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先秦时期也有其他耳饰如耳环、耳珰等出土，出土耳珰的墓葬等级也相对较高，以及佩戴耳珰的人物地位较高或者身份特殊，但在数量和覆盖范围上，这些耳饰都明显远不及玉玦。也就如邓聪在《蒙古人种及玉器文化》中指出：“从史前到历史时期蒙古人种的玉器文化中，玦饰是最广泛分布的一种装饰品，表现出蒙古人种对人体耳部特殊的癖好。”

《白虎通》里记：“玦，圆之不周也。”绝大多数的玦就如这记载，是为带有缺口的圆环形状，但实际出土物里也还有其他形制，如外形似圆管体的圆管型玦、有器身外缘带有凸纽装饰的凸纽型玦、外形似珠体的圆珠型玦，还有椭圆形、方形、剪刀形、人形、双人形等异形玦。在纹饰方面，新石器时代的环形玦饰多为素面无纹，商周时期耳饰玉玦中只有少量有纹饰，春秋战国以后出现有装饰螭夔纹、云纹的玉玦和兽形玉玦。

先秦时期佩戴耳玦的既有男性，也有女性，某些地区也有未成年人佩戴。其中有如兴隆洼遗址呈现的成双成对地佩戴，有如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呈现的单耳佩戴，也有如在四川大溪遗址M128的墓主两耳佩戴两种质料和形状都不相同的玦，左面为玉质，右边为石质。佩戴方式一般是直接穿过耳孔，或是像马家浜遗址里将玦口夹于耳垂上，或如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里部分有小孔的玉玦，应是用绳带之类穿系后再佩挂于耳朵之上。

玉玦作为耳部装饰品，最初及最显性的功用即为装饰。此外，叶舒宪认为，新石器时代人们以玉器作为耳饰，也是为了模仿神祇，头和耳作为通神或神圣人体部位，可以在耳与心之间建立起神秘联系。根据刘晓婧的《太湖地区的史前玉玦》，在马家浜至良渚时期，尽管玉耳玦的使用频率逐步下降，却始终是显赫社会地位及财富的一种象征物，是社会分层的重要物化表现。到社会阶层已经分化的历史时期，玉玦则具有更明显的标明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功能。

二

两汉魏晋：琉璃耳珰

“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孔雀东南飞》里描写刘兰芝的这段汉乐府诗句，是我们最耳熟能详关于耳珰的文字。

耳珰实物起始于新石器时代，在北京平谷县上宅遗址发现有陶质和石质耳珰，安徽凌家滩遗址有水晶耳珰出土，玉质耳珰则多出于长江下游地区，其他也有骨、煤精等材质的耳珰发现。进入历史时期发展至汉代时，除少量如湖南常德南坪乡出土的金耳珰为金属材质外，耳珰通常都是以玉、玛瑙、琉璃等比较晶莹润泽的材料制成，如西安市北郊范南村西汉墓出土的白玉耳珰，扬州博物馆收藏的在扬州邗江西湖胡场汉墓发现的红玛瑙耳珰。

琉璃耳珰在先秦时期偶有发现，但到两汉魏晋时，在数量上已经占据所有耳珰中的绝对优势。《中国文物大典》里有统计，在陕西、河南、湖南、甘肃、宁夏、云南、湖北、重庆、两广地区和贵州等地区的汉魏墓葬中，共发现有超过200件之多。日本考古学家原田淑人的《汉六朝的服饰》记有，现在朝鲜境内的乐浪（郡）汉墓也曾有琉璃耳珰出土。这段时期里当然也有其他耳饰，如在西南滇族地区有玉玦，在西北和北方民族地区的鲜卑、匈奴墓葬中有金耳饰或金嵌宝耳饰，但相对而言，还是琉璃耳珰最为常见。

依照《后汉书·舆服志》的相关内容，并结合考古发现的实物，我们可以看出，汉代贵族女性实际上并不太注重佩戴耳饰等装饰品，如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中只出土了一些玉佩、玉环、玉石珠和带钩。多数墓主为一般官吏及其眷属的洛阳烧沟汉墓里，一共出土了19件琉璃耳珰，它们是可以归为首饰一类物品里的绝大部分，其他只有零星几件黄金佩饰、银环以及水晶等。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也认为，汉代首饰除了发簪（笄）、胜（长擿）或步摇以外，也就是为耳珰。

