地理染上了颜色，眼前的景物顿时改观。”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叫做“通人”。他们因为读书和阅历，打穿了人生与知识的边界。他们能给扁平的世界赋予丰富的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让平淡的物象变得异彩纷呈。钱穆就是这样一位“通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能够打通历史、政治、地理、文学、教育不同领域的大师。他一贯以大远景，甚至航拍的视角来审视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审视我们和西方文明的差异。

例如，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国史大纲》，以独特的纲领性视角，纵览中国古代文明史；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简明清晰地描绘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史，可以说，一本薄薄的小书，读懂中国上下五千年；他的《晚学盲言》，更是他在93岁高龄失明之后，用口述的方式，总结了他一生对中西方文明的思考。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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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版《中国文学史》发掘故事

钱穆先生身上一直有一个谜题。他生前曾经多次讲过，他最爱的并不是历史，而是中国文学。但他的80多部著作，却从来没有一部关于文学的专著。这一直是喜爱钱穆的人心中的巨大遗憾。

直到2014年，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被挖掘出来。这样一部珍贵的讲稿，是怎么留下来，又怎么被发现和出版的呢？故事得从1949年讲起。

那一年，中国巨变，钱穆流落到香港。没有任何人际网络可以筹措经费，在颠沛流离之中，他节衣缩食创办了新亚书院，取“新亚洲”的意思。面对当时大陆知识分子普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面，钱穆认为，要“替中国文化讲些公平的话”。

1950年，新亚书院在香港开课。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钱穆亲自登上讲台，给那些从难民营里走出来的学生们讲课。他一人身兼多职，开了很多门课，有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等等。

其中，“中国文学史”这门课是钱穆第一次开，从1955年9月开始，只讲了两个学年。后来一直到去世，钱穆再也没有在其他地方，系统地讲过中国文学史。

当年，就在钱穆先生的讲台下，坐着一个叫叶龙的学生，他尽全力做着笔记。叶龙是江浙人，能毫无障碍地听懂钱先生口音浓重的无锡国语，同时他又有速记功底，笔锋足够跟上钱先生讲课的节奏。

于是，在此后的一年中，一部《中国文学史》讲义的速记稿逐渐成型。

根据钱穆先生多位学生的回忆，钱穆讲课时别具风采。“他讲课每讲到得意处，像和人争论问题一样，高声辩论，面红耳赤，在讲台上龙行虎步，走来走去。”“常能把听讲者带入所讲述的历史环境中，如见其人，如闻其语。”而叶龙这部速记稿，由于脱胎于课堂口语，所以保留了大量钱先生原汁原味的表达，甚至是先生现场的神来之笔。

但这部书稿，就在叶龙先生的箱底，静静地躺了60年。

60年过去了，叶龙从青年变成了八旬老者。我认识他的时候是2014年，叶老已经86岁。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去叶老家做客，看到了这本60年前的课堂讲义。非常简陋的牛皮纸封面，窄窄的横行，像算术本子一样，叶老把它调转90度，写成工整的繁体竖排。他的钢笔字十分娟秀，每一页都有注释或者眉批，红色和蓝色的笔迹，爬满了每一个缝隙。叶老告诉我，钱穆先生备课极其认真，每次都会带二三十张卡片。而他因为“做笔记极为仔细，能做到尽量不遗漏一个字”，在钱先生查阅笔记的时候，得了高分。

从新亚书院毕业以后，叶老一直像宝贝一样，珍藏着这些课堂笔记。他告诉我，自己在香港搬了十几次家，这些笔记本最不舍得丢。我自己是中文系毕业，对中国文学史非常熟悉。那天，在叶老家里，我仔细地翻看了这本课堂笔记，越看越觉得有价值。钱穆先生这门课，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到清末的章回小说，有32篇，将近20万字，自成一套完整的体系。而且，钱先生的观点非常独特，和我读过的很多《中国文学史》都不同。

这样一部精彩的书稿，应该让更多人看到，这是我当时最强烈的想法。而叶老也特别希望，这部讲稿能在报纸上连载，他尤其希望，能在内地的报纸上连载，让内地的读者首先看到。于是，我跟叶老约定，由他来逐字逐句地誊录、校订、注释，我呢，每周去一趟香港，取回整理好的书稿，在报纸上刊登。

我记得很清楚，2014年7月24日，是这部《中国文学史》讲稿第一次在《深圳商报》刊登出来的日子。钱穆先生原来还留下了一部这么完整、系统的中国文学史讲义，这个爆炸性的消息，一下子引起了全国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当天，报社编辑部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很多人打电话来，希望联系到叶老。这部讲稿在报纸上连载了整整50期，那段时间，很多读者都追着看，钱穆版文学史也引发了海内外中国文学史家的激烈争论。那一年的8月11日，《深圳商报》启动了“再提‘重写文学史’”系列访谈，30位中国文学史大家加入了讨论，包括钱理群、洪子诚、李陀、张隆溪、刘再复、顾彬、莫砺锋、黄子平、陈平原、陈思和、王德威等等，他们在接下来的5个月里持续不断地发言，从钱穆版文学史到文学史写作、传播、研究、讲授的诸多问题，一波又一波的争论，把“中国文学史”这个过去只属于象牙塔的学问，推到了大众眼前。

钱穆的《中国文学史》讲稿，就这样成了一个事件。

第二年，这本书在内地出版，距离钱穆先生第一次讲这门课的时间，正好是60年。罗振宇为它写了推荐语，通过“罗辑思维”的平台，把它带到更多人面前。我陪着叶老去了一趟钱穆先生的墓地和家乡，把这本书郑重地放在钱先生的墓前，又陪着叶老在上海做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和很多学者一起开了研讨会。

《中国文学史》讲稿的影响越来越大，叶老非常欣慰。回香港以后，他又埋头开始整理另外几部书稿，一是钱穆先生当年的《中国通史》讲义，和他的名著《国史大纲》很不一样，更大众化，更通俗，可以说是中国历史的一本入门书。另一部是《钱穆学术文化九讲》，收录了钱穆先生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香港、台湾等地的9次讲演，这些演讲，都是叶老执笔记录，从前没有出版过的。这两本书，都在2017年陆续出版。对叶老来说，是了了一个心愿，让恩师的学术和思想，得以广泛流传。但对于钱穆的学术版图、对于后人的钱穆研究，毫无疑问是填补了一块空白，应该说功德无量。

这就是《中国文学史》讲稿被发掘出来的整个过程。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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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国还没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

