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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一词，见于《隋书·经籍志》，系指老庄道家及黄老道家之学。本文所言道学，系指以“道”为核心理念、终极信仰和方法论根据所形成的文化系统，主要包括老庄道家、黄老道家与道教。道学文化对中医学的影响全面深入，中医学在理论建构、生命观念、疾病诊疗、流派传承、本草方药、养生理法等多个方面都受到了道学文化的深刻影响。

道学对中医理论

建构的影响

在中医理论建构的过程中，道学的许多概念、术语以及相关命题成为中医学积极融摄的对象；道学的炼养实践和内证观察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形成具有直接影响；而道学的气论则在中医学那里发展为完善的精气神学说。

（一）中医对道学相关内容的积极融摄

江幼李认为，“道家思想是中医理论的基石，还特别表现在医经多取材于道经”1。由于黄老学思想在中医学经典形成的时代占据主导地位，中医学在理论构建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吸取了许多道学的概念、术语以及相关命题。以《黄帝内经》为例，其“恬淡虚无”“朴”“真”“德全不危”“真人、至人、圣人、贤人”“清静”等内容皆与道学一脉相承。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这里的“恬惔虚无”源自老庄哲学，庄子即明确谈到“恬淡”“虚无”，并将其称作最能体现“道”和“德”的一种精神境界：“夫恬惔寂寞，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庄子·刻意》）至于“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则与《老子·八十章》描述小国寡民时“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表述如出一辙。“其民故曰朴”中的“朴”亦源自老子的观念，老子说：“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此外，“德全不危”的命题乃是借用《庄子》中的讲法，这里的“德”是指得之于“道”的真性。《庄子·刻意》曰：“平易恬惔，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神不亏。”《庄子·天地》曰：“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素问·上古天真论》还论及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养生境界，这既是对《庄子》中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相关论述的直接继承，更是道学中神仙信仰影响中医的直接体现。《黄帝内经》中还大量使用道家概念“真”，如“耗散其真”“真人”“天真”“真气”等。此外，道学中的“清静”观念也受到了中医学的重视，《素问·生气通天论》曰：“故风者，百病之始也，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素问·至真要大论》则说：“夫阴阳之气，清静则生化治，动则苛疾起，此之谓也。”这是对老子“归根曰静”（《老子·十六章》）、“清静为天下正”（《老子·四十四章》）的医学诠释。

（二）道学认知方法与中医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藏，是指藏于体内的内脏；象，是指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藏象学说是“研究人体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相互关系的学说”。2藏象学说的形成除了受到古代人体解剖知识、人体经验观察、人体医疗实践、易学象数思维、阴阳五行学说的综合影响外，道学基于炼养实践和内证观察的独特认知方法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在各种有形可见的现象背后，发现了支撑和影响各种现象存在的背景性势域，也就是说，“有”的背后还有“无”的存在，“有”和“无”共同构成了世界的整体图景。“无”并非绝对空无，而是未被感知到的潜在性存有。通过“塞其兑，闭其门”（《老子·五十二章》）、“堕肢体，黜聪明”（《庄子·大宗师》）、“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等修身方法，道家便能在虚静之中发现“无”的存在。修道之士在上述方法论指导下，通过存思、导引、内丹等身体性修炼，发现、总结并完善了属于“无”的脏腑经络理论，从而为中医学藏象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医学没有采用解剖学那种“白箱实验”的方法来认识人体的形态结构，而是以解剖学为参考，重点通过身体内证的“黑箱实验”来认识人体生命的动态功能。与人体外在可见的各种“象”相比，体内“藏”（脏）的功能变化属于“无”的领域，没有道家式的内证实验，仅凭外在的经验观察，是无法将“藏”与“象”联系为系统性知识的。晋代道士兼医家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说：“反听而后所闻彻，内视而后见无朕。”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也说：“内景隧道，唯返观者能照察之。”（《奇经八脉考》）

内经图

（三）道学气论与中医精气神学说

“气”是道学的核心范畴之一，“气”既是思维世间万物的一种哲学观念，又是基于修道者身体炼养实践的切身体验。老子提出“抟气致柔”（《老子·十章》）、“冲气以为和”（《老子·四十二章》）的观点，强调生命之“气”贵在“柔”“和”。庄子侧重以“聚散”和“化”论“气”，“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天下万物即处在一气聚散变化的整体进程之中。稷下道家著作《管子》则提出了“精气”学说。《管子·水地》云：“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管子·内业》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可见，“精气”既是一种生命物质，又具有精神能动性。

