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资本积累必然导致对其自身的否定。促使上述“资本积累”的各种动力，恰恰同时也是造成了另一种积累——“贫困的积累”的动力。这是因为由社会总劳动所生产的社会总价值是有限的。因此资本积累的正反馈回路——资本尽可能地生产出最大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尽可能地转化为资本，资本再尽可能地生产出最大的剩余价值，等等，必然同时导致资本尽可能地压低工人工资和生产资料价格以增加剩余价值，增加的剩余价值又转化为压低工人工资的强大的社会力量，由此导致贫困的不断积累。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驱使各个企业之间进行恐慌性的竞争以获得生存权利，于是竞争的压力转变为恐慌性地压低工人工资的巨大的社会关系力量。这就产生了两种压低劳动力价格的途径：

——直接途径：各个资本尽可能地压低自己雇佣的劳动力的价格，以直接为资本积累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间接途径：各个资本都尽可能地压低全社会其他行业的劳动力价格，形成了全社会资本相互压制对方劳动力价格的强大市场力量。这种间接途径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

第一，资本为了扩张，尽可能地压低它所要消耗的生产资料（如煤炭）的价格，必然导致这些生产要素的生产商也不得不压低其雇佣的劳动力（如挖煤工人的劳动力）的价格。导致越是处于生产资料低端的竞争性行业的工人，其工资越低；

第二，在产业链上，各产业链的下游将市场竞争压力层层传递到上游，迫使其中间产品层层压价，这种压力最终必然传递到劳动者身上，造成劳动力价格被压至最低水平。越是处于产业链中劳动密集环节的工人，其工资越低。

第三，在同行业中，各个资本为了扩大市场份额而不断降低产品价格，而把这降价压力不仅转嫁到自己所雇佣的劳动力上，而且还转嫁到同行业的竞争对象所雇佣的劳动力上。

第四，资本还通过层层转包，层层取利，从而把资金压力转移到最终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环节的工人的头上，使其工资最低。尤其恶劣的是：这些转包的资本，不仅把工人工资压低到不能再低的极限，还常常使用这种复杂的转包所形成的资金链来拖欠工人工资。这已是我们屡见不鲜的、每天都在重复发生的事实。

此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通过不断制造失业人口，以失业者为砝码来降低工人工资。上述间接压力，再加上这些行业的资本自己追求积累和扩张而压低其雇佣的工人工资的直接压力，在这双重压力下，必然导致全社会的劳动者的“贫困的积累”。正如马克思所说，

由此形成了社会民众的贫困化趋势，在生产技术不变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化”，而在生产技术发生变化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中，表现为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这种贫困化趋势是处于市场竞争状态的资本力量的必然规律，只要资本力量存在，这种贫困化趋势就不会消失。除非由于非资本力量的抵御（如工会力量、社会道德力量）和干预（如政府干预）才会得到部分缓解。二战后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收入，除了能够进行维持生存的必要消费之外，还享有部分剩余产品。一些人由此宣布马克思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是“错误的理论”。这是十分肤浅的观点。这种错误在于不理解：第一，发达国家为了缓解经济危机，不得不在本国实行福利制度，把“贫困的积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第二，工人所得到的少量剩余劳动，以及所存储的福利保障金，仍然被垄断资本吸入到金融系统中，转化为支配全社会民众的金融资本力量，仍然出现发达国家的当代形态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图景。这就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产生原因。我们在后面讲到当代资本主义福利制度和金融化时，我们将对此进行进一步分析。