接下来，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对这本书的理解。

在我看来，这本书的真正价值，并不是它提供了多少精彩的言论，或者独一无二的学术新发现。它更像一个通往那个年代的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六七十年前，看到有一群像钱穆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离开了故国，漂泊在殖民地的海外，有家回不了，还要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被全面打倒的时代大潮，这个时刻，他们做出了怎样的人生选择，他们拼命想坚守和留住的又是什么。在我看来，《中国文学史》这本书承载的，是这样的东西。钱穆在课堂上讲的，不只是简单的知识点，而是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他称赞什么，批评什么，都和他所处的时代，他当时的思想困境息息相关。

所以我一直说，不了解新亚书院，不了解桂林街时代的新亚，可能会读不懂这本《中国文学史》。

新亚的桂林街时代，充满了流亡气息。不单是书院本身，就连香港这座城市，在那个年代，也无法摆脱“流亡者”的身份标签。

为了寻访新亚书院当年的遗迹，我去了桂林街，这是香港九龙的拥挤之地，像70年前一样，这里仍然是贫民窟。叶老告诉我，当时桂林街61号到65号的四个单位，容纳了一座书院的全部。四楼打通作为教室，中间用厚厚的木板隔开，这边在上心理学，那边在上教育概论。学校楼下就是纺织工厂，机器轰鸣；对面是三宝佛堂，庙会频频；后面是潮州饭店，叫卖声不绝于耳；稍斜是小舞厅，靡靡之音不息。

没有图书馆，没有任何教学设施，几乎家徒四壁的新亚书院，从客观条件上讲，就像钱穆创作的《新亚校歌》里所说——“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当时，钱穆在课堂上，面对的是一群来自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流亡学生，《江山美人》的女主演、邵氏旗下最红的黄梅调女星林黛，曾经在这里就读。大量学生和难民被港英政府安置在新界西贡的调景岭，白天到马鞍山采石或者修路，晚上搭巴士到新亚听课。有的时候晚了，就三三两两地睡在楼梯间，钱穆在外面讲课回来得晚，还要小心翼翼跨过他们上楼。

新亚书院初创期的窘迫状况，后来在很多人的回忆录里都出现过。大家都记得，那时校舍交不出房租，教授拿不到薪水，学生缴不了学费。钱穆把私人储蓄拿出来，唐君毅、张丕介给报纸写文章赚稿费，张丕介的太太把自己的首饰都典当了，用来缴房租和水电费。但就是这么穷，新亚开校以来，从来没有学生因为欠学费而被退学。那时，每年的学费是480元港币，获免学费的学生就高达八成。

相比困顿的物质环境，新亚早年的教授，堪称明星阵容。

钱穆和唐君毅不用说了，另外还有吴俊升，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高教司司长，是杜威的学生。教经济的张丕介、杨汝梅，早就誉满大陆。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教西洋史。孙中山儿子孙科的秘书梁寒操教写作。诗人、书法家曾克耑（端），历史学家左舜生，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国学家饶宗颐、罗香林等等先生，都曾经在新亚任教或者讲学。

上世纪50年代初，全香港只有一所学校有资格称为大学，就是香港大学.新亚书院被叫做“野鸡大学”，门口挂了一个“新亚书院大学部”的牌匾。有一天，香港教育司司长高诗雅来巡视，看到这个招牌也笑了，虽然教授名册让人刮目相看，但是碍于港英政府规定，高诗雅还是叮嘱，把牌匾取下来，别公开挂在外面。

1952年7月，新亚书院举行了第一届毕业典礼，余英时和张德民两位毕业生参加了仪式。钱穆因为身在台湾，没能出席。不久后传来消息，钱穆在台湾淡江文理学院讲学时被天花板砸伤，击中头部压至重伤，在台湾养病长达三个月。

又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钱穆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去看他，内心真为他难受。很多年以后，钱穆去世，余英时写了一篇文章悼念老师，他在文章里回忆那天的场景：

“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叶老告诉我一个细节，钱穆先生曾经谈起他心目中的“新亚精神”，他说：“没有理想的吃苦，那是自讨苦吃，有理想的吃苦，才是一种精神”。

1954年是钱穆的六十岁寿辰，但他仍然为了新亚书院的前途，在港台两地奔波，换钱来补贴学校的日常运作。他是一个极其勤奋的人，但如果你仔细去读他的学术年谱，就会发现，60岁时的钱穆没有作品出版，61岁出版的也不过是在台湾的演讲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此外，正式的论文只有《孔子与春秋》，还有一些给《新亚校刊》等杂志写的零零碎碎的文章。可以说，这个阶段，是钱穆学术的低谷期。

现在人看钱穆，一般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在1949年之前，还有1967年去台湾以后。他的两部代表作《国史大纲》和《朱子新学案》，分别在这两个时期完成。对于1949年到1965年，钱穆旅居香港办学的这16年，因为没有重要学术著作问世，大家一般都是选择性忽略，提的并不多。

但实际上，新亚书院是钱穆人生中的重要一页，寄托了他全部的文化理想。钱穆88岁高龄的时候，眼睛已经失明，在由他口述、太太胡美琦记录的自传《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里，他静静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师友杂忆”部分一共20个章节，仅“新亚书院”就占了五章，达到四分之一之多。

钱穆在书中，这样说：“自创校以来，前后十五年，连此前的亚洲文商学院夜校一年，一共十六年。是我生平最忙碌的十六年。”

的确，这16年，钱穆的主要精力并不在学术研究上，而是在为新亚书院的前途奔波。

叶老回忆，钱穆曾谈到自己坚守新亚的初衷，是因为：“（学生们）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如果我们不能给他们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如果这一代的中国青年，各自找不出人生出路，那么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渐渐烟消云散。”

钱穆的担忧，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讲授《中国文学史》的1955年，香港仍然摆脱不了港英政府统治下的殖民地色彩。钱穆极力想从传统中寻找应对时代的新价值，同时，又不可能无视新文明的剧烈冲击，这种深刻的内心矛盾，在《中国文学史》讲稿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叶老还清晰地记得，钱穆先生开讲《中国文学史》的第一天，就在课堂上说了一句“重话”，他说：“今日我国还没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当时叶老无法理解，这样一句重话，不是会得罪很多曾经写过《中国文学史》的学者和教授吗？一向说话谨慎、谦虚的老师，为什么这样批评呢？过了很多年，直到叶老自己也做了老师，教那些读ABC长大的香港年轻人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才慢慢明白，钱穆先生当年的悲凉。

