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历史地位已有不少的论述，本文不可能提出完全新的见解，当然也不应该简单的重复。但是感到今天仍有必要再作一番清理，因为近代以前，只是或多或少的涉及到庄子渊源和宗派等问题，二十世纪以来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探讨，有一些非常精辟的论述，只是多半语焉不详。近几十年明确论述这一问题者，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往往侧重於其阶级利益、阶级意识之类的分析。本文想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庄子的历史地位重述一番，在这里我们不强调区分其人其书的问题，而着重以其主要思想立论。

一、在道家形成中的地位

  道家是古代一个学术流派，这里我想首先要谈一谈学术流派的问题，国外有的学者指出，诸子百家有没有必要分家分派。我回答说，不是有无必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客观存在。《汉书·艺文志》根据《七略》分诸子为九流十家（更早的是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虽然其概括各家的特点以及具体的归类不无可商之处，都是一种很好的总结。客观上是存在着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几个大的学术流派。

其次，我曾一再指出，各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是颇有不同的。客观上是如此。儒、墨是两家很早就形成了派别，有祖师、有宗旨，甚至有组织等等，而其他的派别则有所不同，没有明确的祖师、宗旨和组织，其主旨的形成有很明显的发展过程，有的甚至始终只有大体相同的思想，单个的互不相同的代表人物，名家、阴阳家莫不如此。法家也是如此，无论从势力、影响看，法家都是不可低估的，但李悝、商鞅、韩非之间，似乎找不出什么渊源关系，只不过他们都是主张“明罚饬法”罢了。其中有些人是典型的法家，如商鞅、韩非，有些人的著作和思想则可分记别处，如法家中有《李子》三十二篇，儒家中也有李克七篇。而且《申子》、《慎子》的作者都可说是黄老学派形成过程中的人物，等等。总之，各家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很大不同的。

  但是发展到最后，或者说发展到汉代，“相灭亦相生”的诸子百家，有消声匿迹了如墨家，有的逐渐转为暗流如阴阳、名、法各家，为儒或道所吸收利用。在以后的历史中，儒、道之分野似乎是始终存在的，虽然有儒道互补、儒道合流之类。

  儒家的道统比较清晰，道家的发展曲曲折折，从它的形成开始，就不太好厘清。关于道家的形成，我想作如下一个概述。

  老子作为道家开山祖的地位，是后世确认的，并不是像孔子、墨子那样当时即被认为是宗师。但是，不论老子其人其书如何讨论，历史上确有一个有学问的有道德的老子是可以肯定的，“仲尼学乎老聃”之类的记载不好轻易否认，至於老子书，马王堆帛书证明汉代已有了大体相当於今本的老子，郭店竹简出土证明老子书早已流传。从而司马迁的一些概述[1]是可靠的，如“言道德之意”而且“深远”的老子书，以及很多人的思想学问本于老子或者黄老，很多人学习老子或者黄老并发明其指意等等。

  司马迁断言：庄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归本於老子之言”，“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以归之自然”[2]。这是些根本性的结论，对庄子学说的渊源及主旨所作的结论，今天来审视，应该说仍为不易之论。尽管从唐宋以来，就不断有人对庄子学说的渊源提出各种疑问，但似乎都难以改变老庄相连的基本事实。这些就不详论了。

我曾经指出，和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墨子死后墨离为三的情况不同，在道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就形成黄老和老庄两派，黄老学派的形成过程我作了较多的探讨，老庄学派的形成尚未深探。我的初步看法是，庄子出现就是老庄学派的开始。这就涉及到了庄子的历史地位问题。

  大家比较熟悉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的一些论述，诸如庄子“并没有存心以‘道家’自命，他只是想折衷各派的学说而成一家之言”、“事实上成为了道家的马鸣、龙树”、“庄子这一派或许可以称为纯粹的道家吧”等等。有些学者认为马鸣、龙树的比喻不确，而赞同“纯粹道家”的提法[3]。我也同意这些说法，并且认为庄子想建立的这个新宗派就是道家的老庄派。但是要论证这一点，至少要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老庄的渊源关系，老庄一派的大致发展。