琉璃耳珰在形制上大体相同，一般为圆筒形状，尺寸在2-3厘米左右。以烧沟汉墓为例，耳珰可以“分为二型：一为圆形器型，共12件，上端小，下端大，腰细，如喇叭形，中间穿一孔。颜色有深蓝、浅蓝、绿色数种，皆为半透明；第二型为中部犹如喇叭形，而上端成锥状，下端成珠状，身上无孔，共7件，皆为无色透明。”

从目前汉代壁画人像和陶俑来看，耳珰的佩戴方式是直接穿入耳垂上的耳孔进行佩戴。如卜千秋西汉墓中绘在墓室墓顶的女娲像，在其头部右侧明显有一红色耳珰穿过耳垂；陕西西安曲江西汉壁画墓的墓室东壁南部绘有一位贵妇人形象，她头挽三环髻，耳部也有红色耳珰穿于耳垂之中；再如成都和广东出土的东汉女俑，头戴簪花，耳部同样有一个耳珰穿进耳垂作为佩饰。

三

隋唐时代：金（嵌宝）耳坠

“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莲。耳坠金镮穿瑟瑟，霞衣窄，笑倚江头招远客。”晚唐时的欧阳炯在《南乡子》里描画一位妙龄少女时，一副镶嵌珠宝的金耳饰让读者立刻可以感知到她的生灵活现。唐代关于穿耳戴饰的文字记载，可以见于《旧唐书》和《通典》等历史文献里，但基本都只是少数民族佩戴耳饰。在敦煌莫高窟保存下来的唐代佛像雕塑和壁画中，也是佛教人物、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物形象佩戴着耳饰。相对汉晋时期，这些人物形象上的耳饰数量已经较多、种类也较为齐全。其中，根据田华的《敦煌莫高窟唐时期耳饰研究》，耳坠是与现实生活保持密切关系的菩萨形象上所佩戴最多的一种耳饰。

然而，也就如在唐代绘画、墓葬壁画和唐代陶俑身上很难找到汉人佩戴耳饰一样，考古发现的耳饰实物也是极其有限。尽管如此，唐代耳饰在种类上仍有耳珰、耳环、耳坠。相对而言，在数量和出土地区方面，再算上菩萨的艺术形象，耳坠也可以称是当时的风行之物。如黑龙江和吉林的渤海国古墓葬里有出土简洁形制耳坠，江苏扬州三元里窖藏出土五件精致美观的金耳坠等等。

扬州三元路窖藏出土了一件金耳坠、两件球形金耳坠和两件球形金嵌宝耳坠。这两件球形金嵌宝耳坠，通高8.2厘米、中部金球球径1.6厘米，每件重21.5克，由上部挂环、中间镂空大金珠和下部坠饰三部分组成。耳坠上部挂环的中间横置金丝簧，环下穿两粒珍珠。中部透空大金珠用单丝和花丝编成七瓣莲花形，球体中间部位焊有一圈等距相间用来镶嵌宝石的孔眼和金丝圈各六个，嵌孔内还保存有部分红宝石和琉璃珠。下部为七根相同的坠饰，六根穿系在中部金珠腰间金圈之上，一根穿挂在金珠下端，每根坠饰在簧式金丝条上系花式金圈、珍珠、琉璃珠、红宝珠各一粒。根据文献记载里唐代扬州的经济地位和手工业发展状况，结合以往扬州地区出土的唐代艺术品所反映的工艺水平，徐良玉在《扬州发现一批唐代金首饰》里认为，这批包括金嵌宝耳坠在内的首饰很可能就是在扬州当地制造而成。

扬之水在《中国古代金银首饰》里写道，耳坠的装饰部分与用作插戴在耳孔里的环脚是以悬挂的方式相连接，下缀饰物因微动就会摇荡起来，因此而得名。耳坠也应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如在甘肃地八坪半山、四川大溪、山东大汶口、牛河梁等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顶端有钻孔的绿松石饰件，出土时位于人骨耳部，当是穿系佩戴之用的耳坠坠饰。

