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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邹承鲁先生（1923年5月17日—2006年11月23日）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邹承鲁先生

邹承鲁先生1923年出生于山东青岛。1945年，毕业于 西南联合大学 化学系。1951年，获英国 剑桥大学 生物化学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邹承鲁先生 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酶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邹承鲁先生是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为我国率先实现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并阐明了胰岛素分子正确折叠的机理，创立了“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建立了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酶活性部位柔性的学说。

邹承鲁先生是国内最早提倡在SCI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学者之一，发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篇Nature论文:Formation of a New Fluorophore on Irradiation of Carboxymethylated D glyceraldehyde 3 phosphate Dehydrogenas.

邹承鲁先生在生物化学领域作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在国内外重要杂志发表论文多篇，代表性论文如下：

邹承鲁先生生前好友、弟子、同事等撰写了系列纪念文章，发表于《生命的化学杂志》，BioArt获得授权节选了两篇以示纪念。

“邹承鲁星”熠熠生辉——纪念邹承鲁先生诞辰100周年

王恩多

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

做科学研究是我高中时代的梦想，1961年高考后因为某种原因我被曲阜师范学院(现曲阜师范大学)化学系录取，但是以后做科研的梦一直继续，我努力着、准备着。1964年底，我系主任通知我可以参加研究生的入学考试。除了高兴和认真准备考试以外，我认真仔细地阅读和分析招生简章，特别感兴趣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后文简称生化所)酶学研究室邹承鲁和伍钦荣先生的研究方向。由于酶是生物催化剂，而我非常喜欢物理化学，化学催化剂与酶催化机理相同，因此特别希望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那时，我对中国科学院的生物学研究所知道的不多，就写信请教我的表姨妈植物所研究员吴素萱关于生化所的情况，她回了封长信给我。她告诉我生化所非常好，好几位高级研究员都是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归国的，研究水平很高，人称生化所为小剑桥；邹先生要求严格，能成为他的研究生再好不过。大概她也知道考取邹先生的研究生不容易，最后写道“可以报考邹先生的研究生试试”。她的信坚定了我报考邹先生研究生的决心，尽管这并不容易。1965年2月研究生入学考试后，尽管自觉考得可以，但当时研究生招生的政策是“宁缺毋滥”(后来得知，生化所1965年只收了4名研究生)，我心中忐忑不已：生化所和邹先生是否收我这个非名牌大学毕业生?在5个月的等待中，只是听说生化所曾派人到学校“外调”我的在校表现，毕业前夕终于收到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录取通知书，我成了邹承鲁先生的研究生!我第一时间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和表姨妈。后来，表姨妈的学生告诉我，表姨妈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地在实验室说：“我表妹的女儿考取了生化所邹承鲁先生的研究生。”

1965年中国科学院约150名研究生集中在黄庄中国科技大学一分部学习外语和哲学。我的第一外语是俄语，在那里我从头开始学英语。邹先生精心挑选了Chemistry of Living Organism这本书让我读，一方面学习英语，另一方面让我这个化学系毕业生学习生物学的基础知识，一举两得。不久，我通过了哲学和英语考试，对上海岳阳路320号生化所、对做邹先生的学生、对做科学研究充满了期待。

1966年5月底，所有研究生由北京的“一分部”回各自的研究所，6月底当我第一次踏进上海岳阳路320号的大门时，迎面大楼的建筑特色使人难忘，就像进入了一座科学殿堂。在这里集中了我国许多优秀的生物学家。他们做出了像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样的令世人瞩目的工作。在这个大院的原生理生化所大楼的三楼一间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第一位导师邹承鲁先生，他与王应睐所长共用一间办公室，书很多，显得挺挤的。那时“文革”在北京已经热火朝天了，上海相对还比较平静。很快上海也开始“文革”，研究生制度随之取消，1968年8月320大院所有没有毕业的研究生受命赴天津小站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全体女生分配到番号为4703部队的八连种水稻，我还被派到炊事班养了一个月的猪。后来，连队指示，每天可以有一小时“天天练”，学习业务，当时除了读英语外，没有其他与业务有关的事了，大家都珍惜这一小时，努力“天天练”。那时，我心里还打鼓“还能不能回到生化所?”1970年春节前，我们突然得到上级命令“所有人回原单位”，这样我又回到了生化所。部队生活尽管艰苦，但这段时间是我人生中的难得的经历。

