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语言学肇始于将“生态学”的概念引入语言研究[1]325-339, 该领域的热点话题亦或所致力于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语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语言对解决生态危机的影响, 语言对保护环境和培养生态意识的作用等。本文将回顾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概况, 梳理其从语言的生态化研究到话语转向, 再到认知转向的发展历程, 进而展望其发展趋势, 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发端于将语言与其使用环境之间的关系隐喻为生物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故最早使用“语言生态学”(Ecology of language)这一术语, 研究任何特定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1]325。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成为生态语言学讨论的热点。从这个意义上讲, 生态语言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生态化分析, 即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 研究语言本体问题, 阐释语言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生态”概念对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借鉴生态系统中各种生态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 要求“扶正语言的位置”[2], 视语言为社会生态中具有道德意义的系列活动。生态系统中生态因子互动的原理表明, 语言与其所处的环境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语言的本质在于其对话性, 它是人们表达互相关爱的一种方式, 也包括对周围环境的关爱[3]。这一研究旨在从理论高度摆正语言在生态系统中的位置, 探讨语言与环境尤其是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

首先, 语言与环境的关系, 尤其是环境对语言的影响直接反映在其词汇和语法之中。如调查研究太平洋Norfolk和Pitcaim岛上人们使用的语言, 发现岛民使用的语言是一种“生态嵌入式”语言[4]28, 即他们的语言中蕴含着大量的生态环境属性, 语词能够反映人与自然环境交互的过程; 词汇和语法的位置反映语言所在点的地形特征; 同样的词汇既可以用于描述人类, 也可以用于描述其他生命形式。

其次, 构成语言的要素之间的关系, 体现为生态系统中各生态因子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对汉语的本体分析发现, 语言要素之间的相关性原则以及语言单位之间“对立、互补、共生、依附、离异”等关系, 与生物生态因子之间的构成关系相似[5]。构成语言的语法被当做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6], 用于批判系统中的“人类中心主义”, 旨在寻找与生态和谐统一的语法, 达到人类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目的[7]。因此, 构成语言的语法不但是一套规则系统, 还是保证语言成为一种可持续系统的手段[2]。

再次, 生态学中的生态危机和可持续发展等概念, 警示人们应关注语言生态危机, 关注语言可持续的问题。生态学中的生态危机概念及其评估方法, 可以用于评估我国语言生态中的若干问题[8], 尤其是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的问题。通过建立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9], 加强濒危语言的保护, 提出监测和评估语言生态的指标体系[10], 以解决语言生态危机, 为科学评判和有效保护濒危语言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可行方法。

最后, 语言生态化研究的不断深入, 要求人们重新认识语言的生存环境, 揭示语言、生态、环境的本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研究语言对人类、其他生物体以及物理环境之间生命可持续关系的影响, 保护生命持续[11], 成为认识语言的核心和标准, 不但揭示了语言与生态之间的深刻关系, 而且指出了语言对生态环境中各种生态因子的重要性。将生态学中“生命可持续”的重要概念引入生态语言学, 并将其视为这一领域共同努力的方向和目标, 以期通过研究语言和环境之间的关系, 促进生命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 语言生态化研究主要关注对语言和环境的二元分析, 将生态学中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运用于解决语言本体、语言多样性、濒危语言保护、语言生态评估及可持续性等方面的问题, 取得了丰硕的成就。然而这种研究强调运用生态学理论阐释语言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 忽略了语言学理论与生态学原理之间的有效融合, 没有深入探讨和建构有效的生态语言学理论, 迄今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缺乏对语言本体尤其是语言内部生态的研究。

系统功能语言学家Michael Halliday 1990年在第9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表意的新方法:对应用语言学的挑战》的演讲, 阐释语言意义识解与生态要素之间的关系, 引发更多学者关注语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12]。这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模式认为语言、世界观和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之间具有紧密的关系[13]。调适和改变人们使用语言或话语的方式, 能够改变或培养人们的世界观, 尤其是改变他们对待生态的态度。这种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范式要求对语言或话语进行深入分析, 寻求调适和改变它们的方法, 开启了生态语言学研究话语转向的历程。

