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理论体系在今天

樊纲

1990年

        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同时也代表着经济学的今天。经济学总是不停地发展、演进的。一方面，各种理论体系和各种流派之间的相互批评、论战和相互渗透、融合，经济学本身的“专业化”、“教授化”(Schumpeter, 1954:754)，构成了理论本身不断演进的内部动因。另一方面，新的经济现象总是不断地向经济学家们提出新的挑战，逼着他们去寻找新的答案，改进原有的理论或创造出新的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的英美“两个剑桥”关于生产函数理论、增长理论和分配理论的争论，关于“真假凯恩斯主义”的争论；货币主义对后凯恩斯主流派的批判，以及从未停止过的“马克思主义幽灵”在西方理论界上空的徘徊；特别是70年代初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长期“停滞膨胀”这种过去无论哪一家理论也没有遇到过的新经济现象和在此现象面前凯恩斯式的政府干预政策的两难处境，都推动着经济学不断地向前发展。

        发展到今天的经济学，初看上去正呈现出一幅新的“诸子百家”、错综复杂的画面。仅就西方理论界而言（本书一般不涉及“东方”社会主义理论的状况，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近些年东欧国家出现的一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明显地吸取了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各种体系的一些理论要素），一方面是流派林立，众说纷纭；另一方面，一些原来鲜明可见的理论界限似乎正在消失，不同的理论流派在许多方面发生相互渗透，经济学家的“派别标志”有时也显得很不清楚。然而，在这一片浑浊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下三个基本的发展趋势。

        1.“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化”