回到熟悉的320大院，继续“文革”。不过，大家还是希望做点科研工作。原来酶学研究室的一些同志借“抓革命、促生产”之际，各抒己见。我记得讨论时，为了联系生产实际，有人提出做“固相酶”；邹先生则提出做“模拟酶”。邹先生提出了具体的研究方案，即以由124个氨基酸残基组成的核糖核酸酶A为研究对象，先用胃蛋白酶酶切去掉C-端4肽后检测其活力和构象的变化，逐步用蛋白水解酶降解核糖核酸酶A后，鉴定能保持酶活力的最小的肽段，从而模拟酶。后来，大家决定兵分两路，分头做“固相酶”和“模拟酶”。我觉得“模拟酶”的研究目标、思路和路线非常清晰，就参加了“模拟酶”的工作。在当时的大环境下，邹先生依然积极思考着科学问题，让我更加钦佩。可是，1970年12月，邹先生调往北京生物物理所，离开了生化所。对邹先生的离去王应睐所长极为不舍，他多次与我说邹先生在生化所做的科学贡献。

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复后，我又一次成为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酶学研究室的研究生，不过，这次研究生导师是王应睐先生。读研究生期间，我曾多次到生物物理所邹先生实验室做蛇肌3-磷酸甘油醛脱氢酶的研究。那时，生物物理所的实验条件远不如生化所。生化所的所有实验室刚搬进新盖的宽敞明亮的八层生化大楼，每层都有冰库、隔几间实验室就有一个通风柜；而生物物理所则分在八个地方，人称“八大处”。邹先生的实验室在动物所的五楼的一间大实验室，实验台就是一张大方桌。开始我用的都是在上海纯化好的酶，用冰瓶带到邹先生那里。后来，我想在邹先生那里提酶，曾问邹先生实验室的周筠梅冰库在哪里?她说：“挺远的，一时也说不清楚。”在生化所我们都是用部分收集器自动收集柱层析分离的蛋白质，而在邹先生这里是用人工计液滴的办法收集蛋白质；做荧光滴定则需要一手提着放荧光杯、缓冲液、移液器、搅拌棒的冰瓶，一手拿着实验记录本、擦镜纸，步行约15分钟到另一幢大楼的四楼做实验。邹先生对我研究工作指导非常仔细和具体，每天都有结果出来，我的研究生论文一大部分是在邹先生实验室完成的。论文初稿写在400字的稿纸上，写好后王应睐先生让我请邹先生把关，邹先生看过后，告诉我“你要用碳素墨水写论文，不要用蓝黑墨水，因为蓝黑墨水写的字复印后就看不清楚了。”可见，邹先生对学生的指导非常细致和具体，要求也很严格。邹先生不论条件如何艰苦，都能做出闪光的研究工作，始终保持对科学的执着追求。1979年，他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形成荧光衍生物的工作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这项工作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邹先生是开拓型科学家，他能将一个实验室从无到有，到强。后来，依托生物物理所成立了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实验室主任邹先生的带领下，连续3次国家评审时都名列前茅，第四次可以免评，是当然的“A”级。如今的生物物理所已经今非昔比，但前辈的创业史和开拓精神晚辈绝不能忘。

我是邹先生在上海生化所的最后一个研究生，又是王应睐先生“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研究生，我为我有两位好老师感到十分幸运。研究生毕业后，我与这两位生化界的老前辈都有非常多的接触，其中深深感受到邹先生对岳阳路320大院的深情。邹先生1951年回国后就在这个大院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工作，1958年上海生理生化所分为生理所和生化所两个研究所，分别由冯德培先生和王应睐先生任所长。

在这个大院，邹先生开始了在新中国的科研事业。在这里邹先生与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发现了琥珀酸脱氢酶的辅基腺嘌呤二核苷酸与蛋白部分通过共价键结合；呼吸链和其他酶系的一系列工作奠定了我国酶学和呼吸链研究的基础。他参与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他和他年轻的同事们成功地完成了胰岛素A链、B链的拆合，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中国科学家最早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建立了阐明蛋白质必需基团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的“邹氏公式”；创建了确定酶必需基团数的“邹氏作图法”；最早提出了酶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之间存在共性，可以用统一的动力学理论来处理；系统地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提出了确定两种抑制中各种动力学常数的新方法，从而开创了酶催化动力学一个新的理论分支，并解决了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邹先生获得的两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和一项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相关工作都是在320大院中完成的。