1955年，钱穆讲《中国文学史》的时代，新文化一统天下，传统文化的地位并不高。他和唐君毅等一批大师级学人从大陆来到香港，办新亚书院的目的，就是复兴儒家精神和传统。可是当时的香港，殖民地色彩浓厚，西方文明滚滚而来，中国传统文化更难有立锥之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讲《中国文学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死者的心情来写死者”。很久以后，叶老才理解，钱穆先生开篇的论断，说“中国还没有一本理想的文学史”，并不是是瞧不起人，而是怀着“新文学新生，旧文学已死”的悲凉，呼唤一部像样得体的《中国文学史》，为的是“让死者栩栩如生”，对新文学提供一分贡献。

这种在绝望中建设的大勇气，始终贯穿在钱穆的讲稿里。

例如，他明白“旧文学已死”，却始终不放弃，呼唤包容，呼唤共存。他说文学家各有各的长处，没有人是十项全能；文体各有各的价值，谁也不能一统天下。司马迁精于写史论而不精于诗，跟他同时代的胡适并不能作诗，胡适的“八不主义”也只是一种议论；他还说：“现在生物已经进化到人类，但其他动植物仍然不能不要。所以有了白话文，仍然可以存在其他文体，不能单用白话文学史，来代表全部过去的历史。”

他批评“红学”崛起，质疑那些沉浸于“儿女亭榭”的人们，难道要以“红学”济世？他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有巨大影响，并不是提供了一套理论，还是有一套新文学帮助。对于那些抨击他的新文学阵营，他平心而论，“通俗文学有力量，但这种文体，并不能用来讨论严肃的文化思想”。

他对魏晋南北朝十分偏爱，对建安文学更是不吝笔墨，不仅把它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单拎出来，自成一章，而且对它的评价与前人，甚至今人都有很大不同。我想，也许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的中衰期，从政制和人格上都是黑暗时期，和钱穆前半生经历的动荡时代太相似。

时代转型中，钱穆一直怀抱忧患意识，思考中国文学的未来。在他看来，中国从来没有“纯文学”的观念，中国的传统文学，是和人生、历史、天地高度融合的，所以他说：“如果传统文学死不复生，中国社会的现实人生也将死去最有价值的那部分。”在他看来，一切通俗文学最终通达于上层才有意义，“像乐府、传奇、词曲、剧本、章回小说，都是愈往后，愈繁盛。”所以他很怀疑，新文学如果只限于神怪、武侠、恋爱、侦探等游戏消遣，会不会逐渐没落？

钱穆的这本文学史，我读了很多遍。最大的感受是，他终究还是个历史学家。他有浓重的儒家情结，非常看重个人入世，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对现实主义的文学家，评价都特别高。举个很小的例子，李杜齐名，但钱穆认为，杜甫在李白之上，为什么呢？他的原话是：“杜甫如一片枯叶，任由狂风吹飘。他是在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一片叶，但杜诗变成了史诗，他的作品反映了当时整个的时代。”在他看来，文学必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他认为杜甫高于李白，陶渊明高于谢灵运，韩愈是唐代古文的第一人，屈原和司马迁是古往今来两个最伟大的文学家。

怎么说呢？也许很多人不赞同，会觉得钱穆先生的评价失于偏颇。但我们换个角度来想，他对这些文学家的评价，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和投射呢？就像他说的，“杜甫是大时代中无足轻重的一粒沙，但杜诗变成了史诗，杜甫的全部人格与时代打成一片，和历史发生了大关系。”

每个人只有对自己的知音才能同气相求，这本文学史里所有的价值排序，在我看来，都是钱穆从历史里找到的精神坐标，也是他用来和自己所处的外在环境相对抗的一种“武器”。想想看，为什么钱穆会在1949年以后，成为流亡海外的中国传统文化坚定的领导者？他的偏颇和偏执，你可以说是一种矫枉过正，也可以说是一种不得以而为之的坚守。为什么王力宏会唱“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为什么直到今天，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大家族，会比我们这些在国内生活的中国人更重视乡音、乡情，更保守，也更传统？因为他们再不坚守，就连自己的“根”都没有了。所以读这本书，我自己读到更多的，其实是一种精气神，是一个知识分子在某个特定时代的内心世界。

陈寅恪先生说过，对古人要抱有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苛求是不正确的。所以这本书出版以后，争议特别多，也有很多批评的声音，说钱穆先生对西学偏执无知，而且厚古薄今，包括他对文学家的各种判断，都有很多人不认同。但我始终觉得，这些苛求都是技术性的，并没有会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真正理解这本书。

如果我们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一间破烂不堪的教室， 面对白天去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和“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

2016年，这本书在上海新华书店做新书首发式的时候，我特别尊敬的一位老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老师来到现场，我当时问了骆老师一个问题：“中国文学史，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到底有什么价值？”它不像金融啊，法律啊，外语啊，学了就能用，就能变成钱，甚至，在大学中文系的课程里，它连文案写作这样的课都比不上，因为“没有用”，对我们的生存没有直接的用处。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读文学史呢？我记得骆老师当时的回答是，中国文学史就像我们中国人的“乡愁”，没有它，你可能连自己的出处都找不到，而人是不可能只吃饭、没有精神家园的。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钱穆版文学史面世之后，引发了一场长达5个月的关于文学史该怎么写的系列访谈，有将近30位学者，或者接受采访，或者自己写文章，几乎每个人，都在文章里激烈地捍卫自己的文学史观。

我记得，刘再复老师在访谈里，略带嘲讽地说，当代文学史重写了那么多年，至今还是个“梦想”，也许永远不会实现。从上世纪80年代激进的理想主义走到现在，青丝变白发，学者们越来越明白，文学史的重写和共和国历史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谈何容易啊？现实主义者选择了远离，再也不写了；理想主义者仍然在修改自己的文学史，不管能不能出版，像陈思和老师；更多人用自己的方式在斡旋，或者转向考据，或者出走海外，或者和钱穆先生当年一样，走入民间，下社区、进企业，但凡能做点普及工作，从不挑拣。

通过那次访谈，我深刻地意识到，学术有的时候，真的不只是一碗饭。当知识分子无法选择，他们的研究就会成为他们最后的精神堡垒。

看懂了这些，再回头看钱穆和他的这本课堂讲义，就能真正做到“同情之理解”。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曾经很想在里面找到钱穆先生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后来发现很难，钱先生是那种典型的中国文人，内敛、婉约、感情很少外露。但还是有一处，让我读到很感动。他当时讲到屈原的《离骚》，非常难得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了一句题外话。他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不求人解，就像屈原写《离骚》，这个社会不用他，他有怨，也有不甘心，但他怨得纯真而自然——如同行云流水，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时候，也当如此。

