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玉大禹治水图山子，清乾隆年间雕制，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供图

青海省湟源县卡约文化遗址出土的“犬戏牛鸠杖首”。 首都博物馆供图

巍巍昆仑。尚昌平摄

　　古往今来，昆仑以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与张力，成为无数中华儿女心中的神圣图腾。作为昆仑文化核心，昆仑神话体现了中华先民对所处世界和文明起源的不懈探索与认知表达，给后世子孙留下了共同的集体记忆、无限的文化想象，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传统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的形成与发展。昆仑文化辐射地域宽广，内涵丰富，其传承流变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中华民族共同构建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文化标识。

　　千载而下，昆仑文化依旧鲜活有力，是各民族共创中华民族和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典型力证，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民族和国家认同的有力文化纽带，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路向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演进格局的鲜明昭示。

　　“百神之所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史中的昆仑记忆

　　神话作为产生于人类早期的重要文化遗产，在世代文化传承特别是民间的口耳相传中生生不息，不仅表达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记忆，而且在承载优秀文化传统和培育民族文化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中华民族古典神话重要部分的昆仑神话，内容丰富、保存完整、影响深远。我们耳熟能详的“夸父追日”“共工触不周山”“西王母不死药”“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等神话，都“发生”在昆仑山。这些是中国人给幼童启蒙时便要讲的故事，是对中华文明的瑰丽想象，已深深刻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昆仑神话中还有许多历史化神话故事，是中华先民对历史的特殊记录和表述，显示着中华民族从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向史话时代的嬗变。

　　昆仑神话是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诗意栖居。在宏大的众神谱系中，男主神是黄帝，女主神是西王母，汉族典籍有黄帝登昆仑山“投玉”、西王母“献白玉环、玉玦”的记载；柯尔克孜族则传说西王母在宴请中原帝王时，遗失了玉项圈；有专家认为藏族《格萨尔》史诗中的“天母”贡曼嘉姆，就是西王母。在青海湟源，反映3500年前羌戎部落文化的卡约文化遗址，出土了“黄帝四面铜人像”和被认为是西王母权杖的“犬戏牛鸠杖首”，两件文物的形制，暗合了中原地区古籍中对相关人物形象的描述。

　　西王母地位和形象的流变，典型地表现出各民族共创中华文化、共享历史记忆的鲜明特征。西王母在昆仑神话中最早是“虎齿”“虎颜”形象，这是古羌人虎图腾崇拜的反映。西王母形象向东流传，结合东部沿海地区的蓬莱神话系统和后来的道教思想，逐渐演变成为人们熟知的“王母娘娘”，后世更创造了“王母娘娘和玉皇大帝”的“官配”，成为民间信仰中的至高神仙。各民族文化五彩斑斓、枝繁叶茂，但追根溯源，中华文明始终是其根脉所在。

　　昆仑神话中的其他人物和故事，也同样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中流传。《淮南子》写大禹“掘昆仑虚以下地”，大禹治水的传说在中原地区传颂千年，而流传于四川阿坝和汶川、北川羌族群众中的“花灯戏”《大禹治水》，同样盛赞大禹“疏通九条河”“三过家门而不入”，每年农历六月初六，汶川还会举办祭祀活动，纪念大禹诞辰。此外，彝、普米、纳西、景颇、哈尼等众多民族均与昆仑文化紧密相连，潜含了共同的昆仑记忆。

　　在以昆仑神话为代表的昆仑文化影响下，“昆仑”作为一个宏大文化意象，早已深深沉潜到历代先贤智者、文人墨客的集体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共同的审美意象。历代诗词中，有屈原“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的心志豪迈；有陶渊明“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刚毅坚韧；有李白“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的激昂情怀；还有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慷慨悲壮；更有毛泽东“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的博大胸襟和宏阔视野。

　　“黄河万里昆仑来”： 巍巍昆仑映现中华疆域版图雏形

　　巍巍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贯新疆、西藏间，伸延至青海、四川省内，东连秦岭-大别山，横亘约2500公里，最高海拔过万仞，是中国西部高原地貌的基本骨架，被誉为中华民族的“万山之宗”“龙脉之祖”。