虽然在山东临淄战国晚期墓葬中曾出过一件糅合了中原汉文化和北方草原文化风格的金嵌珍珠和绿松石耳坠，但在商周、战汉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金耳坠和金嵌宝耳坠一般只在北方地区的匈奴、鲜卑墓葬和西北新疆一带有所发现，所镶嵌的也以绿松石为主。如内蒙古准格尔旗西沟畔战国时期2号匈奴墓里，在一男性头骨两侧发现的二件金耳坠中就有一件串有绿松石；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一对焊有金炸珠的金镶绿松石耳坠；山西大同城南电焊厂北魏墓出土一对由一根细丝缠绕的轴杆垂挂6-7个金铃组成的金耳坠。

自从汉代凿通西域之后，外来文化开始冲击中原传统文化。经历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在唐代政治环境颇为开放的情形之下，外来物品得以大批量涌入，加上唐代对外来文化的学习模仿之风浓厚，传统汉文化地区出现原本只在周边民族地区才有的金嵌宝耳坠，并可能是在当地生产制作而成，便是大唐盛世下汉文化和各民族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最佳映证。

四

宋代：植物纹耳环

自唐代在扬州等地发现精致的金耳饰起，时光走至宋代时，中原传统汉文化地区的耳饰展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新局面。从南薰殿旧藏宋代帝后像和宋代墓葬壁画上可以发现，从皇后、贵妇到侍女都已经有佩戴耳饰。耳饰实物也是不仅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内有出土，款式也呈现出多样性。宋代耳饰大致以金银材质为主，款式上以耳环为多，并有少量镶嵌宝石。

耳环因主体部分是金属材质，所以是冶金工艺诞生之后的产物，目前所见关于“耳环”的最早文献记载是在六朝时期，有如《南史· 易貊上》：“临邑国……男女皆以横幅古贝绕腰以下……穿耳贯小环”。文献记载里的耳环多为少数民族佩戴，并且没有性别之分。耳环实物则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最初形制是环形，之后的每个时代基本都有这种环形耳环出土。

从商周时期起，除了光素或者镶嵌有松石的环形耳环外，又出现一种上部弯曲为钩（后被称为环脚）以穿挂在耳垂上，下部另有饰物，但上下部实为一体的耳饰。如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商墓出土的一件金耳环，上部用金丝弯曲成半环钩状，下部为喇叭形状。山西和陕西地区商代和西周的墓葬中，有一种由黄金薄片制成的耳饰，耳饰的一端向内做螺旋状弯曲，另一端收窄成圆金丝并穿有绿松石，再延展成弯曲成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不管形制上较为华丽繁缛为鲜卑女性喜好佩戴的缀有松石的耳环，还是多为男性佩戴或拧丝坠圆环、或拧丝扭环穿珠缀叶、或螺旋纹片状之类用金属丝拧制而成的耳饰，上部均为一弯钩以穿挂在耳部。

对于此类下部坠饰与上部耳钩是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以悬挂方式组构成的耳饰，在明代《杂字全书》和《新编对相四言》里有明确图示，被之称为耳环（镮）。因此，耳环实际包括了环形与带有耳钩（后被称为环脚）两种形制。

宋代城市社会的繁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淫糜风气的蔓延，使得从上到下各阶层的女性都兴起包括耳饰在内的各种装扮来。就如在南薰殿旧藏宋代帝后像中，皇后和侍女都戴有长串竖直排列的珍珠耳坠。广受宋代女性喜好的耳环体量上都颇为小巧玲珑，虽然也有少量动物和人物纹，但主要纹样和装饰题材还是花叶瓜果等植物纹。如浙江湖州三天门等宋墓里有梅花形金耳环，临安杨岭等墓葬有菊花形金耳环，又有如在湖南常德三箱酒厂出土的竹叶纹金耳环和莲纹金耳环。

宋王朝提倡文治，既通书达礼又精通书画的士大夫们成了国家政权的管理者，他们把时代审美带向了儒雅。于他们而言，诗文有言外之境，音乐有弦外之音，艺术有言外之象。借物言志、以物表情，是流行的思维风潮。于是探波傲雪的梅花有高洁、脱俗之喻，“花之隐逸者”的菊指向凌霜飘逸、特立独行，竹则为谦谦君子之意，而莲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发达的商品经济也促进了生活的世俗化，除了“四君子”的梅兰竹菊外，植物纹样里添多了市井气息的内容，如江西南城齐城岗宋墓出土的金石榴耳环，浙江衢州上方南宋墓出土的葵花纹金耳环，湖南常德桃源宋砖墓出土的金荔枝耳环，江苏无锡扬名北宋墓出土的金瓜果枝叶纹耳环等，以及西安杜家镇宋代李唐王朝后裔家族墓、江西高安县宋墓、江西婺源临河村宋汪路妻张氏墓的紫茄纹耳饰。