首先, 生态语言学不断探索有效的研究路径和方法, 为其话语转向提供了内在动力。在生态学中盖亚理论①的观照下, 生态语言学率先提出“生态批评话语分析”(ecologic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 试图对话语或语言本体进行分析, 并提出对其进行改造的路径, 如研究发现名词化、及物性、作格性以及隐喻等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改善语言, 使之更加符合当代社会的生态观[14]。同时, 生态语言学研究提倡“生态批评方法”(eco-critical approach), 将语言生态和对语言使用的批评性分析联系在一起[15], 考察语言生态与语言使用之间的关系。“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和“生态批评方法”为生态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路径, 成为批评性分析环境语篇的主要方法, 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语言在生态破坏或生态保护中的作用。但这两种分析路径过分强调语言批评和解构的力量, 忽略了语言积极建构的作用, 不利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和谐。

① 盖亚理论(Gaia Theory), 又称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 由英国大气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 其核心思想是:生命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能使地球适合生命持续生存与发展。该理论已经成为西方环境保护运动和绿党行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

生态批评话语分析和生态批评的范围逐步扩大, 奠定了生态语言学话语转向的基础。随着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其研究对象超越了与环境直接有关的语篇或话语, 主张对所有话语或语言作“话语的生态分析”(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11], 即生态话语分析, 从而开启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话语转向”。这一研究范式的分析对象从与环境或生态直接相关的话语延伸到所有话语, 可用于分析自然诗歌, 揭示诗人如何通过语言表达对自然的观察和态度[16], 也可用于揭示生态报告中物种的身份构建[17]和语料库中展示与“野生动物”相关的语言特征[18], 还可用于分析广告话语, 为广告创作提供建议等[19]。同时, 它还被用于分析人们信奉的故事, 并根据生态哲学判断故事的生态属性, 抵制违背生态哲学的故事, 寻找新的人类信奉的故事[20]183。因此, 生态话语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生态系统中人与人、人与其他物种、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生态之间的和谐, 促进“思”和“行”的生态语言学化[21], 使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 对象越发多元, 程度愈加深刻。这一研究领域已初步形成了相对可行的研究方法。

其次, 生态哲学是生态语言学话语转向的价值判断标准。生态话语分析的可行性体现在它有一套价值判断标准, 即“生态哲学”或“生态哲学观”, 用于判断话语的生态属性。生态哲学本质上是一套有关生态和谐的哲学, 具有开放性的标准, 包含参照模、规则、假设、价值优先声明和当前事态假设[22], 它是个体价值取向十分明确的开放性哲学形态。在生态话语分析的过程中, 分析者总是根据自己的生态哲学, 对话语进行阐释和评估[16]。如在中国语境中开展生态话语和行为分析时, 基于“以人为本”这一假定和良知原则、亲近原则、制约原则等三条原则的生态哲学观[23], 在决定话语和行为的生态属性方面, 具有相对宽泛的使用范围, 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之争。生态哲学的开放属性决定了在对各种话语进行生态分析时, 对各种语言学理论和分析框架经常采取“可用”的观点, 把批评话语分析、框架、隐喻、评价、身份认同等多个不同领域的理论融合于生态话语分析之中, 区分出“有益性话语”“混合性话语”和“破坏性话语”三种话语类型[20]9, 继而通过倡导建构有益性话语, 改造混合性话语, 抵制破坏性话语, 保证生态平衡, 促进生态和谐, 在所有层面维系一个人类和非人类健康生存的承载力[24]。

再次, 学科之间多元融合为生态语言学的话语转向提供了理论源泉。随着生态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 与生态语言学密切相关的学科理论和知识被运用于该学科研究尤其是生态话语分析之中。如生态学中的“人类世”②概念用于研究语言对生态系统的影响, 探索作为人类活动的语言使用在人类世时代的重要性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相关性[25]; 给养理论在生态语言学中的研究表明, 需要重视观察者对环境的感知与其作出的有关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26]。同时, 在生态语言学的话语转向过程中,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和思想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27]:作为“适用语言学”的系统功能语言学[28], 融入到生态语言学研究之中, 决定后者是一种广义的应用语言学[39], 其研究是一种应用型的研究; 这种生态话语分析范式, 可用于分析人与场所生态因素的互动关系[30]; 基于生态场所观, 从语气、情态和评价三个维度研究构成社会生态的人际意义, 为生态语言学领域探讨人际意义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思路[31]; 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及物性理论基础上建构的国际生态话语分析模式, 有助于阐述国际生态话语的特征, 促进国际生态系统的良好发展[32]; 国际关系话语作为典型的社会生态话语, 对其深入分析可以揭示和阐释话语发出者的话语影响力、话语中传递的生态意义等内容[33]。这样, 生态话语分析的范围出现了从自然生态延伸到了社会生态的趋势。