中医学吸收了道学的气论思想，并发展出完善的“精气神”学说。《黄帝内经》中有“呼吸精气，独立守神”（《素问·上古天真论》）、“精神内守”（《素问·上古天真论》）、“积精全神”（《素问·上古天真论》）、“移精变气”（《素问·移精变气论》）、“精化为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神气舍心”（《灵枢·天年》）、“故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灵枢·平人绝谷》）等表述。 “精”“气”“神”作为考察生命现象的一种思维模型，三者之间并非彼此外在，而是存在着互涵互藏、相互转化的关系。道教内丹学在吸收中医精气神学说的基础上，发展出“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炼虚合道”的性命双修理论，体现了人体“精气神”对于自我生命转化与升华的重要意义。总之，道学气论在中医精气神学说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后者又反过来推动了前者的理论发展。

道学对中医生命观念的影响

道学以颇具生命意蕴的“道”概念为核心，建构了涵容生命本源、生命规律、生命价值、生命炼养方法的生命哲学体系。道学对中医学生命观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天人观、生死观、形神观等3个方面。

（一）天人观

钱穆先生曾言：“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已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彻悟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我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贡献，主要亦即在此。”3与儒学天人观主要从德性修养角度讲人之良知本心如何与义理之天相合不同，道学天人观主要是在自然意义上强调人体生命与宇宙大生命之间的同源、同序关系。

首先，道学“天人同源”的观念对中医学有所影响。道学认为，作为万物一员的人来源于“道”，“道”为万物之母，“道”通过气化作用生成万物。《老子·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人体由阴阳之气冲和而成，而整个世界即是一个整体性的气化过程，因为“通天下一气耳”（《庄子·知北游》）。人体与自然正是通过“气化”作用才息息相通。《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人体是天地之气交感而成，人体五藏、十二节皆与天气相通，故无论道学还是中医，均认为天人同源于“气”。

其次，道学“天人同序”的观念对中医学也有重要影响。所谓“天人同序”，是指自然与人体具有统一的时间性节律，人的动静进退应当效法天地自然之时序。老子说“动善时”（《老子·八章》），庄子说“与时俱化”（《庄子·山木》），《鹖冠子·道端》上说：“逆天时不祥”，《管子·版法》则说：“参于日月，佐于四时”，司马谈总结说，道家能够“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论六家要旨》）。中医学在继承道学重视天时传统的基础上，对人体生理、病理节律与天时节律的关系做了更为细致的探讨。例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就对一日之内人气的变化周期以及相应的病理表现进行了分析：“黄帝曰：‘愿闻四时之气。’岐伯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以一日分为四时，朝则为春，日中为夏，日入为秋，夜半为冬。朝则人气始生，病气衰，故旦慧；日中人气长，长则胜邪，故安；夕则人气始衰，邪气始生，故加；夜半人气入藏，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

（二）生死观

生死问题是道学中具有终极性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研究对象。道学的生死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死现象是一气聚散的自然过程；第二，道学贵生、重生，所以摄生、卫生、养生、长生成为了道学的终极追求；第三，死亡源于离道失德、有为多欲，养生贵在清心寡欲、清静无为。这些观念都对中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

与原始宗教所持有的灵魂不灭、鬼神存在的生死观以及先秦儒家所持有的德性生命在价值上高于自然生命的生死观不同，先秦道家对于生死问题基本上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生死就像日夜一样自然：“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生”源于“道”“气”，“死”则复归于“道”“气”；“生”是“气之聚”，“死”则是“气之散”。“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庄子·知北游》）中医学继承了道家以“气”释“生死”的传统，认为人的生命是天地合气、男女媾精的结果，而人的疾病、衰老和死亡则是生命之气由盛转衰的自然结果，“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本神》），“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灵枢·天年》）。

贵生、重生是道学的一贯传统，在道学看来，人的自然生命具有最高价值。“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庄子·大宗师》）庄子认为，最高的知识就是享尽天然的年寿而不中途夭亡。道教炼养之士甚至把长生成仙作为最高信仰和追求，并由此发展出系统完备的养生保健方法。中医学继承了道学尊生、贵生的看法，《神农本草经》多言“不老神仙”“神明不老”“延年不老”“轻身不老”，《黄帝内经》也多崇尚“寿敝天地，无有终时”“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学正是综合运用导引、按摩、针灸、汤药等各种方法展示了这一“生生之术”对健康长寿的不懈追求。

