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守卫科学道德

李妍

多年前邹承鲁曾应邀写一篇回忆录，他起名叫《行进中的回忆》，对于这个“活动”着的名字，邹老有自己的解释：写这东西的时候我才６０几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干呢，怎么可能坐下来写回忆录？――的确，年近80的邹老至今还在继续他的事业。

科学家有责任说明真相

2001年年末，国内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报纸《南方周末》评选的十大年度人物中，邹承鲁是名列其中的惟一的一位科学家。提起为何会当选“年度人物”，邹承鲁说可能是由于当年的“核酸风波”，是因为自己讲了真话。邹承鲁说核酸风波的起因是，在他担任理事长的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会，有一位学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在报上公开发表文章替一家核酸营养品做宣传，他看了之后很不满意，就给这位副秘书长写了一封信，说你个人发表什么意见那是你的自由，但是你不能用生化协会某某专门委员会副秘书长的身份发表这篇文章为这个商品做广告。“后来在接下来的一次学会的全体大会上，我就给下一届理事会提了一个建议，就是禁止学会的工作人员在报刊上为商品做广告。”最近一段时间，关于身体器官克隆事件，争论得也非常激烈，邹老又发出自己的声音，指出“有些地方不大科学”。邹承鲁说他的直言得罪了不少人，有不少人也劝他，像你这样泰斗级的人物好像没有必要来参与这样的事情。还有的人认为，态度可以缓和一些，不要那么激烈。但他仍坚持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作为科学家应该有责任感，像核酸到底是不是营养品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向大家说明真相。”不过老人的话里也透出许多无奈：“上个星期我去上海，在繁华地区看到一个很大的店面，珍奥核酸专卖店，整个一个铺面都是卖珍奥核酸的，所以我说了有什么用呢？没用。”

早在1981年邹承鲁就同几位院士共同提出了科学道德的问题。他们在当时的《中国科学报》撰文指出科学界有一些值得担忧的违反科学道德的现象，这些事情如果不引起注意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当时有人提出，在中国的公众眼里，科学家是很崇高的，你把这层幕给揭开，让很多人都看到科学界内部的这样一些不良现象，会不会影响科学家的形象？邹承鲁的回答是：“科学家也是人，在人当中总是有三六九等，每个人都不一样，科学界当中出一些败类这也不足为奇。”在他看来，科学家应该有自律的机制，应该遵守国际科学界公认的一些准则。

在别人的眼里，邹承鲁始终是一个斗士的形象，邹承鲁也认可这个看法，他说自己年轻时就是这样。“1957年，我提了三条意见，一是允许学生选择老师、老师选择学生，二是科学院应该由科学家来管，还有一条就是对有海外关系的人不要歧视，这三条现在已经是咱们党的政策，但从那时候开始就是这三句话我给自己惹来一系列的麻烦。好在事情都过去了，也没必要多说了。”邹承鲁说他做过四届二十年的政协委员，“在政协会上我也是话比较多的。”

活得极为真实的邹承鲁说他也曾干过一件假事：施密斯教授是邹承鲁的师兄，20世纪70年代他曾带一个美国的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来，当时中国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邹承鲁根本就没有条件做实验，但在代表团来参观时，他将实验室的瓶里全都装进了水。“反正不能不这样做吧，实在也是不得已。这位美国教授现在还活着，90多岁了。后来我到美国去，有机会见到他了。他说我进了你的实验室一眼就看出你当时什么都没干。”邹承鲁说师兄跟他讲这话时，他心中的滋味难以名状。 有人问邹承鲁，为什么要把很多的精力在维护科学道德上，邹承鲁的回答只有一句话：我希望我们国家的科学能够健康发展。

有没有本事得回国看

听邹承鲁的学生说，邹老有一个观点，就是出国留学的人有没有本事得回国看。因为在他看来，在国外是老师给题目，老师定研究方案，老师给的题目常常是过去工作的延续，做一个工作的延续跟自个儿开始工作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所以遇到的问题也是完全不同的。邹承鲁说曾有一个学生做过一个生动的比方：有一个煤球炉烧得很旺，你扔一个黑煤球进去，过不了一会儿这个黑煤球就烧红了。而用这个黑煤球重新把这个炉子点着再烧红，困难程度是完全不同的。邹承鲁说，在工作顺利开展的条件下，跟着导师已经建立的工作接着往下做，那是比较容易的。而要自己另起炉灶，开创新的工作，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所以能不能站住脚那就要从你回国创业来看，而不是跟着人家做。

