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记忆| 1949：战争攻防视野下的“渡江战役”

郑 忠

今天，我们庆祝渡江战役胜利，除了要理解这场战役的意义，继承解放军指战员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红色优良传统外，或许还应该知道我们为什么能胜，我们怎样取胜，甚至在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中，我们如何能胜的经验。也许，这就是我们今天庆祝“渡江战役”胜利的现实意义所在。

战略决策胜一筹

回顾“渡江战役”，围绕着长江防线的攻防，国共两党最高决策层根据当时局势，真可谓想方设法，绞尽脑汁。

国民党军长江防线的建构源于1946年以来的国共两党大决战。从1946年夏至1949年春，解放战争经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和战略决战三个阶段，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局面已然确定。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后，人民解放军日趋壮大，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增长到400万人，并完成了统一整编。准备以二野、三野、四野共计200万人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其余部队则准备进攻太原和向陕中进军。国民党统治则陷入四分五裂状态，蒋介石被迫隐退，内外交困，转入幕后。李宗仁“代”总统，但随时面临被蒋介石暗杀的可能。孙科所掌行政院则迁移广州。在“一国三公”的局面中，国民党军实力也大为削减，三大战役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人，主力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还有204万人，但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零散地分布在银川、兰州、西安、宜昌以西和武汉、南京与上海以南的广大地区，已无法组成有效的防御体系。在九江至宜昌约有一千公里的地段上以及长沙至南昌的广大区域内，仅有25万兵力防守。而在京沪杭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也是只有45万兵力维护，且还包括不少受到严重打击的非正规军。所以国民党统治集团只用3个月的时间构筑起千里长江防线，就是企图借助长江天险，以及美英帝国主义的撑腰，力争国际斡旋和通过“和平谈判”，实现隔江而治。

应当说，长江中、下游地区地形复杂多样，天然的地理环境对渡江战役防御的国民党一方是较为有利的。中游河道进入两湖平原后，沿岸地形开阔，江面宽展，河道多湾，水流平缓。下游河道进入苏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后，江阔流缓，自江阴往东，水面更宽，入海口呈喇叭状，宽达80公里。然而，每年到了四五月份，水位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桃花汛期，不仅江水猛涨，而且风高浪急，是一道天然屏障。在国民党国防作战厅厅长蔡文治的江防计划中，国民党“江防军主力应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狭，北岸支流甚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之长江江面极阔，江北又无支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宜偷渡，可以不必重兵防守”。对于这一利用长江天堑天然地形的方案，与会将领大都赞同。然而，长江防线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汤恩伯却坚决反对，强调应将“江防军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集中防守。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以为应付”。 正是在这种错误方针的指导下，汤恩伯在自南京溯江而上至湖口的漫长江岸上，只配备了6个军1个师防守。这一对江河天然优势地形缺乏充分利用的军事部署，正是人民解放军在此地区予以突破并最终取得渡江胜利的良机。

与汤恩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处处依蒋介石“守上海不守长江”策略行事的军事理念截然相反，中共中央军委、总前委对于如何克服长江这道天堑有自己的一番考量和计划。根据长江中下游地形以及汛期的种种情况，他们一方面指示参战部队在长江北岸筹集渡江船只，加紧演练江河乘船战斗的技战术，一方面派出侦察兵渡过长江，侦察对岸敌情与地形。最终确定，在江阴至芜湖段，长江向北突出，南京刚好位于弧形突出部，便于部队从南京两翼进行钳形攻击，配合以正面的牵制、突击，就可以达到四面合围南京的战役目的。而且，长江内的许多江心洲也可以作为过江的跳板。

与此同时，针对国民党军长江防御正面过长，后方空虚的敌情以及长江地形的特点，解放军参战部队迅速组成了东、中、西三个集团。东集团一方面派部牵制南京、镇江之敌，一方面派主力在南京左翼的张黄港至三江营间100公里正面实施渡江，挺进宁沪铁路、宁杭公路，以切断宁镇之敌逃亡上海的退路。中集团在南京右翼的裕溪口至枞阳镇间150公里正面渡江，而后向繁昌、宣城、长兴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并与东集团会合，截断宁杭公路，完成对宁沪杭国民党军的割裂，合围宁镇之敌，予以各个歼灭。西集团在中集团以西的枞阳镇至望江间100公里正面渡江，并以安庆东西地段为重点实施突破，协同和保障东、中集团围歼宁沪杭地区的敌军主力。解放军渡江战役取得成功的事实证明，总前委的这一战役布势完全根据了长江地形的特点而设计，并做到了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充分利用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网稻田平坦开阔地形的优势，迅速向敌纵深地区攻击，夺占重要的交通要道和城市，分割围歼了敌有生力量。