②“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一概念由大气化学家Crutzen和生态学家Stoermer于2000年首次提出, 他们认为:“人类世”起始于18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 与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间一致。

最后, 多学科的生态化取向为生态语言学的话语转向提供了宽广的应用空间。随着学科之间融合的不断深入, 生态语言学进一步发展, 外语教学与研究的生态化取向也越来越明显[34], 如从生态语言学视角分析科技借入语的翻译, 为科技借入语的发展提供良好的语言生态环境[35]; 生态语言学在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促进少数民族人民多种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发展, 营造健康、和谐的社会语言文字环境等方面, 均起到了重要的作用[36]; 生态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可以帮助构建学术英语写作能力发展评估体系, 实现学术能力的动态评估和生态迁移[37]。生态语言学与各学科理论知识相互融合, 拓宽了其多元化发展的广度, 突出其应用特征, 进一步推进该学科向纵深发展。

总之, 生态语言学在“话语转向”的过程中, 生态话语分析的内容已经从与环境或生态直接有关的话语, 延伸到所有的话语。生态话语分析在融入生态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等理论的基础之上, 开展了丰富的话语分析实践, 呈现出整体化与多样化的发展趋势[38], 具有超学科的本质属性[39], 必将超越传统语言学, 成为一门超学科的科学, 形成所有事物和思想都相互依存的生态意识[40]。生态语言学研究从静态描述走向动态实践, 生态话语分析成为一种动态的生存过程和活动, 是一种意义丰富的生态活动。然而, 生态哲学的开放性和突出个体价值取向的特征, 决定了生态话语分析主观性较强, 难以准确把握和判定话语的生态属性。生态话语分析的对象主要是与自然生态相关的文本, 缺少与社会生态相关的话语分析, 很少涉及社会生态中以某一言语社团的口语为语料的研究。生态话语分析强调话语特征或生态属性的识别, 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话语构建和谐生态的作用, 从而使生态语言学作为应用语言学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生态语言学尤其是生态话语分析研究的目的, 不仅仅在于了解话语的生态特征, 识别其生态属性, 更重要的是通过生态话语分析, 唤起人们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 呼吁、唤醒人类社会的生态意识, 积极引导和培养合理、正确对待自然的态度和方式[27], 不断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生态识读能力(ecological literacy), 从而达到无论是生态语言学研究者, 还是大众群体都可以做到“思, 以生态语言学为本; 行, 以生态语言学为道”[41]。生态语言学及生态话语分析的这一研究目的, 决定了该领域“认知转向”的内容和方向。

首先, 语言观念与生态行为之间的关系成为生态语言学“认知转向”的理据。从观念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来看, 可以将语言比喻成万花筒, 无论故意与否, 万花筒里的形状和颜色都会随着角度的调整而发生变化[42]。正因为有了万花筒的属性, 语言即便仅用于信息交流, 传递的信息往往也比期望的要多, 即语言的作用并不仅仅用于传递信息, 还用于建构现实。语言能够形成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 在改造和转换语言的基础上, 可以形成新的生态意识或生态思维, 从而改变人们对待环境、生态的态度。因此, 语言是形成人们社会观念和态度, 导致行为的巨大力量, 它们构成“语言→意识→行动”的关系, 三者之间影响的路向是语言影响意识, 意识促成行动, 这是生态语言学认知转向的基本路径。

其次, 生态学和语言学的关系产生不同的语言认知, 从而决定不同的生态观, 导致不同的生态行为。在生态语言学界, 有的生态语言学家从生态学一端出发, 将生态学的原理移植到语言中; 有的从语言一端出发, 把语言学的原理应用到生态学中[43], 语言学的原理和生态学的理论相互交织在一起, 但它们仍属于两个不同领域独立存在的范畴。从不同视角提供认知语言的方法, 看待语言、环境及其相互关系, 导致理解和认知方面的差异, 形成不同的生态意识, 从而产生迥异的生态行为。如在当代城市社会, 家禽或牲畜的概念在很多家庭的生活中已经不复存在[44], 他们通常见到的都是猪肉、鸡肉等作为食物的成品, 不再可能引发人们对动物的同情或怜悯之心。显然, 这里人们使用不同的语言, 改变了他们对待生物的态度。

