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维国先生

　　最早提出“近代语”与“近代汉语”这个学术概念的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先生（1890—1978）。早在1928年，黎先生在《新晨报副刊》发表了题为“中国近代语研究提议”的文章，揭开了近代汉语研究的序幕。题目中的“近代语”就是今天所说的“近代汉语”。黎先生的提议之一是编写“近代汉语大辞书”，也出现了“近代汉语”这个学术名词。

　　对黎先生的主张积极响应并身体力行的是吕叔湘先生。他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起就投入对近代语的研究，发表了一批材料翔实、观点新颖的近代汉语专题语法研究论文，后来收在他的《汉语语法论文集》中。那时专门以近代汉语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几乎是绝无仅有，正如吕先生自己所说，“多少有点垦荒的性质”。回顾近90年来近代汉语研究的历史，可以说，黎锦熙先生是“近代语、近代汉语”这个汉语史分期术语的发明者，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首倡者，而吕叔湘先生则是近代汉语研究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吕叔湘先生是用白话作品出现的时代（尤其是变文的出现）作为划分近代汉语与古代汉语的界限的，因此他把近代汉语的上限定在晚唐五代。而有的学者，如蒋绍愚先生等，认为综合语音和语法方面的情况看，似以唐代初年作为近代汉语的上限较宜。黎先生虽然把“近代语”的上限定在宋代，但实际上并没有把唐五代一些接近语体的资料排除在外。可以看出，各家对近代汉语上限的分期虽然不尽相同，但却十分接近，且分期的标准原则是共同的，即以口语的实际状况作为分期的依据。关于近代汉语的下限，学界一般定在清代。由于清代乾隆年间成书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白话小说的语言跟现代汉语已无根本性的区别，乾隆八年成书的《圆音正考》表明当时口语中 [tsi] [ki] 已经舌面化，近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语音的最后一个差异也消失了（仅存于某些方言中）。因此一般认为把近代汉语的下限定在清初比较合适。本词典收词在充分尊重学界共识的前提下，也根据词汇发展的特点，做了一些小小的变通，即收词的时代上限是唐初，下限为鸦片战争以前（即清代中叶），比学界划定的稍稍延后了一些。这是考虑到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改变，反映社会生活比较直接的词汇面貌有较大的变化，而在这以前，词汇的演变比较平缓，不像语法、语音那样有较分明的界限。此外，虽然唐宋以后是古白话成熟的时期，但其萌芽至少要上溯至魏晋；有些词语魏晋已见，本不该收，但其大量使用是在唐以后，为了体现历时的量变与质变，本词典也酌情少量收录了一些。

　　我国悠久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对于先秦两汉文献词义的研究，清代学者做了大量工作，成果辉煌；而对于近代汉语文献中的白话词汇，则着力者甚少，研究很不充分。因为传统语文学、训诂学主要为解经而用，是“经学”的附庸，用口语或接近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作品自然难登大雅之堂，更不用说成为研究的对象了。这样就造成如王锳先生所指出的，汉语词汇史的研究存在着“详古略近、头重脚轻”的状况。与文言词的普遍通用和词义相对固定不同，口语词及其词义的变动性较大，往往随时代和地域而异，有的是某一时代新生的或特有的，有的仅流行于某一方言地区，有的则只通行于某一行业、某种文体或某种场合。由于缺乏研究，经常造成阅读理解上的障碍。从词汇史的角度说，唐宋以来的白话词汇反映的是彼时真实的词汇面貌，是现代汉语词汇的源头，没有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系统研究，就不可能科学、连贯地勾勒出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历史面貌，也就难以从中寻绎汉语词汇发展演变的规律。因此，无论从继承文化遗产的角度，还是从语言史研究的角度，都需要加强对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和整理，都需要编纂一部收词量较大的、能够基本满足上述两种需求的近代汉语词典。