除了解决军事过江的战略问题以外，中央军委、总前委还在全军范围内展开了“政治过江” “思想过江”及渡江训练的一系列整训工作。其主要针对的是当时在全军指战员中存在的与渡江作战不相适应的思想倾向。一是麻痹轻敌思想，认为国民党军主力已被消灭，解放军一过江，就能取胜；二是畏难情绪，认为长江水深浪大很难过，而且江南山多雨多不习惯。通过回忆、对比、算账等广泛、多层面的整训工作，使部队战士认识了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的欺骗性，解除了“美国是否出兵”的疑惑，增强了全军指战员在南方作战的信心和决心。而两个月轰轰烈烈的渡江训练，将士们人人学会了泅水，水上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也使得国民党军试图利用长江天险负隅抵抗的优势越来越弱化，长江防线崩溃指日可待。

临阵指挥操胜算

“渡江战役”的胜负手早已体现在战争指挥者的智慧和能力上了。战略指导者对打还是不打、何时打、怎么打、打到什么程度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对战争的胜负具有极其重大的影响。渡江战役中，相对于中共方面的审时度势、纵览全局，实施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战役指挥而言，国民党方面，最高统帅蒋介石犹疑不决，高级将领矛盾重重，意见不统一，在总体上重视沪杭，并非真心死守国都南京，这些都决定了长江防御的基本走向。而战争中战术的灵活运用与否，对最终胜利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解放军方面能够根据战况的急剧变化，积极捕捉战机，灵活使用兵力，周密组织，协同动作，牢牢掌握主动权。与此截然相反，国民党方面没有采取积极的战术手段，战前破坏解放军的渡江计划，而是战中消极保守，主动撤退，甚至临阵脱逃，成惊弓之鸟，混乱不堪。

指挥渡江战役的人民解放军总前委领导粟裕、邓小平、刘伯承、陈毅、谭震林（左起）

渡江南进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长期以来周密筹划的战略决策。早在1947年中央军委就提出由华野一部渡江南进的作战计划，但因条件不成熟而未能实施。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残存的国民党军纷纷退守长江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地区基本解放。渡江南进的时机成熟。据此，中央军委、总前委和各野战军前委组成了精干高效的渡江战役指挥机构，具体负责战役的决策、组织和实施。经过对中央军委作战意图和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以及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有利条件和各种困难的全面分析，总前委决定，刘伯承、粟裕、谭震林分别指挥西、东、中三大突击集团，邓小平和陈毅在安徽肥东的瑶岗设立大本营，使用华东局电台，主持全局，统一指挥，从而建立了集中、灵敏的指挥系统。

在战术上，解放军实行放宽正面，在500多公里的战线多点渡江，设置60多个出发点和登陆点的办法，将国民党军搞得顾此失彼。同时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中线先于东西两线一天渡江，突破东线汤恩伯和西线白崇禧的薄弱结合部，吸引国民党军主力于南京以西，掩护东线主力渡江直捣沪宁线。还令桐柏、江汉军区部队伪装成四野主力，向武汉地区佯攻，造成包抄武汉的态势，使得白崇禧不顾汤恩伯防线之安危，将主力西调，露出安庆地区江防的间隙。虚虚实实、真真假假，国民党军晕头转向，不知所措，长江防线终被突破，国民党军仓皇南逃，解放军则采取多路追击、跟踪追击、平行追击、超越追击等兼施并用的办法，对国民党军穷追猛打，迫使汤恩伯主力将近30万人被压缩在南京、上海两个孤立的地区，并被迅速消灭。

准备渡江

开始渡江

万船齐发

解放军方面各兵种渡江协同作战也是渡江战役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渡江战役时期，解放军没有海空军，炮兵是唯一能够有效支援步兵战斗的兵种。为密切步、炮的协同，有关机关专门召开两兵种指挥员协调会议，规定各种协同动作信号，并对炮兵在战役中的地位予以正确评价，特别强调炮兵应尽最大可能满足步兵的要求，以支援步兵强渡与登陆、突破。除此之外，各部队、各兵团间在战役中也要求必须保持协同一致。如在渡江战役中，总前委指示，三野的中突击集团与二野密切战役战术协同，强渡登陆互相配合，并掩护各友邻部队南渡，以保障战役胜利。

