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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宋朝在“自然经济”时代确实创造了许多经济奇迹，如果说工商业的繁荣有力的促进了宋朝的发展，但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的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毕竟在“重农仰商”的“自然经济”时代，能够大开禁令让这群“轻义商贾，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的商人团体在宋朝的时代舞台上大放光彩，实在是三千年之未有情形。

晚清时期，世界文明的交流日益密切，地大物博的天国上朝实际亦不过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盘踞在东亚的古老国度，时代的巨变和进步带来的不仅是人类文明的革新，还有认知的扩展和迭代。然而让我们倍感惋惜的是，在世界各文明和文化的密切交流下，清朝政府对时代的巨变选择了视而不见。仅从这一点来看，这都让宋朝无疑成为一个既伟大但又悲哀的王朝。

宋代经济很繁荣，但无法消弭的阶级隔膜让底层民众生活的依然很困苦

从其本质来说，其仍然是一个封建王朝，其资本主义道路和思想不过是昙花一现，又或者像滑过自然经济时代的一颗流星，尽管在惊艳我们的同时，但又不禁让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自然经济还是资本主义，在“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的君权社会下，其内在表现依然是一种以强权统治以依托的剥削关系。

民众的幸福是存在的，但却建立在不符合人道和社会规律的基础上，这是强权统治下的一种剥削特点，因此马克思说“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是相同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这固然是君权社会和自然经济时代的不可承受生命之重，那么宋朝的赋役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宋朝承袭了五代十国大部分的赋税法，仅对其中少部分苛政急税进行了修改，出于稳定社会的需求，这固然是一种惯常使用的政治手段。在“重农仰商”的自然经济时代，土地是税收的大头，宋朝的“田税”分为夏秋两季进行征收，由于承袭了五代十国的赋税制度，其也导致不同地区的赋税征收情况不尽相同。

譬如其所谓“天下之通法”是按照亩税一斗，但在江南一带执行的是依照土地品级来征收赋税，按照“夏钱秋米”的税收制度，中等田亩征税钱四文四分，税米八升，下等田税钱三文三分，税米七升四合（顾炎武《日知录》）。在田税的基础上，又增设了所谓的“加耗”，即附加税，其税收比例竟然比田税有过之而无不及。

阳春白雪是只属于上层统治阶级的一场童话

宋代劳动者在缴纳公粮的同时，还需要另输“头子钱”，即类似于我们如今常说的“份子钱”，这份钱一半归于官员，一半纳入公库，这在宋代各州县都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而在南方地区，宋朝政府还规定农民每上缴一石米，还需另加二升为鼠雀耗，实际上就是变相的把官方的责任转嫁到农民身上，因此形成所谓“加耗之外，更出一斗”的情形。

因此附加税便远比田税反而更加沉重，所以加耗又被叫做“润官”，实际上暴露的就是宋代附加税胡乱征收，名目繁多的现象。其情形或公开，或隐秘，往往造成“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纳”，也就是说农民原来只需要上缴一石的税收标准，但往往由于附加税的存在不得不付出超过三石的赋税。

此外还有所谓的“义仓”税，所谓“义仓”自然是指宋朝政府的一种战略储备物资，这部分物资本应该由宋朝政府从其税收中另拨储存，但真实情形是依然转嫁到了农民身上。其规定是每正税一石，另输一斗进入义仓，其理由是“以备凶歉”，看似在囤积储备应急战略物资，但本质上依然还是宋朝政府为了增加税收而巧设的名目。

宋朝政府还打起了人的注意，为了增加税收，又设立了所谓的身丁税，其规定凡是二十岁到五十九岁的男子都要缴税，看似无可厚非，实际上却是加设于正常赋税之外的又一附加税。而且名目繁多，既有身丁钱、也有身丁米、身丁绢、身丁药、身丁箭、身丁盐等等各种各样的名目，这么一来官府完全不必费钱采购这些物资，就能从身丁税中填补这一项支出。其身丁钱也高的离谱，譬如正常的田税中夏钱只需要数十文左右，但身丁钱却高达几百文，譬如在浙江一代的每年的身丁钱就高达六百九十五文。