回头一想，“不求人解”这句话，或许也是钱穆对自己的勉励。他一生守护中国传统文化，不曾言悔，只在极偶然的间隙，才留下对时代变革的一声叹息。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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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龙：时代的见证者

讲完了钱版文学史，我想再说说叶龙老先生。这位钱先生的高徒，如果没有他一笔笔记录、又一本本留存的课堂笔记，这本书就无缘面世。

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和叶老之间有了深厚的缘分，甚至和他的子女、家人都成了很好的朋友。因为了解了他的人生故事，我也经常思考，1949年流落到海外的那一批年轻人，他们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怎样的群体？钱穆一生桃李满天下，其中不乏学术成就很高的大学者，像余英时、严耕望，但为什么只有默默无闻的叶龙先生做成了这件事？

叶老退休以后，无所寄托，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有个执著的心愿，就是整理和注释恩师从没出版过的课堂讲义。但书出版以后，评价特别两极化。有人说他是“钱门传薪人”。也有人说，叶老做这件事主要还是满足自己的情怀，因为书中留下了很多低级错讹，更像是当学生的治学不精所致，反倒给老师抹了黑，不如不做。那么，记录和流传这件事，究竟有没有价值？价值在哪里？这些都是我曾经非常困惑，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体悟。

叶老住在香港的青衣岛。很长一段时间，去他家取书稿，拜访他，陪他聊天，听他讲几十年前的故事，是我每周都要做的事。青衣，是全香港最多廉租房的地区，它的另一个代名词是“老人的天堂”。每次转地铁，坐巴士，我都能见到成群结队的老人上车下车，路边的茶餐厅挤满了白发苍苍的身影，路上几乎见不到年轻人。这种景象，让我非常吃惊，又有点伤感。从故乡绍兴到香港，从民国到21世纪，走过了关山万重，叶老寻找到的栖身处，更像是一片被遗忘的土地。

钱版《文学史》《经济史》的爆红，让叶老特别欣慰。他多次对我讲，自己这一生的成功，都和写字有关。他的子真的很漂亮，是那种簪花小楷，端端正正的，有金石之气。这样的笔迹，多半都是“童子功”。叶老出生于1928年，他说自己小时候每到暑假，总不能玩耍，因为父亲的严厉要求，他每天要练习整整六小时的毛笔书法。

因为写字而改变命运，在叶老的一生中，发生过多次。而最具转折意义的，至少有两次。

第一次是1947年。他刚从省立绍兴中学毕业，还不满20岁，没钱升大学，父亲又病故，只好写信给一位世伯，托世伯的女儿帮忙找工作。很幸运，这位姐姐的先生在南京国民政府工作，正需要请一位“书记”，叶老的一手好书法，当下就被看中。那一年他挥别母亲，去了大城市南京，自此一去不回。在南京国民政府，叶老受过专业、严格的速记训练，这给他后来的课堂笔记记录埋下了伏笔。

1949年，政局大变，叶龙先是随国民政府机关转移到了广州，很快又接到迁徙重庆的命令。早就听闻蜀道难，叶龙不愿随迁，走到湖南的时候，就选择了脱离，在湖南武冈乡下的一间小学教书，教了半年多，等待全国解放。

谁知，共产党取得全国胜利后，叶龙的家乡又开始缉捕托洛茨基派。他的两个朋友因为信奉托洛茨基被捕，他因此受到牵连，没法回乡，只好转往浙江舟山，试着再谋生路。阴差阳错，他进了舟山的“蒋军官兵收容所”，又被遣回亲戚所在的籍贯：湖南沅陵。他千山万水，又回到湖南，这次在一家酱园做学徒，白天送货，晚上看门，一晃又是半年。

他中学毕业就做了少尉书记，如今一辈子要做个小学徒，有什么意思？那时的叶龙刚满22岁，在信息闭塞的乡下，他听收音机、看最新的杂志、和笔友通信，心中充满了不甘，还有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一份香港的左派报纸，给他带来了希望。有一天，叶龙在当地的新华书店看到香港《周末报》上刊载的文章，介绍香港调景岭难民营的情况，说救济粮每天吃几餐，还有奶粉、维他命，待遇很好。他心想，做难民这么好？不如到香港闯一闯。

那是1950年。叶龙一路向南，经过广州，过了深圳，直到香港关口才停下脚步。他还记得这样一个细节：当时，警察用粤语问了一句“你从哪里来？”他听得一头雾水，因此被拒入香港。原来，鸦片战争以后，港英政府有规定，广东人可以自由出入香港，不是广东人就不行。幸运的是，叶龙在关口附近遇到“黄牛党”，花了点钱，到了晚上，“黄牛党”背着他过了深圳河，这才踏上香港的土地。

关于那几年，叶老谈得并不多，而且语焉不详。我想，他身上一定有很多秘密。理解1949年，比我们想象中要困难得多。我还记得，第一次到叶老家做客的情形。临走的时候，他突然拉住我，说要唱一支歌给我听。那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南京到北京，哪一个不文明？人民的领袖，就是那毛泽东。”这是一首红歌。解放初期在湖南沅陵的乡下，叶老停留大陆的最后一站，偶然从收音机李听到这首歌，就记了下来，一直记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说“最爱的还是这首歌”。我很意外，也有很多的不理解。在我看来，叶老在1949这一年的故事，是无数小人物在那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没有政治信仰的政府小职员，因为政治的原因颠沛流离，几乎无路可走，又因为一首曲调欢喜的红歌，就莫名地消解掉颠沛命运的怨怼，爱上一个他基本没有经历过的时代。

1951年4月15号，香港《星岛日报》“喜怒哀乐”专栏登出了一篇短文，投稿人的名字是“重生”。这位“重生”先生，就是叶龙。这个时候的他，如愿到了调景岭难民营，进入美国女传教士·西门英才创办的协同圣经学院。每天学英文和《圣经》，画些圣诞卡、绣麻包袋，或是帮忙种种菜，生活清贫，却其乐融融。和之前的颠沛流离相比，他就像开启了第二次人生。

那个时候的香港，大陆富商、南下文人、难民学生纷纷涌入。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韦尔什写过一本《香港史》，书中记载：“新来者蜂拥而至，数年之内，人数就达到香港本地人口的4倍。”那时，人人都备尝艰辛，只求有张床可以睡，有一口饭可以吃，可“重生”的快乐，仍然鼓荡在每个人的心中。

