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网讯  4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CMF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研讨会(第4期)在线上举行，本期论坛聚焦“货币与财政关系视域下的现代货币理论评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李黎力代表课题组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理论与思想报告。

对于货币与财政的关系，报告介绍了正统经济学和现代货币理论对其不同的理解：

正统经济学关于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

1、实物货币与实物财政

正统经济学对于货币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就是把正统的交易货币传统与正统的稳健或者健全财政传统相结合。从研究范式来看，是从实物的层面把货币和财政相结合，但这种结合本身是相对独立的。从实物来讲，货币是特殊的商品；而财政是先收取一些实物，再支出出去，所以二者之间相互独立。并且在这一范式指导下，制度层面上也是这样实行的。它认为财政部和央行基本上都是相互独立、各司其职，财政部负责财政事务和财政政策，央行负责货币事务和货币政策，二者泾渭分明。既然货币和财政从实物的角度来讲不相关，那么货币主权与财政空间也就不相关。

2、政府预算约束

按照健全财政或稳健财政的传统，政府同样面临预算约束。政府支出取决于三种融资的方式，即税收、债务和货币融资。政府预算约束将本来相互独立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联系到一起，但作为这种潜在联系的“货币融资”“软约束”却被正统经济学视作传统“禁忌”或可怕“魔鬼”而被理性地予以忽视和回避。正统经济学基本上在这种从根本上适用于纯粹的实物经济的“政府（跨期）预算约束”框架下来理解和讨论政府收支过程、公共债务和财政政策影响。政府赤字和债务积累要么意味着占有了社会稀缺的资金，因而会提升利率，产生挤出效应，要么意味着未来更高的税收来偿还，从而产生李嘉图等价效应。

3、健全货币与健全财政

政府预算约束把本来独立的货币和财政联系到一起，这种潜在的联系是一种威胁。所以正统经济学的政策原则可以总结为将健全货币与健全财政相结合。旨在通过这种政策原则来断绝因为政府预算约束所发现的货币与财政之间的潜在利用，具体是明确货币与财政政策之间的边界，用健全货币来约束健全财政。这是货币主导体制，财政政策从属于货币政策。这一政策原则下要维持央行独立性、禁止货币融资，并且要强调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追求财政盈余，为财政开支提供所谓的健全货币。最后特别重视财政政策规则与财政纪律。

现代货币理论关于货币与财政关系的理解

1、信用货币与货币财政

现代货币理论坚持一种广义上的货币分析范式，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这一理论认为货币是经济中的组成部分，不能先研究实物经济而后把货币嫁接进去。而对于财政同样如此。现代货币理论认为财政的货币化已经改变了财政的运行，所以必须从货币流通和循环的角度来研究财政的运行。对于货币与财政，该理论没有采取二分法，货币与财政在他们看来内在就存在联系，而中央银行对于财政部而言完全不同于商业银行与家庭和企业的关系。央行与财政部之间的关系是更为密切的，作为货币的发行者，它们与作为“货币的使用者”的非政府部门具有根本性差异。

2、国民经济核算与部门收支

在现代货币理论看来，由于主权货币政府具有货币垄断发行权，因而并不面临向私人部门那样的预算约束。所谓的政府预算约束方程不是一个事前约束，只是一个事后的会计恒等式。在这一前提下，该理论选择的是国民经济核算和部门收支分析框架。这一框架讨论的是不同的部门因为货币循环流转所形成的在存量上、在流量上的一一对应和平衡。从这一框架下来分析货币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现代货币理论会具体讨论央行、财政部的货币和财政运作背后的制度和实践，尤其强调资产负债表的会计操作。通过研究这一问题来试图揭示货币与财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很多富有争议性的结论。

报告认为，在对财政货币关系的理解方面，正统经济学理解较为消极、被动，因而是狭隘和有缺陷的。首先，在分析货币与财政联系纽带方面存在狭隘性，仅将其简化为货币融资“禁忌”，并未主动理解。其次，传统理解忽视或未能刻画主权货币政府行为的特殊性，忽视货币主权与财政空间之间的联系。最后，这一理论体系的分析结论在利率效应方面与现代货币运行不一致。

相比之下，现代货币理论提出了现代或主权货币体系框架，将货币与财政更好地联系起来分析。这一理论认识到主权货币政府的特殊性，它并不面临私人部门那样的预算约束，并且其运用的货币循环流转和部门收支分析是十分具有价值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理论的不足。

但是现在货币理论仍然存在自身不足，尚待深入研究：首先，这一理论在描述、刻画主权政府行为时缺乏通俗易懂的理解框架，对理解和界定政府行为边界需要进一步研究。其次，该理论对于市场主体的预期重视不够。最后，为了理解主权货币政府的行为是否就应当将传统的政府预算约束框架抛弃，还是可以修正和发展。

未来展望和中国启示

报告最后提出，在过去的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主流宏观经济学向现代货币理论有了一定的靠近趋向，并且未来现代货币理论还会对西方宏观经济学产生进一步的影响。在对中国的启示方面，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与宏观经济治理上的“三个统筹”：第一，重视货币主权和人民币国际化，充分利用和拓展政策空间，统筹中央与地方；第二，吸收功能货币与功能财政思想，发挥党领导下的货币与财政的分工协作，统筹货币与财政；第三，正视和统筹政府债务与私人债务治理、财政创造货币与银行创造货币，统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