        这里所说的“主流经济学”，指的是多数经济学家采取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并构成政府决策的依据；它可以并不仅由某一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构成，而是也可由几个派别共同构成（政策也会体现几派的观点）。正因如此，它不仅会因某学派理论观点的演变而演变，也会因构成这主流的各“亚流”的相互关系和相对地位的变化而变化。在西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凯恩斯时代”，其主流自然指的就是由托宾、萨缪尔森、莫迪利亚尼、索洛等为代表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也称“新古典综合派”）。70年代中，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的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主流”便由后凯恩斯主流派和货币主义共同构成；到了80年代，以卢卡斯、萨金特、巴罗等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亦称“新古典派”）所提出的各种理论命题和政策观点占据了理论界争论的重点和研究院的很大一部分讲坛，政策制定中也加进了他们的观点，因此这时，“主流经济学”便可以说是由后凯恩斯主流派、货币主义和理性预期学派三家共同构成。（这样一种定义“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并不一定被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接受。例如在美国，有人仍认为只有“后凯恩斯主流派”或新古典综合派，才构成了经济学的主流派(Samuelson, 1976)）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化”，主要是指在宏观理论和动态增长理论方面的新古典主义逐步抬头的趋势。就微观理论方面而言，“凯恩斯革命”并没有对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有多大的触动；相反，凯恩斯理论的很多命题，都是以微观市场的自发运动为前提的，因此与新古典主义的微观理论没有多大的冲突。宏观、动态理论方面则不同，这时“凯恩斯革命”的主要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新古典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首先，希克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IS-LM模型逐步成为主流经济学宏观分析的基础。在此模型中，凯恩斯理论并不是完全不存在，但由于投资仅表现为投资成本即利率的函数，与收入和消费、储蓄之间有着确定的函数关系，因此凯恩斯的由资本家不确定的“预期利润”，在投资决策中的作用不见了，投资再次变成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中的一个“内生变量”。其次，便是在50-60年代出现的所谓“新古典综合”。这一理论的倡导者认为，只要政府的干预能使社会总需求保持在不断增长的资本生产能力和人口增长所要求的潜在的就业水平，经济便仍可按照新古典主义的模式运行。“萨伊定律”自然不再存在了，但是代替它的是“假定精心制定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使投资保持在能吸收充分就业时所能产生的一切储蓄”(J.Robinson, 1971:10)，从而仍然是储蓄决定投资和消费偏好在经济增长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样，宏观经济学要研究的便仅仅是两个方面的问题：在短期内，如何制定凯恩斯主义政策使经济保持在充分就业水平；在长期内，经济如何按照新古典的模式增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索洛、斯旺、萨缪尔森等人的一系列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的增长理论模型，其基本特征就是消费—储蓄决策决定投资或资本积累，它们构成了新古典综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当然不是“古典的”新古典主义理论，而是“新的”新古典主义了(neo-neoclassical)，但萨缪尔森当初将其标榜为“新古典综合”，的确道出了其精神实质。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一些凯恩斯主义政策逐渐失去功效，主流派经济学的新古典化倾向更加有了迅速的发展。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货币主义理论日益为主流派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并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理论并非完全是新古典的。它的宏观分析理论结构与凯恩斯主义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弗里德曼还“借用了”凯恩斯关于货币的增加，能使原来得不到满足，不能借到贷款的投资者得以实现其投资计划的理论(Patinkin, 1969)；这个理论意味着货币量在经济中的作用是受资本家的预期利润率所制约和决定的，是“被动的”，而不完全在像新古典主义理论中那样是独立的决定因素。但是，作为货币数量论者，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具有鲜明的新古典主义特征：在理论上，它们将数量方程MV=PY“从左往右读”，认为货币(M)是决定经济活动水平(Y)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在政策主张上，他们反对政府干预，提倡自由放任。货币主义理论在主流经济理论中被广泛接受（在目前的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经济总量模型的第一个方程，一般都使用y=m+p+v（对数形式，表示增长率之间的关系），连IS-LM模型中的y=c(y)+i(r)都很少使用了。这表明了货币主义被广泛接受的程度），标志着传统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理论“卷土重来”的重要一步（货币量与实物经济的基本内容（马歇尔、费舍尔和维克赛尔的理论是其主要代表），而其特点就是强调货币量变动对实际经济活动的决定性作用。例如，在凯恩斯的《通论》问世之前，芝加哥大学的H.C.西蒙斯依据新古典主义提出了用货币量变动和工会作用解释经济循环的理论(Simons, 1934)）。(2)“理性预期学派”或“新古典学派”(new-classical)的兴起。如果说“新古典综合派”和“货币主义”还包含着一些非新古典因素，那么理性预期学派则是彻头彻尾的新古典主义。他们的理论有两个特殊内容：一是用个人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的“劳动供给量”的变化，来说明就业水平的变动，从而将一切失业都归结为“自愿失业”或“摩擦性失业”(Barro, 1984;Barro & King, 1984)。二是用“理性预期”概念，一方面否定政府政策（如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等）的一般有效性（因为人们现在已经能预期到政府政策的效应并采取相应的抵消措施）；另一方面把一切“不确定”的宏观波动，通过“概率”、“随机误差”等概念，都归结为个人或个别企业的合乎理性的确定的行为。根据这种理论，他们否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主张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他们的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命题和分析方法，构成了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热门的研究课题。(3)近20年来，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正逐步向各个学派的宏观分析中渗透；所谓宏观理论的微观化趋势，在许多问题上实际就是宏观理论的“新古典化”趋势，其特点就是把宏观的波动归结为在某些“外部震动”发生时个人所采取的确定的合理行为，把宏观的非均衡归结为微观的均衡。例如对于凯恩斯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工资拒下刚性”，现在有人依据新古典理论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有效率工资”(efficiency wage)模型来加以论证，其内容主要是企业主为雇到质量高的劳动力，减少技术培训成本，为了刺激工人的积极性和对企业的忠诚，减少管理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有意识地把工资提高到充分就业水平之上，或者在出现失业可以降低工资时也尽量维持现状。对于“价格拒下刚性”，有人则提出了“调价成本”，模型加以论证，指出有时尽管降低价格可以因增加销售而提高利润，但若企业调价的费用，如重印价目表和广告的费用，大于调价的收益，价格就会仍保持其刚性。这种理论其实就是把宏观的非均衡归结为新古典的垄断均衡。对于消费—储蓄行为的分析，自从弗里德曼、莫迪利亚尼等提出永久性收入或生命周期收入模型以来，就是相当“新古典”的；现在类似的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分析进一步扩大到了投资和资本市场理论中，较典型的如“消费—资本价格模型”，就是将股票利率和资本价格归结为人们在追求一生效用最大化时对当前消费和预期未来消费的效用进行比较的结果。

        这里还有必要提及的，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的一套“非均衡理论”这一理论，将新古典的瓦尔拉斯均衡视为一个特例，而将其他种种现实情况都视为非均衡。单就这点看，这一理论似乎是“反新古典主义”的。但仔细、深入地分析一下，它对各种非均衡的解释，说到底不过都只是对某些市场加进价格限制（价格或是不能升或是不能降）以及相应的“数量限额”（如果有的话）；其性质，实际相当于在原新古典主义一般均衡体系中加进了一个新的“背景条件”；而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经济运动的最终结果，都仍然取决于个人的确定的合理行为和体系内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新古典理论的一切原则和方法都仍旧适用。由此可见，非均衡理论实际上是新古典理论的一个扩充，本质上是将新古典的均衡理论伸展开去，用以概括各种非均衡的现实情况。

