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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日和朋友闲聊，聊着聊着谈起了八十年代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聊起了身边某些熟悉的人得益于这个政策敢想敢干发了家，成为我们这里远近闻名的有钱人，在那个收入普遍都比较少的年代，有人还被称为“杨百万”，日子过得很风光。

朋友聊着聊着感叹起来，对当年自己没抓住发家致富的机会感到可惜，他感叹当年的钱真的很好赚，感叹八十年代那段时期，利用业余时间摆个地摊就能赚到钱。更对“某某”这个当时的社会闲散人员，靠从广州上些“假名牌”服装贩卖发了家感到忿忿不平。

朋友聊着聊着忽然有些激愤，他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并没有使像他这样的老实人得到益处，他进而指责起这个政策来。

听到他言辞中对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和这个政策本身了解得很含糊，笔者不禁来了兴致，想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出台的“前前后后”说说清楚。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处于特殊时期，那时的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

那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有几十元，别小看这几十元，挣这些钱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能保证一家人吃饱穿暖，虽然攒不下钱，至少能使一家人吃喝不愁。

在七十年代，城市里少有高楼大厦，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里居民住的也都是一片一片的红砖板楼和小平房，那时候讲究邻里间和睦相处，家家过得都是差不多的日子，有事邻里相互帮助，没有什么炫富与攀比。

七十年代对很多人来说下饭店是万万不敢动的念头，虽然那时一盘鲜肉水饺只要几毛钱。

七十年代有机会出差去一次北京绝对是件令人高兴万分的大事，当时的北京也没有几个大商场，外地人来北京一定要去王府井，要去逛逛东风市场和百货大楼，绝大多数人都是囊中羞涩，买块衣料、买点糖果糕点带回家去就很不错了，但那时的人很容易满足，单单是感受一下首都那种熙熙攘攘的氛围，就会使他们兴奋好久。

七十年代的中国，男人们和女人们穿着朴素，那时买衣服不是去商场随便挑选，商场里的服装款式就那么几种，买来就合身的衣服裤子不多，大多数人也买不起，普通人只有逢年过节才能买块布料做件新衣服。

七十年代男人们大多剃着短头，女人们扎着麻花辫，因为营养跟不上，那时不论男人女人都普遍很瘦，大街上轻易看不到一个胖子，那时也没有“减肥”这个词。

七十年代的孩子们玩具很少，零食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条件给孩子买。当卖冰棍的老奶奶推着白颜色的盖着厚棉被的木头箱冰棍车，一路吆喝走过来时，家长给三五分钱买一根冰棍，孩子们就会感到十分的满足，产生巨大的幸福感。

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概括起来说，无外乎三句话：

一、大家都一样穷。

二、人们吃着大锅饭，过着差不多一样的生活，不存在贫富差距。

三、从国家到每个家庭在经济方面都没有抵抗风险的能力，遇到大灾小难只能咬牙硬挺过去。

有数据显示：到一九七八年为止，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三千六百多亿元，国家也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但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做得很不够，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十分贫苦，老百姓人均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排名世界倒数位置，政府的执政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质疑。

如果还继续以前的搞法，国家经济的发展、百姓生活水平的改善都将遥遥无期。

幸好邓小平改变了这一切…

一九七七年，在叶剑英、陈云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已经七十三岁，饱经风霜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被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

邓公的伟大之处，其中之一在于他深刻认识到了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这位非常务实的伟人意识到：中国不能再瞎折腾了，也经不起折腾了，“我们太穷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

复出后不久，邓小平在赴朝鲜一次短暂的访问之后，他到东北三省及河北、天津考察了一圈，在这次考察期间，邓小平发表了许多重要讲话，他的这些讲话后来被称为“北方谈话”。

在“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出了那段著名的，发自肺腑的，令全中国老百姓非常感动的话，他说：

在随后不久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建立起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大方向定了下来，下一步就是具体行动与实际操作。

怎么操作呢？

就是搞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做生意，搞活经济，逐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不能固守以前那种吃大锅饭，混日子思想，必须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使由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使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解放起来。