引起人体衰老、疾病和死亡的因素虽然复杂多样，但道学认为离道失德、有为多欲是其根本原因，并由此提出了清心寡欲、清静无为的生命保养方法。老子说：“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作为“生之徒”的“柔弱”意味着清静、寡欲、不争，如此便能葆养生命之和气。如果躁动、多欲、争强，那就是用机心主使和气来逞强，所谓“心使气曰强”（《老子·五十五章》），如此便沦为“死之徒”了。中医学也认为，今时之人半百而衰的原因在于“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而养生延寿的方法即在于寡欲无为，所谓“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

（三）形神观

形神关系，又称身心关系、性命关系，是道学和中医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道学形神合一、性命双修的观念奠定了中医形神观的基础。

《庄子·天地》曰：“形全者神全。”《庄子·在宥》曰：“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女神将守形，形乃长生。”可见，形与神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为用，所谓“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精神训》又说：“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与“神”在“气”的作用下成为一个有机统一体。“形神”又被称为“性命”，“性”与“命”为一体两面，在本源处实不可分：“性命实非有两，况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而性命之理，又浑然合一者也哉。”（《性命圭旨·性命说》）

中医从医疗实践的角度继承和发展了道学的形神观，认为形为神之舍、神为形之主，形神相依、形神互用。《灵枢·天年》上说：“血气已和，营卫已通，五藏已成，神气舍心，魂魄毕具，乃成为人。”人体是形与神的统一，中医认为“神”分属五脏、总统于心、以气相应，即形神相须之明证。《素问·上古天真论》认为，上古时期的有道者能够“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可见“形与神俱”为医道所追求的生命目标。

道学对中医疾病诊疗的影响

道学以有机整体观看待生命的方式以及注重恬淡寡欲的修身理念影响了中医学的病因学说；其“阴阳冲和”的世界观、“因循”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方法论影响了中医学的诊治理念；而其防患于未然的忧患意识则促成了中医学注重防治未病这一治疗特色的形成。

（一）病因

作为一种广义上的生命哲学，道学从“道”的视野对人体生命、自然生命和社会生命所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曾有过深入分析并给出了解决方案，因此道学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一种宏观医学。在道学看来，一切有机生命体的病因在于背道离德、有为多欲，而其开出的药方即是因时任势、清静无为、恬淡寡欲的自然之道。

中医学继承了道学的上述观点，并对人体病因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总体而言，中医学主要从外在自然之气和内在人体之气的状态变化来探究人体的发病机理，将逆道失和视作人体得病的主因。除了跌扑金刃、虫兽所伤等所谓“不内外因”以外，无论是外感六淫的“外因”，还是内伤七情的“内因”，都是违逆自然之道的结果。六淫者，风、寒、署、湿、燥、火也。人体若不能因时而动、应时而作，便会违背四时阴阳的变化而易感外邪。《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七情者，喜、怒、忧、思、悲、恐、惊也。人体若不能做到少私寡欲、清静无为，就会内伤七情而扰动五脏之气。《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而“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灵枢·口问》）。外逆四时阴阳，内失清静平和，内外俱失平衡，于是百病乃生。

（二）诊治

面对不同层次的有机整体缺乏活力的问题，道学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以“和”为目标，以“因”为原则，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方法。《老子·四十二章》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阴阳和合方生万物，“和气”是生生之源。道学还以“因”为行动原则，所谓“因”是指顺任万物的自然本性或者事情的基本态势，“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者也”，“道贵因”（《管子·心术上》）。道学还认为，天道运作的基本方式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自然规律就像拉开弓弦一样，弦位高了，就把它压低，弦位低了，就把它升高；有余的加以减少，不足的加以补充，天道规律就是减少有余的用来补充不足的。

受道学影响，中医学将人体的阴阳平衡与和谐作为健康标准和调治目标，“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在疾病诊治过程中，也要以“因”为原则，具体而言则是“三因制宜”，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从而把疾病诊治纳入到时令气候、地理环境以及个体体质、年龄、性别等因素所构成的综合整体之中。在具体施治方法上，中医学采纳了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观点，无论针灸方药都是为了补虚泻实，从而使人体重新恢复到阴阳平衡状态。《灵枢·寒热病》云：“视有过者取之。损有余，益不足。”《金匮要略》云：“虚虚实实，补不足，损有余，是其义也。”《素问·至真要大论》云：“治诸胜复，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