随着佛教在宋代呈现出的世俗化和平民化，佛家意向也与民俗相结合，反映在植物纹耳环上，就有如浙江龙游高仙塘出土的金莲花化生耳环，寓意着“莲生贵子”。

五

辽金时期: 摩羯造型 + 金穿玉耳饰

契丹族最初分布于辽水流域以北，隋朝时形成松散型部落，后来归附于唐朝。十世纪初契丹各部统一成立辽国，统治了整个东北和华北的一部分地区，并与北宋鼎足而立。辽国契丹人在保留自己游牧民族传统的同时，也吸收了汉人的传统文化。如内蒙古地区辽墓壁画所描绘，契丹族不分男女、不分身份贵贱均戴耳饰。《路政乘轺录疏证》里也是记载有：“（契丹皇太后）约五十余，冠翠花，玉充耳……侍立着十余人，皆胡婢，黄金为耳珰。”

与唐宋时代相比，辽代耳饰自成一格。造型上有较为精炼的U形和C形耳饰，纹饰上有少量类似宋代的花果蜂蝶图案外，最具独特风格的是既有耳环、也有耳坠的摩羯耳饰。契丹人对摩羯一直有着很浓厚的兴趣，不仅用它来作为纹饰，而且还制作出各种摩羯造型的器物，摩羯造型耳饰更是异彩纷呈。

如在辽宁建平县硃碌乡王府沟村出土的一对金质摩羯耳环，其上端金丝弯钩的下缀有摩羯形坠，摩羯身体部分由两片精细锤鍱的金片合成，鱼尾高跷，口衔莲花，整体形成U字形。内蒙古科尔沁旗左翼后旗吐尔基山墓出土的金摩羯耳环，摩羯双目和花蕾形圆凸中心都镶嵌有白玉珠，身体部位锤鍱出叠叶纹。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藏辽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摩羯耳环，摩羯造型为龙首鱼身，头部有鹿形双角，上端弯钩从摩羯的龙首鼻子部位伸出，头部、腹部和尾部都镶嵌有绿松石，主体采用锤鍱、焊接、錾刻、打磨等工艺加工而成。

陈国公主驸马墓出土的珍珠琥珀摩羯舟形耳坠，是至今所有辽代摩羯造型耳饰中最为精美的一款。耳坠全长13厘米，配有大小16颗珍珠和4件橘红色琥珀饰件。琥珀饰件均雕刻成摩羯小舟造型，龙首鱼身，舟上并刻有船舱、桅杆、鱼篓、捕鱼人等形象，整体布局非常合理，雕刻细致入微。而辽宁省新民巴图营子营出土的金摩羯舟形耳环，则已制造出了三维立体感。

和辽代契丹族一样，金代女真族男女也都佩戴耳饰。《大金国志·男女冠服》里：“金俗好衣白……（耳）垂金环，留颅后发，系以色丝。”黑龙江阿城巨源乡保存情况很好的齐国王完颜晏夫妻合葬墓中，在国王和王妃头部两耳附近，便是各有一副金耳饰出土。

哈尔滨新香坊16座年代为金代早、中期的女真贵族墓里出土的几件耳饰，应足可以代表金代耳饰的大致类型。里面有受南宋纹样影响的金质葵花耳饰，也有继承了辽代C形耳饰的金耳饰等，其中一对带有辽金时期“春水玉”风格的金穿玉耳坠最为突出。耳坠分为两个部分，上部为金钩横穿一个鸟形玉片，穿孔横贯于腹部至尾部，尾部是为曲形弯，颈下腹部坠有金丝，再下坠有含苞欲绽的玉兰花蕾，花蕾上以金花叶为托。玉鸟昂头翘尾作出飞翔状，身上有阴刻细线勾勒出尾部及翅膀上的羽毛。