再次, 认知人类、语言和生态之间关系的不同方法, 决定了不同的语言观和生态观。传统生态语言学对语言的观点, 总是无法摆脱笛卡儿哲学观, 认为生态是自然, 语言是文化, 人类是开发自然文化的主体[24]。这种观点将人类、语言和生态三者看成相互独立的个体, 将自然当作供人类开发利用的客体, 往往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 不利于培养生态意识, 更无法达到将其贯串到生态研究之中的目的。考察生态意识或生态思维的生态属性与价值取向, 至少涉及四个基本参数, 即环境条件中系统内外因子的平等、单一文化引发的问题、自然和人类能力有限资源观, 以及长远未来观[45]。这四者构成“语言辩证理论”, 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认知语言的视野。这种语言观认为任何一个实体(包括语言)都与其他实体及环境相互依存, 一个实体的存在取决于这一实体与其所在环境的交互关系[46]。从语言与环境或自然相互依存的视角去认知语言, 语言和环境之间就形成一种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 暗示它们之间是一种共建共生的关系。运用“语言辩证理论”认知语言的方法, 可以促进和平开发自然资源, 赋权边缘化社会群体, 促成多语社区中语言的和平共存, 实现语言与生物生态的必然统一[47]。

此外, 科学认识语言和自然的关系, 将影响语言操作者对待自然的态度, 从而决定他们的生态行为模式。随着对语言与自然或生态之间关系认识的深入, 出现了语言生态概念化的四种途径:符号生态、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生态和认知生态[24], 它们为我们重新认知语言和生态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分别为生态语言学提出了不同的研究任务:符号生态研究语言的共存; 自然生态研究语言如何与生物环境和生态系统相互联系; 社会文化生态研究语言与形成言语者和言语社团的社会文化力量的相互关系; 认知生态研究语言如何被生物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动力推动。基于这四种语言生态概念化的途径, 提出自然化的语言观——扩展生态假说[24], 语言不再被视为外化思维或交流思想的工具, 而是将其视为实时存在于体内的协调动力, 它能够使我们得到个人无法达到的结果。语言成为一种生活系统(社会)的组织模式, 在大脑发育、思维形成和自我意识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48]。最近, Steffensen基于“分布式语言”视角提出的“认知事件分析”方法, 用生态观点分析意识原则, 展示语言如何改变我们的即时行为, 如何发挥对生态的作用[38]。这种研究路径将语言和生态行为直接联系起来, 语言成为触发生态行为的机制。因此, 随着对语言认识的不断深入, 生态语言学“认知转向”的成分越来越多, 目标越发明确, 最终将走向统一的科学分析框架, 朝着认知生态语言学的方向进发。

最后, 认知生态语言学、生态认知模式和生态行为之间的关系, 为生态语言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终极目标。认知生态语言学的起点是现实生活, 实际的人际交往以及人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交互过程, 尤其是人类使用语言进行交流的过程, 它寻求建立一个“语言的微生态”, 用于整合语言研究、认知模式和生态行为, 以期达到三者统一, 建立和谐统一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框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儒家和道家“和”的生态思想, “顺应自然”“无为”的生态哲学和生态智慧, 都为建立和谐统一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框架提供了理论导向, “和谐社会”“生态人”[49]等理念则成为建立和谐统一研究框架的目标归宿。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 生态语言学研究正在经历“认知转向”, 旨在将这一领域的研究做到“知行合一”, 这也是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终极目标。

概言之, 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加深了对语言、语言与生态之间关系的认识, 改变了人们的语言观, 更新了语言操作者对待自然或生态的态度, 为生态语言学提出了“知行合一”的终极目标。近年来, 生态语言学经历着“认知转向”的历程, 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生态语言学仍未达成通过语言研究促进生态行为、有效解决生态问题或生态危机的目标, 该领域的研究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指导体系。同时, 生态语言学所研究的有关人类、自然、语言、生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仅局限于解决局部的生态或环境问题, 还没有将它们融为一个整体, 形成一个宏观生态观,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去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

综上所述, 近半个世纪以来生态语言学发端于语言生态化研究, 经历了话语转向和认知转向的发展历程, 正走向构建和谐统一的研究框架。迄今, 该领域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但作为一个新兴发展的学科, 也还存在发展不够完善、研究不够深入等问题, 如生态学原理和语言学理论尚未完全融合; 语言本体内部生态还没有得到重视; 缺乏有效的生态哲学基础; 研究对象生态不平衡; 尚未形成一套指导生态行动的完整理论体系; 也还没有形成宏观生态的概念, 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去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

