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就像长江、黄河的源头，是我国诗歌的生命起点。它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诗歌305首（另有6首只存篇名而无诗文的“笙诗”不包括在内）。最初称为《诗》或“诗三百”，到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才称为《诗经》。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了诗歌。

《诗经》是按风、雅、颂三类来编辑的。“风”是各国的土风歌谣，大多为民歌，是三百篇中最富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篇章。“风”分为十五国风，即周南、召南、邶（bèi）、鄘（yōng）、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bīn），共计160篇。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以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诗的产生地相当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地区，地域相当辽阔。“雅”是正声雅乐，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诸侯朝会时的乐歌；“小雅”74篇，是贵族宴享时的乐歌，大部分为文人或官吏的作品。“雅”产生于西周、东周的都城地区，即镐京（今陕西西安）和洛邑（今河南洛阳）。“颂”是统治阶级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31篇，是西周初年祭祀宗庙的舞曲歌辞，产生地在镐京。“鲁颂”4篇，是鲁国贵族用于宗庙的乐歌，产生地在今山东曲阜。“商颂”5篇，是宋国贵族祭祀其祖先商王的颂歌，产生地在今河南商丘。

《诗经》作品产生的年代，大致说来，最早为西周初期，最晚至春秋中叶，以公元来计算，为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历时五百多年。

《诗经》的内容非常丰富，最大量的是描写爱情和婚姻的诗，艺术成就突出。还有一些描绘和记录古代人民劳动和生活的诗，对我们认识当时社会大有帮助。另有一些神话传说和部族史诗，也是了解古代社会的珍贵资料。

《诗经》的艺术手法，可以用“赋”“比”“兴”三字来概括。“赋”就是直接抒写和铺叙。这是所有文学作品最基本的创作方法，《诗经》的大多数篇章也采用此法。“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使表达更加形象生动。比喻也多种多样，有明喻、隐喻、借喻、博喻等。如“有女如玉”即明喻，用硕鼠比喻剥削者即借喻，用“风”“雪”描绘天气又比喻当时的政治状况，既是借喻又是博喻。“兴”的手法，用朱熹的话来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诗集传》）。兴就是发端，一般用在诗歌开头，也称起兴，起兴的句子可以与诗的内容有关，也可以无关。如《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是兴句，以水鸟雌雄相应的和声引出君子追求窈窕淑女。又如《桃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用鲜艳美丽的桃花起兴，衬托出新嫁娘的青春美好和成家的欢乐。赋、比、兴三种方法在《诗经》中多是交互运用的，总体来说，“大雅”和“颂”侧重用赋的方法，而“国风”和“小雅”则用比、兴较多。前人对此有过统计，谢榛《四溟诗话》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一十。”当然，这个说法也并非确数，只是大约而已。

运用重叠的章句，回旋反复地吟唱，是《诗经》民歌的一大特色。它加强了诗的音乐感、节奏感，在一唱三叹中使诗人的思想感情得到充分的抒发。还有双声、叠字、叠韵的修辞手法，也增加了诗的美感和感染力。《诗经》句式的基本形式是四言，每句虽只区区四字，但句法多样，语气自然，创造出很多千古流传的名句，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风雨凄凄”“风雨潇潇”“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等等，至今人们还经常运用。根据内容需要，也有二、三、五或六、七、八字为句的。句式的灵活多变，使《诗经》更加色彩纷呈，多姿感人。

《诗经》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它描写现实、反映现实的写作手法，开创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诗经》的影响。《诗经》曾被译为多国文字，日本、朝鲜、越南、法国、德国、英国、俄国都有译本，流传非常广泛。

本书所选篇目都是历来公认的名篇。因篇幅所限，只选了41首，约为《诗经》的七分之一。选本分正文、注释、诗意和赏读四部分。注释力求简洁明了，诗意力求准确流畅，赏读除指出诗的主旨外，还讲述各章大义，斟酌各家之说，列出不同说法。

由于《诗经》写作年代距今久远，对每首诗、每个字词作出绝对正确的解释是不可能的，古人已有“诗无达诂”（对《诗经》没有绝对确切的训诂或解释）和“诗无通诂”（即没有公认一致的解释）的感慨，因此本书的注、译、赏读难免会有不当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王秀梅　王国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