国民党军的战术运用则因内部矛盾以及指挥将领的能力，存在不少问题。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长江防线最高指挥官的汤恩伯的指挥作战能力问题。根据侯镜如、覃异之、廖运泽等人的评价，汤在指挥作战上的拙劣，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即“战前细心，枪响忙乱”。 而且他的情绪特别易于冲动，每每为局部战况所眩惑，一再改变决心，打乱整个作战计划。渡江战役打响后，4月20日夜间，芜湖方面告急，他不就近令106军增援，反而舍近求远，将沪宁线上的99军调去，减弱了重点防区的机动力量。因此，援军未到，前线已垮，增援部队和芜湖部队被一同歼灭。21日夜，江阴要塞7000名国民党官兵起义，汤的机动部队只剩下54军的两个师，大大削弱了反击的力量。显然，这些都跟他在战役行动上违反原定战略方针，慌张忙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撇开政治上的因素不谈，仅就战役战术上的指挥优劣这一点，国民党军就是必败无疑。

长江防线全线崩溃之际，除了上海附近的部队外，绝大多数部队在解放军的不断追击下完全丧失了抵抗力。国民党51军下辖的2个师在江北桥头堡作战中被歼灭2个团兵力，在撤退途中又损失了1个多团，到达上海的兵力不过6000余人，损失很大。除了奉命向淞沪地区撤退的部队外，国军江防部队大部分奉命向浙赣线撤退，与淞沪方面较为顺利的撤退相比，向浙赣地区的撤退就像一场大灾难。国民党军“各级指挥机构，争先撤离，以致通信联络完全中断，既乏强有力之统一指挥，亦无完整之第二线阵地，以为收容掩护，任令大军争道，各自为战，终为解放军各个击破，数十万大军，毁于转进途中……”也就是说，当时向浙赣地区撤退的国民党军部队混乱之至，致使建立第二线阵地进行掩护收容的企图无法实现，最终国民党军失去统一指挥和控制的状态，根本无法进行统一协调的行动，其最后全军覆没的命运早已注定。

最终胜利是民心

现代战争的输赢，比的不仅仅是双方实力、战略、战术，还比的是对信息的掌控，还有士气、纪律、奥援等多方面的因素。这在渡江战役的国共间攻防作战中也都体现得淋漓尽致。

就信息的把控能力而言，渡江战役中，无论在运用信息决策（如前述各层级无线电通信指挥网络的构建等）、宣传、指挥作战等各个层面，解放军方面都显示出明显比国民党军高出一筹的能力。如具体到渡江准备中对长江南岸国民党军兵力布防信息掌控的方面，人民解放军就实施了周密细致的战前侦察工作。除了一般陆战所通常进行的侦察外，还对长江水位、流速、江幅、潮水涨落、沿江港汊、江心洲、起渡点、登陆场以及气候、汛期等进行了仔细观察和调查。弄清了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指挥系统、炮兵阵地、编制装备、火力配系、工事构筑，以及长江水文、地理等情况。这些不仅为各部队制定具体的作战方案和首长及时、正确地定下决心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也使广大指战员进一步增强了打过长江去的信心和勇气。

就作战士气、纪律教育和人员组织动员的能力而言，共产党方面也是走在前面的。渡江战役的目的是突破长江后，夺取国民党统治的中心京沪杭地区。强渡长江不得不面对的新情况、新问题，都需要在各级指战员的思想层面加以统一起来。因此，中国共产党各级党组织行动起来，不断加强对参战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坚定革命立场，防止和克服一切消极的思想，在渡江战役发起之前，对各参战部队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整训，二野颁发了《两个月整训的军事政治大纲》，三野下达了《关于整训时期部队政治工作指示》，各野战军还普遍进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纪律的教育，要求部队在攻城作战过程中模范执行城市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各级部队通过这些政治思想建设、纪律教育和组织动员建设，士气极为高涨，已从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为渡江南进打下了基础。