相对这款华贵版金穿玉耳坠，金代女真墓葬中更多的是简约版，它们多由金属环圈和简单玉质圆形或类圆形的玉质悬坠组成。如黑龙江依兰县晨光水电站地下和园林处院内发现有多件白玉坠环耳饰，金上京城西外侧阿骨打陵北侧金代墓群中也有出土，哈尔滨新香坊墓地有发现类似白色玻璃质地坠环。此种形制耳饰，应是来源于唐代渤海国黑水靺鞨墓葬中常有的金属环圈搭扣玉坠耳饰。渤海国是唐朝时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为靺鞨族所建。五代以后，黑水靺鞨被契丹人称为女真。此种黑水靺鞨的特色款式耳饰，为金代女真人直接继承。

六

元代：珍珠耳饰

黄金以及黄金搭配绿松石的耳饰，一向为周边游牧民族所喜好，先秦时期北方地区的匈奴墓葬里就多有出土。商代、西周时期的鬼方人墓葬、春秋战国和汉魏时期匈奴、鲜卑等墓葬和新疆地区墓葬、隋唐五代的壁画和雕塑上以及辽金时期，更是出现了各式素面黄金或金镶绿松石以及其他珠宝的耳饰。同样是游牧出身并且横跨欧亚大陆建立起元帝国的蒙古族也不例外，他们格外注重黄金镶嵌珠宝，仅《南村缀耕录》里记载的宝石，红的有四种，绿的有三种，各色鸦鹘有七种，猫睛二种，甸子三种，而且各有名称和出处。

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元代帝后像，从这些图像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发觉，蒙古贵族最为喜爱的珠宝是为珍珠。不论是帝王耳畔的耳坠，还是皇后姑姑冠上的珠串，以及她们的珠环、天茄耳环、葫芦耳环等等，无不是以珍珠为主角。（伊朗）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里也有如此描述：“阔窝台汗宠爱的美女木格哈顿‘耳边戴着两颗珍珠，有如两颗和明月会合而受福的光灿小熊星’。”

元朝《舆服志》中命妇首饰里记：“命妇庶人首饰，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珠宝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唯耳环用珠玉。”如在这等级制度里，珍珠也明确在列。考古发现的元代嵌宝耳饰中，虽然镶嵌的不少是绿松石，白色珍珠却是最经常出现的珠宝。元代帝后像里两例无款皇后所佩戴的耳饰，其上部贴耳处是金嵌宝花叶纹，最下端的坠饰是一颗红宝石珠，中心正镶嵌着一颗珍珠，花叶下面下垂的也是一长串珍珠。内蒙古四子王旗卜子古城出土的金穿珠宝耳环，金丝上穿有1颗松石珠和6颗珍珠。敖汉旗南大城窖藏出土的金穿珍珠耳环，所穿珍珠多达一二十颗。除却这些之外，另外还有简约款珍珠耳饰，应为家境清寒者或身份低微者所有。如内蒙古四子王旗卜子古城出土的5件铜穿珍珠耳环，是用直径0.2厘米的铜丝弯成，下端的细铜丝穿有珍珠。《元世祖出猎图》里，元世祖身旁的侍女也是佩戴着镶嵌一颗珍珠的耳饰。

珍珠作为耳饰组成构件，在战国时期就有发现，唐宋辽时期也有。元代无款皇后佩戴的镶嵌珍珠和红宝石耳饰，明显是受到宋代影响。然而，白色珍珠之所以能在元代成为蒙古族各阶层喜爱的耳饰，应与蒙古人崇尚白色的观念和习俗有关。从漫长冬季里茫茫雪野，到骑行的白马、放养的牛群，用青稞磨出的面粉和饮用的牛羊奶，白色是蒙古草原上最为常见的颜色。颜色可以指引和标示方向，也与社会地位相关联，比如黑色多用来代指平民小户，相反的白色就被用来代指名门望族。根据《蒙古秘史》，1206年蒙古各部在斡难河聚首，拥戴成吉思汗成为蒙古大汗时，帐前就竖起九旒白旗作为战旗和大汗权力的象征。蒙古人还将岁首正月称为“查干萨拉”，“查干”的意思就是白色。他们也用白色的动物作为牺牲来贡献给苍天，祈求幸福和好运。于蒙古人而言，白色关乎着神圣、崇高、吉祥和纯洁。