现在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资本的积累，越来越多的资本支配劳动者所生产和转移的劳动价值最终积累在产品资本中，它需要日益庞大的市场空间来将其转化为货币资本，以实现资本的循环再生产；另一方面是全社会的贫困的积累，必然造成市场空间增长速度日益减小，小于资本扩张要求的市场扩张速度，使全社会的购买力日益相对萎缩，造成可扩张的市场空间日益萎缩。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此外，资本家的“禁欲主义热望”使这种危机加深。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后，“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在剩余价值已定时，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这导致资本家的矛盾处境：既有享受消费的欲望，更有积累欲望：因为资本积累机器使“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必然被全社会资本机器所驱动而进行资本积累。驱动资本扩张的重重动力既使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同时也使资本家不得不克服其享受欲，而将其占有的剩余价值尽可能地转化为资本。这就是韦伯所说的作为“禁欲主义”的“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并非来自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或其他意识形态，而来自资本运行的客观需要。

总而言之，强大的资本力量驱使资本最大化地扩张和积累，而将全社会的购买力压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这是资本扩张的前提条件。而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断积累到社会生产系统中，形成资本积累。而在此过程中，资本扩张又将全社会的购买力压低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形成贫困积累。这种两极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必然导致产品过剩。由此导致资本扩张的“经济悖论”：以尽可能压低购买力为前提的资本扩张，产生的结果却是消费品增长而导致的产能过剩，从而破坏资本扩张的前提条件。这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总体上的供给过剩。这种总体过剩，再加上因为生产的无政府主义而导致的各个产业之间的结构性失调，造成资本循环链断裂，而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发生机制：无序竞争导致资本循环链断裂

《资本论》第2卷分析了再生产过程中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产业资本有三个存在形态：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包括不变与可变资本）、产品资本。资本本身是个流量，只有在流动中才会形成它的社会关系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系统不断运行——这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在这个流动中，形成了三种资本循环过程：货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商品资本的循环。这三个循环过程必须保持统一和顺畅，如此才能实现连续的再生产。而上述资本扩张所造成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总的社会流量限制下，生产力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有制的矛盾所产生的无序竞争，将导致这种再生产条件从总体上说不能实现，由此生成经济危机。这种再生产条件分为单个资本的再生产条件，以及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条件。一旦再生产循环发生资金链断裂，危机便会发生。

（一）单个资本的再生产循环链的断裂

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产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再生产循环中，由于追求资本积累本来就是资本本性，导致大量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生产资本总是尽可能地进行生产，从而转化为产品资本。而私有资本之间的无序竞争，会导致各资本为战胜对手而竞相进行过度扩张，从而造成生产资本与产品资本的迅速膨胀。这些积累的产品资本必须通过市场及时销售出去，才能完成产品资本W转化为货币资本G的数量的循环。但是，如马克思所说，“W—G。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 这就是说，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循环中，资本积累导致从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生产资本到商品资本转化乃是快速膨胀的环节。另一方面，由于贫困的积累，导致“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转化则是其中的瓶颈。这就造成大量的生产资本与产品资本不能转化为货币资本，由此形成资金链断裂，相应的企业于是陷入危机。而个别企业的危机会沿着产业链不断扩张，导致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 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循环链的断裂

上面讲的是各个资本的循环过程产生的危机。现在我们讨论社会总资本在再生产循环过程中产生的危机。《资本论》第2卷第3篇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实现条件，这是第2卷的中心问题。马克思将现代社会的迂回生产分解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和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生产部门）。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循环的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之和（即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生产的全部价值减去该部门自我消耗的生产资料价值）应当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而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的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之和大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因此要进行扩大再生产，第一部类的生产优先增长。因此不论是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各部门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数量比例关系。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能否顺利实现，归根到底取决于各生产部门是否按照这个比例关系进行投资、生产和交换。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私有资本的无政府状态，这些条件无法实现，因而必然会产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危机。

（三） 固定资本更新导致的经济无序波动

在资本循环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循环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流动资本（包括作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以及耗材的价值等等）是连续性循环的，而固定资本虽然在可以通过会计账目处理，用资产折旧方法显示为连续的循环，但其物质形态与实际的资本流量是不连续的：每隔一定的周期（例如十年）要进行固定资产更新。由于每年进行的资产更新是不一样的。马克思说，