当时，叶龙就以“重生”为笔名，经常在《星岛日报》《大公报》《文汇报》上发表文章，稿费少则数元，多的有几十元。靠着这些稿费，他度过了最初的艰难岁月。

对叶老来说，真正意义上的“重生”，要等到1953年，他正式踏入新亚书院的那一刻。

他对钱穆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不高而结实的身材，精神饱满，面色红润，眉毛长得特别长，目光慈祥而带有威严。穿的是蓝色的长袍，白斜布的内衣领子，高出外面那件蓝棉袍的衣领将近达一倍。

钱穆并没有记住台下的叶龙。但叶龙的心底，不知道被注入了什么东西，特别温暖，让他有点想流泪。过了很多年，他才明白，那是因为钱先生对于古老的中华，有说不出的情爱；对于深远的中国历史文化，更有着说不出的敬重。叶老说，钱穆先生这个人“真是有点理想”。就是这一点“理想”，让钱穆从那个时候起，就变成了贯穿叶龙一生的“精神教父”。

的确，在20世纪的学人里面，我们很难看到还有第二个人，会像钱穆那样不厌其烦地劝人要多读中国书、要做一个中国人。尽管这成了他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尽管批评他“守旧”和“顽固”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和他的学生，仍然把这种对菲薄传统风气的担忧，在殖民地的香港，大声地喊出来。

从新亚书院毕业以后，叶老执教过21所学校，包括7间小学、7间中学、7间大专，课程涵盖文、史、哲，他摇着头对我说，“香港中小学的课本，基本不讲抗战史。”执教的四十几年里，他没有什么机会，跟学生好好讲，抗战到底是怎么回事。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殖民地色彩浓郁的香港，中文教育之落后，让身为教师的叶龙非常心寒。那些读ABC长大的香港年轻人，古文水平差，考试只知道背标准答案，更不用说对中国传统文化心怀“温情和敬意”了。他不止一次，要学生去买《古文评注》，《赤壁赋》《吊古战场》《岳阳楼记》这些名篇……逼着背上两年，才终于打下一点古文基础。

如果说教育是另外一种传承，叶老的使命，其实已经完成——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用这样的方式，把在新亚“重生”的自己，刻进了历史。

1989年，钱穆病逝前一年，回香港参加新亚书院创校40周年庆典，在下榻的百乐酒店做了一场小范围讲学，论题是《天人合一观》。

那天的听众，有钱穆在新亚的老同事、法学家罗梦册，有新亚最早的毕业生唐端正、梁思朴和刘若愚，还有钱穆去台湾以后与之过从甚密的何佑森、逯耀东，以及罗梦册教授带来的两三位研究生。叶老也在其中。

这不是世人公认国学大师钱穆的最后一课，却是叶龙眼中的“最后一课”。那一年，他61岁，最后一次为恩师做授课记录。那篇文章题为《论天人合一：宾四先生的亲身领悟》，后来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仅1296字，却被钱穆视为自己“晚年最后的成就”。

前面讲到，因为写字而改变命运，在叶老的一生中，发生过多次。一次是1947年，另一次就是1953年。叶老进入新亚书院，很快就因为笔录快，而且准确，加上对浙江口音没有障碍，被指派专门替钱穆先生做演讲记录。

其实很早，钱穆就在自己的著作里提到过叶龙。1970年，他那本著名的读史小册子《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台湾初版，钱穆特地补写了一篇序言，提到“这个讲演集，是由我一个学生叶龙记录，再由我整理润饰的。”

钱门弟子何止三千，然而像叶老这样把发扬恩师学说当成自己一生志业的，恐怕数不出第二个。

世人往往看重亲笔著述，轻视口耳相传。其实，在文字出现以前，远古时代的人类正是通过以口相授来传承历史的，所以有“十口相传为古”的说法。如果说孔子是古老的口传文化时代的最后一个圣人，《论语》是一部伟大的口传文化典籍，那么我们，同样不能以“著书立说”的单一标准，来判断钱穆旅居香港办学的16年。

这16年，钱穆在著书立说方面几乎没有作为。可是在课堂上，他留下了数不清的思想火花。这其中，既有中国历史研究的方法论，也有中国思想史的通俗演绎，更有成体系的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如果没有门下弟子的原始记录和辛勤编纂，钱穆这一时期的思考成果将永远湮没于历史，而“钱学”的完整框架，也将永缺一角。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叶龙在历史中的坐标，也许才更加清晰。

要知道，整个五六十年代，叶龙几乎是钱穆先生的御用记录人。只要有讲座，都由他随同记录。大量记录稿在整理、誊正以后，钱穆先生都极为仔细地作了修改，甚至在钱穆先生1967年去台湾以后，叶龙仍然不断地，把自己记录的“讲学粹语”寄给老师修改。在两个人持续多年的通信中，涉及讲稿整理的段落竟然多达半数以上。

整理学者的讲稿，这种困难，比翻译他人的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要记录的完全正确已经很难，还要做到信、达、雅这三个标准，就难上加难了。叶老所做的工作，钱穆先生是否认可？我想，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他不但是认可的，而且有所依赖，否则也不会在信中说“盼细加寻索。此后若陆续写来，当为陆续改正。”

说到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细节，2014年，叶老还做了一件大事。他详细考证了钱穆先生1948年应上海正中书局的邀请，编选100本中国古籍必读书的前因后果，还原出了这份夭折于战火中的书单。这项重要的考据工程，在当年曾经引起很大的反响，给“钱学”研究做了补白。

所以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叶老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会觉得，他实践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史官”精神。著书立说固然可贵，但记录和传递，同样不可或缺。

2014年以后，随着《中国文学史》《中国经济史》等等讲稿的出版，叶老也成了媒体追逐的“红人”。但尴尬的是，人们一边叫他“钱门传薪人”，一边失望地发现，这位传薪人没有太多深刻的思想。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钱版文学史、钱版经济史的质疑。

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也让我十分困惑。作为读者，我们总是期待完美。期待像木心口述、陈丹青笔录的《文学回忆录》，或者何寄澎整理、台静农讲述的《中国文学史》，那种记录者和讲述者双双完美的典范。叶老和钱穆先生这一对师徒，显然做不到心意相通，他们的精神世界也不在一个层次上。