        鉴于主流宏观理论和增长理论的新古典化，再加上微观经济学近几十年在一般均衡理论等方面的发展，我们可以说，新古典理论正在西方逐步地全面恢复其“正统的地位”。

        2.凯恩斯主义在后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中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同样自称为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们就逐渐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美国的新古典综合派，另一派是以J.罗宾逊、卡尔多、帕西奈蒂、斯拉法等人为代表的英国新剑桥学派。

        新剑桥学派在许多问题上站在新古典主义对立面上，严厉地批判了新古典主义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和价格理论，并在生产函数理论、增长理论等问题上与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家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两个剑桥之争”），他们特别指出了号称“后凯恩斯主流派”的那些人违背、抛弃了凯恩斯主义的一些最本质、最主要的因素。例如，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实质是强调时间的历史一维性和经济的“不确定性”；认为在总需求决定中，投资主要地不像新古典综合派认为的那样取决于作为“投资成本”的利息率，而是取决于投资者对利润率的预期（凯恩斯的“资本边际生产率”），而这种预期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不确定的“动物精神”；总需求和整个经济的不确定性，正是根源于投资者预期的不确定性。又如，他们指出新古典综合派在短期理论中承认投资决定储蓄，而在增长理论中又回到了新古典主义的储蓄决定投资的轨道，也是违背凯恩斯主义的。他们指出，不仅在短期中，而且在长期的增长过程中，同样也是投资决定储蓄；资本家的预期利润决定着投资，而由于资本家掌握着定价权或信贷优先权，便可以通过利润加价或信贷膨胀提高物价水平从而降低实际工资的途径，使利润收入提高，并使利润中的储蓄部分与投资相等以满足投资的需要（请注意，在增长理论中投资与储蓄的这种关系，与凯恩斯本人的理论中投资增加通过乘数作用提高收入，最终使储蓄的增量等于投资的增量的关系是有所不同的）。他们特别强调了积累和增长在收入分配方面的意义，指出不是利润率决定积累率或投资率；相反，是投资率决定利润率，投资率和增长率越高，收入中利润的比重越大，就越导致收入的不平等。他们通过这一论证，强调了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第24章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收入不均等的“社会哲学”。他们称“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家为“冒牌的”凯恩斯主义者，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

        严格地说，新剑桥派的理论，不仅来自于凯恩斯主义。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工资与利润的分配关系在价格中的作用，利益矛盾主要发生在分配关系中等观点，是由李嘉图的某些理论中发展而来的（因此他们有时也被称为“新李嘉图主义者”）；他们对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分析和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内在利益矛盾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吸取了某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部分地由于这一点，他们也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左派”），但这并不能否定他们理论的凯恩斯主义的基本特征，正因如此，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也的确在许多方面并不等于凯恩斯本人的理论。例如，凯恩斯本人主要局限于短期均衡分析并研究如何在短期内调节总需求以克服危机，而新剑桥学派的理论则更注重长期的增长过程，并强调了资本主义长期的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危机的不可克服性（如果不改变分配制度从而使经济较少地依赖于资本家的投资活动的话）；又如分配比例的变动在投资决定储蓄过程中的作用，凯恩斯仅仅提到过价格变动会导致实际工资下降(Keynes, 1936：第2章，第2节)，但他由于只注重短期分析，并且只注意到信贷—利率变化对投资成本的影响，而没有注意到在长期动态过程中投资计划对信贷、货币量的影响以及由此对分配比例和储蓄率的决定作用；等等。因此，就像现代新古典主义不再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一样，新剑桥的凯恩斯主义也不再是30年代的经典凯恩斯主义，而是后凯恩斯主义（也称作新凯恩斯主义，New-Keynesian）了，它将凯恩斯主义的一些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作了进一步的扩充和发展。

        这样，一方面是前面所分析的美国后凯恩斯主流派（新古典综合派）的凯恩斯主义色彩日益淡化，新古典主义化倾向日趋明显，另一方面是新剑桥学派继续强调和发展凯恩斯主义的某些特有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不论当初谁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者，但时至今日，我们的确可以认为，凯恩斯主义主要是由作为“非主流”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代表、继承和发扬着的。这同时表明，在“主流派”经济学家日趋放弃凯恩斯主义、重操新古典主义旧业的今天，凯恩斯主义还“没有死”，它还在后凯恩斯主义者的论著中，继续作为与新古典主义分庭抗礼的一种理论体系存在和发展着。

        3.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力图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以说明新的经济现象

        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从未停止，浪潮叠起，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例如在50年代初和70年代初期，在西方曾掀起过两次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高潮；马克思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贡献，不仅被非主流派经济学家所重视，也受到了那些最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经济学家的承认。比如在60年代初曾把马克思称作“一个不重要的后李嘉图主义者”的萨缪尔森(Samuelson, 1962)，1974年则说，人们仅凭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就可赋予马克思以不朽的声名”(Samuelson, 1974:270)。