邹先生尊敬320大院的前辈，他在许多文章中都提到王应睐先生推荐他到剑桥大学Kelin教授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王应睐先生也多次亲口告诉我“邹先生是优秀的科学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了，我会想办法让他两边兼顾，决不会同意他完全离开生化所的。”1992年，王应睐先生85寿辰时，学生们编辑了《前进中的生物化学》论文集表示祝贺，我们希望邹先生写“序”，信发出去一周就收到他写好的《序》，其中概括了王应睐先生对中国生物化学事业诸多贡献和高尚品德。整个《序》热情洋溢。王应睐先生八十五和九十岁寿辰时邹先生都专程到上海来参加学术会议，做了精彩的学术报告。只要邹先生来上海，不管多忙，都会到320号大院的三大宿舍上门拜访王应睐先生，每次我都在旁，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感到邹先生对老一辈的科学家的尊重和他们之间的友谊，对帮助过他的人念念不忘。

邹先生牵挂320大院的同事们。曹天钦先生是他在剑桥大学的同学并在生化所同事多年，曹先生患病后，长期卧床，他多次问候曹先生的病情。曹先生过世后，2000年邹先生参加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纪念曹天钦蛋白质研究国际研讨会，在会上做了学术报告。每次邹先生来上海前都告诉我，他想见见320大院的老先生，让我联系他们，约定在何处见面。2003年，他来上海时想见沈善炯先生，沈先生说他去宾馆与邹先生见面，不料邹先生来后，沈先生患重感冒，沈先生担心会传染邹先生，不能到宾馆看邹先生了。当我把沈先生的意思转告邹先生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去看他!”2006年11月23日，邹先生去世后我打电话向沈先生报丧，沈先生在电话里失声痛哭“承鲁啊，你怎么先我而去啊!”他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令我们晚辈感动。

邹先生关心他在320号大院的学生，每次来上海都希望聚一聚，事先一个一个地点名、询问情况。我们学生也盼着能与先生谈谈，他决不耽搁约定好的聚会时间。有一次，全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会常务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由于讨论的事情多，开会时间比预期的长，到了11:30他起身向秘书长周筠梅说：“下午再继续开吧，学生们都约好了。”周筠梅事后告诉我“那时邹先生把与学生的聚会看得最重要了!”2001年他的学生许根俊先生突发心脏病，住在中山医院。邹先生和他的夫人李林先生特地打电话到我家询问许先生的病情和可以联系到他的电话号码。他的另一个学生李文杰先生在1957年错划为右派，平反后，邹先生经常想到如何帮助他，为他做些事。邹先生对生化所学生的成长感到高兴，当我们研究组发表了好文章时，他发来E-mail祝贺，鼓励我们不断努力；当我2005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他打来电话祝贺；2006年当邹先生得知我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时，他10月2日发来了用英文写的最后的一封包含祝贺和希望的E-mail。我2006年11月16日我去北京参加何梁何利奖的颁奖仪式的次日，打电话给邹先生想去医院看看他，他告诉我他住在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病房。见到他时，女儿邹宗平陪伴在旁，他已经十分虚弱，不能多讲话，对我说：“你说，我听。”他对周围发生的事依然很有兴趣，我给他说了几件事，他同意的就点点头，不同意的就摇摇头，我并没有感觉到他对死神即将来临的悲观和恐惧。回到上海一周，11月23日就传来了邹先生去世的消息。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努力追求科学真理，避免追求新闻价值，跟踪最新发展前沿，不断提高水平，勤奋工作，永不自满”的金句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邹先生眷恋320大院。2003年4月初，邹先生应邀参加上海交通大学校庆，为了再看看他工作过的地方，为了与320大院里的老朋友和学生们再次见面，特地提前两天到上海。见到学生们，他特别高兴。他在320号大院里走着，饶有兴趣地看着将要竖起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新实验大楼的地方；他兴致勃勃地走进原生理生化所大楼，在他工作过的三楼走了一圈，指给大家看这里以前是放高压电泳仪的地方，那里是放分光光度仪的地方。走到他工作过的办公室前，他高兴地要照张照片留念。

邹先生坦然对待生死。2003年，他来上海时非常淡定地告诉我们他诊断出淋巴癌，多处组织都有癌肿，他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要“苟延残喘”。就在那一次重回320大院，他严肃而慎重地向当时的李伯良所长提出等他百年后，希望将他的一半骨灰撒在320大院的一棵树下。这棵树正好对着他以前的办公室。

今年5月17日是邹先生诞辰100周年，如今小行星“邹承鲁星”，在天空翱翔。人们将永远记住国际著名生物化学家、近代中国生物化学奠基人之一、为中国率先实现胰岛素人工合成做出重要贡献的邹承鲁院士。