七

明代：长环脚耳饰

在历代正史里，明代是第一个把耳饰形制纳入服饰制度里的朝代。《大明会典》“冠服”部分，“皇后礼服”、“皇太子妃礼服”中耳饰为“珠排环一对”；“皇妃礼服”和“亲王妃礼服”中耳饰为“梅花环、四珠环各一对”，公主、郡主、世子妃、郡王妃与此相同；在“皇帝纳后仪”下纳吉纳征告期的礼物中，耳饰为“四珠葫芦环一双、八珠环一双、排环一双”；“皇太子纳妃仪”和“亲王婚礼”下纳征的礼物中，耳饰为“金脚四珠环一双（金脚五钱重）、梅花环一双（金脚五钱重）”。

根据故宫博物院所藏《中东宫冠服》复印本里的图像，珠排环贴耳部位用珍珠翠叶花饰或梅花饰，以一长串珍珠做为坠饰，末端再缀以一颗大珠收势，环脚呈为长弯钩S形。台北故宫所藏《孝贞纯皇后像》、《孝康敬皇后像》、《孝洁肃皇后像》的几位皇后所佩戴的耳饰，是为八珠环。在江西南城明益宣王墓孙妃的耳饰中，有与皇后画像里同款金镶八珠耳环，上面嵌有珍珠和宝石。

明代皇后像中明前期几位皇后，如明孝兹高皇后、明仁孝文皇后等所戴的耳饰均为四珠环，形制上一般为顶覆金叶，中间穿两珠玉圆珠如葫芦，类似实物在上海卢湾区打浦桥明墓和四川成都市郊明墓均有发现。明墓中还有不少纯金四珠耳环出现，数量上远多于金镶四珠耳环，这类耳环在南京地区多有发现。其他有工艺稍显复杂的，如兰州上西园明墓和江苏无锡大墙门明墓出土的金累丝葫芦耳环，和江西南昌永和大队明朝勇将军戴贤墓出土的金摺丝葫芦耳环。

明孝安皇后、明孝格皇后和山西汾阳圣母庙东壁壁画中随侍圣母出宫的宫廷女官的耳饰是一对金梅花耳环，类似实物在明宁康王女儿墓和兰州上西园明墓有发现。《明史·舆服志》有记：“（洪武）五年更定命妇冠服。一品，常服用……金脚珠翠佛面环一双。二品、三品、四品耳饰同一品”。“五品，常服……银脚珠佛面环一双。六品、七品同五品。”这样的佛面耳环在江苏无锡明华复诚夫妇墓和上海打浦桥明代鼓形家族墓有出土。

以上几种被纳入冠服制度的耳饰，不论其正面为何题材纹样，其背面大多都为长环脚。严嵩被抄家后家产被编辑成册，名为《天水冰山录》，其中有“耳环耳坠二百六十七双”，除了以上的宫廷款式外，还有如在明初南京地区比较流行的金镶宝琵琶耳环、坠饰为繁复而精巧的宫灯耳环、徐达家族墓出土的金镶宝毛女耳坠以及从宋代流行式样继承而来的花果纹耳饰等，而这些种种耳饰，以及哪怕是本为最简约款的丁香，也是绝大多数带有长环脚。

不论是耳环还是耳坠，以金属为主体材料的环脚，最初都是非常简约的环形。到了辽宋时代，逐渐转化为饰物后连有弯钩环脚。之后金代墓葬、元代窖藏和墓葬里的耳饰，也有S形制的环脚。明代长环脚有一般弯钩形和特殊S形，它们不只作为耳饰的附属部件用来穿挂在耳朵上，如《大明会典》以及《礼部志稿》里有金脚被单独列出，并特意注上诸如“金脚五钱重”的文字，《明史·舆服志》里还列出了不同品级佩戴不同质地环脚。在此，长环脚有着自己的内在涵义，是区分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依据之一。但也正如帝后像里神宗孝端显皇后、孝靖皇太后所佩耳饰已均是圆环贯耳式的耳坠，长环脚在明晚期逐渐消失。