　　昆仑大地，历来便是中华各民族世居交融、文化互鉴融通的地方。按照《山海经》《禹贡》《竹书纪年》等一系列典籍记载，古代中国的先祖圣王，无论是伏羲、女娲、炎帝、黄帝，还是尧、舜、禹等，都与昆仑有着密切联系，反映出各族先民共同开疆拓土、未曾断绝的互动交流。

　　除了古籍记载，历史文物更是力证。在河南殷墟妇好墓中，出土了新疆和田玉器，可见距今至少3000余年前，中华先民便从昆仑山系中采玉，向东辗转运入中原，抵达中华早期文明的腹心之地。“玉出昆冈”，这条细而不断的“玉石之路”，将中原与西域萦绕串起；而此后的“丝绸之路”，更是架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桥梁。莽莽昆仑山下偶发的物品交换，逐渐发展成多民族参与的贸易，各民族经济互补，在频繁往来中心理上更亲近，文化认同进一步增强，凝聚成中华民族大家庭。

　　神话中的昆仑山是天下最高大的山，位于“天地之中”，是“帝之下都”“百神所在”。《禹本纪》《水经·河水》《河图括地象》及很多先贤补注古籍中，都有昆仑是“天地之中”“天中柱也”及“地中央曰昆仑”“昆仑山横为地轴”等记载。

　　“万山之祖”昆仑山还与黄河源头密不可分。《山海经·西山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河水（即黄河）出焉，而南流注于无达。”《淮南子·览冥训》载：“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论衡·异虚篇》也指出：“河源出于昆仑，其流播于九河。”作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河，是中华历史文化的象征。“河源昆仑”“河出昆仑”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乡愁和精神家园，而且还与王朝龙脉、国家主权、国家疆域范围融为一体。

　　中国古人追寻昆仑与祭祀黄河有着密切的关系，周穆王西寻昆仑山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寻黄河源头。虽然汉武帝按照古籍，将于阗南山和葱岭（帕米尔高原）误定为昆仑，将黄河源头确定于此。但正如考古专家巫新华先生认为：“这样确定的河源虽然地理学上的误差在1300公里左右，但是文化、历史学上的误差却为零。”因为这一“钦定”上承“天命”，遵循了中华历史文化和民众心理意识。将上古先民昆仑河源的神话落定于自然地理实体，不仅由中央政权出面明确了对西部疆域的认定，更强调和强化了西域南山作为昆仑、作为河源、作为中国疆域原型的重要性。

　　黄河源头在哪里，昆仑就在哪里，王朝之天命和国家之龙脉就在哪里，不可须臾相离失。无论是苻坚怀柔西域、各部族到长安朝贺，阔端“凉州会盟”、统一雪域高原，还是隋炀帝亲巡青海、设河源郡驻军屯田，唐太宗派军到星宿海、探黄河源，甚至军事上极为后世诟病的北宋，也致力于“熙河开边”、收复河湟，更不用说清代面临极大海防压力时，左宗棠也要抬棺出征，挫败列强分裂新疆的图谋。历代王朝对西域和青藏高原领土的重视、主权的强调，不仅是国防需要，更因昆仑对中华民族有着极为重要和深远的政治文化意义。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建立的王朝，只要自认承“天命”、将政权置于中华王朝的正统序列之中，那昆仑便是重要文化源头，西域、青藏更毋庸置疑地和中原一样，都在中华文化涵盖范围内，同列“天下宇内”、同为“神州中华”。

　　“去留肝胆两昆仑”：昆仑文化凝练着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伟大精神

　　河流万里，事去千年，但中华儿女从未远离“昆仑文化”。各民族对昆仑的记忆和传说，现今仍是“活态神话”，富有强劲的生命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各民族共享的现实文化形式，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昆仑文化中体现出的伟大精神特质和思想品格，充分诠释了中华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境界，是各民族共有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标识，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强大的凝聚力和卓越的创造力，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提供着思想源泉和强大精神动力。