追求真理、讲真话的邹承鲁

邹宗平

李四光纪念馆

今年是我父亲邹承鲁诞辰100周年，他把一生奉献给科学事业。从1951年博士毕业回国参加工作，到2006年去世，他在酶学研究和人工合成胰岛素的领域里都做出了很好的工作，发表过一百多篇科学论文。晚年，他渐渐淡出科研工作后，又致力于反对学术腐败，维护科学尊严的工作，先后发表过50多篇文章。

“说真话，说实话”是邹承鲁科研生涯中的一贯做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曾对科学院的领导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对科学研究体制存在问题的看法。从科学院的“学习李森科(苏联科学家)”运动之后，他更加迫切地希望“科学由不懂科学的人管理”这种方式能够迅速地改变。他提出：“一个人必须是科研人员，才可以兼任院长、所长。而担任领导工作的科研人员，至少应有三分之二的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如果有一天，出现了‘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郭沫若’和‘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李四光’，那么科学研究工作将会气象一新。”他还提出“大学生统一分配是‘包办婚姻’‘乱点鸳鸯谱’”，认为“在招研究生时应当是先生选学生，学生选先生，自由恋爱，自由结合。”

他的这些讲话，当时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几乎断送了他做科学研究的权利。六十年后的今天，回过头再看他当年提的建议，很多都已经实施，成为学生们习以为常的找工作和考研究生的方法。

1977年8月，作为科学家代表，邹承鲁和另外12位科学家、13位教育家以及科学教育口的领导共33人参加了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会上，他和其他参会者先后发言，主张立即停止当时实行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大学招生方式。这种方式，除了可以为走后门大开方便之门外，一无是处。应当尽快恢复高考制度，高等院校的专业分工不宜过细，特别提出要在高校教育中，重视基础教学和基础理论的研究。党中央听取了各位专家的意见，决定马上改革高校的招生方式，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因为要推翻原来的招生方式重新来过需要一定时间，1977年的高考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全国约有570多万名青年参加考试，包括了自1966年高考停止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11年中，由于种种原因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有志青年。这为他们提供了靠自己努力，通过参加考试公平竞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批考生大多数都成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

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腾飞。国家对科学研究的经费支持不断加大，科研机构的设备也因此得到更新，许多国家重点实验室和高校的研究室都拥有了世界先进的仪器和设备。所有这些都是邹承鲁1951年回国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可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一些本不应该在科学界这片净土上出现的腐败现象也开始冒头。一些人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做科学研究，而是企图用抄袭、伪造数据、作弊来骗取国家的科研经费和不属于他们的名誉。对这些科学界的腐败现象，邹承鲁一直是旗帜鲜明地写文章、作报告、接受电视采访，用各种方式揭露和反对违反科学道德的行为。其实，邹承鲁一直不大愿意接受记者采访，曾经有一次，媒体找到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说可以在新闻中介绍、宣传实验室的科研成就，但是要缴纳一定费用。实验室主任邹承鲁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说我们做科研不是为了追求新闻效益，不做花钱买出名的事。但是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他一反常态，主动出来接受媒体的采访，通过媒体抨击那些科学界发生的不道德行为。如果没人出来反对科学界的腐败，那么搞腐败的人就会更加肆无忌惮，中国的科学就永远没有可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牛满江事件当时在科学界很是轰动。牛满江是继杨振宁教授之后首批少数访问中国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之一。他1962年获得坦普尔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对胚胎分化诱导作用的研究。经过研究实验，他把牛肝细胞的mRNA注射到小鼠腹水肿癌细胞内之后，观察到了癌细胞的生长得到有效控制的现象，并就此现象发表过多篇文章。这项工作一开始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注意，一些实验室重复了他的实验，但经多次重复却不能得到牛满江的结果。这些实验室开始对牛满江文章中的发现提出质疑。牛满江继而转向当时科学水平远落后于美国的台湾发展，1967年夏天，台湾的许多媒体都在显著的位置上刊登关于牛满江科研成果的报道，认为牛满江的实验作为癌症的克星已接近成功。在台湾取得巨大成功之后，牛满江又把目光转向内地。1973年，牛满江与美国首任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同机到达北京，开始他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77年和1978年人民日报两次发表长篇报道，称赞牛满江和中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是他们为细胞遗传学的基础理论作出新的贡献，对于农业医学和科学等将具有指导意义”。从1973年到1982年，关于牛满江的报道在国内经常见报，各级领导会见牛满江不下16次之多。牛满江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著名科学家，很多人认为他早已获得了诺贝尔奖。邹承鲁对这种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还没有通过时间的考验，没有得到国际同行恰如其分的评价之前就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追求“新闻”价值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这种做法对科学家来说是一个科研作风和科研道德的问题。其实早在1974年，这项成果就受到其他科学家的质疑，迄今为止无人能重复他们的实验结果。