有一次，我去拜访叶老，他翻箱倒柜，捧出一幅书法给我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钱穆先生亲笔题签，送给他的，上面写着王阳明的《龙潭夜坐》这首诗。我问他，钱穆先生为什么送您这首诗？叶老一时答不出，他说，大概我们都是浙江人，和王阳明是同乡吧。其实这首诗用典很多，大有讲究，王阳明想说的是：这片山河寄托着他太多感情，他不会像那些失意的隐居人一样，独善其身，而是要继续努力。联想起钱穆先生赠诗的年代，正是新亚书院举步维艰的时候。先生的心意，叶老又曾领悟几分呢？

叶老给我讲过很多他们师徒之间相处的细节。其实他们本来就是两类人。钱穆先生淡迫名利，晚年过的很清苦，96岁去世的时候，还从来没有自己的房子，遗产就只有一副眼镜和一对拐杖。叶老就截然不同。除了教书，他还练就了一身炒股的好本领，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写股评，炒股票，并以八万八港元，买下人生第一处房产。在“现实的俗世界”和“理想的真世界”之间，他们两个人的取舍，原本就南辕北辙。

但我后来逐渐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叶老的人生如果拍成电影，片名一定叫做《苦斗》。向生计苦斗，在最底层的尘埃里苦斗。他只是一个小人物。小人物叶龙不一定能做钱穆的伯牙和子期，却可以做恩师的“影子”。人们说他是“钱门传薪人”。我说，是，也不是。你问他做这些事怀着多少理想，我想，不如说他是朴素的、对恩人的一种回报。至于他的价值，也许最可贵的，在于他是一个见证者——时代的见证者，钱穆的见证者，他自己的见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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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行：从钱穆故居到墓地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给大家简单讲讲2016年，我陪叶老回到无锡、苏州，去了钱穆先生的故居、墓地，还有钱穆先生在苏州住过的园子，一路寻访的经历。

当时钱版文学史刚刚出版，叶老有个强烈的愿望，希望能去钱先生的墓前，献上这本书。所以我们策划了这个行程。但其实一路下来，最让我意外的，是人们对“钱穆”这个名字的陌生。

钱穆先生在台湾去世后，遵照他的心愿，把骨灰葬回了他的家乡，苏州西山俞家渡，我们跟着导航，穿过太湖上的一座又一座小岛，到了石皮山。原本以为，这样的一位国学大师，他的墓在当地应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没想到问了很多当地的村民，就像从没听说过一样。没有指示牌，路也不好走，全是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想来当地政府也没有多么重视。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爬到半山腰找到墓地，那是一个相当僻静的位置，风景也好，面对太湖，波光粼粼，一览无余。或许这正是钱穆先生想要的，但在我这样一个后学看来，这种寂寞多少让人难过，他应该被更多人记住啊。

后来，我们又去了钱穆的故居，无锡七房桥。在钱穆晚年的自传里，他对七房桥的描述，让我对这片江南水乡充满了想象。在钱穆成长的年代，从无锡县城出发，如果走水路，需要四个小时，就能到达钱家门前的傲啸泾，那里有中国古建筑的房檐，有古老的中国乡间社会，充满了温情。可现实完全击碎了我的想象。我们的车在一条绵延数公里的公路上找不到出口，这条公路正在整修，穿梭着巨大的挖土机，自然也没有什么水乡气息，沿途所见，到处都是玻璃幕墙、金属框架厂房、三五成群的青年工人。这些都提醒着我们：鱼米之乡的长江三角洲，如今是新的工业革命的重镇。钱穆想竭力保存下来的那个“中国”，早就被时代抛在身后。

我们最后还是找到了钱穆故居，但那不是单独为钱穆设的故居，而是“钱穆钱伟长故居”。在那里，我们遇到了钱穆先生的侄孙钱煜，他告诉我们，如果不是打着钱伟长的名号，钱穆不可能拥有一座单独的故居或者纪念馆。在钱穆的家乡，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侄子钱伟长比他更声名显赫——他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和人大副委员长。

钱煜先生带我们看了怀海义庄，这是江南地区保存下来为数不多的中国民间慈善机构之一，已经有500年历史，钱穆小的时候完成学业，也曾经受到义庄的资助。

钱氏家族漫长的历程，正是中国社会的一角，它之所以能够面对种种社会动荡，是因为家族遵循着“礼”，它为家庭生活提供准则、价值观，它为弱小的人群提供救助，当“礼”由家族扩展到整个社会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国家的准则，支配着政府与人民、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但这套价值观，从新文化运动之后，就逐渐分崩离析。到了今天，钱穆所赞美的那个“礼”的世界早已经崩溃。没有人再以君子为楷模，人们把道德理解成不切实际的空话，只有利益，才是理解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钥匙。

那一天，站在钱穆故居，我深切地理解到，钱穆的伟大之处。在100年前的中国，他展现了和那个时代的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路径。没有海外留学的背景，也没有追随喧嚣一时的各种新思潮，他在古籍里寻找另外一个世界。他是一个伟大的自我教育者，从小学教师最终成为了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把线装书作为一个桃花源，躲起来，去远离现实的痛苦。他也从来没有把古代中国世界想象成一个乌托邦，而只是在一片文化虚无主义的论调中，重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巨大的内在生命力。

我为钱穆的寂寞而难过。100年前，他是个逆潮流而行的人，他的寂寞和他的坚定一样让人难以忘怀。100年后的今天，他依然这么寂寞，尽管他已经被封为“国学大师”，书店里摆满了他的著作，社会上也充满了重振国学的口号。但是这种文化的断裂，已经不可挽回。

好的，今天的分享差不多接近尾声了。每个人因为经历不同，看一本书的角度会千差万别。

可能是因为我的经历，让我对《中国文学史》这本书的体认和感情特别深。在这本书之前，钱穆对我来说只是书本上一个名字。我既对他的著作不了解，也对他的人生故事完全不知道。从钱版《文学史》进入钱穆的人生，我这才重新认识了他。我买了很多钱穆的书，见了很多认识他的人，听了很多他的故事，我后来才发现，钱穆起码改变了我一部分的世界观。

一个逆时代潮流而行的人，一个生活在100年前的人，他对今天的年轻人能有什么帮助？我可能是一个例子。刚过30岁那几年，我一度非常彷徨。这个社会要求你不断“进步”，“成功学”无时无刻不在压迫你，这是生存和整个社会大环境带来的压迫。是成为一个别人期待的人，还是坚持做一个“我这样的人”？每个中年人，或早或迟都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找不到方法。我觉得自己很幸运。钱穆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示范，他让我看到，一个逆潮流而行的人，最终可能才是超越时代的人，进步可能是退步，退步有的时候才是进步。钱穆让我的心安定下来。这种体认，让我强烈地想把钱版《文学史》、钱穆的其他价值，讲给更多我的同龄人，还有那些正在受着价值观和世界观困扰的年轻人来听。希望我们都能给自己的心，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接下来是互动环节，期待和大家交流。