　　编纂一部收词量大、释义精确、例句恰当、全面反映近代汉语词汇系统面貌及其动态演变的近代汉语词典不是一件易事，一定要有扎实丰厚的学术积累做基础。黎先生当年在谈及近代语的研究方法和步骤时，曾倡议进行专书研究，出版“某书语言研究”，等到有相当积累时“可合并改编成为一部‘近代汉语大辞书’”。王力先生也指出，“如果为了编写一部汉语大辞典，古人的研究成果还是不够用的，因为（一）他们只注意上古，不大注意中古以后的发展；（二）他们只注意单音词，不大注意复音词。所以这一方面的工作，还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才能有所成的。”（《汉语史稿》）自黎先生首倡近代汉语研究以来，特别是自吕先生上世纪70年代末创建学科、培养队伍、加强资料建设以来，近代汉语的研究逐渐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形成规模，成果丰硕。其中词汇研究的成绩相当可观，攻克了许多“非雅诂旧义所能赅”的俗语词。蒋礼鸿、郭在贻、项楚、张涌泉、黄征等有关敦煌文献中白话词汇的考释之作，多所发明，创获甚多，不仅破解了大量疑难词，而且也对俗语词的考释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和经验。在诗词曲语词方面，继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之后，王锳、王学奇、蒋绍愚等人续有建树。王锳《诗词曲语词例释》在义项分合和考证方法上都较张氏更为合理、科学。顾学颉、王学奇《元曲释词》，王学奇、王静竹《宋金元明清曲辞通释》收词量大，新见颇多。在禅宗语录词汇研究方面，袁宾《禅宗著作词语汇释》成绩突出。董志翘《〈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词汇研究》揭示了日僧圆仁书中的词汇和语法受日语影响的痕迹，有独到的见解。从宋元话本到明清白话小说词汇的研究成果也很丰硕，除了大量的考释性论文外，还出版了一批专书词典，如胡竹安《水浒词典》、周定一等人的《红楼梦词典》、白维国《金瓶梅词典》、李申《金瓶梅方言俗语汇释》等。此外，石汝杰、宫田一郎主编的《明清吴语词典》是比较少见的历史方言词典。

　　断代语言词典也陆续出版，如：龙潜庵《宋元语言词典》，江蓝生、曹广顺、袁宾、李崇兴等编撰的唐五代、宋、元各代语言词典等。已出版的《近代汉语词典》有两部，一部为高文达主编（收词13000条，117万字，知识出版社1992）。另一部为许少峰所编（收词２5000条，320万字，团结出版社1997。2008年修订，改名《近代汉语大词典》，收词50000余条，500万字，中华书局出版）。两部词典筚路蓝缕，各有成绩，尤其是许编，以一人之力编成大书，实为不易。当然，由于受当时研究成果和技术手段等客观条件所限，二书在收词、释义和引例上都还留有相当多的遗憾，有待后人继其功而努力。二十多年来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丰厚积累不仅为利用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提供了一把把钥匙，而且也大大推进了汉语词汇史研究的发展和汉语史学科的建设。

　　正是有了上述前提条件，1997年，我们两人产生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即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扩大语料范围，力争穷尽性地搜集有关资料，编写一部体例更完善、收词量更大、释义更精准、举例更可靠、学术性更强的近代汉语词典。这一想法得到诸多同道的响应，上海教育出版社领导也极为支持，编写工作随即上马。辞书界流行一句话，叫做资料决定一切，足见资料对词典质量所起的关键作用。幸运的是，在编写过程中，几个可供检索的大型汉语历史文献语料库，如《四库全书电子文本》《国学宝典》《中国基本古籍库》等陆续建成，如果对这些超过十亿字次的历史语料电子文本加以利用，将使编写中的《近代汉语词典》在资料基础上远比前人完备丰富，从而为提高词典的质量提供更加可靠的保证。我们决心不避繁难，重新对资料体系加以调整，要求力争做到对每一个词条都进行电子文本的检索，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归纳义项，选取最早、最恰当的用例加以佐证。因此，可以说，这部词典在资料的扎实丰厚、义项的完备、释义的准确和例句的丰富贴切上，都较前有一些新的进步，新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