（三）预防

忧患意识是中华文化的特征之一，这一点在道学和中医中都有突出体现。某种意义上说，道学“防患于未然”的思想对于中医“治未病”的医学理念也有较大影响。

《老子·六十四章》上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局面安稳时容易持守，事变没有迹象时容易图谋。事物脆弱时容易破开，事物微细时容易散失。要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就早做准备，要在祸乱没有产生以前就处理妥当。因为“无”能生“有”，所以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治未乱”被引入到医学中也就是“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解决问题的最高战略是在问题还没有出现时将其消除于萌芽状态，而不是病已经形成了再去吃药、天下已经大乱了再去想办法，这就像渴了才去掘井，该打仗了才去造兵器，那不就太晚了吗？中医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愈防复三个方面，这是将人体疾病纳入到发展过程中进行考察并对其及早进行处理的一种思维方法，值得引起医患双方的高度重视。

道学对中医药和养生学的贡献

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盛极一时的黄老道家思想逐渐淡出政治舞台，后世道学的发展主要由道教来承担。道教在创教之初便以医传教、借医弘道，道教徒的炼养实践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所谓“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葛洪《抱朴子·内篇·杂应》），从而促进了“援医入道”。另一方面，中医也大量吸收了道教炼养学所发展出来的人体知识和养生方法，从而促进了“援道入医”。医、道两家在相融互摄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中医传承中颇具特色的道医流派，许多方药因保存于道教典籍中而流传下来，而二者的交融也极大地促进了中医养生学的发展。

（一）道医

无论是道士兼修医术，还是医家兼修道术，医、道交融促进了道医流派的产生和中华医道的传承。历史上的著名道医有葛洪、陶弘景、杨上善、王冰、孙思邈、王怀隐、马志、崔嘉彦、刘完素、孙一奎、赵献可、傅山、周履靖、徐大椿、陈撄宁等。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抱朴子·内篇》之详言急救、养生，南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之发展本草学，唐代孙思邈所论述的“大医精诚”以及临症百科全书《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隋唐杨上善所著《黄帝内经太素》与王冰所著《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对《黄帝内经》的医理阐发，金元四大家之首刘完素之开创寒凉派，明代孙一奎、赵献可之命门学说，清代徐大椿之医学评论，近代陈撄宁之仙学养生，皆显示了道教学者在中医学发展历程中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导引图》

（二）方药

中医本草方药理论的传承与发展离不开古代方士、道士的探索与总结。出于长生成仙的需要，古时方士、道士不断探索金丹烧炼方法以及本草药物的服食效果，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本草学、方剂学的发展。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的中医学经典《神农本草经》，共载药物365种，分为上、中、下三品，书中收入不少金石类药物，且全书多见“神仙不死”“养命延年”“久服轻身”之语，足见方士、道士的服食思想对其影响之深。葛洪熟谙道家丹药烧炼技术，在其著作《抱朴子》中载有丹砂、雄黄、石英、曾青等多种金石类药物的使用方法。葛洪另一部方书《肘后备急方》，记载了中风、急腹症、食物中毒、百虫入耳、狂犬病、疟疾等症的治疗经验，尤其是以青蒿汁治疗疟疾的记载，直接启发了当代药学家屠呦呦成功提取出青蒿素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南朝道士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七卷，将《神农本草经》原书中365种药物扩充至730种。陶弘景还将诸药按照自然属性和临症效用进行新的分类，其药物分类方法成为中国古代药物学分类的标准方法，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4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精通本草，自己种植、采收、炮制药物，总结了197种常见药的相使相畏、相须相恶、相反相杀关系。其所著《千金翼方》详述了873种药物的入药部分、采收时节、同物异名、阴干暴干等。孙思邈以其卓越的药物学贡献被后世誉为“药王”。

（三）养生

道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深入的养生理论和丰富全面的养生方法。道学与中医在养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交融互渗，形成了医道相通、医道不分的关系格局。道学顺任自然的养生原则、形神兼养的养生理念以及导引、行气、内丹等养生功法均对中医养生学的发展起到了指引和推动作用。

