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 CENTURY

薛理勇 作者为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编者按：

2020年初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引起人们对近代以来中国疫情历史的强烈关注。近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人民不断遭遇各种疫情，正是在和它们的斗智斗勇中，我国的卫生防御制度不断进步完善起来。西方公共卫生理念的传入，使得近代上海很早确立了城市防疫体系的雏形，上海在公共卫生防疫方面的水平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本期推出沈祖炜先生的《近代中国遭遇的疫情》和薛理勇先生的《旧上海的传染病与隔离医院》两篇文章，读者阅后，一定会对我们早日战胜新冠疫情充满信心。

近代中国遭遇的疫情

沈祖炜

近代中国发生过无数次的自然灾害，有正式记录的就达数百起，包括水灾、旱灾、蝗灾、风灾、雪灾、地震等等。大灾之后总有大疫，疫情流传危害甚烈。

疫病，即现代科学认知的烈性传染病，种类繁多，病情复杂。危害近代中国最厉害的要数霍乱、天花、鼠疫等。在发明青霉素等抗生素之前，人类对付细菌性感染都很困难，对于病毒性感染更加茫然无措。所以查阅历史资料可以发现：近代中国对于疫病的记载往往语焉不详，常常分不清病因和病源，笼统地称之为“时疫”“瘟疫”“疠疫”，基本上束手无策。

据记载，1859年“陕西安康瘟疫流行”。1862年，河北正定县4月间“瘟疫大行，被染者大半，死伤颇多”。山东文登等地秋季“疠疫”大作，“民多死亡”。同年“天津通州时疫盛行，浸及都下”，该年八九月间，北京一地病死人数超过1.5万。当年瘟疫流行的还有陕西、贵州、云南等地。1863年，瘟疫在苏南、浙东、湖南和陕西流行，“死亡者甚多，至有一家无一生者”。1865年，贵州“各属城乡士民，患疫之家十居七八”。1866年，广西玉林瘟疫流行。1867年陕甘部分地区瘟疫流行。1877年河南瘟疫伴以旱灾和蝗灾。1888年湖南疫病流行，云南阿迷州、蒙自县疫疠流行，死亡甚众。1890年广东鼠疫盛行。1892年四川瘟疫流行，死亡惨重。1893年湖南瘟疫流行，死亡相继。1894年香港鼠疫，港英当局统计死亡人数2552人。由于大批居民逃离香港，香港居民人数锐减三分之一。许多染病者在离港之后死于内地，未入统计。1895年台北、彰化等地夏秋间疾疫流行。1896年台湾全岛鼠疫蔓延。1910年东北发生史上最严重的一次鼠疫，死亡人数96998人。清政府第一次有组织地展开防疫，委派英国留学归来的伍连德，采取了比较科学的封锁交通、病员隔离和尸体火化等措施，从而第一次有效扑灭了疫情。1918年，南京发生鼠疫。1920年奉天、吉林、新疆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发生瘟疫。1925年发生以霍乱为主的全国性大疫，波及21省，轻者数县，重者数十县不等，数十万人丧生。1931年长江流域水灾导致霍乱在全国蔓延。上海卫生局采取了诸如饮水消毒、隔离病人、注射疫苗等措施，但是其他省市卫生设施和医疗条件无法同上海相比，所以霍乱继续蔓延，与长江水灾区域相去甚远的西北地区也出现了大批霍乱丧命者，仅陕西省死亡人数就达十三四万之众。

这些记载，或详或略。但是总的来说，很少有详尽的描述、准确的统计和深入的分析。当时人们对于传染性疾病的认识还相当肤浅，甚至分不清传染病的种类，基本上只能以瘟疫一词统称。同样，整个社会公共卫生条件极差，缺乏有效的应对办法，无论是疫区还是外界，都只能听天由命。

疫病流行危害极大，但是对于近代中国造成更大影响的却是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人们温饱不保，当然更加关注粮食收成。造成人为鱼鳖或赤野千里的水旱灾害往往会引起更多的官方重视。1932年河南114个县、陕西近百个县多灾并发，两省死亡81万人。1933年黄河决口数十处，陕豫冀鲁和苏北被淹1280万亩，灾民364万，伤亡1.8万。1934年又是黄河水灾，灾区耕地受淹46%，江、浙、皖、湘、鄂、赣、豫、鲁八个省中有241个县受灾，灾民2198万。1936年河南待赈饥民近千万。如此大规模的灾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疫情的关注。

