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一向提倡王道与仁政，勤俭爱民、轻徭薄赋的汉文帝是儒家心目中王者的典范，也是康熙皇帝本人景仰的楷模。康熙皇帝从小就饱读儒家经典，“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立志要做一名明君仁主。他对荀子阐述的王制之道了然于胸，所以才一次次强调“国用已足”而蠲免赋税。藏富于民的益处首先在于政权可以获得民众的拥护，增强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有利于团结起来对外御敌；其次可以减少官僚们利用公权力中饱私囊，但因此导致的后果却要皇帝承担；最起码也可以避免民众因贫穷或贫富悬殊铤而走险，引起内乱或内战。

儒家一向提倡王道与仁政，勤俭爱民、轻徭薄赋的汉文帝是儒家心目中王者的典范，也是康熙皇帝本人景仰的楷模。康熙皇帝从小就饱读儒家经典，“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立志要做一名明君仁主。他对荀子阐述的王制之道了然于胸，所以才一次次强调“国用已足”而蠲免赋税。藏富于民的益处首先在于政权可以获得民众的拥护，增强民众对政权的认同感以及政权的合法性，有利于团结起来对外御敌；其次可以减少官僚们利用公权力中饱私囊，但因此导致的后果却要皇帝承担；最起码也可以避免民众因贫穷或贫富悬殊铤而走险，引起内乱或内战。

蠲免赋税的更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传统的帝制时代，国家属于皇帝私有，所有权分明，即所谓的“家天下”，皇帝对国家负有最终的、无限的责任，没有任何后路可退；而官僚只是皇帝雇佣的职业经理人，不是世袭制，且任期有限，责任有限，他们与皇帝的利益并非完全一致。官僚寻租、谋利的主要手段就在于征收赋税，利用征收过程中的“耗羡”（损耗）中饱私囊，“耗羡”甚至可以与赋税相当，他们有增收赋税的天然冲动，因此免除赋税的最大利益受损者是各级官僚。皇帝为了自己、祖宗、子孙的社稷计，制定的政策要立足于长远，而不是一时；但作为被雇佣的职业经理人官僚更注重于其在位的一时，这是皇帝与官僚天然的利益分歧。作为“王者”政治家的康熙皇帝采取减免赋税、藏富于民的政策，正是出于这种长远的考虑。

——侯杨方《治世：大清帝国的兴亡启示》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