  关于老庄渊源，唐宋以来韩愈、苏轼等人发其端，把庄子往儒术方面靠，清人章太炎、廖平也有所论述，近代学者钟泰的《庄子发微》可谓集其大成，据“内圣外王”之学的发展，断言《庄子》属于儒家。只是该书出得较晚，六十年代曾以石印本问世，1988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影响不是很大。不可回避的是，大家都能看到，《庄子》一书和黄老学派的著作一样，兼采了儒家乃至其他各家的学说，当然又有一个庄子本人或其后学所作的问题。应该说司马迁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才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归本于老子”。与老子的连接点是什么呢？“归之自然”。这“自然”的精神、特点、理论，也正是与儒家学说不同的根本的分水岭。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在《庄子》中得到了充分阐发。如果论述庄子的学术思想不讲其“自然”特性，那就不是庄子了。

  关于老子一派的发展，我和其他一些学者一样认为，清人关于汉代言黄老，魏晋才言老庄的说法是不确切的，至少汉初已有“老庄”相连的出现，《淮南子》中有最明显的例子。但是汉初因为黄老学派当道，不太重视庄子，那也是事实。不过至少东汉开始，已经是老庄并行了，绝不要等到魏晋玄风大畅之时。从学术发展史上看，确有一个庄子开始的老庄道家学派，它和黄老道家学派也有所不同，黄老学派是很多人假借黄帝之名，共同陆续创造出来的，老庄学派则是庄子用自己的思想所开创的，庄子的历史地位由此也可见其重要了，没有庄子，道家很难成为始终与儒家抗衡的独立学派。

二、在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地位           

  历史上儒道两家始终并存，而道家两派——黄老和老庄也始终在历史上独立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黄老派主要在政治上起作用，不仅在汉初，在整个两汉时期它都有所表现（拙作《秦汉新道家研究》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而且不仅在汉代，在整个中国古代，不时会有人运用它。老庄派的影响和作用主要在学术和思想文化方面。

  前几年蔡尚思先生写《庄子思想简评》[5]时说：“在道家思想史上，庄子地位的重要实高于老子。儒家或可以只述孔子而不必述孟、荀二子，道家就不可以只述老子而不述庄子了。”并且说庄子“集道家思想之大成”。从在传统文化发展中的影响看，庄子的重要性确实很大。这一点也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如崔大华先生的《庄学研究》中就有《庄子思想和中国历代思潮》，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庄子各方面的论著，都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这里我们再按时代顺序补充说一些。老子只有五千字，庄子十余万言，同一问题，充分展开，思想更为丰富，其“汪洋自恣”的语言风格，颇为后代文人喜爱摹仿。

两汉

汉初行黄老政治，在窦太后等人的提倡下，似乎是以读《老子》为主，但人们没有忽视庄子，读庄子并从中吸取营养的人为数不少，而且都是大家。首先是司马迁父子，司马谈习道论于庄子的情况不可得其详，司马迁写庄子传，看来是仔细读过十余万言的《庄子》的，否则不可能概述得那么确切，他能够举出哪些篇的主旨、哪些篇的得失，说明读得很仔细。其次是《淮南子》“考验乎老庄之术”，引庄子之处很多，并且淮南王还有过《庄子要略》和《庄子后解》。前几年董治安先生所作《汉赋中所见（老）（庄）史料述略》[6]，也是很有力的证明。其中贾谊是西汉初年人，赋中多处用庄子的典故、词语，其他三人都是东汉人，东汉人之学老庄更为普遍。东汉是一个经学统治的时代，一般学人为利禄所趋，当然是以学儒家经典为主，只有那些淡泊名利的学者，或者博学通儒，才会旁及诸子。“老严之术”自然是其所贵者，如班固的伯父班嗣就是如此[7]，班固受其影响，并融入了其思想之中，董治安先生已就其《幽通赋》进行分析，其实在《两都赋》这样的大赋中也有所流露，如“永平之事，监乎太清”，《后汉书》注引《淮南子》及高诱注解为“无为之化”，其实最早用“太清”的应该是庄子，其《天运》篇中有“行之以礼义，建之以太清”。汉代学者如何学习庄子，具体材料有待进一步发掘，东汉有没有人作注，还不好说死，似乎没有，大学者马融遍注群经，仅未注《左氏春秋》，这一点他有交代。《老子》、《淮南子》他都有注，为什么不注《庄子》，这是一个疑问。庄子的章句之学虽然没有，庄子思想影响是很可说明的，如汉末大思想家仲长统在写明志之诗时说：“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8]这后两句，就是《庄子》的词语和思想，《庄子·刻意》篇有：“吹句呼吸，吐故纳新”这样的名句，而“至人”更明显是庄子的思想，《天下篇》说：“不离於真，谓之至人。”《田子方》篇说：“……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前述董治安先生的论文，其结论是很好的：“在西汉阶段，《庄子》即时一时尚未完全能与《老子》并驾齐驱，其本身也已流传甚广，影响不可低估。”我完全同意。