【问题一】谢谢老师分享！听您讲，这本书的出版经历太“传奇”了，这样的书出版，真是读者们的幸运！钱穆创办的新亚学院，后来发展如何？培养了哪些学术上有成就的人？今天还在吗？

新亚书院最终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它的后续故事值得一说。

香港中文大学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它的创立打破了大英帝国殖民地只允许有一所大学存在的铁律，同时掀起了香港的中文运动，成功终结了英文垄断官方语言地位的局面，既是英国殖民史的分水岭，也是20世纪亚洲地区非殖民化的表征之一，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香港中文大学是由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在1963年合并而成的。

1963年，香港政府邀请这三所书院合并组成一所新大学。据说当时想了很多名字——中国大学，中华大学，最终还是钱穆做了决定，“不如叫中文大学”。尽管名字得到了响应，但钱穆与时任校长李卓敏的办学理念还是发生了明显分歧。钱穆一心想将西洋文化融入中国文化，办一所特殊的中文大学；而李卓敏则要办一个普通的中文大学。1964年，钱穆提出辞呈，两年以后去了台湾。

为了延续真正的新亚精神，从1974年开始，唐君毅和牟宗三、徐复观在农圃道的原址，重新恢复了新亚研究所。不过这个时候，原址已经改为新亚中学，于是“新亚中学”和“新亚研究所”一直共用校舍，再无“新亚书院”。如今的新亚书院，只是一个历史名词了。

【问题二】刚才老师讲到叶龙还整理了钱穆先生的《中国经济史》《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文化九讲》等，请问老师，这些书在钱穆全集里头有收录吗？如果没收入全集，以后是不是要收入呢？

目前以“钱穆全集”命名的书系只有一套，是由九州出版社出的。另外，三联书店出了一套书，叫做“钱穆作品系列”。这两套书囊括了钱穆先生生前著述的几乎全部作品，各有重叠。

而叶龙先生整理的钱穆课堂讲义，目前已经出版了《中国经济史》《中国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文化九讲》，这是另外一个系列。

其中，《中国经济史》值得一读。中国的史观，自古以来只重政、治，不重经、济；史料典籍的记录也是只重章、句，鲜及数、理。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经济始终从根本上影响着社会发展的走向，不是教化所能替代的。钱穆从浩淼的典籍中抽丝剥茧，尽力把经济数目挑出来以阐述经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同时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和社会观。研究中国经济史，这本书可以算是一个总目录。

另外，《中国通史》可以作为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本入门书来读。钱先生的一些断见及观点，短小精悍，有趣的很，课堂笔记也好玩，恰如随谈，无需阔论，挺喜欢的，观点而已，无需太多证据，重在看问题的角度和分析推理方法。

《中国学术文化九讲》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它有点像专题论文集。钱穆先生太会讲故事了，他的课堂实录，其实比他的专著要好看。钱穆先生讲学平实又有很强的逻辑性，读来如沐春风。这本书里，《中国儒家与文化传统》这篇文章有助于了解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对于儒家如何一步步纳入史学文学条分缕析；《魏晋南北朝思想文化综述》从经、史、文学、门第等方面之大概阐述当时的思想理路；《庄子导读》主要是带读《逍遥游》，讲得真好。

【问题三】老师讲的叶龙先生的经历，真的是一个大江大海的故事。这样的“历史打捞”非常有价值。我感兴趣的是，钱穆先生后来去了台湾，有没有回过内地，和家人重聚？他后来在台湾的晚年是怎么度过的，能讲讲吗？

1967年以前，钱穆虽然在香港办学，却一直没有断开与台湾的联系。蒋介石极其尊重他，不仅在新亚书院最初5年，每月从总统办公费里拨付3000块港币，以解新亚燃眉之急；还在钱穆离开新亚后，多次邀请他去台。

1967年10月，钱穆去了台湾。蒋介石允诺给他一块清心做学问的空间，这就是后来人尽皆知的素书楼，它位于台北外双溪阳明山下，依山临溪而建。1967年，钱穆夫妇移居台北市，考虑到这里地价便宜，环境清幽，于是决定在这里购地建房。蒋介石得知以后，让人把钱穆夫妇设计的图纸拿来，让儿子蒋经国亲自督造，并把这里作为政府宾馆，礼请钱穆夫妇入住。

如果讲环境的话，那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非常好的一个园子。叶龙经常从香港去台湾看望钱穆，对素书楼印象很深。钱穆一直在素书楼里坚持讲学，直到他90岁高龄。

1980年，在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的帮助下，钱穆和分别了32年的四个姊妹在香港见面。此后的数年，钱穆分别和自己的侄儿钱伟长，以及儿孙们有过三次会面，女儿钱易1988年去到台北，在父亲的家中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然而，台湾也不是净土。钱穆离世前三个月，被时任台北众议员的陈水扁逼迁，发生了“素书楼风波”，三个月后就郁郁而终。

“素书楼风波”让这位国学大师经历了人生里最后的磨难。钱穆临终前的情形，只能用“凄惨”二字形容。

【问题四】请问老师，读钱穆，老师建议从他的什么作品开始读？

我给大家推荐两本书。一本是《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这是钱穆先生唯一的一本自传，也是他八十高龄的时候，对双亲和师友的回忆文字。钱穆先生的文字非常简洁优美，一件事，他往往用十来个字就表达得极为清楚。书里提到民国时期的江南农村，民风的淳朴、学风的纯良，还有那时候的人对教书先生的尊敬，让人神往不已。这本书除了一小部分太学术性的看着有点乏味之外，其他都很好看，贯穿钱穆先生的一生，他的思想变化也写得很清楚。而且文采斐然、文笔隽永。

另一本书是美国汉学家杰里·邓尔麟的著作《钱穆与七房桥世界》。大凡研究中国的人都不免要问这样的问题：“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究竟是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说是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互相影响着，把中国人紧紧的维系在一起？《钱穆与七房桥世界》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见到的对上面这个问题最精细、最理性，也是最合理的一个回答，对于理解钱穆这个人，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级别的评传。