在传统社会中，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是缺位的，至多有一些民间团体，诸如同乡同业组织、慈善机构的“行善”和一些个人的“义举”，起到些许对付疫情的作用。政府对于疫情防治发挥作用直至20世纪才出现。1910年清政府第一次介入东北鼠疫防治。1916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制定了第一部《传染病防治条例》，而后还颁布了《检疫委员设置规则》和《清洁方法消毒方法》等公共卫生方面的法规。1930年、1944年南京国民政府也曾修订《传染病预防条例》，充实了该条例的内容，扩大了条例的涵盖面，卫生防疫工作出现了制度化和由行政部门担责的积极趋向。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的当下，简要回顾近代中国遭遇疫情的历史，显然让我们深切地认识到，当代中国应对疫情具有前所未有的技术优势和制度优势。我们的科技力量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弄清疫情的来龙去脉，研究出有效的医疗方案；我们的组织体系可以组织起全国各行各业全面打响疫情阻击战；我们的社会动员能力可以实行最有效的隔离、消毒、集中收治等防疫措施。因此，我们有理由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旧上海的传染病与隔离医院

薛理勇

顾名思义，传染病就是会传染的疫病。致病因子是有生命的物质，称之为病原体，病原体主要是病毒、细菌、真菌、寄生虫等。传染病与人类同时诞生和存在，在缺医少药的年代，人们无法知道疫病是怎么来的，又怎么治愈的，以为有一种称之为“厉鬼”的魑魅魍魉作恶多端，人类奈何不了，正如毛泽东《七律二首·送瘟神》所说：“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预防传染病的主要措施就是预防接种、隔离、消毒和除害。城市人口稠密、商业繁华、经济发展，也是传染病容易发生的地方。近代以后，西方的公共卫生观念进入中国，为保障城市安全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因为“天花”，上海道署设立了“牛痘局”

“天花”在中国传统医学中称之为痘、痘疮、痘子等，是一种天花病毒引起的烈性传染病。通过接触或飞沫传播。早期症状有高热、头痛、全身酸痛、呕吐等，继而依次成批出现斑疹、丘疹、疱疹和脓疱，最后结痂，在脸上留下斑斑驳驳的痘疤，许多地方把得天花后留下的后遗症叫做麻子、麻皮等，医治无效可以导致死亡。如今无法知道中国的痘疮开始出现于何时，宋周密《齐东野语·小儿疮痘》还有治疗痘疮的土方，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有痘疮的记录，清俞樾《茶香室三钞·黄痘子》：“宋时，面有痘瘢者即谓‘痘子’，今所谓‘麻子’也。”天花的传染性很强，我童年的小朋友、同学中就有不少“大麻皮”“小麻皮”。

“天花”是世界性传染病，西方的医生和科学家发现，在奶牛场工作的人几乎无人传染上天花，后来人们从牛身上提取到天花的抗体，把抗体注入人体内，可以有效防止天花的发生和传染，称之为“牛痘”。据记载，有位居住在上海的广东籍盲女家境富裕，病故后，根据她的遗嘱在各地建立医院。1872年3月16日体仁医院在上海宁波路成立。1884年，体仁医院的中国医生岑春华与另一位外国医生向工部局申请，“于大马路（南京路）另设一局，施种牛痘，不取分文”，不久，上海道署聘请西医生黄錞在“愚园世春堂”建立“牛痘局”，据说“求种者甚众”，西医的加入为抑制天花病疫，控制天花病疫传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努力，20世纪70年代“天花”在世界上绝迹。

租界里的隔离医院

上海开埠后，上海的多家西医院如仁济医院、公济医院（今第一人民医院）等设有隔离病房，主要针对当时流传的天花、霍乱设立，不过规模很小，一般只有一两间病房。1883年10月15日的工部局会议上，工部局副董何利德（Chas. J. Holliday）提议，公济医院的隔离病房数量不足，难以应对突发性传染病流传；同时，公济医院所在的苏州河边已经是上海的市中心区，人口稠密，不利于传染病控制，建议在相对偏僻的地方新建一个专门的隔离医院。不过更多的董事以为，当前租界的经费困难，而多年来上海的传染病病疫并不严重，暂时没有必要建设隔离医院，何利德的提议被否决了。

霍乱一词见于《黄帝内经·素问》，是指剧烈吐泻、腹痛等症状的肠胃疾病，主要是通过老鼠传播的传染病，又称之为“鼠疫”，英文名称Cholera,日文翻译为“虎列剌”。1898年，印度爆发鼠疫，据不完全统计，至1907年的10年内，印度至少有37万人死于鼠疫。也就是1898年，东南亚的鼠疫通过海上航运和贸易蔓延到上海，此时，上海已经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于是，防止疫病传染再一次被提上议事日程，租界当局只能管辖租界的区域。为了阻止传染病菌通过运输途径进入上海，上海的江海关颁布了《上海吴淞两处防护染疫章程》，严格管控进入上海的船只和人员，工部局则颁布《工部局卫生示谕》：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卫生之法，全赖饮食起居、讲究洁净。所有各种秽物，务宜扫除净尽。本局医官特胪列以下各条，望人一体遵照，以免天花、霍乱、痢疾、喉痧、红疹、痨症、瘟疫、疟疾诸项疾病。