魏晋南北朝

  这是一个以“玄学”著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庄子有非常特出的地位，极其重大的影响，这是大家所共识的。具体的论述也很多，例如崔大华先生在《庄学研究》一书中，就“玄学理论主题中显现的庄子思想”、“玄学的思惟方法源出《庄子》”以及“庄子思想与魏晋士风”等问题就作了较详的论述。这里我们再作一些补充和强调。

玄学、老庄是一较为普遍的说法，具体地讲，又有所谓“三玄”，《颜氏家训·勉学》中说：“《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我看这个顺序反映了庄子影响大的实际，正如近代学者闻一多论庄子时所说：“一到魏、晋之间，庄子的声势忽然浩大起来，崔譔首先给他作注，跟着向秀、郭象、司马彪、李颐都注《庄子》。像魔术似的，庄子忽然占据了那全时代的身心，他们的生活，思想，文艺，——整个文明的核心是庄子。他们说：‘三日不读老庄[9]，则舌本间强。’尤其是《庄子》，竟是清谈家的灵感的源泉。从此以后，中国人的文化上永远留着庄子的烙印。他的书成了经典。他屡次荣膺帝王的尊封。至于历代文人学者对他的崇拜，更不用提。别的圣哲，我们也崇拜，但哪像对庄子那样倾倒、醉心、发狂？”[10]这个评论已经讲到以后的历史年代，包括闻一多先生本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是反复读过庄子的，除当时发表过《庄子内篇校释》之外，还有《章句》、《校补》、《义疏》等未刊稿可证。

  再回头来说魏晋南北朝的情况，章句、注疏是中国古代学习某一经典的重要形式。作注的人多，反映学习的人多，魏晋当时的注肯定不只上述所列名家，《世说新语·文学》中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旧注外为解义，妙折奇致，大畅玄风。……”数十家是个约数，肯定是会有一些注的，此说或可说明有些注可能东汉就有了，因为向秀是三国晋初的人，前此有几十家，非一个很短时间能形成的。

  此一时期注解《庄子》的情况，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

《庄子》二十卷（晋散骑常侍向秀注，本二十卷，今缺。梁有《庄子》十卷，东晋议郎崔譔注亡。）

《庄子》十六卷（司马彪注，本二十一卷，今缺。）

《庄子》三十卷、目一卷（晋太傅主簿郭象注。梁《七录》三十三卷。）

《集注庄子》六卷（梁有《庄子》三十卷，晋丞相参军李颐注《庄子》十八卷，《孟氏注录》一卷，亡。）

《庄子注音》一卷（司马彪等撰。）

《庄子音》三卷（郭象注。梁有向秀《庄子音》一卷。）

《庄子外篇杂音》一卷。

《庄子内篇音义》一卷。

《庄子讲疏》十卷（梁简文帝撰，本二十卷，今缺。）

《庄子讲疏》二卷（张机撰，亡。）

《庄子讲疏》八卷。

《庄子文句义》二十八卷（本三十卷，今缺。梁有《庄子义疏》，十卷，又《庄子义疏》三卷，宋处士李叔之撰，亡。）

《庄子内篇讲疏》八卷（周弘正撰）

《庄子义疏》八卷（戴诜撰）

《南华论》二十五卷（梁旷撰，本三十卷。）

《南华论音》三卷

《玄言新记明庄部》二卷（梁澡撰）。

  虽然有一些在作《隋书》时已经亡佚了，但多少可以反映人们爱读《庄子》的一些情况。和汉代情况相比，那是大有不同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老庄的达官名士很多，郎擎霄在《庄子学案》中作了一个列举：“如魏王弼、何晏、山涛、阮籍、嵇康、向秀、郭象、晋王济、王衍、卢谌、庾敱、庾亮、桓石秀、司马彪、崔譔、李颐、宋戴顒、李叔之，齐祖冲之、徐白珍、梁红紑、伏曼容、贺玚、严植之、刘昭、庾曼倩、陈周弘正、徐陵、张讥、陆瑜，北魏程骏、邱宴，北齐杜弼等其最著者也。”在这个名单中，虽然是魏晋时期的居多，南北朝始终未绝。

