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向来是我国主旋律影视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早年的经典作品《红岩》《长征》《延安颂》等，到近几年的代表作如《寻路》《换了人间》《伟大的转折》，此类电视剧作品常扎根于厚重的历史史实，依托史诗风格的宏大叙事，以历史上真名真姓的革命领袖作为主要人物，传达出严肃的精神主旨。尽管在前人的创作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已诞生了不少经典作品，但近年来此类作品却呈现出质量和数量双重下滑的趋势。题材的高度重复、人物脸谱化严重、桥段老旧等问题暴露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正逐步陷入题材饱和、缺乏创新的泥潭之中。《觉醒年代》作为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的开篇剧目，打破了过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带给观众的刻板印象，在传递深刻严肃的精神主旨的同时又颇具创新性和艺术特色，是一部“具有思想深度、历史深度与艺术深度的优秀电视剧。”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美学的”观点出发，审美创作的最终表现即为独特的艺术形式与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的完美结合。“精心雕琢画面，匠心诠释角色”是《觉醒年代》剧组的口号之一，主创团队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令《觉醒年代》呈现出了非凡的艺术效果。本文将从精神内涵、人物形象和视听美学三个方面对《觉醒年代》中的艺术特色进行分析。

与以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选择以建国、长征、重要战役和元帅领袖等题材为主要表现内容不同，《觉醒年代》从创作初衷开始便另辟蹊径选择了一条与同类电视剧不一样的道路。《觉醒年代》刻意避开了已被观众烂熟于心的题材，选择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为主要线索贯穿全剧，全景式地呈现了从1915年到1921年间中国社会的思潮变化，以全新的角度阐释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间的必然联系。

创作者有意将视角前移，将关注点放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全过程上，实际已传达出其自身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即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在中国新纪元开创过程中历史的必然。不是社会主义选择了中国，而是中国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剧集有意选择以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北京大学为舞台，为观众呈现了一个群贤毕至、百家争鸣的集束式群像。观众看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军阀和保皇派，看到坚定维护传统文化的复古派，看到无政府主义从理想到破灭的过程，也看到坚持自由主义的胡适与社会主义的陈李最终分道扬镳的结局。正如导演张永新在访谈里所提到的，“寻找道路就是《觉醒年代》的主旨。” 在一个封建主义日薄西山、中华民族危在旦夕的时代，没有人会知道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会怎样，所有人都在为中国的未来寻找出路。

《觉醒年代》创作上的突破在于，它并没有边缘化除社会主义以外的其他立场，而是平等地将他们放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塑造出与社会主义同等竞争又互相影响的多元共生关系。在剧中，观众可以清楚地了解到社会主义并不是当时“救国”的唯一道路，甚至不是当时多元选项中支持者最多的一项。正是通过陈独秀、李大钊在与封建主义的军阀、保皇派的张勋和复古派的辜鸿铭等人一次次短兵相接、互相较量的过程中，《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影响力才得以被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凭借其吸引力在众多救国道路中后来居上的制度优势才得以彰显。在《觉醒年代》第18集中，作为后辈的青年毛泽东曾向前辈李大钊请教过有关讲道德和求真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李大钊在回答中便提到“道德是变化的，真理是永恒的”这一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从来不是按照人的主观意愿去发展的，唯有不断地实践和试错才能收获真知，我们不能用一百年后已知结果的“正确性”去否定前人们在探索道路上的呕心沥血。剧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为探索救国道路各抒己见的历史人物持肯定的态度，从精神内涵和主题立意上确立了《觉醒年代》的深度和广度。

“《觉醒年代》有一个明确的创作原则和方向，就是抓其神。抓住神，就等于抓住了灵魂，神似要远大于形似。”在拍摄过程中，导演张永新为了让演员进入状态常要求他们身体力行，比如，为了展现出烈士英勇赴义的精神而让演员戴上20多斤的脚铐，在冬天穿着单衣赤脚行走；在拍摄李大钊先生爬长城的写意镜头时，为了展现先觉者在革命中艰难前行、上下求索的过程，导演坚持带着全剧组的人一起冒着危险爬野长城......剧中摒弃特效制作、采用真人实景拍摄的形式，体现出导演对“真实感”和“传神感”的执着追求。

此外，虽然剧组秉承“神似大于形似”的大原则，但为了真实还原历史人物，本剧在人物设计的细节方面依旧不忘下功夫。比如，在服装上剧组依据时代特征和人物身份进行了大量考证，为了营造不同的质感而采纳不同的布料进行手工制作；饰演鲁迅的演员不会抽烟，为了展现迅哥老烟民的形象，美术便在演员的指头缝里做出抽烟的痕迹.......由此观之，《觉醒年代》的人物塑造从表演到美术都体现了一种由内而外的真实感。

在唯物历史观的引导下，本剧选择在历史上颇具争议性的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作为主人公，这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来说具有突破性。

以陈独秀为例，尽管其在政治生涯后期出现严重错误，但本剧并没有因此就抹杀掉他在前期对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做出的突出贡献。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剧集细致地展现了陈独秀从“二十年不谈政治”到幻想破灭投身革命的成长过程，人物弧光的塑造让其先觉者的形象更加饱满真实，同时陈独秀“觉醒”的过程也与剧名遥相呼应。