既然要搞市场经济，就得允许有人先富起来，允许那些头脑灵活、思想解放的人先赚到钱，比别人赚更多的钱。

必须注意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还有后半句，我们应认识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过程中的方法与手段，而不是目的。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的带动实现“共同富裕”。

只有将这句话的意思加以完整的理解，才能体会和认识国家在制定这项政策时的良苦用心。

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有非常具体的阐述。

他在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

1986年3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

1986年8月份，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说：

从邓小平这三次讲话中，我们应当认识到这项政策的初衷是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然后再由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对那些贫困地区和人们进行带动和引导，使他们也最终富裕起来，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邓公的“先富带动后富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从七十年代未到八十年代，人们的思想处于逐步转变之中，有人转得快些，有人还固守旧思想不愿转变。人与人是有差别的！有人乐于尝试新事物，有冒险精神，有人则安于现状，对任何的改变都有抗拒心理。

所以在政策放开时，当改革大潮掀起时，必然会出现有人乐于潮头冲浪，而有人只愿作壁上观的状况。即使人们的思想都能及时转变，人与人创造价值的能力、决心与意愿、行动力等因素在客观上也是存在巨大差异的，根据按劳分配原则，这些差异必然会导致有人先于他人富起来。

看到有人通过转变思想，勇于尝试先富起来后，必然会引起其他人纷纷效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带动与引导作用就得以体现。

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后富论”在当时人们吃惯了“大锅饭”和习惯了“平均主义”的社会氛围下提出来，可以说是一场革命，是对传统平均主义思想的尖锐突破。

从实际效果来看，“先富带动后富论”的确使经济得到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使全中国人民彻底解放了思想。

当然我们也不应回避，伴随着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的现实问题，还有人利用不法手段致富。

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这些瑕疵掩盖不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掩盖不了“先富带动后富论”在当时所起到的巨大的引导作用。

“先富带动后富论”在当时是解决实际问题卓有成效，具有前瞻性、指导性的理论，它并不是引起目前贫富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

先富起来的是那些胆子大，没有顾忌，勇于尝试的那些人。

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他们从不顾虑太多，他们较少让各种因素牵绊到自己。他们有的从小打小闹、不起眼的生意做起，有的则认准了一个行当，把握了时机，他们一点点做大，越赚越多，越干经验越丰富。于是，当绝大多数的人还在处于对新思想的逐渐适应与接受中时，他们的腰包已经先鼓了起来。他们先行一步，走在别人前面，这些人最终成为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

我们无须讳言，先富起来的人中，也包括在改革开放初期钻法律与政策不健全的漏洞，通过不正当的途径和手段走上富裕道路的那些人。

但我们应认识到，虽然在先富裕起来中的那一部分人中，有很多人并不是靠勤劳致富，他们赚的钱并不干净，但改革开放后，国家社会与经济等各方面总体进步非常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这个政策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政策是成功的。

有些人抱怨他们没有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中受益，就像我朋友那样，谈起这个政策时，他们很是有些不满情绪。

其实，他应该先从自身找原因，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心利用业余时间摆个小摊，做点小生意，可又拉不下脸面，吃不得辛苦，看人家赚钱，心里又不平衡。

等到别人纷纷离职“下海”闯荡时，他又舍不得国企安稳的工作，因担心失败而犹豫不决。

等到身边同事辞去工作，跳槽到私企去挣高工资时，他又担心在私企工作得不到保障，不能勇于从现有的舒适中突破出来，满足于撑不着饿不死的生活状态。

机会一个个被他错过，到头来他只能挣着微薄的工资，发着满腹的牢骚。

但即使他没挣到更多的钱，也必须承认与七、八十年代相比，他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事实上，我朋友的情况非常具有代表性，他能代表非常大的一部分人。

只要不带偏见，任何人都不会质疑邓小平所力主的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大意义。

邓小平通过搞改革开放，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使中国彻底告别了短缺经济，提高了十四亿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他所立下的丰功伟绩必将载入史册，为后世所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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