  人们读注《庄子》，是有目的的，简言之，就是表达自己的思想，像阮籍那样作《达庄论》是一种表达，作注疏也是一种表达。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这后者还是主要的一种形式。当然，注疏者所表达的思想，不一定与庄子的原来思想一致，甚至很不一致，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思想史》[11]中，就比较详细地说明了郭象注庄与庄子的思想“绝不同”。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庄子的影响是很大的。有人说庄子由两汉潜行到魏晋走红，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文心雕龙·序时》篇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诗必柱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庄子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又是一个好大的专题。

隋唐

  隋朝的时间较短，材料有限，但隋代学者也有不少人是“诸子百家无不毕览”的大儒。何妥就曾有《庄子义疏》四卷，另外张羡有《道言》五十二篇。很难说隋代庄学是否兴盛！当然不如魏晋那样风行也是可以肯定的。

  到了唐代又是另一番景象。唐初李氏王朝借神化老子而神化唐宗室，崇道抑佛，中间虽有武则天的先佛后道政策，到了唐玄宗时期不仅继续其先祖崇道抑佛的政策，并且有重大的发展，他一再给圣祖玄元皇帝老子加封，《老子》一书被尊为《道德真经》。与此同时，庄子、列子等也被尊为“真人”，其书被尊为“真经”，《庄子》就是《南华真经》。随着政治上的重视，文化教育上自然也是相应的提倡，置崇玄学，令学习老、庄、列诸子之文，像“明经”一样的可以举送。庄子和老子一样，取得了官方重视的地位。官方的重视和提倡是有很大作用的，汉代儒学兴衰的例子是最突出的，两汉书的《儒林传》对此有明确的论述，唐设崇玄学可以举送为官，自然会促使一批人去学老庄，不过未见出现突出的人才罢了。

  其次，从注解《庄子》的情况看，《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录的《庄子》注总数不是太多，但遗漏（因亡佚）也是不少的，初步考查唐代的庄子注有：卢藏用《注庄子内外篇》十二卷、陆德明《庄子文句义》二十卷、成玄英注《庄子》三十卷、《庄子疏》十二卷、文如海《庄子疏》十卷、张九垓《庄子指要》三十三篇、元载《南华通微》十卷，还有孙思邈、柳纵、尹知章、甘晖、魏包、陈庭玉等人的注疏（《新唐书·艺文志》注说，甘晖、魏包是“开元末奉诏注”）数量不算少，大多亡佚了，也许因为内容平平。但也有一两种影响是很大的，如陆德明的东西，用现在学术标准之一的说法，后世引用率是比较大的。再就是唐初道士成玄英的注疏，是很有思想内容、很有影响的著作，现在学界认为，他是唐代重玄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老子》注疏早已散佚，《庄子》疏则流存较完整，其主要思想发挥是在《庄子》之中。他自己写的序说：“少而习焉，研习覃思三十年。”是精心之作，文献学的价值也颇高，叶德辉跋慎思堂旧抄本《庄子》成玄英《疏》时说：“玄英所见六朝以前古本古书，有出陆德明《释文》外者。疏于人名，每详其字，地名，亦必实证其处，是足补郭注之所略。其于内篇《养生主》老聃死，《疏》称当周平王时，去周西渡流沙，适之罽宾，而内外篇竟无其迹。”

  唐代《庄子》的流传，庄学的发展，对文人学者的影响是广泛的、深刻的。例如唐代文学史告诉我们，由于道教、神仙信仰的流行，老庄思想自然广为渗透，大诗人李白、李贺、李商隐等人，都是崇信道教的，崇尚自然，淡泊名利以及浪漫主义等等都是属于道家老庄思想的，李白的放荡不羁，难道不可以说庄子遗风。而文学家兼思想家的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都受到《庄子》思想的影响。有不少研究者作过具体比较探索，而柳宗元自己说，他“每为文章”，“参之庄老以肆其端”[12]，并且教导他人说，一个人的文与行，除了先读六经，次论孔孟之外，应读“《左传》、《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13]。韩愈在《进学解》中亦有“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14]的言论。这些都是自己所表白的，二人颇有相同之处，说明他们无论是思想或文学技巧对庄子都有所承袭。