《示谕》下分“居家各法”和“公用各法”，“居家各法”就是家庭卫生注意事项；“公用各法”则是“公共卫生”，其中特别提到“本局在靶子路（今武进路）建造医院一所。凡居民感染疾疫、危险疾症，俱可送入院内医治，不费分文。如欲独居一室，院中亦备有房屋，惟病者略行贴费”。

租界工部局在靶子路建设的医院就是“Isolation Hospital”，也就是“隔离医院”，不过为了避免民众恐慌，中文名称为“工部局医院”。几年后，1904年，工部局在工部局医院边上另建“侨民病房”，于是，收治中国人的病房就被叫做“Isolation Hospital for Chinese”，也就是“华人隔离医院”。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个医院被日本人接管，成为日本同仁会上海医院，1945年日本战败后改为上海市第五医院，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第五人民医院迁闵行后，这里长期为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传染病是不分国籍和疆域的，在工部局医院建立的同时，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姚宗李（Prosper Paris）得到上海道署的支持和资助，也在远离租界的“英徐家汇路”的“余村”（今华山路。当时，法租界的西界在现在的重庆南路一带）建立隔离医院，于是，这里的一条小路就被叫做“姚主教路”。当时，福开森路向南一直通到现在的康平路，与姚主教路相接，约上世纪20年代后，霞飞路（淮海中路）以北的福开森路也改名为姚主教路。我们可以在历史地图上找到天主教创办的“华人隔离医院”，它在现在的华山路与天平路相交处。

红十字会创办的中国公立医院

传染病是现在人的叫法，传染病往往是季节性的流传疾病，中国人称之为“时疫”。租界当局对传染病的管控比较严厉，发现感染者后就直接送入医院隔离，而当时的上海人公共意识薄弱，他们担心治病会花去很多钱，于是处处躲避，即使被送入医院隔离的患者，也会想方设法逃离医院。《光绪上海县续志·卷二·建置上·医院》中说：

中国公立医院，设宝山境补萝园。宣统二年十月，公共租界称有鼠疫发生，英工部局饬医按户检验，居民苦之。适有死者六人，传言将厉行防疫之法，群情益震恐。沈敦和等乃谋自立医院，与英工部局力争。

沈敦和（1865-1920），字仲礼。浙江鄞县（宁波）人，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法政科。回国后入两江总督刘坤一幕，任翻译官。后来历任金陵同文馆教习、鱼雷学堂提调、江南水师学堂提调，1894年甲午战争时任南京、镇江、江阴、吴淞四炮台提调，翌年任江南自强军营务总办。1898年任淞沪商埠工程局总办。致力于慈善事业，先后担任天足会（天足会就是反对裹脚，提倡天足的慈善机构）董事，被选为上海商务总会议董，在上海创办上海红十字会（现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红十字会得到上海巨商朱葆三、颜料大王贝润生等慷慨资助，在公共租界跑马厅附近的安康里创办了“时疫医院”。当时，病人很多，租界地方逼仄，红十字会必须在其他地方想办法，此时，旅沪广东商人张子标在宝山县有一处叫做“补萝园”的别墅，当时估价4万两，作价3.3万两卖给了红十字会，红十字会在补萝园建立了“中国公立医院”，也就是中国隔离医院。《光绪上海县续志》是这样说的：“凡华人患疫，其查验、隔离、诊治盖归华人医院办理。又，种痘、治霍乱等症，及关于人身一切，亦归华人自理。于是，住居租界者，乃不受防疫之惊恐。自医院开办，鼠疫遂熄。”

中国公立医院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传染病隔离医院，对抑制传染病的发展和病人康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也是现在上海传染病医院的前身。

会传染的疾病很多有明显的季节性，来时汹汹，去时荡荡；有的传染病没有季节性，长期存在，以前，上海还有上海中华麻风病医院、叶澄衷肺病疗养院、上海痨病疗养院等传染病医院，为保障上海的安全发挥作用。

感谢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胡宝芳为本文提供部分图片

原标题《近代中国遭遇的疫情》《旧上海的传染病与隔离医院》二文载于《世纪》杂志2020年第2期

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岚

新媒体编辑 杨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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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世纪》杂志 | 近代中国遭遇的疫情和上海的传染病与隔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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