好！听完书单姐的分享，相信您对钱穆先生这本《中国文学史》一定有了更多的了解。

再给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其实我就是这本书的出版人。当时，我是和著名作家阿来到深圳出差，从书单姐那里得知叶龙先生整理的这部讲义，当即就让书单姐联系上叶龙先生，签订了出版合同。经过长达一年多的编辑，书在2015年6月26日在罗辑思维独家首发，老罗给力，三个月给我们卖掉了五万册。罗辑思维独家版本发售之后，我们又推出了大众市场版、当当定制版、精装版、京东定制版等多个版本，所有的版本加起来，我们卖了近20万册。本以为是一本比较高端的书，最后成为了一本畅销书、经典书，这得益于所有这些有利的因素叠加在了一起。

钱穆先生这本文学史，封面上写着一句话：以死者的心情写死去的文学。为什么这么说？从书单姐的分享中，相信您一定能找到原因。当年，我特别想在腰条上加上一句我自己对这本书理解的一句话，今天分享给大家。书单姐在这本书的附记文章里头说，他哪是在谈文学史，他谈的，是自己的生命如何蹚过那个时代。我要说，这是一本深情而沉痛的文学史。

无论是钱先生的课，叶龙先生的整理，还是后来所有参与到这本书出版的工作人员，以及读到这本书的读者，都对这本书寄予了深情，所以，如果你正好听到了这期音频，相信你一定也能感受到这份深情。

这期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讲师简介

资深媒体人

出版策划人

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评委

参与撰写《私人阅读史：1978-2008》《我想重新解释历史：吴思访谈录》《薛忆沩对话薛忆沩：“异类”的文学之路》《阅读看见未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书》《蛇口：梦开始的地方》等著作，与人合编图书《深圳，唤起城市的记忆》。

推荐阅读书单

钱穆 讲述

叶龙 记录整理

天地出版社

2016年3月

这是一本最好的中国文学入门书。

书中保留了钱穆先生授课中最鲜活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笔。

全书31章，从诗经一直讲至明清章回小说，贯穿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脉络。

或许并不是“理想”的文学史，或许并没有严谨到可用作教科书，但它有活泼的生命力、有效治学的方法、令人眼睛发亮的顿悟。

一本好的书，它本身只是起点，它可以让读者从起点出发，向知识更远更深处独立前进，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就是这样的书，它是启发者，点燃许多人对中国文学的兴趣，让人忍不住去阅读和思考它所提及的作品和知识。从此种意义上，它超越了那些严肃严谨的文学史。

钱穆 讲授

叶龙 记录整理

天地出版社

2017年3月

钱穆先生曾三度讲授“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三于香港新亚。

在北大讲授四年，前来旁听的学生众多，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坛都无路可走，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尔后，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通史”课程。本书便是以钱穆先生在香港新亚书院第三度讲授课堂记录稿为底本，可视为“《国史大纲》课堂版”。

尘封多年的讲义，更精粹的讲述。这本书以传奇的方式整理面世，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当时，一部《国史大纲》从传统文化的演进中汲取民族复兴和国家变革的精神力量，使无数国人深受激励和鼓舞，进而寻求抗战救亡之道；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以其历史格局和文化情怀的双重担当，将给当下读者以新的启迪，为我们再次提供回望历史、面对未来、重塑个人知识格局的可能。

钱穆 讲述

叶龙 记录整理

天地出版社

2017年10月

钱穆一生讲学不辍，育人无数，对现代中国学术研究影响深远。这本由叶龙记录整理的《钱穆学术文化九讲》收录了钱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在香港、台湾等地的9次讲演。内容涵盖思想、历史、文学、文化、政治、经济等诸方面。各篇互为补充，既有宏观上对文化历史的梳理，亦有断代研究的案例，以及个案研究成果的展示；既有思想文化的研究，亦有方法意义的探讨——是一本可以窥见钱穆宏大学术世界的小书。

读者如能从中了解钱穆的治学轨迹，明察其学问体系之庞大精细，体悟其对中华文化始终抱持的敬意，将对指导当下的精神生活、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有所裨益。

【美】邓尔麟 著

蓝桦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年3月

关于这本书，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在其《中国纵横》中撰文《做中国人》作了精彩的介绍——

“大凡研究中国的人都不免要问这样的问题：‘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究竟是怎样一种价值观念，或者说是怎样一种文化，与历史的经验和共同的民族起源互相影响着，将中国人紧紧的维系在一起？

杰里·邓尔麟的著作《钱穆与七房桥世界》是迄今我所见到的对上面这个问题最精细、最理性也是最合理的一个回答。邓尔麟给我们讲述的是历史学家、哲学家钱穆的故事。钱穆自1895年出生至1949年一直生活在中国内地，后来他相继寓居香港和台湾。钱穆是在江苏省一个名为‘七房桥’的小村长大的。这个祖业辉煌的家族，它的晚辈在商业上的广泛投资，它所拥有的巨大良田资产，以及这个家族的慈善宽厚和慷慨，都使得钱氏家族，不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经济上，一直都被七房桥的乡亲当成自己的领袖。在清王朝行将崩溃瓦解、专制统治即将灭亡的时代里，钱穆在思想上，已经属于那个‘向前看’的时代群体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清王朝的覆灭，虽然这为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纪元，但是随之也爆发了连年的军阀混战，以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邓尔麟并没停留在钱穆的历史背景里，这对他的探讨并不重要，他想要梳理清楚的是钱穆是如何信仰了他所相信的一切，而且在那个‘最黑暗的年代’里，钱穆是如何坚守住他的最为核心的价值观念的，由是如何保存这些价值观念并将之解释给新一代的中国人的。所以说，邓尔麟这本书，既是一部思想史，也展示了七房桥世界生动的历史片段，它需要读者随着书中内容的跌宕起伏而细心的思索。在写这部书以前，邓尔麟曾对17世纪40年代生活在江南的江苏知识分子们对清朝取代明朝而统治中国的反应进行过深入的研究，而这为他研究两个半世纪以后、具有同样深远历史影响的钱穆和七房桥世界奠定了基础。”

钱穆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年9月

这是钱穆唯一写过的一部自传，是他八十高龄后对双亲及师友等的回忆文字，情致款款，令人慨叹。

读者不仅由此得见钱穆一生的求学、著述与为人，亦能略窥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术概貌之一斑。有心的读者更能从此书感受到20世纪“国家社会家庭风气人物思想学术一切之变”。与钱穆同时的胡适、汤用彤、顾颉刚、陈寅恪等现代著名学人，许多鲜为人知的逸闻趣事，此书亦多有展现。

原标题：《读道FM18 | 65年后，听钱穆再讲一次文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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