《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宋朝的一个盛世泡沫

另又有杂变之税，所谓“盐博绢、加耗丝绢、户口盐钱、耗脚斗面”等十四种，后来又出现了所谓“支移折变”的税收办法，按道理来说，农民缴税只需要到固定的地方缴纳税钱，后来由于宋朝与辽、夏相继发生战争，宋朝政府便要求某一地区的农民把税钱交到另一个需要钱粮支出的地方去，这就叫支移。因此农民竟然不得不被迫背井离乡，到几百或几千里外的地区缴税，其来往费用自然也都是自己承担，如果不愿前往，也需要把缴税的运费折算在里面，可谓是奇葩至极。

而所谓折变是指原本缴纳的赋税都有固定的物品，有时官府为了自己的需求，便要求缴税者把需要缴纳的物品折变成其他物件上缴。譬如宋仁宗时，有些地区将原本该上缴的粮食折变为钱财，要求农民如数上缴。《宋史·食货志·赋税》因此评价说“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此外还有什么城郭之赋（宅地税）、商税，如果不能如数按约上缴，便不得不吃官司和牢狱之灾，因此造成“租税逋欠至少，而械系累日，遂至破家”的惨状。

可见，在我们这些后来人看来，宋朝作为一个经济相当发达的朝代，正如《清明上河图》描绘的那样，宋朝人民的生活水准必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强权统治下，这样的幸福必然意味着需要付出极为昂贵的代价，也正应了马克思的话：强有力的政府和繁重的赋税，其概念是相同的。而这当然是古代人民的双重不幸。

在赋税之外，徭役也是历朝历代剥削底层百姓的一个重要手段，宋朝政府规定“以人丁户口科差”，并且不分主户、客户（外来人口）都需要服徭役，其时间长短不一，主要根据政府的需求来制定，譬如秦始皇修建长城、骊山陵墓和阿房宫，征用数百万民夫，时间长达几十年之久，隋炀帝杨广修建大运河、建造宫殿也征用了高达近千万人次的人口，对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徭役是古代社会制造阶级矛盾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般来说，徭役需要从事的工程并没有具体的标准，主要依照官府的需求来征发，但按照分类可以具体如下：

（1）疏通河道、修筑堤坝、造林植树；

（2）修建水利工程，如开渠、挖塘、修堰；

（3）参与军事工程的建造，如修缮城池、挖掘壕沟，营建军寨；

（4）为官府或皇室修建官舍、宫殿；

（5）战争时运送物资；或者充当官府跑腿，《繁露续集》描述说“自江陵至桂州，有水递铺夫凡数千户，皆渔樵细民，衣食不给，率被笞捶”，其首段可谓残酷至极；

（6）另又有地方地主豪强强征民夫为自家服役；

实际上，徭役一直是历朝历代一个制造社会阶级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弊病，但是凭借着强有力的统治，历朝历代都并没有重视徭役给社会稳定以及自身统治带来的巨大威胁，这也是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诱因。除了徭役，宋代还有差役，《文献通考·职役考》记载说“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候、拣、掐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役。”

其实这所谓的差役说白了就是定期轮流到官府里充当跑腿干杂事，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美差，但实际上却是替官府无偿服务，对于底层人民来说，自身的温饱或事情都没有解决，差役无疑既增加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又占用了他们的时间。苏辙因此在《三论分别邪正札子》中描述说“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也就是说如果是正常的雇佣关系自然是合理的，但其关键就是无偿服务。

差役要求民众义务性的到官府中跑腿办差

所以差役一般都为地主阶级包办，这些人拥有雄厚的家私和充裕的时间，但他们当然也绝对不是去替官府跑腿，其自然是占据名额，但却令差人办事。这些人凭借着殷实的家境以至于“上结官府，下压民众，上欺下榨，从中牟利”。不过由于宋朝政府又规定差役中的一些肥差如“里正衙前”每年需要承担一次“重难之役”，也就是官府如有损失，他需要自行承担赔偿。因此这一点也激发了这些地主豪强的不满。

综上所述，可见在《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盛世情景其实颇有虚幻的成分，在强权统治的自然经济时代，受制于社会经济生产水平落后、思想道德观念局限和封闭的情况下，我们很难说一个封建王朝可以让它的人民享受到充分的公正与合理的对待，而这一切当然与其特殊的社会制度有关。所以，宋朝人民的幸福或者说那些生活在封建时期的人民的幸福实际上是建立血迹斑斑的生活困顿之上的聊以自慰，也是强权统治下的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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