这就会造成资本流量的巨大波动。此外，现代经济学中的加速原理（这是西方经济学中在技术性上具有一定正确性的理论）告诉我们：生活资料的小幅度增长，需要添置整个固定资产周期（例如十年）连续使用的生产资料，从而导致固定资本的生产部门倍数地加速增长。这样一来，投资的增长速度将远远超过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的增长速度，二者差距的拉大，导致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大起大落的波动。

由于上述原因产生的波动，既表现在各部门的产量上，也表现在其价格上，这会造成整个经济的巨大波动。马克思说，

这种波动的积累将造成经济危机。

马克思认为，对于这种由固定资本更新在技术上引起的经济波动，应当由社会用理性的手段对社会再生产过程进行自觉的控制来克服。他说：

这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才能做到。“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而不是克服固定资产更新带来的经济波动的自觉手段。所以，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固定资本更新往往成为经济危机发生的物质诱因。

三、扩散机制：产品过剩产生的正反馈回路

社会化生产力与私有资本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这个矛盾导致了资本的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通过无序竞争导致的资本循环链断裂、固定资本更新导致的经济无序波动而引起危机的发生。而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曾经成为生产力发展动力的正反馈机制，转化为使经济危机蔓延与加剧的正反馈回路，滚雪球式地形成了不断扩张与深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风暴：

由于劳动者的贫困化，加上无序的竞争等等，必然导致大量的“产品过剩”，即产品资本无法进行“惊险的跳跃”而转化为货币资本。于是导致资本循环链中的资金链断裂。资金链断裂的结果是使许多依靠该资金链运转的资本不得不闲置，也就是“资本过剩”。而资本过剩的结果是本来就处于贫困的积累中的工人拿不到工资，甚至失业，从而造成“劳动力过剩”。在业工人的实际工资也会被压低到更低的水平，导致社会购买力进一步下降，由此产生生活资料产品过剩——也就是导致引起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的资本过剩。而第二部类的资本过剩必然引起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资本过剩：因为第一部类生产萎缩而使生产资料的消耗量减少。总之，造成全社会的“资本过剩”——全社会以产品形态、生产资料形态与货币形态的存在的资本都发生过剩和闲置。这样一来，劳动力失去就业条件而进一步过剩，失业人口增加。由此进一步降低社会购买力，使产品进一步过剩。而过剩产品再引起资本过剩，资本过剩进一步加剧劳动力过剩，如此形成了“产品过剩——资本过剩——劳动力过剩——产品过剩”的恶性循环怪圈。于是市场空间不断萎缩，过剩产品、过剩资本、过剩劳动力通过这个循环怪圈越积越多，终于形成一个寄生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巨大的过剩赘疣。这里所谓“过剩”，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过剩，而是未能纳入到社会经济循环流程中而运转而闲置的生产要素与产品。于是，过剩赘疣的不断膨胀，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正常运行的生产要素与产品不断萎缩。

于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宛如罹患了癌症，其有效生产要素越来越多地沉积在癌组织之中，由此形成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是资本扩张的巨大代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曾经以结论性的语言来揭示了这一基本矛盾：

通过上述正反馈回路而不断扩散与加深的危机，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周期性波动。哈伯勒名著《繁荣与萧条》以1929至1933年的大危机为蓝本，提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由两大过程交替组成：扩张过程与收缩过程。而这两大过程之间存在着两种转折点——向下转折（危机）和向上转折（复苏）。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发展过程由四个阶段的周期性重复：危机——萧条（收缩）——复苏（向上转折）——高涨（扩张），再发展到下一个周期。这是经济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或者说，是经济危机的“原生态”。

为了应对一次次经济危机，尤其是1929至1933年的大危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实施一系列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力图阻止与消解危机。然而由于这种经济危机由资本运行的客观逻辑本身所决定，它永远与资本主义同在。因此，这些政策的实施结果不可能消除危机，只能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