在剧中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的父子情也颇引人关注。在《觉醒年代》的主线剧情中，观众看到的陈独秀是一个激进的新文化运动领袖形象；创作者引入陈独秀的家庭辅线，有意向观众展现其在家庭中父亲形象的不完美，一方面丰富了陈独秀的人物形象、让这个历史人物更接地气，另一方面也借由革命和家庭的冲突展现了先觉者的伟大。而通过陈独秀与陈延年、陈乔年的相处与和解，从表面上大骂着不见孩子，到悄悄拜访、给儿子亲自炒花生、带包子，《觉醒年代》也成功勾勒了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封建大家长”形象，更是很好地诠释了“父爱如山”的情感主题。陈独秀这一父亲形象很好地将历史人物“普通化”、“大众化”，陈氏父子情很好地弥补了主线革命剧情中由于时代所带来的间离感，让观众和剧中人物产生共情，拉近了观众与人物之间的距离。

从情节上看，《觉醒年代》是一部弱戏剧冲突的电视剧。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演讲、交谈等片段，编剧并没有刻意去营造强情节冲突来吸引观众眼球、推动剧情发展。其内在的戏剧性张力实际来源于人物性格的饱满以及各个性格迥异的人物针锋相对时所呈现出的矛盾冲突，以此推动情节的发展。

剧集中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便是新旧两派在关于中国出路的问题上所展开的斗争。在对复古派的塑造上，剧集并没有刻意将其漫画化、小丑化，而是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历史人物，用心塑造人物性格。以辜鸿铭为例，《觉醒年代》在交代他出场时，用大量的细节描摹他的身份和立场：身带丫鬟和仆人、留着清朝的长辫，言谈举止间不忘“之乎者也”，与留洋回国的胡适成为两个极端，从人物性格上便构成了强烈的戏剧冲突性。当辜鸿铭出场时，他似乎和过去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复古派顽固分子没有不同，在他身上能看到很多落后和迂腐陈旧的符号。但随后，一场有关《中国人的精神》的演讲震慑人心，从谈吐间透露出辜鸿铭在中西学识上的博大精深；而在面对洋人问题上，辜鸿铭坚定地捍卫中华文明的态度也令人肃然起敬，同时也让观众重新思考新文化与旧文化之间的关系。剧集不忘用大篇的笔墨去塑造辜鸿铭、黄侃等人，在固执之余又为他们增添了不少有趣的细节和个性，让他们成为与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旗鼓相当的对手，由此在北京大学展开一番斗争，通过人物性格的冲撞来构建戏剧冲突，同时也推动了剧情的发展。

作为真人实景拍摄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大胆地在剧中融入了版画元素，以版画配合画外音的形式进行转场，颇具创新意识。

创作者选择版画，而非其他形式，自是看中了版画自带的战斗性。1931年，由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取代了古老的复制版画，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30年代我国左翼运动的宣传主力军，版画的创作者们常常身兼革命者和版画家的双重身份奋斗在革命运动的第一线。自此，中国当代版画自诞生开始便与中华民族的救亡运动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版画背后所象征的战斗性和号召力也不言而喻。《觉醒年代》选择将影像与版画的形式相结合，很好地映衬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觉者披荆斩棘、为民族探索出路上下求索的革命主题。

大量的隐喻是《觉醒年代》在视听上的一大特色。这些隐喻有时表现在一些看似与剧情无关的特写镜头上，如陶然亭前的雪中红梅和“高山流水”的古琴奏乐，寓意着知音难遇、知己难求；行走在逆光之中的蚂蚁则预示着人民群众虽如蝼蚁般弱小、但千里之堤终将溃于蚁穴，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结在一起就能办成大事；李大钊和陈独秀前往散发传单的戏楼里高唱着京剧名段“挑滑车”，喻示着陈李二人以单薄的一己之力试图唤醒国人的英勇壮举和投身革命英勇献身的悲壮结局。

在所有的隐喻之中，较为亮眼的便是青年毛泽东出场的那场戏。导演运用大量的群演构建的民国众生相，表现了一个“遍地哀鸿遍地血”的乱世。导演用几个镜头鲜明地展现了时代里的几类不同的角色：卖鱼的小商贩、牵黄牛的农民、吃路边垃圾的流浪者、在黑暗中摸索寻路的盲人、楼上的看客以及执鞭压迫的军阀统治者。这其中，又运用几组交叉剪辑，将坐在轿车里吃着肉夹馍的少爷与在路边被卖的女孩放在一起，产生了鲜明的戏剧张力，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文字进行了精准的影像化表达。而青年毛泽东的出场更是震慑人心，只见他怀抱《新青年》，踏破一潭死水，在风雨中砥砺前行。这说明，青年毛泽东的出现即将打破现有的不公，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而《新青年》正是启发他、引导着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暗示着新文化运动是建党运动的铺路石。以上种种隐喻，通过导演的镜头和剪辑很好地交织在一起，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思与境偕”的美学风格。

电视剧《觉醒年代》从唯物史观的原则出发呈现出了较深的思想内涵，在保证了精神视野的宽度和广度的同时也兼具了历史深度；同时，在人物塑造和视听设计上也呈现出了精良的制作水平和创新意识，体现出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高度统一。其在艺术上的突破和成功也为我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今后的创作开辟了新的道路，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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