道学顺任自然的养生原则是指在养生过程中要做到顺应自然节律以及不刻意养生。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庄子反对刻意养生，追求“不导引而寿”（《庄子·刻意》）这种无心而应自然的养生境界。《黄帝内经》继承了这一养生原则，能够知“道”的上古之人顺任自然的具体体现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素问·上古天真论》），智者的养生之道是“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灵枢·本神》）。《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更是详细论述了人应顺应四时阴阳的道理：“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少阴不收，肺气焦满。逆冬气，则太阴不藏，肾气独沉……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

《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所以道学在养生上注重形神兼养、性命双修、身心合一。一方面，形体是精神的寓所，“夫形者，生之所也”（《淮南子·原道训》），形体健全才能保障精神健全，“形全者神全”（《庄子·天地》）；另一方面，精神对于形体有统领和主导作用，“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也。神躁于中，而形丧于外，犹君昏于上，国乱于下也”（嵇康《养生论》），所以形神是相须为用的关系，养生应当形神兼养。这一理念在道教中被发展为“性命双修”，李道纯在《中和集卷四·性命论》中说：“性无命不立，命无性不存，其名虽二，其理一也。”形神兼养需要在饮食、起居、运动、情志等方面着手。其中，情志是精神、心理、情绪层面，在诸养生要素中居于首要地位。“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神清意平，百节皆宁，养生之本也；肥肌肤，充腹肠，养生之末也。”（《文子·下德》）道学养神主张“神清意平”，即清静、寡欲、恬淡、平和。道学的运动养生包括动功和静功，无论动静都以炼气为要，所谓“治身者爱气则身全”（《老子河上公章句·能为第十》），并防止过量运动，因为“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已则劳，劳则竭”（《庄子·刻意》）。在道学形神兼养理念的影响下，中医养生学主张“恬淡虚无”“精神内守”“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其最高目标则是“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素问·上古天真论》）。

葛洪《肘后备急方》中关于青蒿治疗疟疾的记载

此外，道学发展出的导引、服气、内丹等炼养功法也对中医学有重要影响。《庄子》中记载有“吾丧我”“坐忘”“吹呴呼吸，熊经鸟伸”等内容，表明导引、行气、静坐等炼养功法在道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承。东汉三国时，导引养生颇为盛行，较具代表性的便是华佗所创的五禽戏。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极大地推进了导引的发展。《云笈七签》卷三十至三十四中，便收有陶弘景、孙思邈、彭祖、王子乔等各家导引功法。导引大多是配合呼吸、意念的组合性动作，至今仍有影响者有易筋经、八段锦以及融合传统武术后所形成的内家拳法，如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等。除导引等动功功法外，道学还有存思、守一、内丹等静功功法。此类内容，早期多记载于《太平经》《黄庭经》《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等道教典籍中。东晋至唐代，道教上清派之存思、服气法在社会上颇有影响，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孙思邈的《摄养枕中方》以及司马承祯的《服气精义论》等都对气功治病有所论述。唐末五代以后，内丹术渐趋成熟并成为道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内丹术以身体为鼎炉，以自身精气神为药物，通过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来实现自我生命的升华与转化。虽然内丹术存有道教炼丹成仙的信仰成分，但其在客观上的养生功效颇值得肯定，近代蒋维乔、李少波等皆以静坐工夫作为一种祛疾养生手段，收到了较好的治疗效果。内丹家经由自身实验所获得的关于人体功能的知识，如奇经八脉、三焦、命门、丹田等，对中医藏象学说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结 语

虽然中医学的知识积累、理论构建和临床实践有其相对独立性，但易学、儒学、道学、佛学、兵家等传统文化也是其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尤其是道学，成为了孕育和滋养中医学的最主要力量，以至于中医学越来越具有道学的文化品格而成为广义道学的用世一派。葛洪曾说：“古之初为道者，莫不兼修医术”（《抱朴子·内篇·杂应》），而今日中医学的教育与传承也理应主动回归到道学这一源头去汲取文化滋养，只有做到“今之初学医术者，莫不兼习道学”，我们才能将中医学这一宝贵遗产继承好、发展好。

原标题：研讨｜道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本文刊于《中国道教》2021年01期。

注：

1.江幼李：《道家文化与中医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年，第142页。

2.印会河、张伯讷：《中医基础理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第28页。

3.钱穆：《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年，第1期。

4.张其成：《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年，第118页。

原标题：《魏孟飞：道学对中医学影响深刻，值得从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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