鉴于此, 生态语言学界未来有望从以下六个方面进一步开展研究:

第一, 促进生态学原理与语言学理论有机融合。生态语言学在语言生态化研究和话语转向的过程中, 重在运用生态学的原理对语言或话语进行分析、对话语进行描述, 在此基础上发现语言或话语在构建或加剧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即语言或话语使用对生态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们的生态意识。然而, 生态学原理和语言学理论尚未完全融合在一起, 没有形成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 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层面没有为解决生态危机、环境污染等生态学中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今后, 可汲取更多生态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营养, 同时发掘语言学理论对解决生态问题的作用, 促进二者的有机融合, 实现生态学与语言学之间的“生态平衡”。通过生态语言学研究, 不但提高研究者以及研究受众的生态识读水平和认知能力, 而且将生态语言学研究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做到知行合一。

第二, 加强语言本体内部生态研究。生态语言学起源于语言生态化研究, 将语言视为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但是, 目前普通语言学对语言本体的研究, 基本采用结构主义的描写方法。为了方便研究, 试图探究语言的本质, 人为地将语言切分成各种结构, 无视语言作为整体的内部生态。这样割裂语言内部生态因子的研究, 忽视了语言内部生态中各生态因子之间的和谐平衡关系, 得到的研究结果与语言本质相去甚远。今后的语言本体研究中, 应深入研究其内部生态构成因子之间的关系, 关注各个构成生态因子之间的“生态平衡”, 以期得到更加接近语言本质的研究成果。

第三, 探究生态语言学的哲学基础。生态语言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在于培养人们的生态识读能力和生态意识, 但是语言如何影响人的意识和行为的深层机制尚未得到充分解释, 因而生态哲学中“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之争难分伯仲。今后对生态语言学哲学基础的研究, 即生态哲学的研究, 可以更多借鉴“生态位”“物种竞争”“生态阀值”等生态学理论, 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和道家文化有关生态的论述, 深入探究生态语言学的哲学基础。

第四, 拓展研究对象和范围。目前文献报道的生态语言学研究, 主要集中在分析和描述与生态、环境有关的广告文本、政府工作报告、法律文书、新闻报道、文学作品等书面语料的生态特征, 很少有以不同群体的口语语料作为研究对象的报道, 缺乏对某区域特别是生态问题比较突出区域的关注。随着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深入, 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扩大该学科研究的对象和参与地区, 尤其注意选取生态不平衡地区, 加强教育、生态、环境和生存问题比较突出地区的生态语言学研究; 呼吁具有不同学科背景、使用不同语言的学者参与到这一研究中来; 关注科技语篇中的生态观及学科性; 加强社会生态话语(如少数民族语言、地域方言、社会方言、翻译话语等)研究。在自然生态研究不断深入的同时, 关注与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态(如边缘群体的社会生态), 从而更加丰富研究语料样本, 保持研究语料、参与者、参与地区、研究对象之间的“生态平衡”。

第五, 整合研究理论和方法。自生态语言学研究兴起以来, 一直存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生态不平衡”的状况。在生态语言学“话语转向”和“认知转向”的过程中, 西方学者从多个维度、不同视角对这一学科进行了理论探讨, 但在实证研究方面还不够深入。相反, 国内学者多倾向于按照某种研究范式或方法, 侧重于实证研究, 对理论建设关注不够。今后应更加关注对中国古代及现代生态思想的挖掘, 加强生态语言学理论建设, 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互补充、互为生态; 丰富国内外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交流渠道, 推动国内外研究的“生态平衡”。

最后, 树立“人类生态共同体”的生态观, 将生态语言学研究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语言学“认知转向”的过程中, 对生态观和语言观的讨论不断深入, 但是尚未形成宏观生态观, 尤其缺少“人类生态共同体”的生态观。在我国,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概念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理念;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提出“生态兴则文明兴, 生态衰则文明衰”“永续发展观”等重要生态观, 十九大提出把“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建设, 从而形成了生态文明思想, 为树立“人类生态共同体”的生态观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宏观生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生态和谐、生态平衡愈发重要, 生态文明建设迫在眉睫。今后, 生态语言学研究势必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潮中, 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应扮演好“生态人”的社会角色, 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为整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建人类生态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