宋元

  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形成了宋学——史学家邓广铭先生认为应该把理学和宋学区别开来，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15]。作为与汉学对立的宋学，当然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其形成与佛教和佛学的影响分不开，也与道教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分不开，虽然许多时候“释老”或“佛老”相连，但也常常“老、

庄、儒书”并列，甚至是“庄老”或者“庄、列、老、释”这样排列的。作为“纯粹道家”的庄子自然发挥很大的影响。

  从注解《庄子》的情况看，宋不如唐，《宋史·艺文志》所记不过三五家，但有自己的特点，如道士褚伯秀的《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有一百零六卷，总纂郭象以来特别是宋代学者十三家之说（实不只十三家）“断以己意，谓之管见”，《四库全书总目》说：“盖宋以前解《庄子》者，梗概略见於是。”有些遣佚了的书，赖是书得以保存一些内容。林希逸的《庄子口义》也是很有特色的。

  庄子在宋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习和吸取向纵深方面发展，另方面是对庄子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批判。前者在崔大华先生的《庄学研究》中有较具体的论述，其他许多著作都讨论过这一问题，兹不赘述。这里仅就后一方面再补充说几句。由于道家庄老思想对儒家的冲击，维护儒学立场的人一方面努力学习、吸取，一方面设法调和或者展开反击，北宋开始苏轼、王安石等人设法调和，苏轼就致力于鉴别《庄子》之真伪，或许为了去掉那些不利于诋毁孔子之言，他在《庄子祠堂记》中写道：“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於诋訾孔子。”文中认为《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非庄子作。而这几篇“诋訾”孔子也确实比较厉害。王安石有长篇《庄周论》，其用意与苏轼大体相同，所以他在论中说：庄子“为书之心”是好的，只是“矫枉过正”，读庄子应该“善其为书之心，非其为书之说”。而“今之读者，挟庄以谩吾儒曰：庄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异于儒者为贵，悲夫！”由此亦可想见庄子影响之大。宋代学者，理学家们，一方面吸取庄、老思想，另方面极力否定和批判庄子，因为如黄震所说：“《庄子》之可录者固过於《老子》，然其悖理者又甚於《老子》，盖《老子》隐士之书，而《庄子》乱世之书也。”[16]所谓“悖理”，即有悖于伦理道德之理，庄子的自然主义思想和超世、遁世的处世态度与儒家、理学是水火不容的，宋代捍卫道统的学者自然是要尖锐批评，或者在论述一些具体问题时进行否定（参见崔大华《庄学研究》），或专门地进行批评，如叶适的《论庄周》就指责他不顾人伦事、事理，“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盖未已也”。因而黄震甚至说“盖火其书”！

  金元时期，据《补三史艺文志》道家类所录除李纯甫的《庄子集解》和吴澄的《校正庄子》之外，还有赵秉文的《南华略识》、杨云翼的《庄列赋》、赡思之的《老庄精论》等数种。

明清

  这是两个大的朝代，时间都很长，照理应该分开记述，这两个朝代虽然有所不同，社会经济有很大变化，各方面都是可以分开来讲的，但也有些地方也有一贯之处，合起来讲也是可以的，例如学术思想的发展就是如此，明清两代儒、释、道同时存在，而且由于长期互相斗争、交流、吸取、融合，似乎已经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虽然儒学仍然是占主导地位，但对道、释没有歧视，明太祖为了寻求治国之道，在“试览群书”时阅读《老子》并亲自作注，他说：“朕虽菲材，惟知其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师，臣民之极宝”[17]）各安其位了。学者们似乎平心静气多了，认真深入细致地进行注解、研究、讨论。

  有关庄子的著述甚多，一一仔细阅读实可发掘出很多东西，但注解大体上仍沿着传统的考据和义理两方面继续发展，自然时不时也会有新的现象出现，例如明代学者陆长庚注意佛学与庄子的比较，以佛释庄，就可说是开辟一新途径，他在《南华经副墨》的序中明确指出：“予尝谓震旦之有《南华》，竺西之《贝典》也，《贝典》专谭实相，而此则兼之命宗。盖妙窍同玄，实大乘之秘旨。学二氏者，乌可以不读《南华》！”然后就一些主要思想一一加以比较。他的书“名之《副墨》，相与二家之说，参订异同”。开以佛释庄的风气之先，后继者有方以智《药地炮庄》之类。