        但是，正统派理论家研究马克思主义，不是为了对它进行批判（比如对价值理论或“转形问题”的研究），就是为了利用马克思提出的一些理论，来为他们自己的理论作证，以证明他们的这些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比如利用再生产公式来证明宏观经济学中的某些命题），而不是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近几十年中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新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理论成果上。

        在西方理论界，历来存在着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力求不是仅仅“满足于重复前人的熟知的表述”(Baran & Sweezy, 1966:3)，而是进一步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路线，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新现象、新矛盾，并对现存制度和主流经济学进行科学的批判。在这方面，美国的P.巴兰和P.斯威齐对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和英国的M.道布等人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就颇具有代表性。

        但是，在另一方面，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仍在很长时期内更多地处于“守势”。在理论领域内，他们陷在由新古典主义者如庞巴维克等挑起的一些争论中，如需求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转形问题”的规范解答，平均利润率在何种情况下等于剩余价值率（此处有误，这两个是显然不等的，剩余价值率应改为价值利润率），价值、价格变化过程中的技术选择问题等等，力求对这些问题给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捍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这些方面，他们不是没有成果。但是，后来一些经济学家逐步发现，“尽管这些问题并非不重要，但是，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能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来理解的。只要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仍局限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就很可能只显得不过是新李嘉图主义当中的一个古怪派别”(Rowthorn, 1974)。正是这种认识，导致了经济学家们近年来力求进一步去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在理论上进一步同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包括后凯恩斯主义）划清界限，并对新的经济问题作出新的理论说明。也正是这种认识和这种努力，导致了在近10年左右的时期内，掀起了一个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高潮。

        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特别是从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当中的利益矛盾出发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他们既不像新古典理论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万事和谐，也不像鲍特凯维兹等新李嘉图主义者以及后凯恩斯主义者那样，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利益矛盾仅存在于分配过程中(Marglin, 1974; Rowthorn, 1974)。根据生产过程中的阶级利益矛盾，他们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的“工资决定模型”(Bowles, 1985)，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选择，服从于资本家与工人的利益冲突，资本主义生产与充分就业不相容（一般认为这是继马克思之后由卡莱斯基进一步所阐发的一个命题(Kalecki, 1943:232-330)），以及工资偏离劳动市场均衡价格的必然性；根据社会阶级矛盾决定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的原理，他们提出了一些对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新的分析，如R.古德温的“工资—就业反向周期运动模型”，强调了在剩余价值率决定上的利益冲突与经济周期的直接关系(R.Goodwin, 1983)。S.鲍勒斯等人提出的资本主义“长波危机”模型，把历史上的经济周期分成“再生产性周期”和“非再生产性周期”，前者是“资本积累的社会制度”处于稳定状态、社会利益矛盾较为缓和的时期，这时萧条能够自动导致复苏；而后者则是由于社会矛盾激化，不对某些社会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造，便不能提供资本积累的正常条件，从而危机不能自动复苏的那种周期。在这种周期中，工资变动和劳动生产率变动的特点与前者大不相同，并会持续较长时间。正是这两种周期的交替出现，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波”(Gordon et al., 1983)（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提到的某些作家，本身并不一定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此处的D.高登），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合作）的一些论文却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经常引用的文献，来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命题）。这些理论提出了新的观点，解释了其他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的一些经济现象，论证也较为严谨、规范，因而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理论，自然不等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甚至被有些人认为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比如我们“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们长期不承认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即使目前一些较为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经济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中，也往往吸收了其他理论体系、其他学派的一些观点和分析方法，或者是在提出自己的理论时，并不完全否定其他一些理论也包含着正确的因素或正确地从其他方面说明了一些问题；有的人甚至“脚踩两只船”，在这个问题上是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另一个问题上又是后凯恩斯主义者（或新古典主义者）。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们似乎不能因为他们吸收了一些其他学说的观点或方法，或者放弃、修正了马克思本人的一些具体命题或结论，就否定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他们的一些理论，最终可能被科学的分析证明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或者只是“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也要将“故意歪曲”和“误解”区分开来，正如我们自己虽然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制定的理论到头来往往也被证明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样。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要发展，就必然要吸收、利用其他理论体系中的一些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就必然要经历探索、创新的过程，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要求；任何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些努力，都是不可取的，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长期处在“非主流”的地位上，甚至冒着“丢饭碗”的危险，在那里坚持探讨马克思主义，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分析，对主流经济学也就是“官方经济学”进行严肃认真的批判，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尊敬和赞赏；而且，当代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新古典主义理论和凯恩斯主义理论，一般都有较深的认识，因此无论是批判起来还是利用起来，都能较为客观准确、言之有物，这也是值得“东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学习的。