邹承鲁1947年赴英国留学，1951年回国。当时，他的全家都已随哥哥去了台湾。他说选择回来，就是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科学做点事，使中国科学能够早点站起来。

回国后的邹承鲁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科学研究工作。邹承鲁说，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开始以后，科学界跟全国人民一样都想做点什么比较重要的大事情，那我们生化学界当然不能做大炼钢铁的事，我们就选定了合成胰岛素项目。当时极具时代特色，大家集体在做这样一个项目。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研究过程，邹承鲁说艰苦都不算什么，关键是压力。我们是拆合组，压力最大，这个工作成功不成功就决定以后的合成路线，如果不走这条路，走其他的合成路线，那要走的路就要远得多得多。用那时的话是“要走多快好省的路”，其他组的人天天来问我，怎么样？行不行？ 因为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这个关过了之后他们才能开始。 邹承鲁说当时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科研中去了。他们中间流传着一个“跳楼的故事”：我们是无所谓休息不休息，大兵团作战是三班倒的，第一班做完，交给第二班人接着往下干，以为这样快，实际上常常不见得快，而是慢。比如做到哪一个肽(肽是几个氨基酸连接在一起合成蛋白质的中间物)的时候，有一步是把试剂加在一块儿，那试剂瓶要拿手摇好几个小时。因为化学试剂都是有味的，所以做到这一步就交给下一班，下一班他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他给摇就是了。因为它有味，他就坐在窗口手伸到窗外去摇，旁人一跟他说话，他一不小心，手一松，瓶掉下面，碎了。这个肽哪儿去了？对不起，跳楼了。那就只好重新开始。 不过让邹承鲁自豪的是，经过努力，1965年9月17日，人工合成胰岛素在他们手中诞生，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蛋白质全合成。他说最后进行合成时，由于实验室太小，大家只能在外面等结果，当合成成功的消息传出来时，大家都跳了起来!

怀念凯林教授

邹承鲁说凯林教授是影响他终身的良师。1947年他到英国留学，第二年年初转入剑桥大学师从科林先生学习生物化学。1949年邹承鲁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就发表了论文。那时候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邹承鲁说：“那是我的第一篇论文。我的第一个课程是我导师给的。题目是他给的，我是按照他的说法去做，但是碰到的问题我得自个儿解决，解决之后我的导师很满意，他就说你可以投到《自然》杂志去，我就投了。当时我想题目是他出的，大概怎么做也是他给指出来的，当然应该把他的名字放在前头。我把文稿拿去给他看，他给我改了，完了又把自个儿名字给划掉了。这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

在英国留学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久，英国生活条件很艰苦，什么东西都是配给的，都得要票，如买肉要肉票，买蛋要蛋票。实验室也一样，实验室的设备相当差，但凯林先生常说：“我们这儿条件是比较差一些，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不是设备，而是创新的思想。” 这给邹承鲁的印象极深。他说，老师还强调过一点，做科学的目的是探索科学真理，努力去求学的话，你自然会有成就。老想着要做成这样做成那样，老想着在科学上出名，那就永远做不成一个好科学家。针对现在媒体上老“轰炒” 我们何时能得诺贝尔奖的问题，他仿导师的话说：“你如果老想着诺贝尔奖，你就永远得不着。你要想你要去追求科学真理，那有一天诺贝尔奖就在那儿等着你呢！”

邹承鲁最为遗憾的事就是以后没有再见过凯林先生。“我毕业之后回到国内，那时候跟西方世界是几乎没有交往的，我再一次去英国是回国后的２７年，等我到学院时才知道我导师早已去世。”

邹承鲁说老师的教诲使他受益终身，也成为他进行科学研究和做事的准则。一个同事提到邹承鲁时说：“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较扶持，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刚刚到这里来的时候，很多经费都是用中科院的，我的第一篇文章我写完以后给邹先生看，我署了他的名字，但是邹先生把它划掉了。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他在英国念书的时候，他导师就这么传下来的，我们这里要把这种好的作风一直传下去。”另一位同事谈起邹承鲁也充满崇敬：那次我的实验室里有一个东西爆炸，非常厉害，我不在，门是锁的，邹先生愣从门上的窗子里爬进来，来看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非常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