（一）国家干预下的危机表现：滞胀危机和政府债务危机

面对产品过剩性经济危机，凯恩斯没有从社会关系角度作出解释，而是从人们的消费行为角度来解释，认为人们在货币发明之后，固有的节约习惯造成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小于收入的增长速度，他称之为“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以及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等行为规律，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即人们的收入中越来越多部分不能投入消费而进入再生产流程。由此导致产品过剩，最后暴发经济危机。用凯恩斯的弟子、新剑桥学派领袖罗宾逊夫人的话说，“私人（勤俭持家的）美德就是公共恶德”，是经济危机的元凶。尽管这种解释与马克思相去甚远，但是共同的结论是：经济危机的发生的表层原因是社会购买力不足。

因此，为了应对经济危机，治标之策只能是千方百计扩大需求。由于政府无法直接干预民众的市场行为，只能加大政府的财政支出，以及通过货币政策来诱导社会扩大消费与投资。其中最直接的措施是政府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政府在公共福利和公共工程（包括国防开支）上的投资，向市场注入购买力，而使闲置的生产要素投入到公共产品生产中，同时也通过增加就业而提高民众收入水平，从而间接地扩大民间消费。凯恩斯通过简单的数学证明了：如果政府开支增加N元，那么它所引起的国民产值的增加将是N元的倍数，此称“乘数原理”（又译为“倍数原理”）。

凯恩斯扩大公共开支的政策，成为罗斯福总统等西方国家领导人推行的新政的理论基础，的确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功。西方社会也确实在凯恩斯的这一套理论下维持了近20年的繁荣与发展。但是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项政策只能在短期内发挥作用，其在长期又会引起它的悖论式的结果：这就是所谓“挤出效应”：政府开支的增加，必然会挤出民间投资而导致后者减少。其产生原因是因为政府开支增加一方面增加了市场的货币流量而导致利率上升，由此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成本提高，于是投资数量减少。另一方面则由于政府开支增加必然会增加企业税收，从而也导致投资减少。更重要的是，政府投资增大导致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导致民间投资成本上升而投资量减少。这种投资减少也会具有“乘数效应”，使社会产出倍数式减少。所以从长期与总体上看，社会的总需求并没有变化，资本主义过剩性危机并没有得到克服，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停滞，失业等现象仍然会不断发生。增加政府开支所新增加的结果只能是：由于货币流通量人为地增加，从而导致通货膨胀。这就是“滞胀”，它乃是在实行凯恩斯扩大政府开支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固有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是用政府扩大公共开支的财政政策变形了的经济危机。这种“滞胀”危机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和90年代的日本发生。

凯恩斯的这套理论与政策，不仅带来了“滞胀”，而且还带来了福利国家固有的弊端——政府赤字的不断增长。这是因为日益巨大的公共开支，越来越超出了全社会乃至全球的资本生产系统的负担，只能借助于未来的剩余价值来维系。这种向未来剩余价值的财政透支就是政府债务。政府债务的不断积累，一旦超过一定的上限，便会出现国家债务危机，甚至“国家破产”，即整个国家财政的严重的资不抵债导致无法维持其运行。这种债务危机正在欧洲各国蔓延，它所产生的结果是将实行紧缩政策，而紧缩政策将无疑会加剧资本主义危机的暴发。因此，债务危机是福利政策下资本主义危机的表现形式。