  义理的发挥因人而异，有的是议论陈因，也有的累有创获。明代许多大学者如杨慎、焦竑等人都是认真读过《庄子》的，以《老子翼》特为著名的焦竑，同时也作有《庄子翼》，我们看他《庄子翼采摭书目》近五十种，即可见其用功之勤。

  明清实学兴起，“崇实黜虚”，但人们并不再把老庄作为虚的代表，而是反对“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所以顾炎武说：“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18]。实学的学者都能客观地读《庄子》，并读出许多新义。清初王夫之的《庄子解》和《庄子通》是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清末曾国藩也很崇仰庄子。这里就不想一一论述了。

  随着清代考据学的兴盛，《庄子》在考据方面的成就更是极为丰富，重要的至今不可忽视的成果累累，列举书目将是长长的一串，而总结性的注释，如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谦的《庄子集解》以及刘师培的《庄子校补》，等等，至今为学界所重视。

  以上明清时期的丰富庄学已经叙述得很简略了，近现代的庄学这里更不打算多说，留到日后或他人去作，但也想初步提一点看法，读《庄子》、注释研究《庄子》，既有各个人的具体情况，更有时代条件、背景。如果说明清开始已经是在以儒学为主体的情况下平视诸子了。到了近现代，那更是孔、孟、老、庄平等看待，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日益“平等”，乃至于会产生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家主干说。当然这是整整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其中特别是早期还会有个别少数的儒学“卫道者”，那不是发展主流。至于《庄子》的义理发挥有近代特色也是很明显的，严复既读《老子》，也读《庄子》，从《庄子》中找到西方的自由主义，就是20世纪开始时的典型例子，在近现代学术史上，庄子是受到了应有的重视的。用近代学术方法研究《庄子》是所有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都表现出来的。《庄子》至今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地位。

三、略说当代价值

  当前要弘扬传统文化，如何弘扬？当然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传统文化并且对它进行一番清理，有些内容要重新认识、重新发掘。例如伦理道德在历史上曾经为封建统治所利用，以致于近代非反对不可。但对于今天某些道德沦丧的情况来说，未尝不是一付济世良药。例如现今有人写《孝的当代价值》就讲得很有道理。

  传统文化中儒和道两大支柱，道家的理论基础是老庄奠定的，庄子的理论深度、广度及其繁复性都大大超过老子，这是学界共识。

  历代文人从文字、文学的角度都特别欣赏庄子，但《庄子》是古文，文字虽然不是很难，然而今天青年人读起来也不是很容易，哲理很深且比较曲折复杂，不太好理解。

  那么今天还值不值得、应不应该读《庄子》？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不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是值得读的，如果还想从中吸取一些对今天有用的东西，是应该读的。西方曾有不少学者读过《庄子》（同时也读《老子》和其他中国古籍），并从中得到启发，这有人介绍过此类情况。现代西方人也有对庄子感兴趣的，为什么？德国费南山写《现代西方人为什么对庄子感兴趣》说：“我们很欣赏《庄子》的富有比喻，富有神话传说的文体。这种写法在西方文学中很难找到，它的启发作用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除了好奇、新鲜之外，有“启发作用”，在思想影响上是主要的，我在美国就看到“道（TAO）如是说”的小册子，就是翻译一些《庄子》的话。

  要说庄子的当代价值，那就应该首先看它的主要思想内容，对其内容“吸取其精华，剔去其糟粕”，遁世的消极思想是不合适的，放达无羁也不可取，然而其自然主义精神和理论，也许为当代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所需要，或者对个人精神状况的调整有所裨益。还有，所谓与后现代理论的关系，也是值得探讨的。

【注释】

[1]参见《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孟荀列传》。

[2]《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3]见张恒寿的《庄子新探》。

[4]《老子》第25章。

[5]《道家文化研究》第二辑。

[6]《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

[7]《汉书·叙传》。

[8]《后汉书·仲长统传》。

[9]《世说新语·文学》中作“三日不读《道德经》”。

[10]《闻一多全集》（9）《庄子编·庄子》第7页，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11]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12]《柳宗元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13]《柳宗元·报袁君陈秀才避师书名》。

[14]《韩昌黎集·进学解》。

[15]《邓广铭治史从稿·略谈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黄氏日抄·诸子》五十五卷。

[17]明太祖御注《道德真经》序。

[18]《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原载《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录入编辑：方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