八

清代：一耳三钳+ 吉祥纹样

清代的统治阶层满族是从金女真族演进而来，入主中原后在一定程度保留有游牧民族的装饰习俗，男女都有佩戴耳饰。在《雍正帝行乐图》中，满族服饰造型的雍正便戴有金耳环。满族女子更是习惯一耳多环。当时的耳环、耳坠等耳饰被统称为“耳钳”。明末清初叶梦珠在《阅世编》里记：“耳上金环，向惟礼服用之，于今亦然。其满装耳环，则多用金圈连环贯耳，其数多寡不等，与汉服之环异。”

清代初期满族女子所戴的环数和形制并不固定，《顺治孝惠章皇后朝服像》和《康熙孝诚仁皇后朝服像》里是一耳四钳，《孝庄文皇后常服像》里孝庄和《春闺倦读图》里仕女佩戴的是三只简单且无饰的金环。直到乾隆年间《皇朝礼器图》校勘完成后，清朝服饰才成为定制，满族贵族女子的耳饰正式规定为一耳三钳。

《清史稿·舆服志》里皇后耳饰为“左右各三，每具金龙衔一等东珠各二”，太皇太后、皇太后冠服诸制与皇后相同。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由郎世宁等宫廷画家在1739年创作的《乾隆及后妃图卷》里，皇后和十一位妃嫔都佩戴着“一耳三钳”耳饰。实物在两个故宫博物院也都有珍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金环镶东珠耳坠”，一整套为耳坠六只，通长4.3厘米。上端为金圆环，下坠累丝五瓣花形坠盖，再下镶嵌两粒东珠，整体上类似葫芦形状。

尽管一耳三钳成为明文规定，但现实里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1775年乾隆皇帝曾经降旨：“旗妇一耳戴三钳者，原系满洲旧风，断不可改。朕选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相沿至于一耳一钳，则竟非满洲矣，立即禁止。”这一定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台北故宫博物院里一副由三组耳坠组成一体并下缀有排三条珍珠的耳坠和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一对并排镶嵌三颗东珠的耳环，应都是一耳三钳的不同变体。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静妃画像》上道光皇帝的静妃所戴耳饰是一副东珠耳坠外加两双金环，再到慈禧、孝定景皇后以及婉容皇后时，一耳三钳已然不见踪影。

汉人在清代初期被要求遵从满俗，但在抗争之下，清王朝实行了“男从女不从”政策，汉族女子仍可着汉装。于是，耳饰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明代形制，如珠排环、葫芦耳环、灯笼形耳饰、垂珠耳饰及各种金嵌宝耳饰等。但总体上相对于明代的长环脚耳饰，清代的环脚更丰富，坠饰也更复杂，装饰纹样趋向繁缛和多样，而其中最有特色的是为组合式“吉祥纹样”。

宋代耳饰里就有寓意着吉祥的纹样，到明代时内容上增加了吉祥文字，清代时这类耳饰可以说是走上了巅峰。“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吉祥寓意一般由图案、谐音或文字来表示。如沈阳故宫博物院藏的一对翡翠耳环，翡翠环体上刻有蝙蝠与双桃，是为取意“福寿双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银镀金点翠嵌珠红黄米珠岁岁平安如意耳环”，一只点翠花瓶上用红珊瑚缀上一个“安”字，瓶中再插有一支如意和两只麦穗，组成“岁岁平安如意”之意。富有吉祥富贵含义的花果福寿纹也比比皆然，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象征多子的“金嵌珠翠葡萄耳坠”，象征多寿的“金嵌珠宝寿字耳坠”、“银点翠嵌珠宝寿字耳环”，象征如意的“点翠如意绿玉耳环”，象征“同心双合”的“金点翠嵌珠方胜耳环”以及北京故宫博物院里象征“百吉”的“银镀金嵌珠盘长纹耳环”等等。人们把对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的无限期待，也寄托在了小小耳饰之上。

九

小结

兴隆洼遗址的玉玦是中国于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玉器之一，中国古代耳饰也即从玉玦开始。香港中文大学与澳门大学考古队，于1994年在澳门发现一处距今约4000年的玦饰作坊遗址，初步复原了玉玦制作的完整过程，其可分为采集打制、磨制、管钻、打磨抛光，最后为修制玦口这五道工序。玉耳玦作为人体佩饰用玉，最初因玉材料的质地、色彩等物理特性而具有装饰功能。随着人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玉耳玦进而有了巫术的通神内容和社会地位象征的政治色彩。