（二）全球扩张下的危机表现：穷国与富国的国际冲突与危机

仅仅用凯恩斯扩大公共开支的政策，是远远不能应对经济危机的挑战的，还需要实行更广泛的能够开拓新的市场空间的政策，这就是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也就是经济全球化，由此大大地开拓了新的资本扩张空间，同时把资本主义的固有冲突转移到国际资本主义的边缘地带——发展中国家。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还利用其掌握的金融霸权，操控全球金融市场，掠取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剩余价值来解决其国内经济危机的威胁。于是，资本积累必然导致的“贫困的积累”过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完成，由此来支撑发达国家庞大的公共开支与社会福利，缓和其国内社会矛盾与经济危机。这是发达国家资本扩张的必然逻辑。正是通过全球化过程，资本开拓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繁荣的基础条件之一。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并没有消失，而是通过全球化过程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仍然顽强地表现自己，通过国际矛盾与危机表现出来。发达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由于实行福利化政策而得到部分缓和，转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日益尖锐的矛盾，这种矛盾被美国学者亨廷顿错误地描述为“文明的冲突”。其实“文明的冲突”只是表现形式，其本质乃是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矛盾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而贫困的积累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则转化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危机。发展中国家工人失业，社会动荡，乃是这种危机的当代表现。这方面已有大量论著问世，在此不再赘述。

（三）金融扩张下的危机表现：虚拟资产泡沫与实体经济泥潭

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导致新自由主义登场。他们反对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主张市场问题由市场自身来解决，而解决途径是金融自由化：由金融机构自身通过市场来创造流动性，以取代政府用财政机器向市场输入“流动性”，其最主要途径是“资产证券化”：把缺乏流动性的能够长期营利的资产（如房贷的债权）打包分割成一份份证券向市场发行，吸引社会大众掏钱购买证券而获得流动性资金，由此创造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这就是“金融创新”。这种金融创新的确为经济繁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特别是有力地支持了那些有前途的科技创新企业向市场融资。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约束，这种创新逐步演变为向市场“圈钱”，即搜刮全社会乃至全球剩余价值，使之转变为金融资本，使全球资金高速运转。国际资本通过反复进行的资产证券化来创造流动性以维持资本扩张，这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巨大的金融泡沫，使经济体系到处都存在着资金链断裂的风险。于是，总有某些局部的资金链发生断裂。2008年9月13日，华尔街雷曼兄弟公司发生了巨额资金链断裂。而局部性资金链断裂通过错综复杂的规模巨大的全球金融网络和产业网络扩张开来，同时造成全球性心理恐慌，从而使全球资金流量骤然减少，由此一方面导致虚拟经济大幅度缩水，与此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实体经济再生产流程萎缩。于是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把全世界带入经济危机的关口。

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风暴必然会向实体经济蔓延，于是产生了实体经济危机。然而在经济虚拟化时代，这种实体经济危机必然会改变其形式，这就是“经济泥潭”。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拯救这种金融危机的唯一办法是向市场经济体不断人为地输入流动性，这就是放松银根的政策。而当常规的放松银根的政策失效之后，作为“最后的手段”的超常规宽松货币政策就出笼了，这就是“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Monetary Policy，又译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根据经济运行的需要确定直接注入市场的货币总量，通俗地说即定量地增加钞票发行数量。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美国以史无前例的巨大规模使用这一政策，以拯救其面临的经济危机。然而资本主义危机不可能通过这种印钞票的方法消除。在虚拟资本的吸引下，这种危机将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经济泥潭”。

“经济泥潭”的产生原因，是虚拟经济膨胀与动荡，使处于经济危机威胁下的资本在“虚拟资本”与“休眠资本”之间流转，从而形成实体经济持续萎缩。当代经济体系实际上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实体经济，它是直接生产人们社会物质生活的部门，是全部社会经济的基础。二是虚拟经济（后面我们将专门研究），它的功能原本是通过筹集和组织社会资金来服务实体经济，但是其间产生了大量的投机性活动而与实体经济相脱离。第三是退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而暂时处于“休眠”状态的“休眠资本”，如用于保值的黄金和其他不动产、股市的空仓资金等等，这些休眠资本时刻准备注入虚拟经济之中进行投机增值。正是“休眠资本”与“虚拟资本”之间的不断转移和流动，造成了当代虚拟资本市场行情的剧烈动荡。这就使社会经济陷入“经济泥潭”，这是虚拟经济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察网（www.cwzg.cn）摘自《鲜活的资本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3——296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