1980年，牛满江向《中国科学》投了一篇题为《鲤鱼卵信使核糖核酸mRNA中指导肝脏白蛋白合成的组分》的论文，并附有当时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的批示，要求《中国科学》予以发表。那时，邹承鲁是《中国科学》的一个普通编委，他对这种凌驾于科学真理之上、用行政干预的手段左右科学成果的鉴定和科学论文发表的做法非常反感。但是他毕竟不是牛满江的小同行，无法对牛满江的工作做专业的评价。牛满江的文章发表之后不久，知名发育生物学家戴维斯撰文对牛满江的论文提出批评意见。邹承鲁向《中国科学》主编建议刊登戴维斯的文章，虽经努力，但是最终没有得到批准。1980年，邹承鲁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开展百家争鸣，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一文，文中提到：“开展不同学术见解的自由争辩，是繁荣科学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违反这一重要的原则，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牛满江知道邹承鲁建议在《中国科学》上刊登戴维斯的文章后给邹承鲁写公开信表示不满，信上说：“如果你可以请外国人来稿批评我们，难道别人就不能向你学习做同样的事吗?”邹承鲁收到信后，立即写信给《中国科学》的编辑，建议在杂志上发表这封信。在整个事件中邹承鲁也考虑过后果，因为得罪了科学院的领导，他甚至做好了被从1980年院士增补名单中拿掉的心理准备。但是大多数科学家在维护科学尊严的立场上和邹承鲁是一致的，这个事件并没有影响他1980年当选为学部委员(院士)。

现在人们都很注意养生，又缺乏吃多了有害的常识，什么都补，以为补的越多越好，所以中国的保健品市场巨大，许多商家也看好这个巨大的商机。珍奥核酸公司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全国推销他们的核酸营养保健品。为了让珍奥核酸公司的产品占领更多市场，珍奥核酸公司邀请学者和生化及分子生物学学会等研究核酸的专业人士为他们做宣传。2000年，上海工业微生物研究所的一位高级工程师以生化学会工业生化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的名义在上海一家报纸上发表介绍核酸营养的文章。看到文章后，邹承鲁马上写信，告诫这位高级工程师，不要用学会头衔发表这类文章，替商家说话。珍奥核酸公司知道后，专门派人来找邹承鲁，又是送珍奥核酸公司的资料，又是邀请邹承鲁到大连珍奥核酸公司总部去参观，所有费用公司全包。邹承鲁当然是不会去公司总部的，但是送来的三本资料他看了。其中一本是中国科学家讲核酸营养的文章，一本是日本科学家关于核酸营养的文章，还有一本是欧美科学家关于核酸营养的文章。看完这三本资料，邹承鲁发现，所谓的中国科学家都不是做核酸研究的；日本科学家邹承鲁虽然不清楚，但是所引用的文章都不是发表在正规学术刊物上的；而欧美科学家的文章内容根本不是讲核酸营养，而是讲核酸性质、核酸代谢等。这三本所谓的资料，全部都是唬人的。针对珍奥核酸公司的公关，邹承鲁也在媒体上发表意见，第一，核酸到处都有，正常饮食中一定不会缺乏核酸。所谓营养，指的是补充缺乏的东西，不缺乏就不需要补充，就无所谓什么营养。第二，核酸类物质吃得过多是有害的，对于痛风病人尤其如此。痛风病是由尿酸在关节处结晶而致，而尿酸正是核酸的代谢产物，所以痛风病人严禁服用核酸含量高的食物。

邹承鲁特别反对学会等科学组织为商家做广告。因为这些组织做广告欺骗性更大，影响也最坏。在他担任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理事长期间，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通过一个决议，不允许任何会员以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的名义做广告。邹承鲁在《科学家不应做“广告明星”》一文中说：“科学家不应出面做广告，否则，你的那番‘广告词’难免有悖于科学真理之处。至于一些企业利用科学家为自己的虚假产品做宣传，或个别科学家出卖自己的科学家身份和良知，为伪科学在企业界的泛滥助纣为虐，则更应该引起科技界的高度警惕。”

科学是及其严肃的，科学家的天职是追求真理，作为科学家的一个基本责任就是要讲真话。邹承鲁无愧于“科学家”这个神圣的职业，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一生追求真理、讲真话的人。

http://www.life.ac.cn/WKD/WebPublication/index.aspx?mid=smh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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