　　昆仑文化蕴含着以民为本、厚生爱民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深重忧患意识。昆仑神话中的人文始祖，或开天、或造人，或救民水火、存亡续绝，都是以伟大的力量和情怀关怀人民、关怀民生，这是中华文化中最基本的精神。“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从此“地不满东南”，江河泛滥。于是女娲挺身而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从此“苍天补，四极正”，尤其是“颛民生”。射日的后羿不惜触怒天帝，宁可牺牲自己神力、放弃神祇身份，只为还日月有常、万民安生。这种不顾艰险、不怕牺牲、解除苦难、为民造福的担当，是中华民族民本思想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后世又对共工不顾民生福祉、只求个人私利，争夺帝位失败而触山的行为，进行了强烈的道德批判，说其“潜于渊，宗族残灭，继嗣绝祀”。

　　民本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无论是传统儒家“以民为天”“吏为民役”“爱民恤民”“先忧后乐”等极其鲜明的民本话语体系，还是道家“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高者抑之，下者举之”等带有天然冷静和客观的“非显性”民本思想，对中国历史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为历代统治者和士人所融会吸纳，故而产生了“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繁荣时期。千年而下，中国共产党在对传统民本思想传承发展与超越升华的逻辑中，构筑起“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当代形态，形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昆仑文化蕴含着自强不息、崇德尚义的无畏奋斗和昂扬进取精神。从昆仑文化中，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刚健有为的精神力量，一种踔厉奋发的人生态度，一种对真理锲而不舍的执着追求。《山海经》中“夸父逐日”只有寥寥数语，民间传说中这个故事也极其简单，但至今仍被人们口口传颂，正因为它反映了中华民族先民筚路蓝缕、自强不息以探索世界、寻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和顽强意志。夸父故事对后世影响深远，陶渊明《读山海经》诗有“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句，柳宗元《行路难》诗有“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句，颂扬夸父之积极进取；而陈独秀《感怀》诗“夸父走虞渊，白日终相待”，更从太阳的角度，说明真理、道义永远等待我们去探求。

　　这些神话人物的“神格”深深影响了历代中华儿女的“人格”，影响着众多中华优秀儿女不畏艰险、前仆后继，或为了天下苍生福祉而英勇献身，或为了自由独立不屈不挠进行抗争。正是有了这种精神，古有张骞凿空西域、“开幕世界史”，唐代李道宗“次星宿川，览观河源”，元代都实佩金虎符、三入吐蕃探求河源，今有我们全线建成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将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塔克拉玛干“逆天合围”、开通运营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线，这一条条各族同胞连心路、雪域西域腾飞路，在昆仑南北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这种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激发中华儿女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而不断奋斗的动力引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得更加包容凝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着精神纽带和精神动力。

　　昆仑文化蕴含着团结和合、寻求大同的天下一统情怀和中华民族气派。纵观中华民族文明史，始终以“天下大同”为最高目标和终极指向，“从地域上合，从民族上合，从语言上合”，“和合”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大禹治水是昆仑文化中团结精神和天下情怀的生动体现。《史记》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禹团结了益和后稷等贤人，发动各部落领袖与民众，开始了艰辛而伟大的治水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大禹依靠不同地域民众力量泄水防泽，北方是“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是“冀州之民”，南方是“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各部族团结起来，共同取得了治水的最终胜利。后禹又“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为被广为认可与爱戴的“天下共主”。这些都为中华文明史上的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团结和合的理念、天下大同的追求为根源，“大一统”观念几千年来深入中华文化基因，始终是凝聚人心的强大力量。自秦汉完成疆域和制度上的“大一统”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多有王朝兴替、江山易主，但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任何一个建立政权的民族，无论是“五胡”是“蒙古”，或者是“满”是“汉”，都把一统天下当作最高政治理想，“大一统”在各民族心中都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正因为有这种对中华文化的心理认同、对国家统一的政治认同，“中国”作为中华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永远不可能长期分裂，朝代的更迭罔替、“华夷”的交流互动，反而持续推动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

　　紧抱如石榴籽，同奋兹巍巍民族亿万众；繁茂如参天树，齐颂我矞矞中华五千年。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将更加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更加追求认同、增进共同、彰显大同。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昆仑山是兼有“万山之宗”“文化之源”双重意象的特殊符号。探寻昆仑文化的宏大内涵与深远意义，进一步追寻激活各民族的同源记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必将推动中华民族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在复兴伟业中书写更为恢宏的史诗。（文侠 鄂崇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