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玉质耳饰在玉耳玦消失之后却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在中原汉传统文化地区，或是因为玉被更多地赋予了礼和德方面的内涵，装饰功能已不是玉之重点，以至于很少再被配置在醒目的耳朵部位。也或者因为玉材质本身属性限制，即便到耳饰普及至日常生活里不可或缺的明清时代，玉质耳饰也未能再次成为时尚饰物。在周边游牧民族地区，玉质耳饰却不时有所见，如汉代在内蒙古匈奴墓葬曾出土的一对金嵌玉牌耳坠，再有从唐代渤海国墓葬中开始出现到在金代成为风行品的金穿玉耳饰，在由蒙古族统治的元代和满族统治的清朝，也都有玉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耳饰。

琉（玻）璃制品最初在先秦时期的器型只有珠和管，汉代时器型增多，但基本与玉制品类似，在功能上亦多为比拟玉制品。汉魏时期的汉文化地区，玉玦逐渐退场后，玻璃耳珰开始通行。李青会等人曾对多地出土的汉代玻璃耳珰进行化验分析后得出，汉代玻璃耳珰有铅钡硅酸盐、钾硅酸盐和铅硅酸盐三种成分体系，并且这三种成分体系同时存在。河南出土的铅钡玻璃耳珰应为当地制作，广西、青海、四川、贵州等地的铅钡玻璃耳珰则可能从河南、湖南、湖北等地输入，而钾硅酸盐玻璃耳珰的来源相对复杂，尽管广西是一个可能的制造地，但全国范围内属于钾硅酸盐琉璃耳珰的制造地尚不能一一判定。或因推行承载礼制的衣冠制度，或因当时人们并无意识进行过多装扮，汉代玻璃耳珰在风行程度上根本无法企及先秦时期的玉玦。尽管如此，汉代玻璃耳珰仍是带有原始神话色彩习俗的延续和一定社会身份和财富的象征。

黄金一直是游牧民族耳饰的首选材料，中国境内的金耳饰应起始于河西走廊四坝文化的金耳环。商代时在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开始普及，此时是用切割、锤鍱，再盘曲而成的金片和金丝工艺制品，如山陕地区商周墓葬出土的黄金片式耳饰。掐丝、焊珠、镶嵌等细金工艺大致出现在战国晚期，如山东战国墓中出土的金嵌宝耳坠，即以这几种工艺制作而成，精细至致。

魏晋之后，经历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冲击和长时期的民族错居融合，再因隋唐皇族本身拥有部分的鲜卑血统，中原地区开始在文化上广受博取，加以金质材本身光彩夺目和较易塑形的特性，以及精细冶金技术的发展，黄金耳饰在汉文化传统上层社会里，逐渐被广泛地接受，并继而取得了耳饰里的主流地位。

在《宋史·舆服志》里，虽然金饰曾几番被明文禁止命妇之外的人佩戴，可是禁令敌不过世风，金耳饰在宋代仍然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宋代最突出的耳饰制作工艺是用锤鍱手法制造有浮雕效果的立体图案，再辅以适当的錾刻，如在湖南常德三箱酒厂出土构思巧妙且栩栩如生的“一把莲金耳环”。不过，用金银片材锤鍱而成的耳饰，在整体上还相对扁平。明代盛行的累丝工艺，就使得耳饰富有更多的立体感和空间感，如南京太平门外板仓徐达家族墓出土的金楼阁形耳坠，用“堆、垒、编、织、掐、填、攒、焊”八种工艺，把细小金花丝塑成一件完整成品，可谓精细之最。同墓的金镶宝毛女耳坠，在这些工艺的基础之上，再行镶宝，整体绝伦之极。

中国自古就是由多种民族组成的国家，传统文化也因此具有多维性。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互相交流吸纳，互相浸透促进，多角度深层次地融合，从而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这一文化特性，在耳饰上，从材质选取、形制设计、纹饰呈现到艺术风格等各方面，都有恰如其分地体现。耳饰也通过款式、色彩及图案的涵义和寓意，蕴含了各族人民对宇宙及万物的主观理解和审美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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