国民党守军派系问题严重，各自为保全实力，贪生怕死，望风而逃。思想上倾向于共产党的将领投诚起义，动摇了国民党军心，同时也造成国民党当局内部相互猜疑，疑心重重，甚至对自己的高级将领也缺乏信心。当时的国民党部队将领不少已经在酝酿起义，以致内部草木皆兵，如曾与汤恩伯有很深关系的安徽暂编第一纵队司令廖运泽，其堂兄廖运周在先前淮海战役的双堆集战场上率85军110师起义，这使得汤对握有兵权的廖运泽起了疑心，长江沿线布防中，汤先是把廖运泽调离部队任第七绥靖区副司令，后来因为该部处于江防第一线怕出问题，因此又把廖调到第九编练司令部任副司令。但是，廖运泽的部队后来改编为110师，继承了原来起义的110师的番号，最终还是在廖的堂兄廖运升的领导下，在浙江义乌发动起义。又如时任第17兵团司令官、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的侯镜如指挥的106军在撤退途中，也有一个师向解放军投降，更加剧了国民党军内部的恐慌情绪。第7兵团司令张世希为此曾对侯镜如说： “这玩意儿真危险！在自己的部队里，一会儿这里竖起红旗，一会儿那里竖起红旗。……这日子真不好受！”更令他想不到的是，坐在他对面的侯镜如此时也在加紧谋划起义。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战争的输赢常常也是反映在人心向背上。与解放军八方归顺、群众支援形成鲜明对比，国民党军队陷入孤立无援，四面楚歌之境地，甚至长期以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扶植的美国政府对其也失去了信心。

解放军在结束了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之后，华北、中原和华东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解放区人口达一亿九千多万。由于开展了清匪反霸和土改运动，解放区日益巩固和扩大，社会秩序日趋安定。千百万人民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解放军武装力量已发展到300多万。军队大规模集结作战，对物资的需求极大。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华东和中原地区人民群众被最大程度组织动员起来，开展了热情空前的、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不论前方后方，无不全力以赴， “部队进到哪里，人民支持到哪里”， “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渡江战役中，约有2万多船工随军参战，在战斗中，很多船工带伤坚持运送部队。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山东、苏北、皖北动员的临时民工就达320万人，随军长期服务的民工团就有16个，20余万人；苏北、皖北筹集与运送前线的粮食达3.4亿多斤；山东妇女赶制的布鞋有200多万双。为了支援前线，群众拿出了尽可能多的粮草，组织和运用了各种运输力量，克服了种种困难，保障了部队所需的物资和器材的供应。可以说，渡江战役的胜利，解放军是“人民用双手托着渡过长江的”。

国民党长江防线的失守，共产党渡江战役的胜利，还与江南中共地下党组织、江南游击队的积极支持与配合紧密相关。渡江战役前，江南地下党组织的同志就冒着生命危险，千方百计收集敌人情报。尤其是收集到国民党的《长江布防图》等重要情报，并及时送到江北解放军手中。沿江地方党组织和江南游击队还积极配合先期渡江的解放军侦察部队，摸清敌情，大大降低了部队被暴露的可能性。他们还积极领导、组织动员群众，帮助野战军克服困难，主动为部队安置伤病员，将事先准备好的粮食、柴草、鞋袜等送到部队，慰问解放军，给部队烧茶做饭，修复被国民党军破坏的道路、桥梁，为部队送情报、当向导。不仅保证了解放军的行动，而且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指战员的战斗激情，对渡江战役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国民党方面呈现的状况则截然相反，蒋介石集团内外交困，人心丧失，内部矛盾激化，四分五裂，统治基础岌岌可危，就连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府也无比失望。抗战胜利以后，为了帮助国民党政府维系统治，维持长久在华利益，美国政府继续在军事、经济上给予援助。然而，随着国民党政府军事上的节节败退，经济上日趋衰败，美国当局认清蒋政府接近崩溃的形势，认为“如果美国要给中国一种军事援助，足使恶化的局势扭转过来，并使军事抵抗能有成功的把握，那就需要大量而难事先估计的美国军队直接参加作战。但是，这种举动将使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并且违反我们的对华传统政策以及美国本身的利益”。加之，美国当时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并不想直接军事卷入中国内战，即使直接军事卷入中国内战也不能保证最终取胜。当直接军事卷入中国内战与美国国家利益发生根本冲突时，美国政府不得不在权衡利弊后，最终放弃了在中国的直接军事卷入。

“渡江先锋连”登上长江南岸（邹建东摄）

（选自《南京史志》2019年第二期）

审核：窦予然

发布：梁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